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恶俗？追随名流恶俗？带手机参加聚会也恶俗？到底什么是恶俗？恶俗与糟糕有何区别？跟愚蠢又有什么关系？
按照著名文化批评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文学教授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1924-2012）在其代表作《恶俗》中的观点，恶俗就是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却恬不知耻；是餐馆、酒店、电影、电视、大学等各个领域充斥着的虚伪、俗艳和无知；是以丑为美、以假为真、以浅薄为深刻、以愚昧为智慧。
本书通过无情的揭露和入骨的批判，展现出现代文明社会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商业欺诈时代的特点——恶俗，并剖析了恶俗的本质、根源和未来，尖锐刺耳又不失幽默有趣。虽然极尽嘲讽之能事，作者之意却不在于讽刺挖苦，而是希望借此唤醒大众、反省大众文化，本书因此称得上是一部警世诤言。
何为恶俗？
文 | 保罗 · 福塞尔
来源 | 《恶俗，或现代文明的种种愚蠢》
糟糕（bad）与恶俗（BAD）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糟糕就像人行道上的一坨狗屎，一次留级，或一例猩红热病，总之，是某种没有人会说好的东西。
恶俗不一样。恶俗是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且令人厌恶的东西，但不少美国人竟会被说服，相信它们是纯正、高雅、明智或迷人的。劳伦斯·威尔克（Lawrence Welk［1903-1992］，美国音乐家、手风琴师、乐队指挥，电视节日主持人以“香槟音乐”风格闻名），是个低级的例子，乔治·布什则是个高级的例子。
一样真正恶俗的事物，必然会显示出刻意虚饰、矫揉造作或欺骗性。割破手指的浴室水龙头手柄是糟糕的，一旦镀上金，它们就变成恶俗了。不新鲜的食物是糟糕的，若餐馆刻意奉上不新鲜的食物，还要赋以“美食”之名，那就是恶俗了。在一个充斥着空虚和垃圾，并且这些空虚和垃圾还被闹哄哄地标出高价的时代，对糟糕与恶俗之分保持警觉，是活在当下的一大乐趣。50岁生日那天，在一首献给自己的题为《自我颂》（Ode to Me）的诗中，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1922-1995］，英国小说家、诗人）对于自己的人生至少有一大半在当代恶俗大爆炸之前度过，多少感到一丝欣慰：
……
你真是交上好运啦，伙计
你没有生得太迟，
在不可改变的恶俗
弥漫这片土地之前，
你至少还有机会得到幸福何为恶俗？
当然，他说的是英国。凭借以往的古老荣耀，那时的英国还未完全被恶俗所迷惑。伟大的恶俗本质上就很美国，想究其原因，一路读下去你就会明白。但也有一点值得安慰，艾米斯在《幸运的吉姆》（Lucky Jim）中指出了这一点：“如果一个环境中充斥着你认为糟糕的人和事，应对这种环境必不可少的一个办法是找到证明那些东西的确糟糕的新途径。”希望本书能启发读者找到这样的一些新途径。
本书并不只关注恶俗，本书还将讨论我们在美国见到的无数可怕事物，即便这些事物不因为刻意修饰而令人生厌，也会因为平庸、愚蠢和幼稚而令人作呕。这个国家最令人震惊的一个现象就是“表现”的万能。一个明显糟糕的事物不会糟糕得太久，因为很快就会有人对其大加赞赏，并将它升级为恶俗，之后人人就都对其推崇备至了。在依靠自身品味和直觉判断事物方面，美国人民似乎很缺乏安全感，很胆小，以致他们总是欢迎随便哪个狗屁权威钻出来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即“什么是恶俗的”），并鼓励他们热情拥抱它。所以我会讨论目前还只是糟糕的事物，它们也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是恶俗成品的原料。
明显的糟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它们跟手工艺一样历史悠久。古罗马肯定有一个工匠制造过糟糕的战车车轮，也肯定有一个酒商卖过劣质酒。往面包粉里掺锯木屑也是由来已久的做法，但只有在你坚持掺了假的面包比其他面包更好时，才会变成恶俗。恶俗是商业欺诈时代特有的现象，当然，也是民众身上一种容易轻信的特质。要洞悉真正的恶俗，你就必须在人们对一件事情的说法与其真相之间保持尽可能大的距离，明智、公正、谦虚的人们对此深有体会。
早在1725年左右，在最早的报纸开始刊登广告时，人们就已经能看到一些恶俗的事物了。到19世纪，尤其在美国，恶俗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各章所证实的那样。书中，毕奇华特“公爵”的老式手提包里总装着数不清的宣传单，这些宣传单的职责就是要将糟糕转变为恶俗。比如，一份宣传单上写着“来自巴黎的、著名的阿蒙德·德·蒙塔班博士将就颅相学发表演讲”，另一份宣传单又称这个人为“世界著名的莎士比亚悲剧演员，来自伦敦特鲁里街（Drury Lane，伦敦最古老的剧院——皇家剧院所在地，一些历史上著名的莎剧演员曾在此演出）的小加里克（David Garrick［1717-1779］，英国著名演员、剧作家、戏剧导演，演出了大量的莎士比亚戏剧，并举办了最早的几次莎士比亚节。他曾在特鲁里街皇家剧院表演，并担任剧院的导演）”。但“公爵”和“国王”真正的胜利，是他们为《无与伦比的王室贵族》制作的海报，海报宣称此剧只在法院大厅演“三个晚上”，“女士和儿童不准入场”。如果你原本指望借一出“悲剧”来净化心中的遗憾与恐惧，却在舞台上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荡妇”，浑身涂满艳丽的色彩，光着屁股欢腾跳跃，那你就算亲临19世纪恶俗“公开诈骗部”的首次出场了。
要见识纯正而深刻的恶俗，你非得到20世纪不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越南战争时期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那时，不论以何种方式，某种糟糕的东西总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弄得看上去可以接受，直到人们看到林登·约翰逊和威廉·威斯特摩兰为越南战争做宣传，才开始发现那种糟糕的东西原来是真正的恶俗。同时，音乐评论家维吉尔·汤姆森察觉到交响乐和歌剧“花钱买名声”的行为是如此地狡猾和普遍，以致粗糙的，有时甚至很轻蔑的批评已成为“唯一的解毒剂”了（如他所言）。即便如此，也很少有报纸乐意刊登苛刻的评论。正如刘易斯·H. 拉帕姆（LewisH．Lapham［1935- ］，美国作家、公共知识分子，曾长期担任Ⅸ啥泼斯杂志》主编，2007年创办《拉帕姆季刊》）观察到的，这是因为当时的报纸主要致力于不加区别地和盘端出成堆的乐观主义与自满，竭力维护“一种神话，比如我们的社会重视宝贵的东西，民众可以放心……一切都很好……银行很安全，我们的将军举世无敌，我们的总统热衷于公众福利，我们的艺术家能创造杰作，我们的武器战无不胜，我们的民主制度是这个可敬的世界中的奇迹。”
恶俗，就是以上所说的一切。因此，从本质上说，本书讨论的是推动现代生活的宣传大业。这一大业似乎表明，在当下，如果没有自私心理从根源上激励，很少有人能独立评估事物的价值。这就意味着，除非用夸张的语言拔高，再披上一袭华美的欺诈外衣，否则没有任何事物能繁荣。如果从某些方面看，这一话题揭示了可悲的事实——所有心怀善意的人们都被他们自身容易轻信的特质所欺骗，那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为大家提供了闹剧的所有乐趣。恶俗总是推陈出新，并不停复制着“傻瓜被无赖愚弄”这一经典的滑稽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