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环球时报》的记者付国豪在香港机场被不法暴徒殴打，但他临危不惧，大喊“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
付国豪当时才入职环球时报数月，本是初出茅庐、默默无闻的小记者。但他在这次香港暴动中的表现，让他成了全国闻名的“爱国记者”、“英雄记者”，连人民日报也发文夸他《付国豪，真汉子！》
付国豪，图片来源于网络
很多人都以为，付国豪这个年轻记者有血气、有理想，他一定会很有前途，在新闻业中大放异彩。
然而，去年4月底，付国豪父亲在社交媒体上说儿子得了抑郁症，因为不想牵累单位，对领导、同事给的特殊关照也非常愧疚，所以从《环球时报》离职了。
这个消息令人感到惋惜。而我们当时还撰写了文章分析了付国豪的病情，希望他和父亲都能够引起重视，避免病情恶化后发生悲剧。
2021年4月，我在微博上的发言
自此之后，网上再也没出现过付国豪的近况消息。没想到，前天晚上（11月17日），付国豪的父亲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了儿子去世的噩耗！去年10月25日，30岁的付国豪因抑郁症去世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么好的青年，以这种方式离世，真的让人非常痛心、惋惜！
其实，如果付国豪和他的父亲能更加清楚地看清患病根源，接受系统化治疗和深度心理干预，又或者掌握科学、高效的精神心理学知识，想办法解决心理根源问题的话，付国豪是有可能走向康复的，甚至还能将这段患病经历转化为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我们当时尝试联络付国豪的父亲，将这个信息传递给他，但遗憾的是，最终悲剧还是发生了。
有一位网友在我们之前发布的文章下留言，“何医生真是有先见之明！”但我并不想要这样的先见之明，只希望不再发生此类令人痛心的悲剧。
网友在文章下面的留言
付国豪到底为什么出现精神心理障碍？他的患病根源是什么？我没有机会与他、他的父亲直接对话，但从他的公开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些线索。
首先，付国豪被诊断为抑郁症，我认为这是不妥的。但这不是不认可给他下诊断的大夫，更不是说这个大夫是误诊，而是在主流精神医学的诊断标准中，确实还很难找到一个非常准确的、能描述付国豪病症的诊断。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抑郁症是症状学诊断，主流观点认为病因不明。在很多人眼里，包括在很多精神科专家的眼里，“抑郁症”即意味着患者本来就有抑郁症的先天因素，比如遗传因素等等。现在，网上还有些不安好心的不爱国分子揶揄付国豪有先天缺陷。
所以，这个诊断背后的意味，对付国豪来说很不公平。他之所以出现严重的精神心理症状，其实与他从2019年以来一连串的特殊经历、遭受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有关。
第一，他在香港机场遭受暴徒的囚禁、殴打及辱骂，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创伤事件，足以让他出现急性应激障碍（ASD），如果在1个月后出现症状，意味着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付国豪的父亲说，2019年8月儿子回北京之后不久，他就发现付国豪有了一些变化，他跟很多朋友不再来往，很恐惧和人交流。这极有可能是急性后应激障碍（ASD）的症状，而且很可能后续发展成了PTSD。
可是付国豪的经历很特殊，因为这次巨大的心理创伤事件反而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名誉和社会各界的嘉奖、支持。
全国人民都对他竖起大拇指，被领导同事表扬，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这给付国豪带来一定的正性情绪体验，有助于减轻PTSD的症状。
但更有可能的是，付国豪经历过暴打事件后内心其实有恐惧、压抑，精神心理已经出现问题了，但因为大家给他贴的标签是“坚强、勇敢的英雄”，对他有极高的褒奖和期待，以付国豪的性格，他很有可能要求自己强打起精神，以坚强的形象示人。
在这两重因素之下，付国豪的PTSD症状被掩盖了，又或者说在表面看来症状不明显，导致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和处理，他到精神科就诊时，大夫也未能捕捉到症状。
第二，付国豪成为“英雄记者”后，众人对他的支持、鼓励、期待反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也非理性地自我施压，但仍然达不到理想目标。
这可能与付国豪的成长经历有关，他从小善良，而且在父亲的教育下，“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想法根深蒂固。他知道大家对他的高期待，也很希望达到这种期待，很想在工作中不断创造价值，回报社会和单位。
但是他作为一个新记者，当时才入职几个月，在工作中肯定还难免出错、做得不足，这都是正常的。更何况，他那时很有可能已经出现PTSD的部分症状了，虽然他还硬撑着，表面看起来似乎不严重，但很可能会影响工作效率和表现。
但付国豪无法接受自己这些表现，他很可能觉得自己太不称职了，没法达到大家对自己的期待，领导和同事还一直对自己特殊照顾。他觉得自己名不副实，感到强烈的内疚、自责，甚至有负罪感。这对他来说又是一记沉重的打击，形成了心理创伤。
第三，经济上的压力。付国豪的父亲说，儿子在北京生活其实入不敷出，还要家里对他补贴。这一点也让付国豪心理压力很大，对父亲有愧疚。
第四，出现了明显的精神心理症状后，付国豪很可能还是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流露出真实的感受和情绪。他难以及时释放压力和负性情绪，还要每天要强打精神、强颜欢笑，类似于“微笑型抑郁症”，无形中又演变成了一个新的压力和心理创伤。
除此之外，因为记者的职业特性，付国豪在工作中可能接触过不少社会负性事件，目睹过不少悲剧事件，这也可能会造成叠加性心理创伤。
所以，付国豪的“抑郁症”明显不是生物学因素、遗传因素导致的，而源于他一连串特殊的经历、并缺乏相应的心理支持。
如果一定要在主流精神医学中找一个诊断的话，我认为可以考虑诊断他为“轻度PTSD继发抑郁发作”。不过，这也还是难以描述付国豪患病的根源和经过。
而且付国豪接受过精神科药物治疗，也有可能接受过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还是在首都北京进行的，这里有着全国最权威的精神科专科医院，但最终都没能让他走向康复。
无论是对他的诊断还是治疗手段，这都是反映出主流精神医学、主流的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的巨大局限。
如果按照我们的多学科诊疗模式（MDT），付国豪其实非常符合我们提出的病因学新诊断：创伤后应激反应失调（PTSRD），而病因就是上面所分析的叠加性的心理创伤。
所以，如果大家只把付国豪看作一个“抑郁症”的患者，认为他就是因为重度抑郁症而自杀去世的，这对他来说很不公平，也不利于大家看到他离世的真正原因。
付国豪确实是个正义、正直、善良的爱国青年，他勇敢的表现让他迅速成名，获得了巨大的名誉，同时也迎来了外界巨大的期待，这本来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好事。
但我们要反思，我们给予了一个人莫大的名誉和期许，却没有给其相应的心理支持和物质支持的话，这种巨大的光环和落差很容易把一个人压垮。付国豪就是一个令人感到痛心、惋惜的悲剧！
就算不是付国豪，而是一般的新闻从业人员，他们的心理压力也很大。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为他们提供一些心理服务支持。
也希望新闻从业人员重视自己的心身健康，学会及时调整好心理状态，才更有可能实现新闻抱负、创造价值。就算暂时无法实现新闻理想和抱负，那不妨把职业当成一份工作，做一个默默搬砖的“新闻民工”即可，不必郁郁不得志。
付国豪是备受父亲疼爱的儿子，最终却上演白头人送黑头人的悲剧。
在现实中，还有很多青少年、年轻人罹患了抑郁症、双相障碍，但他们的父母也还没看清孩子患病的根源，孩子一直得不到康复。
希望这部分患者父母要积极学习，尽快掌握一些高效的、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了解患病背后的心理根源，尽快帮助孩子找到合适的康复路线图，避免病情恶化而发生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