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 忠经》（三全本）
张景、张松辉 译注
978-7-101-15963-9
24.00元
《孝经 忠经》的出版，对三全本丛书来说可谓意义重大，自此，三全本中的“十三经”单本终于出齐了。
《孝经》记载了孔子向曾子讲述孝道的言论，执笔整理者可能是他们的弟子，其成书过程大约与《论语》相似。
孔子圣迹图之杏坛礼乐
《孝经》被尊为“经”的过程，与历代统治者的尊崇密切相关。西汉文帝时，开始设置《孝经》“传记博士”，《汉书·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其中就有《孝经》，使之具有了准经典地位。到东汉，不仅儒生要读《孝经》，光武帝还命令宫廷侍卫也要学习《孝经》。诸多史籍中开始出现包含《孝经》在内的“七经”说。刘师培说: “西汉之时，或称‘六经’，或称‘六艺’。厥后《乐经》失传，始以《孝经》《论语》配‘五经’，称为‘七经’。”六朝时，皇帝、皇太子听《孝经》、讲《孝经》、注《孝经》成为宫廷最重要的学习活动。南朝齐王俭在其目录学著作《七志》中，更直接将《孝经》列在了群经之首，提升了《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
《孝经》和《忠经》
我们中国人常常将“忠孝”二字连称，“忠”与“孝”二者在道德伦理方面具有血肉般的联系。马融在《忠经》的“序”中解释自己的创作动机说，自己就是受到《孝经》的启发，撰写了《忠经》这部专讲忠德的专著，因为一个国家不可以废除忠于君主的原则，一个家庭也不可以废除孝敬父母的道义，孝敬父母是忠于君主的道德根源，忠于君主反过来有助于孝敬父母，两者之间息息相通，相辅相成。现在社会上已经有了《孝经》，却还缺乏《忠经》，于是马融当仁不让，效仿《孝经》的写作内容与形式，撰写了《忠经》。
在儒家十三经中，《孝经》是篇幅最小的一部，只有一万九千多字，列入“三全”出版，体量太过单薄，难以成书，考量《忠经》与它的不可割裂之关系，故将二经合体出版。
忠孝可以两全吗？
忠孝两难全，是自古以来很多中国人两难抉择的痛苦表达。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大家与小家，大义与私亲的天平两头，难免顾此失彼。但《孝经》告诉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不是处在极端或特定环境中，忠孝是不难做到两全的。
《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告诉我们：“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所谓的孝道，最初是尽孝于父母，然后是尽忠于君主，最终是立身社会、建功立业。
西汉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禅泰山，这是千载难逢的国家大典，然而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却因病滞留于周南（在今河南洛阳），无法从行。司马谈临死前，用《孝经》中的这几句话激励司马迁要发愤图强，以显父母。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的重托，忍辱负重，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皇皇巨著。司马迁不仅没有使“司马谈”之名尘封于历史的灰烬之下，而且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从而实现了忠孝两全。
三全本《史记》
作为反面典型汉梁孝王的故事，则具有某种警示作用。
梁孝王是汉景帝的同母弟，窦太后最宠爱的儿子，而且在抵抗吴楚之乱中立过大功，曾经母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乐融融，梁孝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遗憾的是，汉景帝随口说出，又随即反悔的立储许诺，让梁孝王心生不满，做了一系列不法之事，这使汉景帝怨恨、疏远了梁孝王，再也不与他同车共辇了，也不许他久留京城。梁孝王最终因心情压抑，先于母、兄去世。不仅梁孝王自己为此短寿，而且给自己的母亲带来极大痛苦：“闻梁王薨，窦太后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史记·梁孝王世家》）
《梁园飞雪图》描画了西汉梁孝王之梁园的雪景
代入现代社会，作为普通人，辛勤工作，善待家人，为亲人争取更优渥的生活条件，一家人其乐融融，不也就是做到忠孝两全了嘛。
《孝经》《忠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其深远影响
《孝经》可以说是“十三经”中最受历代皇帝垂青的一部典籍了，甚至有些帝王还亲自下场，为之作注并颁行天下，比如东晋元帝、孝武帝，南朝梁武帝、简文帝，和唐朝唐玄宗等。唐玄宗甚至在天宝三载（744），“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旧唐书·玄宗本纪下》），这实际是把《孝经》视为治国要典、全民教材了。《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孝经·孝治章》指出：“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这一观念对后世政治影响极大，历代帝王无不标榜自己是以孝治天下。
“孝”也是很多朝代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西汉刚刚建立，就开始选拔“孝悌力田”之人了：“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汉书·高后纪》）汉武帝时，“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武帝纪》）从此，孝廉就成为许多王朝选拔官员的科目之一，再到后来，人们甚至干脆把举人俗称为“孝廉”。
《忠经》是系统阐述忠诚之德的典籍，要求个体进行道德修养时必须做到精诚专一，这是履行忠诚原则的起点；对家庭也要做到精诚专一，这是履行忠诚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对国家同样要做到精诚专一，这是履行忠诚原则的最终目标。其要点则落实在了忠君之上，即官员的职业道德修养和操守规范上。
《忠经》提出了为官处事立身三原则，“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强调为官者要具备三种素质，即身居官位要贤明，处理政事要公平，立足安身要清廉。这可以视为官箴思想的总结。后世编书家甚至直接将其视为官箴之书，将其与其他官箴书合集出版。比如“丛书集成”初编收入的《忠经 臣轨 朱文公政训 官箴 西山政训 求志编》。
明代戚继光将《孝经》《忠经》作为对将领进行军事思想教育的教材，他说：“首教以立身行己，捍其外诱，明其忠义……其所先读，则《孝经》《忠经》《语》《孟》。……每一章务要身体神会。”
北京古北口戚继光雕像
健康的孝道、忠德对于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
人类的所有活动，无非都是为了追求幸福生活，而要想获取幸福的生活，必须处理好三大关系，即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个人身心关系。
在人际关系中，亲子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曾经，豆瓣有一个很火的讨论小组，聚集了一群在亲子关系中饱受挫折，寻求治愈的年轻人。他们说：“我们不是不尽孝道，我们只想生活得更好。在孝敬的前提下，抵御腐朽、无知、无理取闹父母的束缚和戕害。”由此可见，不平等的、情感勒索、道德绑架式的亲子关系，对于一个人的身心伤害会如此之大，以至于需要用一生来治愈。
曾经，我们将顺从视为孝，而把违背父母意志视为忤逆。其实《孝经》是明确反对不分是非处处顺从父母的。
《谏诤章》记载：“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 ！是何言与 ！……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
曾子说：“我还想冒昧请教的是，做儿子的处处听从父亲的命令，这可不可以算作孝顺呢？”孔子说：“这说的是什么话呢！这说的是什么话呢！……父亲身边如果有敢于直言劝谏的儿子，那么他就不会陷入不仁不义的事情之中。所以面对君主、父亲的不仁不义行为，做儿子的就不能不去劝谏父亲，做臣下的就不能不去劝谏君主，因此面对父亲、君主的不仁不义行为，做儿子、臣下的一定要敢于劝谏。如果做儿子的处处听从父亲的命令，这哪里又能算得上是孝顺呢！”
《孝经》详细列举了孝行内容：“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一是日常要表现出对父母的恭敬，供养父母衣食时要表现出自己的欢悦，父母生病时要表现出自己的忧愁，父母去世时要表现出自己的哀伤，祭祀父母时要表现出自己的严肃认真。
对于“养则致其乐”，《论语》中孔夫子用了“色难”一词来形容做到之不容易。在跟父母相处过程中，能始终做到和颜悦色并不容易。反过来，做父母的，如果跟子女的相处过程中也能做到和颜悦色，不把孩子当成自己情绪倾泻的垃圾桶，而是能建立一种平等亲密而且松弛的关系，自可成为孩子一生的精神给养库、避难所，足以帮助他们抵御人生中的任何风暴。从父母身上得到爱的滋养的孩子，自会以爱的形式回馈父母。
《论语译注（简体字本）》
因此，孝的底色应该是爱和敬，是健康和谐亲子关系中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表达和回报，而不是一种绑架式补偿。
《忠经》认为做臣子的最基本品质就是忠于君主，而忠于君主的行为不仅仅体现在奉君忘身、徇国忘家、正色直辞、临难死节这些事情上，更重要的是要运筹帷幄，治国安民，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就应该奋不顾身地前去承担。植入现代社会，忠德对于建立诚信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个体而言，忠诚是一种责任、义务和操守。对于组织而言，则是凝聚力的体现，是组织得以存在发展的基石。
家庭内部和谐有爱，社会按照诚实守信运行，人人忠于职守，坚守伦理道德底线，建立一个公平发展、和平发展的和谐社会就不会只是一个梦想。
（统筹：一北；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