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文阳：唐宋“广南”地名演变考

唐时期岭南道东部（图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我国广东、广西、海南三省与越南北部在历史上曾同属一个地区，即秦汉时所谓“百越”地区。六朝隋唐时期，“岭南”在指称这一地区的众多地名中脱颖而出，使用最为广泛。唐代该地还有“岭南道”之名，为监察区名。宋代将这一区域划分为“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又分别简称为“广东”“广西”。此简称元明清沿袭不改，逐渐变为正式政区名，延续至今。

由于“广南”一词在宋代频见于史册，故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始见于宋代的称呼，并以此作为判别文献年代的依据。岑仲勉考证柳宗元《代广南节度使谢出镇表》等三篇文章为伪作，理由之一就是“唐称岭南，广南乃宋称”。中华书局版《柳宗元集校注》认同岑氏观点，谓其“深中要害”；校注者还指出《为广南郑相公奏百姓产三男状》中的“‘广南’当为‘广州’或‘岭南’之误”。上述柳文的真伪非本文所论，但“广南乃宋称”这一观点并不成立。事实上，“广南”一称多次见于唐代文献。现将相关材料分为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其形成年代论列如下。

在唐代文献中，“广南”出现过多次，既出现在文献中，也见于碑刻资料。

诗中有“名宦两成归旧隐，遍寻亲友兴何饶”一句。明代黄佐《广州人物传》载：“杨环，南海人，力学工诗，隐居罗浮。咸通末登进士第……拜官后，时事日非，即拂衣归隐。”据此，杨环归隐及周诗创作的时间，应在咸通（860—873）以后。

序载：“公字仲节，广南封州人也”。文末称“时有唐乾符五年，岁在甲午秋仲望日”。乾符五年岁在戊戌，“五”或为“元”之误，乾符元年岁在甲午，即874年。

诗称：“战国从今却尚文，品流才子作将军。画船清宴蛮溪雨，粉阁闲吟瘴峤云。暴客卸戈归惠政，史官调笔待儒勋。汉仪一化南人后，牧马无因更夜闻。”“作将军”是指“刘仆射”任军职；“蛮溪雨”“瘴峤云”“南人”三组意象表明刘仆射任职于岭南。又《宋太宗实录》载作者殷文圭“乾宁五年进士登第”，乾宁五年为898年，据此可推知其生存的大概年代。诗歌所寄之“刘仆射”只能是唐大顺（890—891）至乾宁年间（894—898）的岭南东道节度使刘崇龟。证据如下：（1）《旧唐书·刘崇龟传》载：“大顺中……出为广州刺史、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观察处置等使，卒。”（2）《旧五代史·刘岳传》载：“（刘）崇龟，乾宁中广南节度使。”（3）《北梦琐言》“夏侯生说刘仆射事”条载：“广南刘仆射崇龟，常有台辅之望，必谓罢镇，便期直上。”（4）桂林龙隐洞所存《张濬刘崇龟杜鹃花唱和诗》，石刻署名有“前岭南东道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刘崇龟”以及日期“乾宁元年三月廿七日”。

第一，据（3）、（4）两条，可知刘崇龟带“仆射”衔，与殷诗诗题相符。第二，据（1）、（4）两条，可知刘崇龟任的使职是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观察处置等使，任军职且在岭南，与殷诗诗意相符。第三，据（1）、（2）、（4）三条，刘崇龟任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观察处置等使的时间在大顺、乾宁时期，与殷文圭有时代交集。第四，（2）、（3）条径称刘崇龟为“广南节度”“广南刘仆射”，与殷诗诗题相符。综上，殷诗为大顺、乾宁年间寄岭南东道节度使刘崇龟所作。

该条载：“（严士则）到郡才经过周岁，即解印归罗浮。及韦相公宙出镇广南，使人访之，犹在山谷。”据校点说明，《剧谈录》成书于乾宁二年(895)。据《唐刺史考全编》，韦宙曾于咸通二年到九年（861—868）任广州刺史、岭南东道节度使。

以上所举为传世文献，或因流传有误，或以后世地名追改，文字未必绝对可靠。但下列出土墓志所反映的应是当时情况。

志文载：“子男二人：长曰杲……从□郑公愚为广南推官，得试校书。”墓志系于咸通十三年，则孙杲“为广南推官”应在当年或稍早几年。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设奇沽誉”条记载了咸通中郑愚“镇南海”之事。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郑愚尚书锦半臂”条载同一事，称郑愚“除广南节制”。可见郑愚节制“广南”就是镇南海（广州），即出任岭南东道节度使，时间为咸通九年(868)至十二年(871)，与志文相合。

志文载：“（韦）询婚弘农杨氏，即故广南尚书发第三女。”

志文载：“季弟仁颖……从知广南幕下。”

志文载：“祖温望，皇广南官。”

上举8条唐代文献有力地证明了“广南”作为地名最晚在唐咸通年间就已经存在了，“广南乃宋称”之说显然错误。那么咸通以前是否有“广南”一名呢？目前虽不乏相关文献，但其证据力均不足。试列举如下：

一是唐末五代李珣的《海药本草》引《广州记》称：“（蛤蚧）生广南水中。”《广州记》有两种，分别为晋人裴渊、顾微所撰。唐以前“广南”仅此一例，应为李珣引用时所改，而非《广州记》原文。

二是《富川列女蒋氏冢西观寺碑》（简称《蒋碑》）载：“长子（钟）士雄，拜开府仪同三司、伏波将军、持节、广南酋帅。次子士略，银青光禄大夫、岭县国公、食邑里五百户。”蒋氏为岭南贺州首领钟士雄之母，隋时曾阻止钟士雄参加叛乱，事迹见于《隋书》《北史》本传。据碑文，唐玄宗应钟绍京之请，“诏工部侍郎许国公臣苏颋询事考能，直笔勒石”，对蒋氏加以表彰，遂有此碑。据碑文，似乎唐玄宗时已经有“广南”一称了。然而碑文称钟士雄被拜为“广南酋帅”，行文不合常规。史籍中多见少数族群首领以酋帅的身份被授官，如《旧唐书·李大亮传》称降唐的突厥“酋帅悉授大官”，但从无拜某人为“酋帅”的记载。因为“酋帅”是汉文文献中对少数族群首领的一种称呼，而非需要封授的官职，可见此处碑文显然有误。《粤西金石略》引宋元符三年（1100）王端礼记述《蒋碑》的文字称：“经五代兵火之乱，湮没已久。余为富川之二年，始购得板本于郡之厅事。因市石募工，并与魏郑公所撰《隋书·列女传》刻之，立于钟山寺仁智堂。”《粤西金石略》又称：“唐碑久亡，宋人述其文刻之，字画甚劣。”据此，则《蒋碑》原刻五代时已经不存，现在看到的文字是录自宋人重刻的版本，且“字画甚劣”。再加上碑文中有不止一处错误，如上引片段中提到“岭县国公”，而隋代并无“岭县”；“食邑里五百户”中的“里”字显系衍文，可知宋人重刻《蒋碑》时错误颇多，现在所见文字已非唐代原貌。

三是《旧唐书》中有对“广南”的多条记载，其中系年在咸通以前的有3条。《旧唐书·代宗纪》广德元年（763）十二月甲辰条载：“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下大掠广州。”《旧唐书·文宗纪》大和三年七月丁酉条载：“丁酉，以京兆尹崔护为御史大夫、广南节度使。”《旧唐书·崔珙传》：“（大和）七年正月，拜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延英中谢，帝（唐文宗）问以抚理南海之宜，珙奏对明辩，帝深嘉之……即以王茂元代珙镇广南。”

虽然《旧唐书》因文字多取实录等唐代原始文献，史料价值很高，但它毕竟成书于五代，不能排除以后世地名追改的可能。引文中唐代宗、文宗时期就有“广南”一称，这是否为唐代真实情况尚不能证明。后世追述唐史的其他文献情况与此类似，不再一一列举。

总之，尽管不能排除其可能性，但目前尚未发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咸通以前存在“广南”一称。据现有文献判断，“广南”作为地名被大量使用始于咸通年间，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现象呢？

岑仲勉将唐之“岭南”与宋之“广南”对举，即认为二者同义。然而“广南”词义与“岭南”本不相同，它自唐至宋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唐代，“广南”最初的含义是指广管地区。唐代在广州先后设置都督府、节度使府管辖附近20余州，这个范围被称为广管地区。如《岭表录异》称：“红飞鼠，多出交趾，及广管泷州。”《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内侍监赠扬州大都督陪葬泰陵高公（力士）神道碑并序》：“则天圣后赐姓高，改名力士，广管潘州人也。”广管与邕管、容管、桂管、安南并称“岭南五管”。文献中有不少以“邕南”“容南”指称邕管地区、容管地区的例子，这里各举两例。唐僖宗《授郑愚岭南节度使制》：“况邕南地界蛮乡，甫新戎号……可守邕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散官勋封如故。”范摅《云溪友议》“买山谶”条载：“邕州蔡大夫京者……才到邕南，制御失律，伏法湘川，权厝于此。”陈陶有诗《赠容南韦中丞》云：“普宁都护军威重，九译梯航压要津。”按唐天宝（742—755）中容州改普宁郡，这里所谓“普宁都护”，就是指容管经略使。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广南西路》容州四六条引唐僖宗敕文：“容南寄重，隆思遂行。”由“邕南”“容南”循例可知，“广南”即指广管地区。

岭南五管虽然并称，但其权力却不相侔。韩愈《送郑尚书序》称：“岭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隶岭南节度府，其四十余分四府，府各置帅，然独岭南节度为大府。”造成“独岭南节度为大府”的原因在于岭南节度使具有双重权力。《资治通鉴》载，唐元和十四年（819）征讨岭南的西原蛮，“（容、桂）二管凋弊，惟（孔）戣所部晏然”。孔戣时任岭南节度使，本条同页胡三省注称：“岭南节度虽兼统五管，而广州所管自为巡属。”岭南节度使一方面可以“兼统五管”，以整个岭南作为其间接管辖区，另一方面以广管，即广南地区“自为巡属”。韩愈《南海神庙碑》称：“（广州）刺史常节度五岭诸军，仍观察其郡邑，于南方事无所不统。”可知“兼统五管”，是指对五管拥有统军（节度五岭诸军）、监察（观察其郡邑）权。这种局面自设置岭南节度使开始，延续到咸通三年（862）才发生了重大变化。

咸通三年《分岭南为东西道敕》载：

这道敕书发布的背景是咸通初年南诏进犯安南，其中“海南”即指安南地区。唐代去往安南主要通过从今北部湾南下的海路，这里的海路交通“不但比陆路发展的早，还更为经济、便捷”。罗凯认为，咸通三年岭南东西分道在过去常被视为广西最早成为一级独立政区的证据，而事实是五管格局继续存在。笔者认为，简单地把咸通三年（862）的变革视为广西成为一级独立政区的开始，这显然不足取，原因就是岭南西道的直辖区范围与今广西差距很大，且桂、容、安南三个藩镇并没有被废除或者并入岭南西道，其长官也照常任命。但如罗凯所说，岭南西道较之过去的邕管，仅仅是级别提升、辖区稍有扩大，而岭南的政治地理格局不但没有因为邕管的升级而发生大变革，反而是“岭南五管并立的格局得到进一步凸显”，这种观点也不正确。上引敕书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邕管升级的背景是“岭南分为五管，诚已多年。居常之时，同资御捍，有事之际，要别改张”。这句话表明此次邕管升级会使“诚已多年”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变化，否则何来“改张”之辞？下文又称“分岭南为东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如果仅仅是邕管一个地区的升级，那么“分”字怎么解释？如果仅就邕管而言，那么敕书应该称“升邕州”，而不是“分岭南”。事实上，敕书所谓“分岭南为东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这个“分”字就是针对前述岭南节度使“兼统五管”的权力而言。经过分割后，东、西两道节度使分享了原先由岭南节度使独占的对五管的统军、监察权。五管虽然并存，但它们从共隶一使变为分隶二使。那么，两道节度与五管的辖属关系如何呢？《旧唐书·地理志一》罗列唐后期方镇：

桂州并非岭南西道治所，“岭南西道”一目应是包含下列桂、邕、容、安南四使，与前一行“岭南东道”并列。这说明东西分道后，桂、邕、容、安南俱属西道。嘉靖《广西通志》称：“咸通中，始分桂、邕、容三管为岭南西道节度使，治邕州。”按明嘉靖（1522—1566）时安南早已成为藩属国，故这里只提桂、邕、容三管。其实唐代岭南西道一定是包含安南的，否则无法解决敕书中所谓“不并海南”的问题。岭南西道节度使以邕管为直辖区，将容、桂、安南纳入间接辖区，对上述四管行使统军、监察之权，解决了原先邕管“委人太轻，军威不振”之弊。岭南西部四管被整合起来，有利于军事上统一调度以应对南诏的威胁。这正是“有事之际，要别改张”的体现。

既然四管均属西道，那么岭南东道节度使行使统军、监察权的范围就缩小到广管一个地区了，也就是说，其间接辖区和直辖区重合了。岭南东道节度使变成了事实上的广管节度使。既然广管又被称为“广南”，那么从此将岭南东道节度使称为“广南”节度使也就顺理成章了。前文所举8则唐代“广南”文献的形成年代均在咸通（860—873）或以后，且经笔者考证，（三）（四）（五）则文献中提到的“刘仆射”“韦相公宙”“郑公愚”的身份均为时任岭南东道节度使。可见，“广南”一称自咸通以后开始出现绝非巧合，而是唐代岭南政治地理格局变化的一个写照。

总之，“广南”的本义是指广管地区，也就是岭南节度使的直辖区。岭南节度使不仅直辖广管诸州，还以岭南五管为间接辖区，对其拥有统军、监察权。咸通三年（862）岭南东西分道，岭南东道的间接辖区大幅度收缩，与直辖的广管地区重合。岭南东道节度使自此成了事实上的“广南”节度使。这正是唐代“广南”文献在咸通以后开始频繁出现的原因。

在唐代，“广南”一词指广管地区，为岭南五管之一；到了宋代，“广南”所指对象扩大为整个岭南。这一变化的关键在于五代时期。唐乾宁二年（895），岭南东道节度使改称清海军节度使。此后，封州刘氏逐渐获取了清海军的实权并割据一方。不过在称帝之前，刘氏统治区依旧有“广南”之称。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表荐及第”条载：“何泽……漂泊关外，梁太祖受禅，泽假广南幕职入贡，敕赐及第。”清代梁廷楠《南汉书·何泽传》载：“何泽……漂流岭海间，烈宗（刘隐）深加礼接，辟就清海军从事。梁太祖受禅，表荐于朝，赐及第。”“梁太祖受禅”之时为开平元年（907），刘氏尚未称帝。时任清海军节度使正是后来被南汉追尊为烈宗的刘隐。可见前引《唐摭言》中所称“广南幕职”就是指清海军节度使府的幕职。《新五代史·南汉世家》称刘隐开始割据时：“交州曲颢、桂州刘士政、邕州叶广略、容州庞巨昭，分据诸管；卢光稠据虔州以攻岭上，其弟光睦据潮州，子延昌据韶州；高州刺史刘昌鲁、新州刺史刘潜及江东七十余寨，皆不能制。”据此，刘隐不仅控制不了其他四管，对广管潮、韶、高、新等州也力不能制。其实际控制范围不逾唐广管之地，谓之“广南”，可谓名实相副。

《南汉书·高祖纪一》载，“及烈宗兼静海两镇节度使，乃表帝（刘）为副使”，此后“尽以兵柄付之（刘）”，逐步削平诸管。据此，刘平诸管的大概时间当在“烈宗兼两镇”以后。据《资治通鉴》，后梁开平二年（908）十月刘隐兼清海、静海两镇。此后刘氏逐步夺取潮、韶、高及容管、邕管诸州。至贞明三年（917）刘称帝，刘氏已有广、容、邕三管之地。然而此后依然存在以“广南”称南汉的现象。《册府元龟》载后汉乾祐三年（950）湖南马希广上后汉朝廷的奏疏称：“又探得荆南继差人下淮南与广州，三处结构。荆南欲取澧、朗州，广南攻桂州，淮南欲取湖南。”此前，南汉已于乾祐元年（948）从马楚夺取昭州、贺州，但尚未得桂管之大部，故马希广称“广南”欲攻桂州。后周广顺元年（951）十一月南汉占领桂管诸州，“始尽有岭南之地”（不包括安南）。尽管此后南汉的实控疆域已经远超唐代广管的地域，但宋代对南汉延续了五代时期的称谓，谓之为“广南”。宋太祖开宝四年（971）二月《平广南曲赦》称：“言念广南，僻居岭表……限赦书到日昧爽以前，广南管内州县诸色犯罪人，云云。乃睠岭南，本惟王土，盗据千里，及今累朝。”这道诏令中称广南“僻居岭表”，岭南为“盗”所据，显然“广南”即指南汉政权，岭南、岭表为“广南”所据之地。“广南”管内州县，也就是“岭南”“岭表”的州县。“广南”一词所指的地域范围实际上扩大到了整个“岭南”。可见，一方面，五代及宋各政权曾以“广南”指南汉；另一方面，刘氏实控疆域从广管地区逐步扩大到除安南外的整个岭南，这无形中使得“广南”所指的地域范围随之扩大。这是“广南”一词含义变化的关键。

宋灭南汉之后，仍然继续使用“广南”一词来指代原南汉统治区。因而“广南”的含义与“岭南”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二者有时混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太祖开宝四年五月条：“丁酉……以右补阙王明为秘书少监，领韶州刺史、广南诸州转运使。”次年八月又载：“丙申，命同知广州潘美、尹崇珂并兼岭南转运使，其原转运使王明为副使。”王明本为“广南诸州转运使”，后又称“岭南转运使”，可见“广南”“岭南”含义相同。宋真宗至道三年（997），“广南”东西分路，分别设置转运司。至道三年设十五路，意味着宋代“自罢节度使领支郡之后，高层政区又一次建立起来”。“广南”由此正式成为政区名，此后广南东、西路被简称为广东、广西。两广之名，即源于此。

本文考证了唐宋之际“广南”一名的渊源与流变。根据现有文献，“广南”一词大量出现于唐咸通年间，其本义是指广管地区，而非整个岭南。咸通三年（862）岭南东西分道，岭南东道节度使成了事实上的广管节度使，“广南”一词遂被频繁使用。五代时期，封州刘氏凭借清海军节度使的职位在岭南不断扩大地盘，最终建立南汉国。同时期的其他政权也曾以“广南”称呼南汉，“广南”一词被赋予了指代南汉政权的新含义，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宋初。随着南汉疆域的扩大，“广南”所对应的地域范围也相应扩大到整个岭南，这是“广南”一词含义变化的关键。宋灭南汉之后，继续用“广南”指称原南汉统治下的地区，并与“岭南”混用。宋真宗至道三年设置广南东、西路，“广南”正式成了政区名。此后，广南东、西路被简称为广东、广西，此即两广得名之由来。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