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春（银科控股首席经济学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郑梅玫（银科控股金融研究院副总裁）
衡量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的指标有很多，例如就业率、失业率、职位空缺率、职位空缺/失业人数。约三分之二的发达经济体的就业已经修复到甚至超越疫情前的水平，达到二十年以来的低点。甚至一些以高失业率著称的国家如希腊，失业率也出现大幅下降。
来源：OECD，银科金融研究院，季度数据更新至2022年二季度
对很多国家来说，更严峻的问题是，尽管劳动力不断返回市场，仍然面临就业市场紧张和广泛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令原本就粘性的通胀问题更加棘手。
美国街头随处可见无人问津的招聘广告牌，仓储、餐厅、销售、邮政，几乎各行各业都苦于招工难题。
在德国和法国，技术工岗位尤其是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有关的职位空缺更为显著，在加拿大和澳洲，餐饮服务业的缺工最明显，不少餐厅甚至开出了高额时薪的招聘广告。
在疫情以前，失业率一直是衡量劳动力市场松紧程度的最常用的指标。但近两年来，更多的研究显示，使用职位空缺率（V）与失业率（U）的比例（V/U）来衡量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可能更为合适。
从职位空缺/失业人数比例来看，几乎所有国家的劳动力紧俏程度都较疫情前更高，仅有日本、瑞士和部分东欧国家例外。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的职位空缺/失业人数比例都高达2019年末的两倍之多，美国这一比例更达到1960年来最高水平。
来源：Bloomberg，OECD，银科金融研究院，季度数据更新至2022年二季度
相比于单独的使用失业率或职位空缺率，包含更多供需关系的V/U比例，对于当前的通胀压力有更好的解释度。简单来说，疫情前后V/U比例变化越大的国家，也大体上面对着更高的通胀水平。
来源：Bloomberg，OECD，银科金融研究院，就业数据更新至2022年二季度，通胀数据更新至2022年9月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就业市场的紧俏很大程度上受周期性因素的驱动。但是，仅仅是周期性的因素难以解释持续出现的不均衡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尤其是一些就业率和失业率已经修复到极值水平的国家，却仍然面临着严峻缺工问题的现象。
本文尝试去寻找缺工问题下“消失”的劳动力去了哪里，关于劳动力短缺的主流解释是否行得通，以及理解疫情对于就业市场产生的冲击究竟仅仅是短期还是将持续影响，还有不同国家劳动力紧缺问题背后的差异来源。
“消失”的劳动力集中在哪里？
一种观点认为，疫情之后很多工人担心传染，尤其是接触密集型的行业，如住宿、餐饮、护理人员等，但这种情况更多发生在疫情初期，这无法解释为什么货车司机、建筑工人、仓储等也出现了大面积的持续缺工现象。
另一种解释是政府补助延缓了一部分劳动力返回就业市场，特别是部分女性在托儿设施不足的情况下选择回归家庭生活。此外，婴儿潮的一批老年人提前退休，使得劳动力出现巨大缺口。
然而，数据上似乎并不直观支持这一解释。与疫情前相比，劳动力的缺口并没有广泛的出现，不少国家的劳动参与率甚至远高于疫情前水平。即便是存在缺口的德国、加拿大，劳动参与率缺口也远小于1%，就业率高于2019年末。同时存在就业率缺口和劳动参与率缺口的主要发达国家，仅有美国、英国和瑞士。
来源：OECD，银科金融研究院，季度数据更新至2022年二季度
有意思的是，这种解释对于美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匹配的很好。美国就业市场的确同时存在着女性和年长者的劳动参与率明显下降的情况，尤其是65以上的缺口较大，整体劳动参与率缺口约在1%。主要经济体中同样出现年长者劳动参与率下降且幅度更大的是英国，但英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并未下降。
不过，如果以美国和英国的情况类推其他国家并不能得到类似的答案。实际上，这一情况在其他主要经济体几乎都没有出现，疫情以来很多国家的女性和年长者的劳动参与率不仅并未下降，反而有所上升。而在女性或者年长者的劳动参与率上升更多的国家，整体职位空缺率的上升幅度也较小，也就是说相对而言劳动力市场没有那么紧张。
女性劳动参与率与职位空缺率
来源：OECD，数据更新至2021年四季度
年长劳动参与率与职位空缺率
来源：OECD，数据更新至2021年四季度
此外，需要考虑到的“消失”的劳动力还有一个主要来源是，一些国家移民的急剧减少，在某些程度上加剧了低收入工种的短缺。疫情初期，各国政府实施了旅行限制并对其移民政策进行了修改，这限制了劳动力跨国界的流动性，导致一些外国就业者暂时的或长久的返回本国。
不过，疫情更像是一个加速器，这一趋势变化其实早在疫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例如英国的“脱欧”，特朗普的移民政策、签证收紧，都在不同程度上令外来劳动力不断流失，而疫情只是加速了已经启动的变化。
一些研究尝试分析疫情期间移民人口变化对于不同国家就业市场的异质性影响，以加拿大和英国为例，研究发现疫情期间外国就业者比例减少的行业，的确出现了更多的职位空缺，尤其是在较低技术要求的行业更为明显，但在有较高技术要求的行业则并不显著。但可惜我们缺乏更多可用的数据，暂时很难对此展开进一步讨论。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消失”的劳动力问题。一些实证研究指出，新冠相关的健康问题导致了就业者的出勤频次降低、平均工时减少，并称之为“Long Covid”对于劳动力供应产生的负面影响。
这也很容易理解，即便欧美等国没有严格的防疫要求，确诊者或者家中有确诊者，往往也会自觉居家观察，这对于餐饮等接触型的服务业来说，自然会影响到出勤的情况，而部分人之后的身体不适也可能会持续影响到工作。
根据NBER的估算，新冠相关的健康问题直接导致了美国就业市场约0.2%的劳动参与率缺口，在此基础上，新冠确诊还导致了工人在约一年后的时间里，平均工时仍减少了5%；大约7%的工人在一年之后仍然会缺勤一周以上。而这些缺勤、工时减少等降低劳动力供应的现象，并不会被失业率、劳动参与率这些相对“粗糙”的指标所描绘出来。
疫情期间财政救助的差异
在关于劳动力短缺问题的主流解释中，绕不开财政救助这个重要的原因。
疫情以来，各国就业市场大致经历了从重挫(失业率大幅上升)、逐步修复(失业率逐步下降)，再到缺工问题凸显(失业率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职位空缺率上升)的这三个阶段。但是，不同国家的失业率的波动幅度差异很大。
其中美国的失业率出现了最大幅的变化，幅度超过10%，也更早出现了复苏阶段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其次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相比之下，欧洲的失业率波动要小得多。
一个合理的猜想是，这可能和危机期间政府的救助方式有关，是将现金补助直接给到失业者手里(例如美国的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加拿大的Recovery Benefit)，还是通过补助企业来稳定劳务关系（例如欧洲国家的Job Retention Scheme）。在失业补助的支持下，失业者或就业者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
不仅如此，疫情期间额外的财政刺激力度，在很大程度上给劳动力市场后来的紧俏程度添油加醋。我们发现，疫情期间财政刺激支出占GDP比例越高的国家，职位空缺/失业人数比例(V/U)较疫情前的变化也更大,显示就业市场更为紧俏。
来源：Bloomberg，IMF，OECD，银科金融研究院，季度数据更新至2022年二季度
就业市场的错配和摩擦
疫情对很多经济活动产生了错位的冲击，和供应链瓶颈、缺芯等问题类似，就业市场也发生了很多不匹配的现象。例如，一些行业和公司受益于需求增加和远程办公，而另一些则面临需求有限或无法全面运营而萎缩。
这导致了就业市场暂时的结构性变化，出现行业和工种之间的错配，反过来又会增加劳动力与企业匹配过程中的摩擦，不利于就业市场的均衡复苏。类似的情况，在过去历次经济衰退和危机期间常常伴随发生。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疫情导致的错配问题，反而没有大家想象的严重。研究显示，基于已公布的职位空缺和招聘网站的求职者状态等数据，来构建的错配指数显示，疫情后由错配增加造成的就业损失，仅占到各国失业率上升的不超过五分之一，远不及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约三分之一)，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就业市场的结构变化推动了错配持续增加。
错配指数 错配导致的就业损失估计
来源：Sahin et al.(2014)，IMF
更为直观的理解是，疫情后大量服务业等人员暂时离开了疫情受损严重的行业或岗位，但随着经济重开这部分就业又迅速修复。而形成对比的是，金融危机后建筑业和制造业等的就业损失则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去修复。
疫情对于就业市场的冲击，短期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就业市场的错配(行业/职位之间)和摩擦(求职者/企业之间)，尽管这部分“暂时性”的损失是可以被快速修复的，但疫情引致的行业趋势变化和就业者偏好的变化，却可能是长期而结构性的。
“大辞职”下的就业市场重构
在劳动力市场紧张的情况下，就业者更有可能转工以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增加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和外部选择。与此同时，就业者的偏好发生转变，工人不再愿意从事低薪、工作条件恶劣或艰苦的职业。在薪资水平上，这体现在低薪行业的薪资增长幅度更高，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
几乎大多数OECD国家的辞职率都较疫情前有所上升（80%），其中美国的辞职率大幅上升，居于首位。美国几乎各个行业的辞职率都较疫情前有所上升，仅有的例外是金融和教育。
各行业离职率的高低和收入水平呈负相关，而与职位空缺率高度正相关。也就是说，更低收入的行业出现了更高的离职率，而更高离职率的行业的职位空缺率也明显更高。辞职率的大幅上升一部分被招聘率的上升所抵消，一部分则体现在缺工现象。
就业者偏好的变化，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内部更为高频的流动，伴随着不均衡的薪资通胀，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紧张，也加速了全球范围内早已出现的“大辞职”（Great Resignation）。
总的来说，“消失”的劳动力来自多个方面，尽管造成每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紧张的主要原因不尽相同，但全球范围内的这一现象出现，的确值得我们关注。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实际上，不少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的职位空缺/失业人数比例在2010年以来就已经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即便没有疫情的出现，2019年也达到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和日本这几个主要国家中，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占比越高，疫情前后职位空缺/失业人数比例的变化也越大。
来源：Bloomberg，OECD，银科金融研究院，季度数据更新至2022年二季度
最终我们要关注更长期和根据颗粒度的影响因素才能接近真相。和本文提及的国家正在经历失业率下降相比，中国正在经历失业率的上升。疫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值得深思。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
参考文章：
[1] The post-COVID-19 rise in labour shortages ，OECD（2022）
[2] Labor Market Tightness in Advanced Economies ，IMF（2022）
[3] Has COVID-19 Induced Labor Market Mismatch?，IMF（2022）
[4] The Impacts of Covid-19 Illnesses on Workers，NBER（2022）
[5] Is the American Rescue Plan Taking Us Back to the 60s? Regis Barnichon（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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