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详细评介了20世纪重要的经济学思想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的生平与思想，选自由南安普敦大学现代史高级讲师乔纳森·康林主编的《伟大的经济思想家》一书。
本书选取了十三位重要的经济思想家，从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到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及成就。这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经济思想家”，是因为他们都对现代经济思维的知识体系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他们的思想与著作都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决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本书向读者们介绍了现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的生活和作品，没有繁冗的经济学术语和令人感到云里雾里的线性方程式，本书综述了经济学概论，从劳动分工到认知偏见、储蓄、创业、博弈论、自由主义和福利经济学，展示了这些理论是如何造就了我们当今的社会和自己的生活方式。
约瑟夫·熊彼特
文 | 乔纳森 ·康林
来源 | 《伟大的经济思想家》
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始终被认为是20世纪经济学思想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与同时代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齐名。他将创新理论和企业家精神置于资本主义分析的核心位置，这一点特别值得称赞。他本人经常强调他的观念与标准经济学观念之间的对比。他承认一般均衡理论之父里昂·瓦尔拉斯的巨大影响力，但不同意瓦尔拉斯认为经济生活是被动的、仅仅具有适应性的观点。他反对经济变化是对外部干扰的客观适应的观点。熊彼特抗议说：“在斯密—穆勒—马歇尔的理论中，经济就像一棵树一样生长……每一种情况都是由前一种情况以独特的方式发展而来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对客观机会的反应并不是唯一的，也无法被预测”。
熊彼特的研究目标是精确地解释经济是如何通过创新而内生演化（evolve） 的。与卡尔·马克思的思想颇为相似，他“把经济演化（eco-nomic evolution） 看作由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特殊过程”。在他的这一观念中，个体有能力作出创造性的反应，这种反应“创造出一种情境，此情境与其他可能出现的情境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在经济领域，创造性的反应就是创新，这是企业家所能发挥的作用。
然而，创业行动是一种创造性的反应。它既取决于企业家的主体性，也取决于社会环境，包括具体的制度设置。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制度设置包括私人银行，它们有能力在支付工具上进行创新：资本主义为创新企业进行融资的独特方式是信贷创造（credit creation）。接着，以这种方式融资的创新企业大量出现，随之而来的是合并和调整的过程，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进程的一个构成特征，即经济周期——繁荣和衰退的循环。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熊彼特不仅对资本主义经济学感兴趣，而且对社会学也很感兴趣。创新企业和行业取代保守企业和行业的竞争过程，用熊彼特的名言来说，就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也是个人及其家庭在社会层面上兴衰起伏的过程。成功的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得了一定地位，而未能适应新环境的资产阶级成员往往会失去他们的地位。在这一兴衰过程中，资产阶级不断自我更新，资本主义也及时实现再生产。
然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进程也倾向于转变自身的制度框架。熊彼特猜想，资本主义“通过使人类思维理性化，创造出一种与其自身基本条件、发展动力和社会制度不相容的心态和生活方式，并且会被转化为另一种社会秩序，虽然不是出于经济上的必要性，甚至可能要牺牲一些经济福利，至于这另外一种社会秩序是否被称为社会主义，那就只是一个品味和用语的问题了”。
熊彼特及其著作
1883 年熊彼特出生在摩拉维亚的一个小镇上。 摩拉维亚当时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现在属于捷克共和国。熊彼特的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改嫁给奥地利一位退休的高级军官。由于继父的贵族身份，熊彼特得以进入维也纳的一所贵族学校接受教育，并在维也纳上了大学。1906 年，他获得了法学学位，学习了经济学、历史、数学和哲学等课程。奥地利学派杰出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 和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 都是他的老师。
维塞尔（左）与庞巴维克
不久后，熊彼特离开维也纳前往柏林和伦敦，在那里他参加讲座，并在开罗做了一段时间的律师。随后，他为了申请维也纳大学的资格学位（类似于博士学位），提交了他的第一本书《均衡经济学的辩护》（A Defence of Equilibrium Economics）。1909 年，他在现在属于乌克兰的切尔尼夫茨的切尔诺维茨大学（University of Czernowitz） 获得了一个“特别”（相当于编外）经济学教授职位。在那里，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本书，提出了经济演化理论。1911 年，他成为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913 和1914 年作为交换教授访问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14 年，受社会学之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的委托，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经济史著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熊彼特开始研究政治问题。他撰写的秘密备忘录概述了一份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保守的反德计划，在贵族圈子里流传。然而在1919 年，他加入了德国政府成立的社会化委员会，研究煤炭行业的接管问题。之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奥地利财政部长，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与了一个由社会主义者和保守派组成的执政联盟。在这一职位上，他只待了7 个月。1921 年至1924 年，他担任一家银行的行长，这是另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因为这家银行不得不进行重组，熊彼特为此陷入巨额债务，这笔债务后来得以全部偿还。1925 年，他重返学术界，成为德国波恩大学的一名教授。
波恩大学
在这段动荡的时期，以及他在波恩的那些年，熊彼特担任了德国社会科学领域领先期刊《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学报》（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的合编者之一。他撰写了许多长篇论文，内容涉及货币、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存能力、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社会阶级以及对德国历史学派领袖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 方法论的评价。他的第二本书的修订版，后来被翻译成英语，题为《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在波恩当教授时，熊彼特曾在哈佛大学做过几学期的客座教授（1927 年、1928 年和1930 年），1931 年还在日本做过演讲，在那里他受到了很多人的尊敬。1932 年，当他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教授时，他的“漫游生涯”终于结束了。他于1939 年加入美国国籍，在那里一直待到1950 年去世。在他职业生涯的这一阶段，他写了三本书：有瑕疵的、篇幅宏大的《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s），该书从历史的角度拓展了《经济发展理论》的论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论述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演化的趋势和社会主义的运作原理；以及未完成的、在他死后编辑的《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1948 年，熊彼特担任美国经济协会会长。早些年，他还担任过计量经济学会会长，也是该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他又被任命为第一届国际经济协会会长，但不幸在上任前逝世。不过，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一定感到有些孤独。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学院派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凯恩斯，而熊彼特拒绝接受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此外，经济学的正规化——这是他所提倡的一种趋势——使理论与历史现实渐行渐远。
事实上，熊彼特对当代经济学的影响很难与他作为20 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之一的声誉相称。他的历史和演化观点与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数学形式主义方法不太相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讨论变得越来越频繁，而熊彼特也经常在讨论中被引用，但对他的引用往往是流于表面的。
当然，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经济思想史上的其他主要人物。然而，与许多这样的人物不同，熊彼特从未设想过建立一个流派。他的思想在许多学生和同行身上留下了印记，但却没有真正的学说接班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演化经济学家，他们的学说毫无疑问是建立在熊彼特学说基础之上的。他关于“熊彼特式竞争”和“长期波动”的观点启发了许多人。然而，就整体而言，他的成就仍未得到充分的探索。在许多方面，他的思想似乎超前于时代，这解释了他的演化倾向与均衡范式之间的错配所造成的前后矛盾。
在这里，我们只讨论熊彼特诸多著作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包括他的经济演化理论和他对资本主义进程的设想，他的经济周期理论，他的社会阶级理论，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及其自我毁灭的反思，以及他作为经济史学者的杰出成就。
熊彼特
经济演化和资本主义进程
奥地利学派领袖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 和前面提到的古斯塔夫·冯·施穆勒于19 世纪80 年代发起了一场关于“精确”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的“方法论之争”（Methodenstreit） 。但是这场争论并没有胜利者或达成共识。
门格尔（右）与施穆勒
熊彼特的第一本书（1908 年），发表于对理论和历史仍存在严重方法论争议的背景下，非常具有煽动性。熊彼特试图让他的读者接受“纯粹”或“精确”的理论，即均衡经济学所具备的优点，但同时声称方法论之争毫无意义。他认为，“历史”方法和“抽象”方法之间没有矛盾。每一种方法都只解决不同的问题，因此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声称普遍有效。
不过，他对纯粹理论的理解与他的奥地利老师们不同。受到工具主义科学哲学的影响，熊彼特表示，纯粹理论的假设只是出于分析便利的需要而设定的，而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它们并没有心理学上的意义。 这也或多或少预见了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熊彼特写道，纯粹理论对“活动的人”不感兴趣，而只对他们拥有的商品数量感兴趣，以纯粹的理论来描述这些数量所发生的变化“就好像这些变化是自动发生的一样”。
熊彼特的第二本书在其第一版（1912 年）和第二版（1926 年）之间经历了相当大的修改，在此我们将不再追溯。后者于1934 年被翻译成英文版的《经济理论发展》。这本书介绍了他的经济“演化”理论，但是熊彼特本人更喜欢“发展”这个词。该书开篇关于“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的章节或许会让读者感到意外。简而言之，它描述了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是如何适应数据的变化，并显示出一种趋于均衡的态势的。瓦尔拉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有趣的是，熊彼特所描述的适应过程几乎不是机械的或自动的，这与上面的宣言对我们的引导刚好相反。
第一，循环流转（circular flow） 以惯例为依据，并不会对其作出优化。熊彼特观察到，“这种情况下再假设人们做事又快又合理，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的”。他继续指出，“话又说回来，可以证明，如果人们有足够的时间琢磨出做事的逻辑，这个假设就和现实没有太大出入”，但是他也承认，适应性反应总是需要时间的，而且“撇开这中间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障碍不说，现成适用的工具也少之又少”。第二，循环流转中有一些为实际行为提供便利（但不能与实际行为相混淆）的行事准则。个人的行为可能会依赖规则，但他们总是要进行思考和作出决定。
很难看出企业家或创新者，即熊彼特最感兴趣的主体，是如何内生于一个机械均衡系统的。事实上，“他在那里没有任何特殊的功能，他根本不存在”。18 然而，如果我们对循环流转的解释不是机械的，那么适应和创新就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因为“即使是当前的决策中包含了继往的惯例中没有包含在内的元素”，在适应性反应和创新性反应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区别，在什么是“企业”和什么不是“企业”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
然而，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更倾向于强调这条分界线，同时坚持企业家来自“系统内部”。循环流转处理的是由数据变化引发的适应性过程，这体现了一种均衡的趋势。至于发展（或演化），它是“一种自发的变化，从系统内部产生，这种变化转移了均衡，以至于无法从原有的均衡点，借助极其微小的步骤到达新的均衡点。无论把多少辆邮车连续相加，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全新的铁路”。换言之，发展的定义是进行创新，创新这个概念，包括引进新的商品和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或新的投入来源，以及执行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即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以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一个经济过程。
熊彼特认为，实施这些创新的前提是假设这种天赋和其他天赋一样是不平等分配的。然而，“没有人永远都是企业家，也没有人永远只是企业家”。21 因此，与其说企业家是一个人，还不如说这是一种企业家职能。这一职能本质上在于把事情完成好，这是一项不能与发明（in-vention） 混淆的任务。事实上，想法的产生其本身与经济是无关的：“莱布尼茨（Leibnitz） 提出修建苏伊士运河的想法，这一事实直到两百年后运河真正修建之前，都对经济史没有任何影响。”
企业家的任务是不同的，因为“执行一个新的计划和按照惯例行事是两码事，这与修一条路和沿着路走的区别一样”。想要超越循环流转，对于个人来说，“原来一般很有把握的决策数据和行动规则，现在一概没有”，因此他必须有意识地更加理性行事。此外，个人通常在心理上不愿走出常规，因此他必须克服环境对于创新的阻碍。熊彼特写道：“一旦跳出常规的藩篱，许多人就寸步难行，还有一些人能走下去，但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心中没底。”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家精神是“领导力”（leadership） 现象的一个特例。
但是，企业家应当如何运作呢？创新需要控制生产资料，按照熊彼特的“充分就业假设”，生产资料必须从目前的使用中撤出。而这反过来又需要资金。然而，在熊彼特认为的循环流转过程中，并不存在可能投资于新企业的大规模储蓄。显而易见，储蓄主要是演化的结果。在这些条件下，创新企业的融资需要信贷，而银行有能力为此创建专门的信贷；这种融资创新的方式是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融资方式。因此，银行家作为购买力的生产者和中间商，在选择创业项目方面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熊彼特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大多数“灾难”都可以用“银行业未能按照资本主义机器结构所要求的方式运作”来解释。
一旦通过信贷创造、通过增加现有的支付工具为创业企业提供资金，可以说，带有自我特色的资本主义进程就“启动”了。显然，将其从资金中“抽象”出来，是无法理解的。在熊彼特关于这个进程的构想中，资本是对企业家可用的购买力：“它不是生产要素，而是企业家和要素之间的一种独特的中介。它可以由银行存款创造。”有了资本，成功的企业家才能赢利。利润具有垄断性，但这种垄断最终会在它所激发的竞争过程中消失。绝大部分储蓄的来源是企业利润，这是工业财富的根本源泉。然而，企业家必须为资本支付利息。资金的现值高于未来值的总和，因为前者可以用来产生更大的未来值总和。因此，创新是商业领域出现利息的原因（或至少是充分的原因）。与他的资本理论相对应的是他的利息理论，熊彼特认为，利息是一种货币现象，正如他所说，利息是“对用以获取商品和服务的资金所支付的报酬，而不是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本身的”。他的观点很快受到他的老师博姆—巴维克的抨击，同时还受到许多人的质疑。同样备受争议的还有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这也是我们现在要来探讨的。尽管它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有所体现，但其最详尽的版本出现在1939 年的《经济周期》一书中。
熊彼特在1926 年发表的关于施穆勒的文章中，已经很明显地修正了他自己关于理论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最初立场，而《经济周期》一书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历史经验是理解经济周期的先决条件，理论与历史必须相互配合。然而，他日益明显的历史倾向并没有改变他最初对均衡经济学的信奉。熊彼特说，“我们不攻击传统理论，无论是瓦尔拉斯的还是马歇尔的，在其自身的领域里，传统理论的逻辑架构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尽管它“只有在经过检验的经验和熟悉的动机的范围内才会相当有效”。他的经济周期理论是我们一直在介绍的资本主义进程理论的一部分。
经济周期
熊彼特从一开始就承认经济波动有多种原因，包括自然因素和政治因素。他补充说，在循环流转的世界中没有纯粹的经济周期，即使它包含了增长（例如人口），因为单纯的增长只会引发和自然数据变化时一样的适应过程。如果存在一个纯粹的经济周期，那么它一定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条件下，有新事物融入了经济过程并被其吸收”。熊彼特声称，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循环：由信贷提供资金的创新活动，足以衍生出繁荣与衰退相交替的各个阶段。那么，这个命题是如何成立的？
按照我们一直在介绍的演化论，“创新”前的经济处于竞争均衡状态，熊彼特由此出发，引入了企业家的概念：一个“新人”，用银行创造的资本创立了一家新公司。熊彼特写道，创新“通常体现在新企业中，这些新企业通常不是脱胎于老企业，而是在老企业之外新设立的企业……一般来说，铁路建设商通常不会出自马车行”。
当然，会有很多企业家出现，而不仅仅是一个。熊彼特的周期理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企业家的出现在时间上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会成群结队涌现：在某一段时间，会有一大批企业家走上创新之路。
这种创业活动集聚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创新变得更容易了，特别是在相同或相关领域。创新之路“随着经验的积累和障碍的消除，对后继者来说，变得越来越平顺”。尽管如此，熊彼特指出，在任何特定的方向上，前进的步伐都一定会受到限制。此外，大批企业家的出现从根本上打破了最初的平衡，这意味着对于新事物的计算和规划，总是不确定的，而且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为了进行更多的创新……必须等到事情确定下来。”
随着大批企业家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创业活动的放缓和停顿，我们很容易看到繁荣和衰退开始露头。新的购买力引发了新的支出，但创新项目还需要等一段时间才会产生效果。生产者支出增加后，消费者支出也会随之增加。由于缺乏失业人口资源（unemployed resources）， 生产要素价格、货币收入和消费品价格都会上涨。因此，成本会上升，但老牌企业的收入也会上升。然而，新产品将逐渐进入市场，与老产品竞争，然后情况开始改变。当竞争加剧时，支出会减少。企业家开始偿还银行贷款，新的创业贷款最终将完全停止。许多老牌企业将不得不经历一个痛苦的现代化进程，有的将无法存活下来。总而言之：
适应所创造的新事物，包括消除不能适应的事物，将创新的成果吸收进经济系统，重新组织经济生活以使其与企业变更后的数据相吻合，对价值体系进行重构，清偿债务……一旦创业冲动停止发挥作用，正是这种冲动使其从以前的均衡环境中脱离出来，这个体系就开始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努力迈进。
在这个新的均衡环境中，产出将发生变化，绝对价格将下降，价格体系将有所不同，“最初出现的创业利润最终将增加其他阶层的永久实际收入”。在这种均衡状态下，企业将恢复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熊彼特关于经济周期的基本模型（basicmodel） 并不打算重现实际的经济周期。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进程的许多特征在他的基本模型中是不存在的。而这些特征他在所谓的第二模型（second approximation） 和第三模型（third approximation） 中有所考虑。
第二模型中引入了第二次繁荣浪潮（secondary wave of prosperity）的概念，它由第一次浪潮点燃，但在分量上比第一次浪潮重要得多，而在第二次浪潮中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一连串的失误（error）。在基本模型中，失误是无关的因素，因为“会有起伏和……没有任何失误的损失”。但是在第二模型中失误变得至关重要。创新会带来新的支出，许多老牌企业对新形势的反应是认为好的情况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狭义上的投机行为会应时而生，并且……甚至会在经济还没来得及进入繁荣阶段就开始活跃。届时，新贷款的主体将不再局限于企业家，而“存款”将被创造出来，为一般的企业和投机活动的扩张提供资金，每笔贷款都倾向于引发另一笔贷款，每笔价格上涨都将引发另一笔上涨。
简而言之，“当前暂时的收入和未来想象中的收入都被资本化了”。不计后果和实施欺骗的企业也将出现。
第一次浪潮的转折打破了第二次繁荣浪潮。调整和淘汰过时公司的痛苦过程总是不可避免的，但现在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调整和淘汰。经济衰退（recession） 往往会发展成萧条（depression），而萧条又自食其果。经济将经历“价值的低迷和经营活动的收缩，而这些收缩往往会极不规律地将价值降低至均衡水平以下”。本来可以幸存下来的公司现在将会倒闭。
经济周期的第四个阶段，即复苏（recovery） 或复兴（revival），最终会将经济系统带回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但这将不同于在没有萧条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均衡。熊彼特虽然通常不愿提出政策建议，但他暗示，政府在大萧条时期采取行动的理由“独立于人道主义考虑之外，比在经济衰退时期更为充分”。
熊彼特认识到，尽管第二模型更接近现实，但其中仍缺失了很多东西。例如，应该把储蓄和不完全竞争纳入考虑。不过，他的第三模型中考虑了其他的因素。他观察到，没有理由认为创新只会引发一次波浪式的运动。考虑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记录，他区分了同时存在的三种经济周期，并以提出这三个周期的研究人员的名字命名：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Kondratieff cycles），即60 年以下的周期（长波）；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s），即10 年以下的周期，每个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包含6个朱格拉周期；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s，可能不是由创新导致的），即40个月以下的周期，每个朱格拉周期包含3个基钦周期。
然而，熊彼特的大厦无法完全承受第三模型的重量。显然，较短的周期是从长周期中产生的，必然受到长周期的干扰。因此，创新过程只从均衡领域开始的基本命题就必须被放弃。
尽管熊彼特的理论很脆弱，但是它强调了其他理论所忽略的经济周期的重要特征。它将经济周期描述为资本主义进程的一个构成特征：周期既不是偶然的，也不一定是病态的。与此相关的是，它拒绝接受经济周期是起源于货币和信贷领域的纯粹货币现象的概念。造成经济周期的充分原因在于其“独立于货币和信贷机制的本质”，尽管“没有货币和信贷机制它就无法产生这种特殊影响”。熊彼特的理论是对宏观经济总量思维的有力警告，因为宏观经济总量掩盖了真正重要的东西：创新过程。
社会阶级理论
熊彼特一再把企业家的成功与社会地位的上升联系起来。他还表示，他的演化观点可以超越经济领域，适用于其他方面。事实上，他偶尔会比较企业家和其他领导人。他1927 年的一篇关于社会阶级的文章阐述了他在这方面的所有观察。这不仅仅是熊彼特从经济学轻松进入社会学的一个例子。可以说，在这篇文章中，他阐述了关于社会秩序和社会变革的一般理论，而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其他著作都是对这一理论的应用。
在这篇文章中，熊彼特仔细研究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他想了解一个家庭在阶级结构上的兴衰。这个问题被一分为二：家庭在特定阶级内部地位的上升与下降，以及家庭跨越阶级的流动。第二个，他提出要解释整个阶级的社会地位有升有降的原因。而造成这种地位消长的因素也解释了为什么阶级结构会存在。
关于第一个问题，熊彼特指出家庭在阶级中的相对地位总是在变化的，而且阶级障碍也毫无例外地都被克服了。这两个过程都被认为是反映了“家庭在多大程度上有资格解决其在社会环境中所遭遇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反映了家庭及其成员在负担社会职能和领导力方面的天资上的差异，以及与这些职能相符的路线上的差异。个人在领导能力方面存在差异，这就和他们在唱歌方面能力不同一样，尽管领导能力有助于自身的实现和实践。
关于第二个问题，熊彼特认为，社会阶级地位的兴衰，一方面取决于其成员能否成功地履行其特有的职能，另一方面，取决于该职能（或阶级成员所承担的其他职能） 的相对社会意义。而一项职能的相对社会意义总是“由其履行所蕴含或创造的社会领导力（social leader-ship） 的程度决定”。43 虽然中世纪的农民和战士的职能对于社会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的社会领导力并不相同。相较于农民，单个战士更难以取代。社会领导力意味着“决定、指挥、取胜、进步”，如果生活“总是以同样的方式、按照同样的惯例运行”，那么社会领导力就不会存在。
熊彼特补充说，阶级结构实际上“主要是一个社会价值问题，一旦实现，就会变得很稳固”。 在这里，我们必须始终对这种“固化”过程及其长久的延续进行具体的解释。然而，社会阶级的相对地位最终取决于各自天资的不同。
在这一社会阶级理论的背景下，本章前面几节所概述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进程理论可以以一种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资本主义进程可以解释为一个阶级结构和相应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再生（reproduce） 的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阶级的再生与更新的过程。银行有能力创造资本，而资本使企业家的成功成为可能，而企业家的成功使其资产阶级的地位得以确立，而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成功，这种地位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熊彼特实际上是借助于资本主义的例子提出阶级理论。这样做的同时，他也借此机会将自己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进行了对比。在考虑阶级中家庭兴衰时他写道：
马克思所主张的资本自动积累是造成家庭地位发生转变的首要原因。更大的“资本家”……在竞争中超过了较穷的那个，逼得后者走投无路。这种观点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对理论的偏爱是如何蒙蔽理论家的……很显然，获取的剩余价值本身不进行投资，但是却要被投资……除非考虑到个人的性情，否则社会的逻辑和客观情况并不明确地决定应该投资多少利润，以及如何投资利润。
要想提升家族在资产阶级中的地位，就必须打破常规，这取决于个人领导力方面的天资。同样，大多数家庭都是从工人阶级或工匠阶级成长为资本主义阶级的，“因为其中一个成员做了一些新奇的事情，通常是创办了一家新企业”。这种社会地位提升的方法——做一些新奇的事情——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很普遍，“但从来没有像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那么普遍”。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式中，存在着一种机制，它的存在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使人们能够在没有事先获得必要工具的情况下发挥企业家的作用。重要的是领导力，而不是所有权”。
但是熊彼特的社会阶级理论也是关于阶级结构如何消亡的理论。它隐含着一种资本主义灭亡的理论。熊彼特经常暗示，企业家的重要性最终必定降低，“就像军事指挥官的重要性已经降低一样”。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讨论这一理论。
晚期资本主义
从一开始，熊彼特对经济演化理论的阐述就不时地提醒人们，他所指的“竞争”资本主义（企业家是“新人”，他们创立了“新公司”） 有演变成“托拉斯化”（trustified） 资本主义的趋势。在后者中，创新“不再典型地体现在新公司中，而是在现有的大单位中继续进行，基本上独立于个人”。一旦成为一家公司的所有者兼管理者，在这种新环境下，企业家可能很难被识别出来：“没有哪一种个人能力可以成为一种企业人格”，而董事长“可能只是协调者，甚至是有名无实的首脑”。的确，创新“变得‘自动化’，越来越不带人情味，越来越不是领导和个人创造精神的问题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没有包含不完全竞争持续存在的情况，也没有被用于对托拉斯化的资本主义进行阐释。熊彼特只是偶尔把这些话题联系起来，举例来说，他指出，在一个大公司可以直接进入金融市场的世界里，信贷创造将相对不那么重要，经济波动也会更温和。
然而，他确实提供了一份措辞有力但支离破碎的报告，描述了托拉斯化的资本主义的创新。它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2，以下简称《资本主义》）一书中，此后一直受到讨论。熊彼特对竞争资本主义下的创新和托拉斯化的资本主义下的创新的描述之间的对比体现在两个模型中，这两个模型在演化经济学和其他领域中经常遇到，即熊彼特一型模型（Schum-peter Mark Ⅰ） 和熊彼特二型模型（Schumpeter Mark Ⅱ）。在第一个模型中，发明是外生的，创新者是“外来者”；在第二个模型中，“内部人士”从事研究和开发活动，以再现他们的市场实力地位。
从本质上讲，熊彼特《资本主义》一书中包含三个论点。首先，他重新提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它的本质特征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不断地从内部变革经济结构”。
其次，他指出，公认的理论不包括演化理论。因为它依赖于“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未能抓住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事实上，它更像是“没有了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
……在不变的条件、不变的生产方法，尤其是不变的行业组织形式的僵化模式中，竞争事实上仍是人们注意的唯一中心。但在与教科书所描述的迥然不同的资本主义现实中，有价值的不是那种竞争，而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的竞争……这种竞争与其他竞争相比，就像炮击与徒手攻击一样，有大得多的效率。这种竞争是如此重要，以致在一般意义上无论它的作用发挥得是快还是慢，都变得无关紧要了……现在我们所想的这种竞争……在它还仅仅是一种永远存在的威胁时也起作用。在攻击之前，它会首先进行训练。商人觉得……自己身处于竞争的形势中，就如同在战场上孑然一身一样，或者即使不是只身孤影而是在坚守阵地，不过进行调查的政府专家看不到在这个战场或邻近战场上，在他与所有其他企业之间有任何有效的竞争。
显然，这段话对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理论提出了控诉。熊彼特的第三个观点恰恰认为，“垄断行为”并非无关紧要，而是“在创造性破坏的长期风暴中获得了新的意义”。他写道，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下进行投资，就像瞄准一个模糊而且颠簸运动的靶子进行射击一样。所以，要依靠一些必要的保护性措施，如专利等。但是，经济学家通常认可的这些措施，只是更大范围实践的特殊情况，而这些实践往往是创造性破坏过程中不可缺少的。
熊彼特澄清说，认识到这些实践具有其功能，只是证明了“不加区别地‘打倒托拉斯’或取缔够得上贸易限制的一切，是不合常理的”。由一家公司或几家大公司主导的市场不一定具有创新性。然而，行业中的垄断地位，尤其在制造业中“一般不能高枕无忧，因为垄断地位是能够设法获得的，所以只有用警惕与精力才能保持它”。
事实上，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垄断行为”往往是不可避免的。熊彼特认为，“大企业”已经成为最强大的进步引擎。尽管“规模既非必要也非充分条件”，但大企业及其研究部门对生活水平的提高负有责任，而在经济学家通常支持的完全竞争条件下，提高生活水平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这一成就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有着重大影响。在官僚化的企业中，创新成为训练有素的专家的业务。它变成了例行公事的非个性化的办公室工作。因此，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阶级的社会地位，就像骑士阶级的社会地位一样，被削弱了。当然，战争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从未停止过，但它变得越来越机械化，而且与个人领导力的关系越来越小；而这就影响了贵族的社会地位。与之类似：
资本主义企业……使它的进步自动化，我们能够由此得出结论：它倾向于让自己变得多余……完全官僚化了的大型工业单位不仅驱逐中小型企业并“剥夺”其所有者，而且最终还会驱逐企业家，并剥夺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会失去收入，而且还会丧失……它的职能。
这篇关于企业家职能被废弃的论文，恢复了熊彼特的社会阶级理论，是他的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理论的核心要素。他的这一理论中，资本主义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因为失败而自我毁灭，却是因为其成功而走向自我毁灭，这是典型的熊彼特式的悖论。虽然它的确切含义并不十分明确，但企业家职能的退化可以被看作是带有一些韦伯主义色彩的“理性化”进程的具体表现。熊彼特认为，虽然理性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资本主义发展并推广了理性。
资本主义的“成本—利润”计算法是经济理性的产物，它“对企业的逻辑性有着强有力的推进作用”；理性的态度从经济领域传播到生活的其他领域。它改变了人类的工具、哲学、医疗实践，“他的宇宙观，他的人生观，以及他的审美观、正义感和他的精神抱负等”。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过程“不仅重塑了我们达到目的的方法，而且也重塑了最终目的本身”。它摧毁了形而上学的信仰，以及神秘和浪漫的想法。它不仅产生了拥有技术和组织的现代公司，而且产生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态度，这种态度包括提出某些问题并以某种方式对其进行答复”，或者是“以改善人类条件的功利主义思想为中心……这一点看起来比（比如说）敬畏上帝更经得起理性主义的批判”。
因此，资本主义的进程往往会摧毁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而这些制度中有许多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提供庇护的。最终，它也倾向于破坏自己的制度框架。现代企业的兴起意味着“用一小包股票来代替工厂的围墙和机器”，这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而私人生活的理性化和“资产阶级家庭的解体”也造成了一样的影响。 此外，资本主义的理性主义、批判的思维框架“在得到国王和教皇信任状之后没有停步，而是对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价值的整个体制继续进行攻击”。 简而言之，资本主义产生了反资本主义的政策（例如，高税收和管制）， 或者更广泛地说，一种敌对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实践：资本主义变成了“受束缚的”资本主义。
熊彼特推测，资本主义固有的自我毁灭倾向也为社会主义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他所不喜欢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制度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对生产资料生产本身的控制权都赋予了中央当局”。它能奏效吗？熊彼特自信地回答：“当然可以。”但支持这一论断的理由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了。与20世纪40年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熊彼特未能理解米塞斯—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或关于市场本质）的论点。相反，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健全，或至少其“纯逻辑”的健全，是由一组方程式建立起来的。 他坚定不移地支持瓦尔拉斯的均衡理论，他的这种做法并非无害，而使他走上无望的迷途。
当然，熊彼特始终以他一贯的热情写作，发表他对各类问题精辟的见解，特别是在社会学的内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