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靖
编辑/漆菲
伊朗持续近三个月的抗议示威似乎迎来转机。
当地时间12月4日，法新社的一篇报道刷屏全球社交网络。报道援引伊朗半官方学生通讯社（ISNA）的消息称，伊朗总检察长蒙塔泽里表示该国“废除了道德警察部队”。
最近的抗议浪潮正因道德警察而起——9月16日，22岁的库尔德女孩吉娜·玛莎·阿米尼（Jina Mahsa Amini）因涉嫌“未按规定佩戴头巾”而被道德警察逮捕，结果在拘留期间意外死亡。此后，伊朗多地爆发了由女性主导的抗议示威活动，反对道德警察和头巾法。
9月26日，德黑兰市中心的伊朗妇女。
有关“废除道德警察”的报道很快被“辟谣”。有记者逐句拆解新闻，表明总检察长的话“语焉不详”，且司法部门并非道德警察的直接上级，没有管辖权；更何况，该国从没有放弃用伊斯兰教法管理社会的计划。随后，伊朗官员也通过官媒予以否认。不过，该国议会和司法部门确实开始重新审查头巾法。
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冀开运教授向《凤凰周刊》分析称，在连续数月抗议的重压下，伊朗政府可能对道德警察的运行机制做出一些改革，或者限制他们的抓捕权限，又或者会换一种身份存在，“但完全取消意味着伊朗政府对民间抗议的妥协，可能性不大”。
另一方面，女性能否佩戴头巾始终是伊朗社会绕不开的政治问题。巴列维王朝初期曾推崇全盘西化的社会风气，严令禁止女性佩戴头巾，几度引发激烈冲突；到了巴列维王朝末期，非保守派的女性会通过主动佩戴头巾，表达对西方文化入侵和王权统治的不满。这些人未曾想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她们曾用以表达态度的头巾再也没能摘下。
在伊朗，头巾一直是政治问题
伊朗目前实施的强制头巾规定始于1983年，但将头巾作为规范女性着装和群众统一意志的尝试出现得更早。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西方自由派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都曾将头巾作为控制女性的工具。
1936年，巴列维王朝的初代沙阿礼萨·汗 （Reza Khan）颁布政令，禁止女性佩戴头巾、男性穿波斯传统服饰，并鼓励民众穿西式服装，支持女性接受教育、工作，进一步参与社会活动。
彼时的伊朗是一个部落和阶级差异巨大、宗教保守氛围浓厚的国家，礼萨·汗采取的改革举措，旨在推动社会意识的世俗化和国家建构的现代化。
为了执行头巾禁令，巴列维王朝的警察有权揭掉任何一个在公开场合遮面的女性的面纱。拒绝的女性会遭到殴打，一些人的房子还会被强行搜查。礼萨·汗1941年被迫退位前，许多持宗教保守立场的女性为了避免冲突而选择不出门，甚至有人选择自杀。
礼萨·汗的现代化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行的，除了推行基建和工业化路线以外，在文化传统上也大刀阔斧学习西方，这在保守的中下层群众中激起反弹。1935年夏天，在教士的号召下，马什哈德的居民和商贾进入伊玛目礼萨圣陵举行示威，最终引发流血事件，导致上百人死亡。
1941年，礼萨·汗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即位后取消了头巾禁令，妇女可以自行选择是否佩戴头巾。但社会风气的西化将长袍和头巾变成了落后和底层的标签，戴头巾的女性常常遭到歧视。到了巴列维王朝末期，许多女性（包括职业女性）主动佩戴头巾，不仅仅是为了遵守宗教习俗或是家庭规范，也是表达对西方殖民主义和欧洲文化入侵的反抗，以及对独裁君主政权的不满。
一些“违规佩戴头巾”的女性。
1978年爆发的伊朗革命可谓“众声喧哗”，包含反对巴列维王朝统治的各个意识形态派别，有自由民主派、马克思主义者、伊斯兰左翼，也有最后胜出的伊斯兰什叶派教士集团。由于女性的广泛参与，革命中流传着两个口号，分别是“不戴头巾者去死”和“戴上头巾，否则我们就打你们的头”。为了保护自己，一些女性只能戴上头巾参加抗议活动。
1979年2月，流亡海外15年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到伊朗，受到数百万人的欢迎。回顾历史，彼时伊朗革命的果实之所以会被以霍梅尼为代表的宗教保守派“骑劫”，不仅因为中下层群众深信伊斯兰革命是解决社会不公的有力手段，还因为霍梅尼在回国前接受的150次采访中关于“民主、妇女权益和包容社会”的表态蒙蔽了国内中产阶级和国际社会。后来两伊战争爆发，更是增强了伊朗民众对霍梅尼政府的凝聚力。
巴列维王朝垮台后，霍梅尼一改往日的进步表态，表示要将伊朗从西方式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毒害”中解救出来。1979年3月7日，霍梅尼下令强制所有女性在工作场所佩戴头巾，否则将被视为“裸体”。一天后的国际妇女节上，上万名女性聚集在新任伊朗总理办公室外抗议，另有3000余名女性前往霍梅尼所在的宗教圣城库姆抗议强制头巾令，反对一场“倒退的革命”，并要求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平权。
德黑兰市民走在一幅已故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的画像下。
但保守势力在伊朗社会始终存在。长居伊朗的观察者指出，尽管礼萨·汗父子推动女性摘掉头巾、参与社会，但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经济颇具活力，男性的收入可以养活一个大家庭，女性无需接触社会，反倒让男女平等进程缓慢。
1979年妇女节的示威活动持续数日后，霍梅尼的强制头巾令被暂时撤回。然而在1981年，伊朗再度发布政令，要求女性在公共场所佩戴头巾。1983年《伊斯兰惩戒法》颁布，未佩戴头巾的女性面临最高74下鞭刑的惩罚。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也在同年成立，其成员在街头巡视、监督妇女的着装，直到2015年由内贾德政府成立的“指导巡逻队”（Gasht-e-Ershad，即“道德警察”）取而代之。
1979年1月，反对巴列维的伊朗人在街头示威，高举霍梅尼的大幅画像。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法学院讲师马兰卢（Sahar Maranlou）撰文指出，由于《伊斯兰惩戒法》没有具体定义何为“不合适的头巾”，所以女性是否违法的解释权和裁量权均被掌握在道德警察手中，后者可以打击他们认为“违规”的女性。
她认为，强制头巾法的危害不仅仅是剥夺女性对身体的控制那么简单，“它影响到伊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能实行性别隔离、促进审查制度，因为不戴头巾的女性画面不允许出现在电视或电影中。”
2018年1月起，首都德黑兰的道德执法有变宽松的迹象。时任德黑兰警察总长侯赛因·拉希米（Hossein Rahimi）表示，不遵守伊斯兰着装规范的女性不再会面临罚款或监禁，也不会被起诉。被捕者会被带去参加“伊斯兰教化课程”，签署一份文件承诺“不再违规佩戴头巾”即可离开。但有报道称，如果一位女性多次违反规定，仍然要担负法律责任。
头巾事件成为不满情绪的“出气口”
冀开运认为，女性的头巾如今在伊朗有三层含义。首先，作为宗教信仰要求的着装习惯，这是伊朗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风俗；其次，在政治上，戴头巾与摘头巾与满清时期“剃发易服”类似，成为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制度忠诚的标志之一，被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第三，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头巾更成为一个政治符号。
他解释称，伊朗近年来经济停滞，又经历了三年疫情和西方持续的“极限施压”，就业率低下、通货膨胀严峻，沸腾的民怨形成了一个“高压锅”，民众将道德警察处理头巾事件不当作为“出气口”。
12月3日，德黑兰，一名妇女和一名男孩走在街上。
随着抗议持续，伊朗议会和司法部门开始就头巾问题进行审议，以确认是否需要对其进行任何修改。据蒙塔泽里说，负责审查头巾法的团队11月30日和伊朗议会文化委员会碰面，预计将于一两周内得出结果。伊朗总统传播团队负责人亦告诉伊通社（IRNA），社会各界关于放松头巾法的要求已提交给政府。
12月7日，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前往德黑兰大学参与“大学生日”活动。他在活动上对学生们的欢迎表示赞赏，还对在他看来“有见地的学生”表示了感谢，称赞他们没有让大学的气氛陷入“骚乱”。
2022年12月7日，伊朗总统莱希在学生日接见德黑兰大学的学生。图源：伊朗总统府
莱希强调，伊朗政府将抗议与“骚乱”区分开来，并称政府决心倾听抗议学生的声音。他还驳斥了“美国的算盘”，认为美国希望通过支持“骚乱”来把伊朗变成“叙利亚、阿富汗和利比亚”，但“美国打错了算盘”。
家住德黑兰的哈桑告诉《凤凰周刊》，很多人持续抗议的原因不全是为了头巾，而是因为低迷的经济形势——近半年来40%到60%的高通胀让大家感到“没有未来”。
哈桑经营着一家旅行社，其生意在新冠疫情中严重受挫。2022年1月，伊朗重新开放边境，外国人仅凭新冠疫苗接种证明和核酸阴性证明即可入境。哈桑重新开始营销自己的旅游服务，“但很快，随着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不少西方游客考虑到伊朗与俄罗斯同属一个阵营，也不再来伊朗旅游了。”
后来，哈桑好不容易招揽到几个旅行团，但9月以来的群众抗议席卷全国，旅行团的行程又取消了。也正因此，他将部分原因归咎于西方媒体，“在他们的叙事里，这次抗议是一场‘革命’。而且他们把抗议现场描述成了战场，每个欧洲国家都发出旅行警告，建议国民不要前往伊朗。”哈桑叹息说，“这里的一切都和政治有关。”
2022年12月5日，市民走在德黑兰街头。从11月起，许多城市的部分商铺每月闭市三天以示抗议。
伊朗最近一轮动荡周期始于2017年12月28日。当时，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突发大规模抗议，直接导火索是鸡瘟引起的鸡蛋供应减少和蛋价上涨，抗议者喊出“对物价上涨说不”和“打倒鲁哈尼”等口号，并逐渐将抗议对象扩大到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抗议在不到两天时间内席卷上百座城市，议题除了物价，还涵盖了财政赤字、失业、政府腐败、水资源短缺和头巾法等。
彼时的伊朗总统鲁哈尼承认，那一轮的抗议不止有经济诉求，“如果这样说，就是对事件的歪曲和对伊朗人的侮辱。人们有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诉求”。他还罕见地表达了反思，说抗议主要由25岁以下的青年带头，而统治集团的生活方式已与当代青年脱节，“我们（革命一代的精英）不能在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后，告诉之后的两代人也要这样生活。”
抗议爆发的半年前，自称“中间主义者”的鲁哈尼成功连任总统，他在选举中承诺会引进更多外国投资，让民众拥有更多社会正义、个人自由和政治宽容，还宣称将为伊朗青年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被视为鲁哈尼外交遗产的伊朗核协议（JCPOA）一度给伊朗人带来与世界接轨的希望。在核协议达成的2015年，美国解除对伊制裁，使得伊朗日均石油出口量一度达到250万桶，经济增速达到创纪录的13.6%。
但核协议实行仅仅三年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单方面宣布退出核协议并重启对伊制裁，伊朗石油出口一度骤减至每天10万桶，致其国内生产总值（GDP）连年萎缩。从2018年制裁重启前到2022年9月，伊朗货币里亚尔贬值近90%，物价上涨了85%。据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和欧盟恢复制裁的两年里，给该国造成的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
2021年8月3日，伊朗前总统鲁哈尼（左）和新当选总统莱希。图源：AFP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
大多数人并无发起革命的直接动力
2021年，鲁哈尼结束总统任期，接替他的是保守派政治家莱希。和改革派出身的鲁哈尼不同，莱希被视为接替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人选之一，本人还受到美国的制裁，代表了国内对美强硬派的声音。
冀开运将这样的轮换称为“钟摆效应”：霍梅尼去世后的历任总统中，哈塔米主张改革，带有些许自由化倾向；艾哈迈迪-内贾德鼓吹民粹主义；鲁哈尼重回温和派改革道路，主张融入世界；如今的莱希保守、务实，对国内事务有极强的掌控力。
伊朗政体是神权领导下的共和体制，是领袖终身制和总统任期制的结合体，总统在负责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实际运行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有时没有相应的资源和权力去解决。冀开运指出，尽管伊朗总统人选来自于统治集团内部推举，但通常到了第二任期就会与最高领袖产生分歧，“伊朗民众正是看到了总统能力有限的事实”。
由于经济低迷，许多伊朗人忙于谋生，对社会和民生问题的不满情绪通过互联网放大开来，演变成遍布各地的抗议活动。与伊朗官员指责美国、以色列等西方国家在后面“支持骚乱”相反，冀开运认为，这些抗议是伊朗人对民生艰苦的直接表达。
他进一步解释说，伊朗政府对底层民众的生活必需品提供高额补助，为战争烈士遗属给予优待，有庞大的道德警察监督社会，加上革命卫队和国防军相互制约、保卫政权，有国有企业把控经济命脉，政府牢牢把握宣传通道，加上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能在很大程度上释放掉社会压力。最重要的是，伊朗人经受过近百年的革命和动荡的苦难，所有因素加成，使社会大多数民众并无发起革命的直接动力。
12月3日，德黑兰大巴扎附近的年轻人。
冀开运总结称，伊朗社会“稳定有余、发展不足，韧性有余、活力不足”，“未来伊朗政府若能在现有框架内多一份包容、务实和改革的勇气，敢于在统治阶级内部‘开刀’，限制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创造条件积极融入全球化，是能够走出困境的”。
哈桑的愿望是旅游业能尽早恢复，“若俄乌战争结束、抗议停止，街上的人拥有戴不戴头巾的自由，来伊朗旅游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据哈桑观察，德黑兰街头已有一半的女孩不戴头巾，他也有两个月没见过道德警察了。
住在格什姆岛的莉拉也提到，如今街上很少看到道德警察的巡逻车，但她相信，“他们会用其他方式继续他们的工作”。
（应受访者要求，莉拉、哈桑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