前两年，央视播出了一部名为《特赦1959》的电视剧，让许多人对神秘的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面的犯人大多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与伪满洲国战犯。
考虑到这些人过去的身份与犯下的罪行，党和国家领导人思考再三后，决定把他们集中关押，再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20世纪40年代末至1975年，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造，人民政府对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战犯们逐步分批进行特赦。
第一批特赦始于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陈长捷等前国军高级将领回归社会。第二批和第三批特赦人员中，比较出名的有李仙洲、沈醉、廖耀湘等人。
战犯特赦释放后，大部分人都深刻认识到之前犯下的罪过，或是通过撰写回忆录，或是号召旧部改善两岸关系，为新中国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而，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依旧有三个战犯，始终没有正面交代问题，直到1975年3月，才作为最后一批特赦人员离开功德林。
这三人到底是谁？他们为何始终不肯接受改造，后来结局如何了？
第一位，曾任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长官的黄维。
黄维，1904年出生江西省贵溪市人，与陈赓大将是黄埔一期同班同学。1933年7月，黄维出任陈诚嫡系第十一师师长，之后被派到德国学习军事。
全面抗战爆发后，黄维担任国民党第十八军第六十七师师长，在淞沪会战中率部浴血奋战。因为打仗时不够灵活，又被称之为“书生将军”。
1942年，黄维担任“从军青年军编练总监部副总监”进行教学培训等宣传教育工作。解放战争前中期，黄维历任国民党国防部联勤总部副总司令。
淮海战役爆发前夕，黄维临危受命，担任国军第十二兵团司令长官，前往江苏、安徽地区与解放军进行作战。结果他的指挥部在双堆集地区被解放军连锅端，本人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根据沈醉、黄济人，包括黄维本人撰写的回忆录和相关资料记载，进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黄维始终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作为老派军人，黄维一向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对于自己被解放军俘虏一事始终感到不忿。
大家可以这么认为，黄维的性格类似于抗战剧《亮剑》中的暂七师师长常乃超。
这二人理论知识扎实，说起话来文绉绉，还有些眼高于顶，一向看不起“土八路”，更别提被“土八路”给活捉了。
这群死硬分子始终认为我军“胜之不武”，没有给国军充分准备的时间，大炮还没从牵引车上拉下来，指挥部就已经被连锅端了。
黄维、常乃超觉得人民解放军与国军应该在空旷的地带拉开架势，真刀真枪地干一场，这样他们输了才会心服口服。
他们的思想与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如出一辙，近乎疯狂地遵守礼法旧制度。
但他们没有想过，就算是街头打架也是比拼谁出招快，更别说大兵团作战，关系到国家今后的生死存亡。
国军当时有美国人帮助，武器装备明显优于解放军，我军自然不会给他们缓冲时间，一鼓作气拿下对手才是正解。
这么简单的道理，却让黄维一连绕了好几十年都没彻底走出来，他始终认为解放军“胜之不武”，归根结底就是看不起“土八路”。
在北京功德林改造期间，黄维热衷于研究“永动机”，美其名曰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实际就是不愿意直面过去犯下的错误。
他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出狱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还专门撰写回忆文章，也表达了对还在台湾的老同学的怀念之情。多次在信中表示：祈求祖国统一！
1989年初，台湾方面邀请黄维去台湾访问。黄维也准备了很久，可就在探访台湾即将成行之时，黄维却感到身体不适。
1989年3月20日，黄维因病去世，后来海峡两岸还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
除了黄维之外，还有一人也是死硬分子，他就是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文强。
文强与毛主席沾亲带故，是毛主席的舅表兄弟，在黄埔军校读书期间还是周总理的学生。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骨干人员，后来背叛革命。
解放战争时期，文强曾经到访过长沙。程潜曾经劝他不要与中国共产党作对，应该主动接受投降。文强不以为意，转投杜聿明时被解放军活捉。
被关进功德林监狱之初，文强自知罪孽深重，抱着必死的信念与管理人员作对。
让他写悔过书，文强却屡次拒绝，实在推脱不了，他就大声喊着：“我是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主席是我表哥，林彪是我部下，周总理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与我是知己好友。你们让我写悔过书，应该先让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先想想为何没有把我教好。”
监狱的管理人员听到文强如此不讲道理，还搬出毛主席、周总理，就知道他是个死硬分子。
他一直执迷不悟、消极改造，在狱中被关押了26年。人民政府绝不会因为文强的身份就对其网开一面，所以文强和黄维直到1975年3月才被特赦释放、重获自由。
出狱后的文强写下了一首七律诗，题目为《顽石点头难》，重新审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终于知道了悔恨。
出狱后，文强很想见见周总理，当时周总理已经重病在床，他老人家在病榻上见了文强一面。
刚一见面，周总理就责怪文强为何不早点写悔过书？面对昔日的恩师，文强无言以对、热泪长流。
随着毛主席、周总理这两位世纪伟人的相继离世，文强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的一个儿子和弟弟在美国生活，另一个弟弟在台湾。
家人们都希望让文强离开大陆，文强的个人意愿非常明确，他永远定居祖国大陆。
考虑到文强已经重新悔过，人民政府安排他定居北京，进入全国政协担任文史专员。1983年，77岁的文强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多方奔走，组织黄埔同学会，唤醒海峡两岸的情谊。
期间，蒋志云单独与文强见面，代表“台湾当局”向他转达有100万美金存在对岸，让他从大陆去台湾拿出这笔“工资”。
文强笑着回答道：“我的祖宗是文天祥，拿这笔钱有辱祖宗。”
2001年10月，94岁的文强病逝，结束了自己那坎坷传奇的一生。他与黄维后半生皆致力于改善两岸关系，说是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也是不为过的。
除黄维、文强之外，还有一人也不接受改造，他就是黄百韬兵团第六十四军中将军长刘镇湘。
在《决战之后》这部电影中，刘镇湘率先发起了“小煤山战斗”，率领一众国民党前高级指挥官与三名日本战犯进行搏斗。
刘镇湘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他的经历比较波折，黄埔军校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叶挺独立团特务连长，参加过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失败，叶挺的独立团被打散，刘镇湘回到广西老家成为中央军嫡系。
奇怪的是，刘镇湘的五弟、六弟和妹妹以及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是中共地下党。他藏在家里的武器被弟弟拿去捐给中共游击队，给儿子的钱又被拿去为游击队购买药品，亲妹妹还不远千里去了陕北根据地。
1937年，日军逼近湖南，蒋介石把刘镇湘派往湖南进行抗战，他先出任湖南省政府办公室主任，转战湖南、广东、广西等地与日军进行长时间鏖战。
在广西南宁地区，刘镇湘接连五次重创日军。1946年初，刘镇湘率领156旅与两广保安部队共3000人，对中共游击根据地进行“清剿”。
1948年11月，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身死，刘镇湘准备追随黄百韬与解放军拼死一战，最终被我军俘虏，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刘镇湘与黄维、文强这些死硬分子不同，他拒绝接受改造的理由比较复杂。
人民政府考虑到他为抗日大业做出的贡献，决定给他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但刘镇湘却丝毫不领情，一直拒绝认错。
我认为，刘镇湘这个人的思想比较“拧巴”，或者说特别倔、认死理，不懂得变通。
从他准备追随黄百韬欲战死沙场的念头不难看出，刘镇湘是个典型的顽固派。因为他的许多家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又接触过共产主义，这两种矛盾的对立面让刘镇湘很难做出决定。
一方面是对自己寄予厚望的蒋委员长，他若辜负了蒋委员长和黄百韬那就是不忠不义，因此他一直没有下定决心正视自己的错误。
从他带头殴打日本战犯不难看出，刘镇湘的心里一直有一股邪火没地方发泄，越是胡思乱想越走不出去。
要说他本性特别坏，倒也不见得。毕竟战场上各为其主，生死各安天命。也许是这种死犟的性格，才让他始终不肯认错。
可能是他受到国民党封建思想的荼毒太深了，以至于忘记了初心。
1975年，刘镇湘出狱，他先后在北京、广西居住，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晚年时期的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盼望祖国统一，为此做了不少工作。1986年，刘镇湘去世。
黄维、文强、刘镇湘这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才始终没有正视自己的错误。但人民政府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们，一直在给机会和时间改造。
好在他们三人最终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结局还算不错，晚年都在身体力行地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这一点还是很值得称赞的！
参考文献：
［1］《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黄济人，领导文萃 2007年05期
［2］《黄维与廖运周的恩怨情仇》作者杨飞，党史纵览 2013年03期
［3］《党史文苑》党史文苑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