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6日19时，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式揭晓，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 （Annie Ernaux）摘得殊荣。获奖理由是：“她凭借着勇气和冷静的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2006年第六期《世界文学》刊登过埃尔诺发表于1993年的作品《外部日记》（节选，孙婷婷译）。《外部日记》是埃尔诺在长年的日常生活中对周围普通人和普通事的记录。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这部作品试图“通过对集体日常生活的瞬间累积来揭示某一时代的现实”。我们将节选部分全文推送出来，希望各位读者能借此开启一段新的阅读历程。
我们真正的自己不完全在我们身上。
——让-雅克·卢梭
前言
二十年来，我住在新城塞尔吉—蓬图瓦兹，距巴黎四十公里。此前，我一直生活在外省，在那些被过去和历史刻有标识的城市里。来到一处几年之内横空出世的地方——没有任何记忆，广袤的地面上散布着建筑，边界不定——成为一种激动人心的经历。一种奇特的感觉把我淹没，除了过风的广场、混凝土楼房粉红色或蓝色的外貌、无数条有独立小屋的街道，我看不到其他东西。总觉得漂浮在天地之间，在无人的国度。我的目光像是办公楼的玻璃墙面，反射不出人，而只是大厦与云朵。
我逐渐从这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中走了出来。我喜欢住在那儿了，在这个世界性的地方，置身于一个个开始于别处的生命体之间，他们来自法国外省、越南、马格里布或科特迪瓦——像我来自诺曼底一样。我观察孩子们在公寓楼跟前玩什么游戏，人们怎样在“三泉”商业中心荫蔽的街道上闲逛，在站亭等汽车。我留意R.E.R.火车上的谈话。我萌生了这样的想法：记录下某些情景、再难重逢的陌生人的举止和言行、写到墙上随即擦去的涂鸦。以这种或别种方式让我激动、困惑或反感的一切。
于是诞生了这本延续到一九九二年的外部日记。它不是篇报道，也不是城市社会学调查，而是通过将集体日常生活的瞬间累积，揭示某一时代之现实的尝试：新城市具有的让人无法定义而又感觉强烈的现代性。我想，从一个人在超市收款台注视自己推车里所购之物的方式，从他索要牛排或欣赏绘画的措辞里，读出的正是渴求、失落以及社会文化上的差异。还可通过蒙受顾客侮辱的女收款员，遭遇躲避的乞讨的流浪汉，社会的暴力与羞耻——所有这些因为太平常或太普通而看来无足轻重和缺少意义的事物。我们对世界的经历没有等级之分。地点或物件引发的感触与思索独立于它们的文化价值，超级市场与音乐厅同样能反映出人类的情感与本性。
我尽可能避免现身其中，避免表露催生了每一短文的情绪。相反，我力图实践一种对现实的照相式记录，遭逢的人们在其中保留了模糊与神秘。（之后，看到保罗·斯堂德给一个叫卢扎诺的意大利村庄拍摄的照片时——照片表现强烈甚至痛苦的在场，十分动人——生命就在那儿，只是在那儿——我想到面对的是一种理想而难以企及的写作。）
然而最终，我在这些短文中还是放进了比预期超出许多的自我：顽念和回忆无意识地决定了词汇以及场景的选择。现在我确信，把自己投射到外部世界的方式较之私人日记的内省，更有助于发现自我——诞生于两个世纪前的日记不一定会永恒。是别人，是那些在地铁、候车室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以他们的兴趣、愤懑或羞惭穿透我们，唤醒了我们的记忆，使我们看清自己。
安妮·埃尔诺
一九九六
一九八五
在R.E.R.火车站室内停车场的墙上，写着：癫狂。再远一点儿，同一面墙上，我爱你爱尔莎和如果你的孩子幸福，他们就是共产主义者。
今晚，利南德街区，一个女人坐在两个消防员抬着的担架上经过。她的头部被加高，几乎是坐姿，面色平静，头发灰白，在五十岁到六十岁之间。一床被子掩住了她的双腿和半截身子。一个女孩儿对另一个女孩儿说：“她的毯子上刚才有血。”但女人身上没有毯子。她就这样穿过利南德步行广场，像个王后似的置身于去“价廉”超市购物的人群以及玩耍的儿童中间，直到上了停车场上的消防车。正是五点半钟，天还亮着，很冷。从广场边上一幢大楼的高处，传来喊声：“拉什！拉什！”我已经把买到的东西放进轿车的后备箱。回收购物篮的员工靠在从停车坪通往广场的过道的墙壁上。他穿件蓝色的运动上衣，总是那条灰色的长裤，盖到肥大的鞋子上。他目光骇人。我几乎出了停车场时，他过来收起我的篮子。我开上那条沿着壕沟的路回家，开挖的沟堑是为了延长R.E.R.铁路线。感觉是迎着太阳上行，在向“新城”市中心伸展的高压铁塔交错的钢架之间它冉冉下沉。
开往巴黎圣拉撒路站的火车里，一个老妇人坐在靠过道的位子上，对一个站着的小伙子——也许是她的孙子，说道：“走吧，走吧，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滚石不长苔。”他两手插在口袋里，没有回答。然后说：“旅行时会看见人。”老太太笑了：“无论美丑，哪儿都能看见人。”脸上带着笑容，她看着前方，不再说话。小伙子没笑，盯着自己的鞋，靠在火车车厢上。两人对面，一个漂亮的女黑人正在读哈乐坎丛书的一本小说：《幸福上的阴影》。
周六上午，在“三泉”商业中心的超级市场里，一个女人在“家居用品”的货架间穿行，手里拿着一把擦地刷。她自言自语，神色哀怨：“他们都跑哪儿去了？几个人一起购物真难。”
款台前人们静无声息。有个阿拉伯人不断往自己的购物篮里端详，那几样垫底儿的东西。即将拥有渴望之物的满意，或者“买得太贵”的担心，或者二者都有。一个穿褐色大衣的女人，大约五十来岁，粗暴地把物品扔到传送带上，扫码后再粗鲁地抓起它们扔入篮子。她让女收款员填好支票，然后慢悠悠地签了名。
在商业中心那些荫蔽的街道上，人们费力地走着，不用看就总能躲开四周相距几厘米的身体。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或习惯。只是前胸或后背被购物篮和孩童碰到。“看看你往哪儿走！”一个母亲冲着自己的小男孩儿喊道。几个女人与灯光和橱窗里的模特相得益彰，红唇、红靴、牛仔裤裹紧的细窄臀部、野性的浓密长发，自信地走着。
他在阿谢尔镇上车，二十到二十五岁的样子，占了两个座位，两条腿斜伸着。他从口袋里拿出指甲刀，剪起了指甲，每剪完一个手指就把手伸到面前，审视漂亮的效果。周围的旅客都装作没有看见。他好像第一次拥有指甲刀。幸福而又放肆。无人能抵御他的幸福——正如旁人的表情显示的那样——缺乏教养的幸福。
火车里，一个小女孩儿缠着妈妈给她念一本书，书的每页都这样开头：“几点了？——该……”（吃午饭了，上学了，喂猫了，等等）。母亲大声读了一遍。小女孩儿坚持自己来读。但她好像还不识字，只是用心记住了母亲读过的东西（显然已有几遍），因为她把什么时候该做的什么事儿弄混了。妈妈不断纠正她。小女孩儿高兴地重复，声音越来越高：“四点了，该拿出娃娃了——五点了，该给鱼换水了”，等等。随着兴致的加强，她变得气喘吁吁，却还是重复着这专断地把时间与行动联系起来的循环。她不耐烦了，在凳子上乱动，气呼呼地翻着书页，“几点了该……”一般情况下，孩子们经常因重复而生的晕眩，很快就会达到极致：喊叫、哭闹，以耳光结束。这次，小女孩儿扑到母亲怀里，说：“我想咬你。”
周日上午，利南德广场，“价廉”超市旁边卖蔬菜的商贩正用小喷壶给摊儿上的生菜洒水。模样笨拙，好像是往上撒尿。这男人干瘦，蓝色罩衫，一撇小胡子。停车场上，回拢购物篮的伙计靠在墙上。他应该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有个人走近他：“来根儿烟吗？”他从墙上直起身，接过香烟，并没摘掉大羊绒手套。他在那人的烟上借火。天气晴冷。
“新城”城南一个乡村的肉铺里，人们正等着买肉。轮到自己时，一个女人说：“来块儿牛排，一个人吃的。”老板接着问：“还要什么？”“就这些，”女人掏出钱包回答道。
开往伊西市政厅的地铁上，一个戴着头巾的妇女透过车窗，全神贯注地看着漆黑的隧道，好像她正置身于一列火车，眼前是一闪即过的平原与村庄。突然，她对旁边的女伴说：“都是些老顽固，你知道他们坏透了。”她的话变得模糊不清。只能听懂“你知道，那个犹太部长把监狱里的人都放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三泉”的撒玛里泰那商店，总听到一个男人的喊声，以不同的语气，询问的、嘲弄的、威胁的、打趣的等等，怂恿我们把整个商店都买下来：“冬天马上就到，您需要保暖的手套和围巾，来看看手套专柜”，或者“太太，您想过吗，一个优秀女主妇的品质能从餐桌的艺术中表现出来？看看餐具专柜吧……”等等。声音年轻而殷勤。今天，有这个声音的男人站在玩具中间，手里拿个话筒。他头发棕红，半秃，戴着大大的近视眼镜，两手小而胖。
我在“新城”的火车站买了本《玛丽—克莱尔》。本月的运命：“您会遇到一个出色的男人。”整天里有好几次，我都自问与自己讲话的男人是不是他。
（以第一人称写下这事儿，我就直面了所有的评语，换作“她问自己与她讲话的男人是不是他”则不会。第三人称他/她总是另一个人，能按照意愿随意行动。“我”，则是我，是读者，不可能——或无法接受——我去读星运，我表现得像个幼稚的姑娘。“我”让读者难为情。）
一九八六
圣拉撒路火车站的瞎子在那儿。把票插入回转栏时就能听见他在唱歌。嗓门很大，许多音调不准，近乎嘶哑。他总是唱同样的歌曲，那些我们在学校或是夏令营学过的，比如《山上有座旧别墅》，也有艾迪特·皮雅芙的《我毫无遗憾》。他站得笔直，像所有的盲人那样头朝后仰，在两条通廊的接口处，在通往拉夏贝勒门或伊西市政厅地铁站月台的岔路前。他一手提一根白色的拐杖，一手拿着金属杯，脚下卧只温顺的狗。经常，在匆忙的行人中间，有个人——总是个女人——往杯里掷进一枚叮当作响的硬币。瞎子马上停止演唱，冲着人群高喊十分感谢祝您日安。没人不会知道一个善举刚刚完成，将给其作者带来好运。完美的施恩。给一个规矩而尊严的穷人、给昨日的老歌付一枚钱币，换取公然的道谢和让自己一整天受到好运眷顾的希冀。瞎子无疑是地铁里最赚钱的乞丐。他今天穿一件灰色的条纹大衣，披一条黑色围巾。我走过去时离他远远的，一如那些什么也不施舍的人。
玛扎丽娜街，那家画廊的老板在一幅画前慢条斯理地对女顾客说：“多性感的画呀。”女人深深叹了口气，好像被这种肯定抛进了绝望中，或者无法承受这般强大的触动。现在他们低声交谈。男人的声音更清楚：“看看中间的那个红点儿，妙极了……别人不会在正中间放颗红点的……”画面是碎裂、赭石色的地表，也许表现的是阳光照射下的岩石。目录上的题目是：《阿尔代什，红点》。我试图把自己理解的性感与眼前看到的荒漠景观联系起来。这其中有着某种思想或某种感觉的运作，我却无法施行。觉得自己缺少对一种知识的把握。但涉及的又不是知识，因为——仔细想过后——不说“多性感”，他们也完全可以说“多新颖”或“多震撼”，而画面与评注之间的缺乏联系是一样的：只是使用的符码不同罢了。画廊里所有作品的定价在二百万到二百五十万法郎之间。
夏尔·戴高乐星形广场地铁站的灯光与潮湿。平行的自动扶梯底下，几个女人在挑选首饰。一条过道里，地面上有个用粉笔画定的圆圈，里面写着：“要吃饭。我无家可归。”但写下这话的男人或女人走了，粉笔圈空在那里。行人们小心翼翼地不踩到里面。
菲律宾现在有个“马科斯博物馆”（据昨天的《世界报》）。把原先那位独裁者及其夫人的官邸向公众开放。官方的初衷是激起人们面对这些财富和奢侈的愤怒，但实际是愉悦占了上风：看到自己被剥夺的一切，并拥有以言语和目光得到它们、嘲笑它们的权利。于是，“博物馆”的参观者不论男女，近乎一致地，兴趣都首先集中到马科斯的夫人伊美尔达的丝绸内衣上。这个国家的革命就止于此，止于一个女人——却是个被憎恨的女人——的性的标记。五百件胸衣、内裤、吊袜带，人们在前面走过、触摸，女人幻想着穿上它们，男人幻想着在其中作乐。
周六，超级市场，女收款员岁数挺大——与其他不到二十五岁的同事相比——行动也慢。一位四十来岁、衣着简洁考究、戴副精美眼镜的女顾客要求更正：她的购物小票有错。这要叫来那个监督人员，只有她能通过计算机输入错误并加以改正。完事儿后，监督员走了。女收款员转向下一位顾客。那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女人仍待在那儿，重新检查着账目，又对女收款员叫道：“还有地方不对。”女收款员放下手中正计数的顾客的商品。小个子女人向女收款员伸出单子，又开始解释。女收款员接过单子，看看，不明白。她又叫来监督员。小个子女人把篮子中的所有商品倾倒出来，监督员一件件点数，女收款员便重又接待下位顾客。陈列与清点的工作结束，监督员转过身，把小票放到女收款员的面前：“夫人的小票上打着五十七法郎。没有一件商品对应五十七法郎。此外，售价十七法郎的四节收音机电池却没被敲上。”女收款员默不作声。监督员又说：“您很清楚有个错误。五十法郎。”女收款员没看监督员。她头发灰白，高个儿，身子平板，两手已离开机器，垂在侧旁。监督员不依不饶：“您还是看得清楚的！”所有排队等候的顾客都听见了。稍远处，小个子女人等着自己的退款，精心梳理的头发下毫无表情。面对超市隐形的力量，她像个对自己的权利充满信心的消费者。老收款员，无声地又开始敲击键盘，她仅是只不该犯错的手，不偏向一方，也不偏向另一方。
位于文化中心的音乐学院，正在进行一场钢琴试演。孩子们轮流登上舞台，摆正琴凳，检验两手的位置，演奏自己的曲目。阶梯座位上的父母神情焦虑而不自然。一个穿白色长裙、白色鞋子、头发上扎个大蝴蝶结的女孩儿上来演奏，结束时，她把一束花献给教授。往日沙龙中的举止和礼仪，使这一切像是“新城”市中心上演的一个久远的梦。但那些父母彼此并不交谈，每一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最优秀，期冀他某天会成为精英的一分子，今晚对他们来讲只是彩排。
我们在商业中心的自动取款机前面排队。没有门帘的忏悔室。小门开着，大家的举止都一样，等待，脑袋稍微倾斜，按几个键，等待，取钱，放好，走掉并避免看周围的人。
屏幕上写着：“您的卡无法读出。”我怔住了，明白不过来，好像因为某种该受申斥而自己却不知道的行为受到指控。我不懂为什么我的信用卡，恰恰是我的，无法读出。我重新按计算机的指示操作了一遍。又是：“您的卡无法读出。”可怕的字“无法读出”。无法识别、造假的是我。我取出银行卡，没拿到钱就走了。我明白为什么有人会骂着脏话对取款机又踢又踹了。
从电梯里出来，到地下停车场，地下的第三层，抽风机轰隆作响。发生强奸案时也听不见呼喊。
信箱里每周都有的免费宣传小报。“独角戏教授。伟大的伊斯兰教隐士”终于来到我们中间。他愿意解决您的所有难题：爱情、重获爱情、夫妻的忠贞、祛魔、考试、体育夺冠、让所爱的人立刻回家。想要幸福的话，马上来咨询我吧。严肃而有效的工作。保证结果。克里希大街乙一三一号二层右门。（方框里是张漂亮的非洲人的照片）。几行字列出社会需求的图表，第三人称叙述，然后转入第一人称，身份暧昧的人物，先知或巫师，名字有诗意而富戏剧性，两种笔调，心理的和技术—商业的。虚构作品的一件样品。
一些家庭、一些年轻人在商业中心的街道上闲逛，缓慢而拥挤，在温和的天气与阳光中。圣诞节与新年之间的几天，几乎没有人工作，下午大家就来这里。冬季的降价已经开始。尽管我只是来买点儿咖啡，几分钟后，便想要大衣、衬衫、挎包，就是说我不断发现自己身处无数的大衣和女式衬衫之间。比如黑色的长大衣，虽然我已经有了黑色的中大衣（但不一样，永远不一样，在被垂涎与既有的款式之间，差异是数不尽的：领子、长度、面料等等）。我想要所有的衣物，这奇特的感觉无以名状，而最重要最紧迫的是买件大衣或挎包。出来后我的欲望顿减。
热拉尔·圣卡尔理发店。我一直想在那些理发师中找出谁是热拉尔·圣卡尔。原以为是最年长、依然挺帅、有些坏样儿的那个。之后，我看到了墙上挂的照片，觉得照片中的人与那些穿肥大裤子、留平顶头发的理发师有相似之处。最近，我意识到热拉尔·圣卡尔是一家不分男女的连锁理发店，也许并不是个人名。被欺骗的感觉。
女理发师都发型夸张，浓妆艳抹，沉甸甸的耳坠光彩夺目，红头发，蓝发绺，体现出自己职业的功能和目的：把所有的脑袋都变成弯儿，变成卷儿，变得乌黑发亮或金光灿烂，一天的光鲜（第二天就已经走样了）。男女理发师都属于一个彩色的戏剧性的世界，他们穿着前卫，出格而离奇。老板，就是那个还很漂亮的假热拉尔·圣卡尔，六个月前打扮得像个牛仔，皮衣皮裤，腹部露出一圈晒黑的皮肤。不久前则穿得像个舞者，浑身素白，衬衫的缺口开到腰部，垂直露出一段皮肤。最近他又向阿拉伯的劳伦斯进展，肥大的黑色褶裤，在脚踝处扎紧，白衬衫，脖子上缠了几道丝巾，大胡子，长头发。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女人，应该是他妻子，也相应地装扮，但总是朝向一个方向，矫揉造作的方向：裤子越来越窄，耳环越来越大，假睫毛。凭借土耳其式的裤子，他还是比她前卫一大截儿。
圣诞节前雇佣的美容师，专职拔毛发和化妆——很漂亮的女孩儿，从一个女顾客到另一个女顾客，介绍着自己的服务和价目——今天给等候头发上色的女人们用塑料杯端来咖啡。然后，她把掉落的头发扫净，又帮着收款。没人需要美容服务。
“你觉得咱们有时间去……”（听不清楚）
“什么？”
“你聋了！”
“没有没有。”
一个又高又胖约莫十八岁的男孩儿坐在一个女人的对面，显然是他妈妈，在去往巴黎的火车里。大嘴唇，小眼睛。
“……”
“嗯？”
“你看，你变聋了！”
为了听清，她更使劲儿地凑过去。他得意至极：“你聋了！”他在雨衣下岔开两条肥胖的大腿，脸上挂着主子般的微笑。
下午时分，空旷的地铁过道里，一个男人靠在墙上，耷拉着脑袋。他没在乞讨。走到跟前，人们发觉他裤子的拉链开着，露出性器。看着难受的一幕，尊严的令人心碎的形式：展示自己是个男人。妇女们经过时都转过头去。没法给他施舍，只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把这场景印在脑里，直到列车进站。这个举动摧毁了一切：穿毛皮者的虚荣，企业家脚步的坚定，接受施舍的卖唱艺人和乞丐的恭顺。
我为什么讲述、描绘这一场景以及本书里的其他场景。我在现实中极力找寻的是什么？意义？经常是，但不总是，出于（学到的）不能只沉溺于感觉的智力习惯：要超越自我的习惯。或者，记录那些邂逅的人的举止、态度、言语给了我接近他们的幻觉。我不跟他们讲话，只是观察他们，听他们讲。但他们带给我的激动是实实在在的。也许我是通过他们，通过他们站立的姿势、他们的对话在自己身上寻找着一些东西。（经常有“为什么自己不是这个女人”——地铁里坐在我的对面——等问题。）
在科尚医院矫形外科，要进到一个一米宽、一米五长的隔离间，一条窄凳、一个衣服挂钩。里面的门直接连着医生的诊室，门上贴着一张说明，告诉大家怎么根据前来诊断的身体部位而脱掉衣服：肩膀的话就是上身，髋部的话就是下身。但没说明是否可以保留鞋子和短裤，是否要真的一丝不挂。隔离间有三个：A，B，C，像是候诊大厅和医生诊室之间的几个船闸。一对夫妇在一个隔离间里激烈地小声嘀咕，男人用抱怨的语气自问该脱掉哪件衣服，女人提出建议。也能清楚地听见医生与刚从隔离间出去的病人的谈话，隔离间里马上又进了一个人。“您体重多少？”——“八十六公斤。”沉默。医生正在思索或者正让女病人活动四肢。然后，他用科学术语评论病情，无疑是讲给实习医生和秘书，听得见秘书打字的声音。听诊显然结束时，我焦虑起来。隔离间的门就要打开，我将穿着内裤暴露在四五个人面前。停滞，在鼓起勇气走出去，走到明亮的诊室里之前，像是那些母鸡，打开鸡笼时，它们先是蜷缩在最深处。
超市里两个相邻的款台，两个女孩儿聊着天，一边笑着一边把商品敲进计算机，全不在乎顾客。她们好像在谈论一个女友，其经常交往的对象让她们不解：“要是我爸看到我把这号人带回家！”另一个添油加醋：“最糟的是，她竟不感到羞耻。”
共和国总统周日发表了电视讲话。好几次他都提到“许多小人”（这些人这么想，这些人这么遭罪，等等），好像他如此形容的这些人既不听他也不看他，因为，从未听说可以让一部分公民明白他们是劣等人，而他们甘愿被如此对待更是闻所未闻。这也意味着他自己属于“伟大的人”。
阿尼娅·弗兰科患有癌症。在《另类日报》上她撰写了“一个被宣布死亡者的专栏”。目前她在某处抗癌中心，她刚到那里，让人祛除脑部的癌转移。她讲述这一切。她谈到自己的小儿子问她“你会活到我长大以后吗”。没法儿阅读，通常我们思考的一切都是相对于生命；对阿尼娅·弗兰科来说，一切则都对应死亡。在R.E.R.的列车里，我读着她的文字，她的痛苦，她还活着。几个月后，几年后，她就会死了。只能这么想着去读。阿尼娅·弗兰科让《另类日报》里的其他文章都无法卒读。
周六，“新城”最里面靠近瓦兹省的一个乡村的肉铺。老板和妻子以及两个伙计，一个五十岁上下，一个年纪尚轻，正为把小店挤得满满（进去都困难）的顾客服务。主要是些妇女，还有几对拿着购物筐的夫妇。多数时候，老板知道姓名，只要看到熟人，他和妻子还招呼着“您好，×太太”，一边给另一个顾客称肉。如果是偶尔光顾的买主——或者还不够面熟：多少次以后会面熟呢？——他们就疏远而矜持，交谈仅限于肉的质量和数量。常客的情形就不同了。女买主不急于挑选，眼光扫过冷冻货架上陈列的肉块，“我想要一大块牛脊肉”，并征求意见：“给两个人够吗？”女人慵懒、几乎梦呓般的声音说出“来两片小牛肉”——家庭生活的诗歌，被心满意足地吟诵，并配以细节的描述，“烤猪排，用平底锅做”。完美无缺的交换：把肉堆放在一起，包在写有他的名字的纸上的肉铺老板满意了，因为顾客对优质的产品显然心存敬意，进账的钱也让他高兴——女顾客也满意，她通过陈列和展示自己的消费表明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证实了自己是个内行的主妇。买主是夫妻时，几乎总是中年人，来买一个星期的肉，满意于显示“过得很好”或懂得慷慨地宴客。老板与顾客之间的熟稔，通过语气的轻快和玩笑表现出来。不易觉察地，这里进行着一场仪式，使带血的宴会食物、使家庭、使周日餐桌旁重复的幸福神圣化。在这个地方，买两片火腿或一块碎牛排，既没时间也不懂得或没有兴致烹调焖肉的年轻人和独身者便感觉别扭。意识到与某种社会等级不相称，对老板的问题“还要什么？”只是应酬一句：“就这些。”他们更爱去超市。
从巴黎到塞尔吉的火车，南代尔站，一个高个儿男人坐下来，两手合放在膝上。然后他的手开始抽动，相互摩擦。食指伸出来去敲打空气，再回到其他指头旁边。两手均匀地覆着一层白色的脱皮，好像是酸液腐蚀的结果。男人，是个非洲人，纹丝不动，只有两手像章鱼一样抖个不停。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永远不能与自己的双手——被工作摧残或弄得疲软的双手——分离。
三月七日的《世界报》。小女孩儿坐在一张椅子上。几个女人抓住她，一个按住她的上身，一个在后边扭住她的胳膊，第三个分开她的双腿。行割礼的女族长用一把刀或一块玻璃割去阴蒂，也割掉小阴唇。女孩儿尖叫着，女人们不让她跑掉。到处都是血。阉割的女人，因为延续了被阉割的女人而高兴。全神贯注俯伏在腹部的女仙，从这痛苦的嘶喊中提前夺去了所有快乐的呻吟。
报纸说割礼已开始废除：只施行一种模拟。从现实到象征的过渡解放了女人。
两个女人面对面，坐在塞尔吉到巴黎的火车里，翻看着邮寄购物的商品目录。年轻的那个郑重地说：“我妈妈还没恢复过来，自打她楼里发生那件事儿后，”另一个感兴趣地看着她。叙述者于是继续下去。她当着我们（许多旅客站着，有几个开始侧耳倾听）编织故事，人物是个腿部患有溃疡的老太太，地点是女叙述者的母亲居住的大楼，情节：老太太失踪，门后没有了声响，然后听见呻吟，母亲介入，找管理员打开房门，管理员拒绝，最后向警方求助。故事的行动者分成“好人”（母亲）和“坏人”（管理员）。可怕的结局通过叙事的口气和安排能够想见，姑娘却添加了别有深意的细节：“无法破门而入，门很厚，这是幢老楼”，以及时间的指示：“前天”，“昨天”，直到恐怖的现在。她顿住：“好”，又故作惊奇地接下去：“这下子”，舌头微动，打着手势。脸上显见叙述的乐趣，两眼低垂，偶尔抬起，看看故事针对的第一个听众，那个坐在她对面的女人（但现在这个听众已是虚设，真正的听众是挤在车厢过道里的人群）。大胆的讲述方式，叙述乐趣的展示，放缓引向结局的进程，增加听众的欲望。整个叙事以色情的方式进行。最终，发现了老太太的尸体，已经死了一周了。
（我发觉自己总是在现实中寻找文学的符号。）
电视上关于南代尔收容所的报道。一些老人、年轻姑娘、带孩子的夫妇住在那儿。他们的共同点是不能自立、干不了活、没有住处、无法预测明天和未来。除了这里，他们在世界上没有位置。食堂里六人一桌，雅致的房间，带花的床罩。他们一代代地进来：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儿与又胖又瞎的母亲重逢。大家都毫无怨言地服从。在收容所的院子里，一个男人捡起所有找到的石头，把它们围着树木拼成花饰。他说石头不能乱扔。这是报道的最后一个画面，伴有画外音的评论：“就此我们可以看到南代尔收容所的一个譬喻，秩序至上，秩序又维护着秩序。”于是，为了结束得漂亮，借用了一个人——他只是存在的碎片——的举动，将之变为象征，变为风格。这防止了发问：男人为什么会在那儿，为什么，当记者和所有的电视观众设想自己身临其境的可怕时，相反，另外一些人却在那里、在与世隔绝的地方感到幸福。
圣拉撒路站，母女两个在通往塞尔吉的火车上面对面坐下来，高声说话。女儿边读《电视节目报》边发表议论：“哎，我们看《母牛与囚徒》吧！”诸如此类。母亲拿出薯条，“洋葱味儿的！”两人从袋里你拿一根我拿一根，吃光了。母亲说：“回家时顺便去趟超市。”“不，我要看电视。”“好吧，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她们觉得自己有权与所有的旅客分享她们的想法和举动，显然对自己社会身份的优越确信不疑，知道别人在听她们、在看她们。急于给出亲密无间的一幕，展示她们自以为令人欣羡的母女关系。两人都穿着厚运动衫、帆底鞋和短袜，来自于布列塔尼海岸。
款台那儿有个残疾人，坐在轮椅里，和女收款员们调笑，她们让他去找没有条形码的商品的标价。他把袋子放在身上，冲向相应的货架，再冲回来。女收款员们对他的表演、对他的彻底服从忍俊不禁。他很高兴成为这些漂亮、戏弄人的女孩儿的注意中心，她们则满意于让一个男人俯首听命，这男人丝毫不让人惧怕，像条小狗一样在轮子上让她们指挥来指挥去。
我们在牙医诊所候诊，读着矮桌上放着的杂志。三个病人互不相识。渐近的摩托车声，在候诊室（位于一楼）的窗下。一个年轻的声音，男子的，高扬起来，叫着远处的某人：“星期天你会来，是吧？”回答不知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的，模糊难辨。“你会准时吧？”那声音又说。然后喊道：“好了，我舔你！”也许是玩笑话，代替“我先走了”【在法语里，“我舔你”与“我先走了”发音相近】。候诊室里一片尴尬，因为这句话，因为我们置身的情境：彼此陌生，却身不由己成为暗探。一个人撞到这事儿会觉得有趣和好奇，几个人撞到就变得猥亵了。
电视屏幕上是全国铁路总公司的罢工者。他们在游行队伍中重复了两周前学生示威时的歌曲和标语。他们想要模仿学生，模仿他们的语言，“工作时间表，鬼知道我把它放哪儿了”。接受采访时，他们找寻自己的语汇，使用刻板的工会用词。微妙地，媒体和政府把他们视为低等，铁路总公司的老板坚定地扬言：“先运行火车，再说谈判的事儿”，好像工人都是傻子。学生的罢课，有创意，富“幽默”，捍卫自由上大学的权利，是未来统治者的罢工；缺乏形式的“优雅”、为了生计笨拙地要求涨点儿工资的铁路工人的罢工，是被统治者的罢工。
电话里，M——她棕红色头发，戴副眼镜，冬天穿件毛皮大衣——用理智和断然的语气说：“您得要只猫。没有作家不养猫的。”
上周，J.-C.L.，文学评论家：“是（笔记）本子让人识别真正的作家。”写作因此还不够，还要有外部的标记，物质的证明，以界定作家——“真正的作家”，不过这些标记对所有人都适用。
一九八七
每天晚上，一个广播里都会放两首歌曲，一首是当下的，另一首老一些，一般是一年之内的，让人对比。听众们需要打电话说出哪首歌他们更喜欢。大多数参与者是年轻人，通常是女孩。主持人截住一个电话，他说，这全是“随机”抽取的，然后提问哪首歌会胜出。总是更新的那一首占上风。
昨天，理发店的洗头妹说：“现在的流行服饰比以前的好看多了，十年前人们的穿着真叫难看。”
这跟年轻人更多地选择新事物，更相信他们如今的时代完全一样——哪个是“最新款”哪个就好——因为否则的话，那就是说他们不相信自己，更不要说相信未来了。
一九八八
在“诚信价超市”款台前的队伍里，一个亚裔妇女拿着她儿子的书包，小男孩刚从学校下课正在她身边玩。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6年第六期，责任编辑：余中先）
阿妮·埃尔诺（Annie Ernaux，1940— ），法国女作家，童年与青年时在诺曼底的小村镇生活。现在是大学文学教授，居住在巴黎远郊的塞尔吉—蓬图瓦兹新城。
她的文学作品有《空柜子》（1974）、《他们所说的或什么都没有》（1977）、《冷冻的女人》（1981）、《地位》（勒诺陀文学奖，1984）、《一个女人》（1987）、《简单的激情》（1991）、《外部日记》（1993）、《耻辱》（1997）、《外面的生活，1993—1999》（2000）、《事件》（2000）、《占领》（2002）等。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部传记，都是依附真实的故事。她的不少作品像是小说，又不是小说，往往由她的回忆、她的亲历构成，写作时有一种非把一切都讲出来的欲望。她的文笔简单，情感激烈，力求在平淡无味但又绝非陈词滥调的文字中，体现出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她的文体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毫无掩饰地说出看似无法表达的东西。
这里介绍的《外部日记》便是她在长年的日常生活中对周围普通人和普通事的描述，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通过将集体日常生活的瞬间累积，揭示某一时代之现实的尝试”。由于是在“外部”，在公共场所，所观察到的都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但从她的角度选来，就体现了她的价值判断和文化倾向，从她的笔底流出，更透露出她的精到和敏锐，常见的事物显现了特殊的面貌。
来源｜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