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他为所有被剥削者写下辩护书

图片
电影《摩登时代》里,卓别林饰演的“人肉螺丝钉”角色,在满是大型机械的工厂里上演一出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在今天看来,这部诞生于美国经济萧条时代的电影仍不过时,剧集《人生切割术》就像是当代版本的《摩登时代》,大公司中的员工也像一枚枚螺丝钉,由工作主宰日常人格。
而这些影视剧所表现的人的异化境况,早已在19世纪末,卡尔·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中被预言了。在马克思主义被各种解读遮蔽,马克思本人也遭到误读的今日,重读《资本论》尤为必要,因为从问世之初,它就是一部为所有弱势者、被剥削者写下的辩护之书。
图片
《〈资本论〉的读法》| 杨照
《资本论》,为弱势者写的辩护书
杨照
01.
以普世的价值对抗强权
尽管马克思的思想在20世纪遭到各种误用、滥用、扭曲和攻击,但他毕竟是现在少有的普世价值提供者,他总能够给人一个普世的观点,以超越的心态来看待最巨大的强权。他提出阶级、阶级论,就是为了超越所有代表强权利益的机制,其中当然也包括国家。
在阶级立场上,马克思坚决站在工人这一头,对抗资本家。这背后仍然有一个支持弱势者的普世价值作为他的依据。我们不妨以一句村上春树的话来比喻,这是村上春树到耶路撒冷领奖时所说的。他说:
但请容我发表一些非常私人的讯息。这件事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我从未郑重其事到将它公之于世,而宁愿刻在我内心的墙上。这件事就是:“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没错,不管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误,我都会站在蛋这一边。正确与否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如果有一名小说家,不论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都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会有什么价值呢?
不论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误,村上春树说,作为一个小说家,他都要站在蛋这一边,因为墙比蛋坚硬,墙比蛋要强势得多。马克思也是如此,不论资本家有多正确,工人有多错误,他都要站在工人这一边,因为资本家比工人强大太多,更何况资本家还是靠着工人的劳动努力,才能够变得那么强大。只不过马克思并不是小说家,而是哲学家,所以他不能把是非推给别人去决定,而必须坚决地说出工人、劳动者对,资本、资本家错的理由。
整本《资本论》,就是这样一部为弱势者而写的辩护之作。我们可以不同意他辩护的理由,但我们应该心怀同情地去理解这辩护立场的来源,而且我们更不应该忽视他这个普世价值依据的出发点。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为什么在边远、落后、弱势的国家里,马克思的思想总是能够广为流行,甚至跃居主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也是在中国最虚弱、最低潮的时候取得了最大的进展吗?那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足以让弱势国家质疑、对抗帝国主义强权的普泛性依据。
02.
是思考的革命分子,
还是行动的革命分子?
马克思最强烈的使命感,在于揭发他所察觉的巨大共犯结构,从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上长出了一套维系这份不平等的欺瞒系统,那就是根植于资产阶级利益的上层结构。马克思选择实践使命感的方式,是理论、知识及说服。换句话说,马克思给自己的最大任务,就是让劳动者睁开眼睛,看见自己被剥削的事实,看见那个时代的礼仪、习惯、风俗、制度、社会组织、政府组织、国家体制,乃至于文学、哲学、艺术,都在帮助资产阶级欺瞒工人的这项事实。
马克思是一个思考的革命分子,而不是一个行动的革命分子。为什么到了20世纪,青年马克思的作品会被挖掘出来,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因为那是马克思还没被迫参与革命行动发表意见的作品。后来的马克思被塑造成一个行动革命家的形象,和这些文字及思想显得格格不入。
图片
1848年前后的欧洲情势和气氛,再加上《共产党宣言》的成功,使得马克思前去参与各式各样的行动,但那并不是他的初衷,甚至不是他思想理论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说,哲学家致力于解释世界,但重要的是改变世界。这句话让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不满于哲学家的空谈,一定是主张“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要有行动,要有组织,要发动革命,要推翻既有的秩序。这应该是马克思的本意,也符合他后来的行为,以及由这些行为所塑造出来的马克思的形象。
但我们仔细阅读《资本论》,再从《资本论》上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内容,就会发现马克思的本意真的不是如此。
马克思梦想的改变世界的方式,是揭发真相,建构真理——让劳动者知道自己是被剥削的;让劳动者知道被剥削是因为生产工具掌握在资本家手里;让劳动者知道,当下的生活是一种异化以后的扭曲生活;让劳动者知道,还有一种异化以前的自然幸福状态。一旦劳动者知道这些,就会产生追求回归异化以前那个应然世界的冲动,世界就会随之改变。
劳动者重新成为自己的主人,夺回生产工具的掌握权,回归异化之前的生产关系,这才是改正之后世界的样貌。这一切的主体是工人,是劳动者,而不是组织抑或革命政党。
这个过程需要哲学家,说得更广泛一点,需要知识分子。像马克思这样的哲学家或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就是批判虚幻,接受真理,这就是他们实践并改变世界的方法,而不是在批判之外,从事其他实践性的行动。哲学家和知识分子进行调查、思考,找出真相,使得被剥削、受伤害的人能够从操控的共犯体系里觉醒,恢复作为自我主人的身份,积极地去创造正确的社会,这就是马克思的思路。
然而时代的现实使马克思脱离了这条理路,后来他担下了领导工人革命的身份,不再能够心无旁骛地整理他的思辨。这条理路传到列宁手中之后,更进一步产生了先锋党的概念,由党来扮演工人革命的代理人。在工人完全觉醒之前,由党来代表工人进行革命,改变世界。
哲学家马克思和革命家马克思绝非同一回事。不幸的是,革命家马克思很快就掩盖了哲学家马克思,成为现代人认知上唯一的马克思。
我当然无意否认革命家马克思的存在,但我不得不反复提醒大家,我们不能够只认识革命家马克思,而忽略了更根本的哲学家马克思。只有还原马克思的哲学家身份,我们对他的理解才能够更全面、更深刻,马克思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当代启发也才会更丰富且切身。
图片
马克思笔下那异化之前的人类状态,是不折不扣的哲学前提,而不是历史幻想;是以现实为材料进行回溯的哲学思考,据此推演出的逻辑命题类似柏拉图的理型说里那些理想而全面的理性。这个理想状态的推论是重要的坐标轴,为我们提供了检验现实的定锚点,让我们能够用它作为依据来批判现实,改变劳动者看待世界的方式。
03.
后马克思的世界
今天的世界是后马克思的世界,是受到马克思思想改变的世界,就连今天的资本主义都是因应马克思理论而调整过的资本主义,和前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大不相同。在马克思预言的威慑和指引下,资本主义体系所做出来的因应变化,包括:
首先,设法模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分界,尤其是让劳动阶级能够通过各种形式参与生产决策,并且拥有小量的资本,打破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原本决然的划分。
其次,设法改变生产关系,让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和生产决策权相对开放,不再完全掌握在不参与实际劳动的少数资产者的手里。
第三,也是因为马克思的威慑和提醒,资本主义体系学会了要注意游离者,也就是介于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既非此也非彼的尚未确定其阶级归属的人。100多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增加了许多身份介于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角色,大大缓和了马克思所预言的冲突关系。读这本书的各位读者,你们今天的工作和社会角色可能都落在这块当中,马克思来不及看到,但有一部分是在受到他的理论刺激而出现的领域当中的。
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另一项巨大改变,发生在资本所有权的分散上。股票市场、华尔街、股权、小股东,这些也都是马克思没有预测到的。但有一部分是受到他的理论刺激而出现的新兴现象——资本对大众开放,劳动者可以在从老板手中领取工资之后,拿出一部分来购买自己的工厂或者是公司的股票。他在形式上同时扮演工人和资本家,模糊了马克思原先认定的只会越来越清楚、相隔越来越远的阶级划分。劳动者取得了参与资本运作的权利,也就得以分享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还有他所获得的利益,不再是纯然被动的被剥削者。
图片
整个系统有效地将劳动者转换成一份职业,而不是一种阶级,当然也大幅削减了阶级意识勃兴的可能性。这个社会除了工人、劳动者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职业,而工人或劳动者的利益基础,在他们获得了资本的部分拥有权之后,也就不再必然建立在工资上。如果压低工资,增加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可以有效地让股价上涨,那么他手中股票的正面收益,可能就大于他在工资上所遭受的负面损失。如此一来,工人就不必然要反对压低工资的做法了。
时代改变了,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再以天真的眼光阅读马克思的论著。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历史的读法,透过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如何从19世纪的残暴不仁转变为今日的慈眉善目;另一种读法则是借由马克思的理路,来省思自己对生活、生命的选择。尤其需要思索的是,工作在生活当中应该占据什么地位,在生命当中又应该具备什么意义?
04.
不是工人的马克思,
为何能启发工人阶级意识?
在赫尔曼·黑塞的名著《悉达求道记》(又译《悉达多》或《流浪者之歌》)里,年轻的悉达多听了世尊讲道,也见到了世尊的面。悉达多承认世尊说得很有道理,但他仍无法跟随世尊,成为世尊的弟子。因为还有一个根本的疑问无法解决——世尊的因缘法唯一无法解释的,就是世尊本身的存在。如果世界就是无名,人看不清因缘而必然陷入痛苦,那为何会有超脱无名、悟透因缘法而得到解脱的世尊呢?世尊的存在不就等于证明了,因缘法是有例外的吗?因缘法如果有例外,世尊所说的话不就无法成立了吗?这真是一个精彩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马克思身上。马克思的理论最难解释的是他本身:他不是工人,不是劳动者,却具备了比工人更强烈的阶级认同,还扮演起启发工人阶级意识的角色。这不就表示阶级意识和阶级身份是可以分离的吗?如果不是工人的马克思可以认同工人,那么不是工人的资本家,为什么就必然抱持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必然剥削工人,以至于阶级差距不断地扩大,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体系土崩瓦解呢?
马克思并没有解释自己的存在,但100多年后,我们很容易便可以为他解释。他的存在证明了社会上有一种自觉的阶级身份游离者,我们可以将这种人统称为知识分子。他们拥有知识,重视知识,把对知识的信仰凌驾于自己的阶级出身及现实利益之上。马克思是一个不愿意承认,也不愿在他自己的社会想象当中给予明确位置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以知识和思想对抗既有世界秩序的人,这是他的严重失误。其实他的努力已经证明,社会需要超越直接利益考虑及阶级身份的知识分子,他却吝于在理论当中承认这一点,亦不赋予知识分子明确的地位。
20世纪中叶,西欧出现新马克思主义,“新”这个字对应的是经过苏联共产党改造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新马反而是旧的,因为他们提倡回归原始马克思思想的本质,把它定位为一种哲学的知识分子式的思考,而不是革命行动的信念和纲领。他们展现了马克思当年最迷人的本质:借由知识和深思来质疑流行于社会的价值,为解释现实、设计未来找出截然不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