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周良霄先生，研究蒙元史的学者想必都听过先生的大名。周良霄先生1931年生于湖南新邵，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处任职。出版专著有《忽必烈》《皇帝与皇权》，译著有《出使蒙古记》《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合著有《中国通史》第七册、《北京史》、《元代史》等，是蒙古史、元史领域当之无愧的大家、名家。
周良霄先生照片
《忽必烈》一书初版于1986年，原先是吉林教育出版社“少数民族文库”中的一种，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忽必烈的专著。忽必烈作为元王朝的创建者，在中国历史和蒙古族历史的发展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此书自然也是探讨元朝政治史的一项重要成果。
《忽必烈》1986年初版
《忽必烈》（新版）
周良霄 著
历久弥新的经典传记
《忽必烈》虽然初版于36年前，但如今读来，却毫无过时隔膜之感。全书开端，作者便描绘了这样一个引人入胜的情境：
1224年初春，当成吉思汗结束了著名的西征，班师东还的途中，他的留居在蒙古草原的亲属们专程远道前来迎接。他们中包括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的两个儿子——一个是日后元王朝的创建者世祖忽必烈，当时年十一岁；另一个是波斯伊利汗国的奠基者旭烈兀，九岁。这一行人伴随成吉思汗边走边游猎，在乃蛮境山羊林的一次围猎中，忽必烈射到一只野兔，旭烈兀射到一只山羊。按照突厥-蒙古人的风俗，孩子第一次在行猎中射获猎物时，要举行称之为牙黑剌迷失的隆重仪式，将猎物的鲜血拭在拇指上。这次仪式由成吉思汗亲自主持。忽必烈轻轻地携着老祖父的手，让他把兽血涂在拇指上。他恭谨有礼的行动与旭烈兀的粗鲁形成鲜明的对比，赢得了老祖父的赞许和喜爱。
阅读蒙古史与元史，其实存在一定的困难之处，原因便在于人名、地名等译名常常冗长难记。周良霄先生的文笔平实优美，《忽必烈》一书的可读性由此大大增强。全书共十四章，前三章讲的是忽必烈即位前蒙古国的历史，包括三任大汗，窝阔台、贵由及蒙哥时期，清晰勾勒出成吉思汗黄金氏族之间因争夺汗位产生的矛盾与纷争，也是忽必烈争夺汗位及第九章“与北边诸王的斗争”的大背景。剩余的章节，则围绕忽必烈毕生的政治行为充分展开。这其中有一条极为重要的叙述主线，即忽必烈对汉法与汉人儒臣的态度。
周良霄先生在各章的叙述中贯穿着这条主线，实际上是想通过忽必烈的活动来揭示蒙古统治阶级在13世纪中的发展变化。这一观察视角使得本书不再仅仅局限于如流水账般罗列忽必烈的一生，也使得本书优于现今市面上流行的数本忽必烈传记。
大家小书，独特深刻的“史家之眼”
《忽必烈》全书不过13万字，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小书，但其中时时可见作者深厚的史学积淀与深刻的史识见解。良霄先生在行文中，非常注重分析忽必烈从前期积极革新到后期消极保守的转变。
忽必烈在潜邸时期，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对学习和吸收先进的汉文化持积极和开明的态度。蒙哥即位后，他受任来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政治实践中的现实需要和积极成效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吸收汉文化、以汉制来改更旧制的迫切意义。他在金莲川大开藩府，广事招揽汉族地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通过一系列的策划和活动，忽必烈在河南、陕西地区创设官府，引用儒臣，整饬吏治。他的“爱民之誉，好贤之名”，很快就在汉族地主士大夫中传布开来。汉族地主阶级支持他，把他看成能够保护地主阶级利益和汉文化传统的新主子，从而开始了蒙、汉统治阶级的进一步勾结，为稳定蒙古贵族在北方的统治，进而建立元王朝提供了社会基础。
（元）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1259年，蒙哥死去，忽必烈在部分宗王的支持下，以汉人军将、谋臣以及汉地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为依托，自立为皇帝，进而打败了汗位的竞争者、当时留守在和林大帐的幼弟阿里不哥。与此同时，积极更改政治，进行了新王朝的创建工作。
中统元年（1260）、二年之间，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仿依汉法，建立蒙汉统治阶级联合的新王朝，并倾全力应付以阿里不哥为首的草原保守势力，民族矛盾并不明显。中统三年发生了山东李璮的乱事，加深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忽必烈因势利导，陆续颁行了一些保证蒙古贵族特权，对汉人加强防范、镇压，并利用色目人来实行互相牵制的政策。
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是靠民族特权来保证和维持的，彻底改行汉法就意味着取消这一类的特权，这当然是蒙古贵族所反对的。因此，作为蒙古贵族特权利益总代表的忽必烈在实行汉法时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蒙古贵族愈求保住特权就愈对汉人心怀疑惧，而愈对汉人疑惧则更加需要维持特权。全国统一以后，江南人民反抗蜂起，忽必烈更进一步感到汉族人民的威胁，改更旧制，采行汉法的工作很自然就告停顿。忽必烈自己也开始转化为消极保守的代表。
忽必烈从统治前期革旧更新转化为后期消极与保守占主导，从实质上说并不单是忽必烈个人的老朽和僵化，而是集中地反映了他所代表的蒙古贵族在这一时期中经济状况的重大变化。至元中期以后，早先的游牧人奴隶主贵族，已完成了向封建地主的转化，当蒙古统治阶级进入封建化之后，汉人地主中的腐朽消极成分，在他们身上便很快滋生，并和他们原有的落后性结合在一起，在民族特权的温床上迅速泛滥起来，使原来的淳朴、强悍和进取很快转变为奢侈、懦弱和腐化。元朝的国力，也就在以全国的统一达到极盛的顶峰后，开始迅速走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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