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台岛神秘组织来电：建议解放军攻台，我们做内应
作者：武陟东旭
1949年4月上旬，我军收到一封来自台岛神秘组织的密电，名为《攻台建议书》。里面的中心意思是：建议我军1950年4月攻台，“届时，我们响应解放军攻台行动”。
那么，这封密电是谁发出，谁有如此大的自信？
那这个组织是“台工委”。
这个组织成立于1945年8月，创始人和负责人叫蔡乾（真名蔡孝乾），是地地道道的台岛人。
此人是我地下组织成员，在苏区工作过，参加过长征。
抗战胜利前夕，已经确定了解放全国的目标，台岛自然也在夺取范围内。
为配合解放台岛，蔡孝乾肩负着神圣使命，潜入台岛，开始大显身手。
“台工委”刚成立的时候，地下组织成员只有五六个人。
台岛当时已经被日本统治将近50年，很多人受殖民影响，在台岛开展工作难度很大。
尽管如此，经过两年的发展，到1949年“二二八事变”前夕，台工委（以下简称“台工委”）已经发展到了70多个人。
一年之后，台岛的组织成员已有285人。
随着蒋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台岛地下组织发展迅速，到1949年4月，已经发展到1300多人。
如果算上思想进步的群众和军警，人数更多，达到惊人的5万人。
因此，台工委踌躇满志，在1949年4月向我军表示，建议1950年攻台，到时候他们可以建立战时机构，予以响应。
要知道，这时候长江以南还没有解放，台工委就有此雄心壮志，确实是高瞻远瞩，气势不凡。
台工委的自信不是盲目的，而是来自于1949年4月6日发生的“四六事件”。
这场由台工委策划组织的以台岛大学和师范学校学生为主的运动声势浩大，还包围了警察局，引起了岛内外震动。
虽然此事件导致百名学生被捕，但是也由此在岛内掀起了巨大的反蒋浪潮。
正是这次事件，让台工委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他们才向我军建议攻打台岛。
然而不久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台工委遭遇灭顶之灾。
导致工委遭遇滑铁卢的导火索，是“光明报事件”。
“四六事件”之后形势大好，台工委有点得意忘形。
事件发生3个月后，有人竟然在台北台岛大学校园里公开散发地下组织的刊物《光明报》。
陈诚
无孔不入的特务立即将一份《光明报》呈给台岛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陈诚又将它交到了蒋氏手里。
蒋氏看后气得脸色铁青，在台北阳明山官邸召见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台岛保安副司令彭孟缉，将他们骂得狗血喷头。
“你们不是说台岛上的赤色分子成不了气候吗？现在都明火执仗搞起来了，是不是要等到他们举行暴动你们才开始重视？”
蒋氏怒不可遏，要求保密局在十天之内查出《光明报》的来源。
保密局立即开始行动，在第三天就顺藤摸瓜，抓捕了在台大校园散发《光明报》的4个学生。
其中一个叫戴传李的台大学生说，报纸是同在台大上学的妹妹戴芷芳给他的。
保密局的特务立即盘问戴芷芳，这个女生说出一句话，让特务们狂喜不已，差点跳了起来。
给戴芷芳报纸的人，竟然是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
1949年8月14日凌晨3时许，钟浩东校长的家门突然被撞开，荷枪实弹的特务破门而入，将熟睡中的他带上警车。
一起被带走的，还有他的太太、地下组织成员蒋碧玉。
特务们在他的寓所，搜出了《光明报》的印报器材，以及堆积如山的宣传资料。
负责审讯钟浩东的，是保密局大特务谷正文，此人精通心理学，自称是审讯大师，能撬开任何人的嘴。
然而经过五天五夜的审讯，谷正文却未从对方嘴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因为钟浩东意志坚强，任凭对方花招用尽，他坚守底线。
但是，谷正文还是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钟浩东被连日折磨，心力交瘁，精神濒临崩溃边缘，他忽然反问谷正文：“你们把老郑怎么样了？”
谷正文听了精神一振，直觉告诉他，“老郑”肯定是条大鱼。
因为钟浩东的是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职务已经够高了，让他牵挂的人肯定是地下组织的省级负责人。
虽然老郑没有抓到，但是钟浩东夫妇被捕之后，保密局陆续又抓捕了44个地下组织成员。
钟浩东、蒋碧玉等7人被特务杀害，其他人等按情节轻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谷正文又从叛徒的口中，得到了高雄市工运负责人的李汾的信息。
开完秘密会议后，李汾被特务抓捕。
但是李汾非常坚强，无论怎么审讯都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不过这难不倒“审讯大师”谷正文。
谷正文不再直接进行审讯，而是故意在李汾面前“卖破绽”，大谈歪曲了的革命理论，毕竟他早年也是地下组织成员，对马列有所研究。
李汾拍案而起：“你这是胡说八道，真正的主义是这样的……”
不知不觉，李汾上当了，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接着，谷正文又做出一个惊人举动，对李汾说：“你没事了，可以回去了。”
李汾被释放后，继续为组织工作，他不知道背后有一双神秘眼睛在监视自己。
1949年10月31日会议如期召开，一直跟踪李汾的特务将到会人员全部抓捕，其中包括高雄市工委负责人、台工委副书记陈泽民。
在陈泽民随身的笔记里，谷正文又看到了两个让他为之念念不忘的两个字—“老郑”。
陈泽民虽然被捕，但不愿意出卖老郑。
谷正文又开始自己的审讯绝招，他不依靠刑讯逼供，而是心理战和催眠术。
最终，谷正文从陈泽民那里得到了老郑的地址：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号。
然而“老郑”非常机警，保密局特务在那里夜以继日，蹲点守候整整一个月，“老郑”都没有光顾这幢日式木造平房。
但是，谷正文从陈泽民那里获知了台工委武装部部长张志忠的下落，对其跟踪一个多月，在1949年12月下旬将其逮捕。
尽管台岛的地下组织遭到损失，但是框架还在，组织健全，工委尚在运转。
甚至在1949年12月底，台工委还发出了题为“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并提出了六项配合解放军作战的具体任务。
如果不出意外，再有几个月他们就可以和我军里应外合，台岛就能回到人民手中。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老郑”出事了。
1950年的第一天，几个月没有去那个地方的老郑，突然出现在台北泉州街二十六号。
老郑认为，时间已经过去快4个月，特务再傻，也不至于还在那里守株待兔。
谁知道，特务真的还在那里监视，这就是谷正文可怕的地方。
这个老郑不是别人，正是台岛地下组织的一号人物蔡孝乾。
但是让谷正文始料未及的是，老郑竟然逃脱了。
蔡孝乾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1924年就认识了周公，为他翻译日本人左野学著述的马列著作。
1932年，他在苏区认识了主席的胞弟泽民、泽覃，成为挚友。
时任苏区宣传部副部长的耀邦，也曾和蔡孝乾一起工作过。
这样一个有斗争经验的人，岂能是那么好对付的？
由于谷正文没有“老郑”的确切资料，蔡孝乾就跟对方兜圈子，特务们始终摸不清对方底细。
蔡孝乾被捕不久，谷正文临时接到保密局高雄站主任黄昭明的电话，到高雄指挥一个大搜捕行动，他把看守老郑的任务，移交给手下的特务牛树坤等人。
为了软化老郑，谷正文连走之时反复交代，老郑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他，不许惹毛他。
谷正文南下高雄出差不到一个礼拜，老郑就提出要到延平北路波丽露西餐厅吃牛排。
吃完牛排，老郑假装说要到邮局去指认赤色分子，趁其不备逃脱，煮熟的鸭子给飞了。
老郑逃走后，谷正文没处下手，只好开始翻查老郑留下的东西。
在老郑的记事本里，谷正文看见一个可疑的名字：“吴次长”，他心里一颤。
谷正文想，一般人很少会叫这名字，“次长”很可能是一个职务。
台岛屁大点地方，有次长职务的，恐怕就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
想到这里，他又惊又喜。
1950年2月下旬的一天深夜，一帮荷枪实弹的特务闯进吴石寓所，将穿着睡衣、睡眼惺忪的吴石喊醒。
真实版的“余则成”吴石
吴石勃然大怒：“你们知道我是谁？深更半夜叫门骚扰我？”
他以为自己是蒋氏跟前的红人，一咋呼之后，对方就会被镇住。
然而，谷正文和保密局特务都戴着面罩，也不说话，不管三七二十一，开始在卧室、客厅、洗手间、储物间开始搜查。
让谷正文始料未及的是，并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就在特务们将要离开的时候，谷正文一回头，从吴石太太王璧奎那慌乱的眼神里捕捉到了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直觉告诉他，这不寻常。
于是，特务们不顾吴石阻拦，把吴太太带回保密局。
在保密局，吴太太王璧奎承认，老郑曾经多次到吴家。
谷正文一听，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
既然连吴太太都承认吴石和老郑认识，那吴石八成是地下组织。
很快吴石逮捕了，朱谌之、聂曦、陈宝仓、方克华、江爱训、王正均等人也相继被捕。
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等四人，被特务枪决，其他同案人员也被处以不同之徒刑。
吴石，福建人，1894年出生，曾东渡日本学习军事，是日本陆大的高材生。
同僚对吴石的评价是，他“通中外古今兵学，通文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会英语、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回国后吴石被蒋氏委以重任，抗战中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
1948年，吴石秘密加入组织，成为蒋氏身边级别最高的（中将级别）的“余则成”，提供了蒋军的大量绝密文件。
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吴石功不可没。
正因为这样，蒋氏起初得到保密局的密报之后，怎么也不相信吴石是卧底，在获得确凿证据之后，蒋对其恨之入骨，表示要严惩。
以至于审理吴石案的蒋鼎文、韩德勤提出对吴石“给予重判，但免于死刑”的建议后，蒋氏愤怒表示，不行的话就换人审理。
6月10日，军法局庭长蒋鼎文作出判决，将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4人判处死刑。
吴石和老郑是单线联系，并不知道陈宝仓、聂曦的情况。
原来，蔡孝乾逃走之后，一直和小姨子住在一起不回家，其妻子大怒，到处张扬，被特务嗅到了味道，而后将蔡孝乾抓捕。
此时的蔡孝乾，经过两个月的流浪生活，早已精疲力竭，再加上组织遭破坏，已经万念俱灰，当了可耻的叛徒。
如此一来，台工委全军覆没。
在台岛的160多个地下组织遭到破坏，1860名地下组织成员被捕，1000多人被敌人杀害，
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因为作为工委头号人物，所有机密尽在蔡孝乾掌握。
一个身居高位的负责人，就这样成为毁灭台工委的元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蔡孝乾被捕之前，他的思想就已经堕落，生活开始腐败。
大特务谷正文回忆说，在监狱中，被捕的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曾等当面怒斥蔡孝乾。
说他诱奸了自己年仅14岁的小姨子，侵吞1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台北当时最贵的西餐馆)吃早点……
由此可见，蔡孝乾的叛变是必然的。
像蔡孝乾这样贪生怕死的人，毕竟是少数。
比如，台工委武装部部长张志忠意志坚强，对被捕的同志说，应该咬紧牙关死不交代：“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死!”
即使蒋经国劝降，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张志忠也不屈服。
他对蒋经国说：“你如果真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
（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被特务绑赴台北马场町枪决。由于信息闭塞，直到1998年1月，才确认张志忠为烈士。）
一个贪生怕死，卖友求荣；一个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对比之下，更显得蔡孝乾的可耻。
蔡孝乾
蔡孝乾叛变事件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说明干部的品质是否纯洁，和干部的工作是否分配得当，对于保障路线之执行具有决定的意义。
谷正文曾经评论说，在台岛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组织成员过于乐观，行迹过于暴露之外。
除此之外，负责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致命伤。
谷正文说，如果当时地下组织的人，能有几分周公或者李克农那样的品质和才气，那么赤党在岛内隐蔽战线斗争史，很可能会改写。
地下组织虽然遭遇重创，但先烈的精神永存，功绩永远被铭记！
后记：
蔡孝乾投靠蒋氏后，任职于“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情报局”等情报单位，授少将衔，上级交付其任务为专事写作及研究分析工作。著有《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等。1982年10月，蔡孝乾病亡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