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家、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潘懋元，因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2022年12月6日08时50分逝世，享年103岁。
《教育家》曾专访潘懋元先生，一起了解先生事迹，深切缅怀潘先生！
文章来源 | 光明社教育家（ID：jyjzzwx）
作者 |王湘蓉 邢晓凤
潘懋元：一辈子的先生
有“海上花园”之称的厦门，冬天依然明媚生动，繁花树树，宁静中透着质朴，海风携着丝缕凉意，吹面而来。沐着绵绵细雨，记者走进了著名教育家、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先生的家中，对先生进行了采访。
一窗青山，一袖云。潘先生家中布置简洁，满墙的书柜，典藏云集。茶几的花瓶里插着一枝高洁的雪莲花，给人一种无处惹尘埃的超脱与宁静。在“城中有山水”的厦门，居住着“胸中有山水”的先生，该是厦门之幸。先生浅浅地微笑着，步履缓缓，虽然已近期颐之年，但精神矍铄，神思敏捷，举手投足间尽显学者气度，感染着每一个接触他的人。98岁高龄的潘先生，如今依然躬耕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每周定时定点地给自己带的20多位博士生上课，在高等教育这块广袤的田野上孜孜不倦地耕耘。“我延缓衰老的办法就是勤于用脑。”先生笑言。
功在少年：砥砺出大师
1920年8月潘懋元出生于广东汕头市一个贫穷的小商贩家庭，祖籍揭阳。父母虽无学问，但非常重视教育，潘懋元的启蒙学习是跟着在小学教书的二哥念《千字文》《幼学琼林》等。上学时他非常喜欢读儿童文学，为了读中国的经典小说、国外的侦探小说和冒险小说，他常常将吃饭的钱节省下来去买书而落下胃病。图书馆的馆长见潘懋元爱书成痴，便经常给他推荐一些好书。读书，让潘懋元的视野不断开阔。
失败的“第一次”课堂教学。15岁那年，潘懋元到揭阳私立树德小学教书。潘懋元回忆：“第一次上课以失败告终。事先我花了很多心思备课，准备了很多材料，也制定了计划。可是到讲课那天，一上讲台就紧张得不知所措。结果才十几分钟，就将备课的内容讲完了。学生们见老师没话可说，就在下面叽叽喳喳、打打闹闹。”潘懋元十分懊恼。
不成功的“第一次”使潘懋元认识到，教学里有“大学问”。为了教好书，潘懋元开始去阅读一些教育学书籍，比如庄泽宣的《教育概论》、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等，喜欢读书的潘懋元居然一发而不可收，从此喜欢上了教育。潘懋元决心去念师范，他进入了汕头私立海滨中学高中师范科，系统地学习了《教育学》《小学教材法》《教育心理学》《教育行政学》等师范生课程。之后抗战爆发学校停课，潘懋元去了一所叫锲金的农村小学当教师，并担任学校的训育主任，对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同时参加了当地青抗会。1939年汕头沦陷，拥有报国之志的潘懋元离校从军，做了一名随军记者。
既是学生，又是老师。1941年，潘懋元考入厦门大学。在这里，他受到了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厦门大学创办人陈嘉庚“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思想的影响。他一边学习一边兼课，为著名文学家施蛰存教授摘抄资料。由于事务繁杂，潘懋元便用一张纸片把每天要做的事情记下来，这个习惯保留至今。潘懋元笑言：“多年来，教书、科研、行政、社会活动，多面‘作战’，我就是靠这个习惯和方法安排脑袋的。”他还说，应该在学生时代，就学会合理安排时间，安排好自己的脑袋。
1945年抗战胜利，潘懋元从厦门大学毕业，进入江西南昌葆龄女子中学教书。1946年回到厦门大学教育系任助教，负责复建厦大附属小学，并兼任校长。他通过各种渠道聘请了一批好教师，并对杜威的“从做中学”、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陈鹤琴的“活教育”等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学习与理解，将这些理念积极践行于办学实践中，取得了十分显著的办学成果。
1950年潘懋元任厦门大学教育系秘书，开设“教育政策法令”“中国教育史”等课程，主讲“教育概论”。几十年来，潘懋元先后执教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其中担任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务主任、大学教务处长、大学副校长等职。不管职务如何变幻，但教师的身份却永远不变。
敢为天下先：竭力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早在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尚未独立门户，潘懋元意识到“不能把大学生当成小学生、中学生一样来教育”，大学必须要有自己的教育理论，他指出，专门研究高等学校的教育与教学理论，是必要的。必须像“学前教育”那样，逐步建立一门称为“高等专业教育学”或“高等学校教育学”的教育学科。
1956年，潘懋元和同事们在厦门大学开设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课程。这是“高等教育学”第一次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被搬上课堂。1957年8月潘懋元在厦门大学《学术论坛》上发表《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论述了高等专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不同之处，并建议建立“高等学校教育学”或“高等专业教育学”，这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倡导高等教育研究的论文。
正当潘懋元踌躇满志地将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工作大踏步向前推进时，一场政治风暴席卷中国。潘懋元作为“革命大批判”对象在厦门大学接受批判，被下放到安徽凤阳“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的探索被迫中断。这一中断，使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立的进程延迟了二十多年，也使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错过了和西方高等教育研究并驾齐驱的一个发展机遇。在那个特殊时代，潘懋元坐了22年的冷板凳，但不管环境如何变幻，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的愿望在潘懋元心中始终没有泯灭。
中国高等教育学诞生。1978年，大地逢春，潘懋元终于等来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机遇。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一文，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该领域广阔的发展前景。不久，组织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1979年，潘懋元参与发起并筹备成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1981年，厦门大学招收了全国第一批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潘懋元成为我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1983年，潘懋元出版了《高等教育学讲座》，为第一本《高等教育学》的诞生和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4年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著作——《高等教育学》出版，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高等教育学列为二级学科，这标志着一门新学科就此诞生；1986年，厦门大学获批准成为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点，潘懋元成为中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科的博士生导师；1988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以潘懋元为带头人的厦门大学高教所成为高等教育学领域唯一的全国重点学科点；1997年，该所被批准获得国家唯一的高等教育学科“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2000年，以厦门大学高教所为依托而发展成立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脱颖而出，率先获批成为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唯一的国家级研究中心——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以该所为基础，建立了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该院目前拥有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唯一的国家“985工程”创新基地。
潘懋元（左二）与施蛰存（左三）等师生合影
我国应该成为高等教育研究强国。厦门大学获得国家如此高度的认可，与潘懋元用毕生的精力致力于建立高等教育学这门新学科所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为了营造高等教育学的“满园春色”，潘懋元积极鼓励学生毕业后到全国各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去工作，去帮助全国高等教育研究和学科的建设。
潘懋元认为，我们不仅要成为高等教育大国，而且应该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做强，不能光看有几所“一流大学”，而要看全国高等教育的总体质量。这就需要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办教育，培养人才，因此必须要有审慎的研究和科学的理论指导，要让我国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强国，才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如果中国高等教育学只有厦门大学一枝独秀的话，那我们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就付诸东流了，那会是高等教育学的悲哀，我们要建立更多的研究机构，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
他凭借个人的学术影响力和智慧，促成建立了全国最早的4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并积极为它们创设良好的学科发展平台和空间。潘懋元数十年如一日，先后撰写了十余本著作和数百篇学术论文。他经常外出讲学，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港澳台地区，从高等教育实践中敏锐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还到过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尼泊尔等多个国家，将中国的高等教育成果向境外推广，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学术交流。
上下求索：独树一帜的教学法
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先生”一词是名誉院长潘懋元的专有名字，虽然著作等身，声誉卓著，但他最在意的却是自己的教师身份。他说：“我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其他的职业，大多是‘人一走，茶就凉了’，当老师的，茶永远不凉，教师这个职业是最给人幸福感的职业，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我是‘播种者’，又是‘收获者’。学生的成长是我最大的收获。”
贯穿教学始终的“实践”教学法。潘懋元的学术风格是在教育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他尊重实践，善于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八十多年的教师生涯是我事业的‘资本’。高等教育学者要善于从教育实践中发现问题，并以教育实践检验理论。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是正确的。”潘懋元深有感触。
“实践”是潘懋元贯穿教学始终的重要环节。他针对研究生的特点，创建了“学习——研究——教学实践”三位一体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在前两个环节，学生不是放任式学习，而是带着他设计的主题进行学习和研究，并根据主题给学生开书单让学生阅读。“教学实践”环节，则让大家把学习心得和体会拿到课堂上讲，其他同学当评委来评析，并展开讨论。
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是潘懋元对研究生培养的教与学关系最好的诠释：师生之间互相讨论，相互问难质疑。体现出中国传统书院中教师乐教、学生好学的学术氛围。由于成效显著，这一教学模式被推广至校外，2001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是迄今为止我国高等教育学科获得的唯一一个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家庭访谈式的学术沙龙。潘懋元提倡教学相长，同学生一直保持着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他说，导师的指导，不一定在课堂上和论文指导中，而应该在平时的师生交谈中。“我一个人的想法是有限的，只有大家讨论、辩论，才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1986年潘懋元创设了一种家庭访谈式的周末学术沙龙。每周六晚上，潘懋元家中胜友如云。沙龙是漫谈式的，大家围坐一堂，聊天下大事，话日常见闻，各抒己见，纵横捭阖。潘懋元作为宽厚的长者，颔首微笑倾听，时而点头不语，时而妙语释疑，谈笑皆在鸿儒间。学术沙龙是学生们的精神家园，在融洽的氛围中，他的品格和学养潜移默化地感染了学生。
在长期的沙龙实践中，潘懋元不断发展出“自由讨论，平等对话，启迪思维，追求真理”的学术原则，并将其很好地运用在沙龙之中。在潘懋元先生的率先垂范下，其他教授也纷纷开设学术沙龙，成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一种宝贵的学术传统。
“积极学习是防止思想落后于时代的有效方法。”潘懋元喜欢与年轻人交流、讨论问题，注意发现和把握青年人思想的闪光点，并加以提炼和系统化。他说，年轻人思维活跃，与年轻人在一起总能感受到新思想、新观念的碰撞和冲击。他的许多高等教育的创新观点就是在与博士生讨论时受到的启发。这种敏而好学、海纳百川的精神和气度，正是潘懋元近百岁高龄仍保持着对学术前沿的敏感，显示出旺盛的学术生命力的秘诀。
爱是教育的“最高法”。潘懋元虽身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泰斗”，但他从不摆架子，他说：“导师对学生在专业知识上的具体帮助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方向上的指引、方法上的点拨及人格上的影响。”潘懋元对学生言传身教，循循指导，他说，作为一名教育理论工作者，不能够随声附和，也不要事事反对；要敢为天下先，也要关注现实；学会包容，不要刻意追求“高深”，要深入浅出，由博返约。
在治学上，潘懋元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有一位学生，本来已经约好了上课时间，但被安排去国外考察，打电话向老师请假。潘懋元笑着说：“这样吧，上课时间是早就定了的，去国外考察是后来定的，你自己看。”到了上课那一天，学生如期出现在课堂上。
潘懋元不仅在学习上指引学生，在生活中更是爱生如子，每年春节，他会组织学院里没有回家过节的学生一起吃年夜饭，饭后还会给学生包压岁钱，这让许多学生很感动。遇到家庭困难的学生，潘懋元总是向其伸出援助之手，为学生交住宿费。一些家在外地的学生，逢寒暑假回家时，潘懋元会亲自打电话询问路上是否顺利；有学生家乡发生自然灾害时，潘懋元总是第一时间联系学生问平安。深圳教科院院长叶文梓是潘懋元的学生，谈及先生，他眼中充满了敬仰与尊崇：“先生给我们的爱是大爱，他教会我们要直面现实，解决问题。先生的眼光特别超前，他的研究专题，一般会超前于现实十到二十年。先生在八十年代初就研究民办高等教育，九十年代就提出地方大学本土化，这种超前的思维令人信服惊叹，众人只能望其项背。”
学高为师，达者为先。潘懋元学识广博精深，治学态度严谨，他不仅在教育理论方面造诣精深，而且对哲学、经济学、逻辑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等学科广有涉猎。在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建设方面有精深研究，独树一帜，而且他在“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教育内部关系规律理论”“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民办教育的思想”“高考改革”等方面都有精辟见解。潘懋元带领博士生行走江河，在行走中学习，挥斥方遒；在学术研究中激扬文字，为高等教育学理论的完善殚精竭虑；为人、为师、为学，影响着学界，更是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和发展。潘懋元一生勤勤恳恳，躬耕在教学第一线，为探索人才培养模式而不遗余力。山川岁月近百年，“人不下鞍，马不停蹄”正是先生真实的人生写照。
后记
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问：“先生，您对目前的新高考改革有什么看法？”潘懋元表示，“一考定终身”违反了教育的规律，现在推进的新高考改革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应该用多种方式来考查学生，大学才能够录取到真正符合专业发展的人才。比如说分数最高的进清华北大，但这个分数是综合分数，并不能显示出学生的兴趣及优势。重要的是专业需要哪些学科成绩突出。而且对一个学生的考察不能完全根据学科分数，还要看其他方面的表现，比如说动手能力，会动手的人不一定分数高，分数很高的人，将来成功率未必高。
我们又问：“先生，有人表示，只有考试最公平，没有后门可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您怎么看？”潘懋元表示，那是消极的想法，是在其位不谋其政，是推卸责任，实际上是以结果的公平掩盖了过程的不公平。他认为，招收和培养学生是学校的事情，本身不应受到太多限制。“首先要把招生跟考试分开来，将招生自主权下放给培养单位，鼓励每个学校根据自身的定位和优势确定招生方式。只有多元的学校才能培养出各种各样的胚胎。”潘懋元强调，“一刀切”“一考定终身”会埋没人才，对培养创新人才不利，也不利于培养真正符合国家要求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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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湘蓉 邢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