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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苏州部分区域把核酸亭变成发热诊疗站的新闻赢得了广泛赞誉。苏州其实一直是敢为人先的。
以往读史书，往往听到两个相近的说法，“苏湖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一开始总以为是一个意思的两种相近表述，然而当翻阅史料，爬梳过往，才发现两个说法间隐藏了一个影响了近古、近代到当代的经济发展模式密码。
解开这个密码，我们发现了“江南文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自东晋衣冠南渡，开启了南方经济大开发的帷幕，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江南优越的水热条件相结合，造就丰产丰收的鱼米之乡。隋朝开凿大运河，就是为了将南方的物资运往北方，实现全国资源的有效调配。北将南相，北政南粮，共同构建了唐宋发达的国力和社会结构。
所以，宋代就流传出一个说法——苏湖熟，天下足。
这里“苏”指的是苏州，“湖”则是湖州，泛指苏南浙北的整个太湖流域。在明朝初年，苏州和松江两府的赋税占全国一成还要多，可谓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压舱石。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以传统稻作为基础的苏南农耕模式受到了挑战。
一为政治因素。
元末群雄逐鹿的时候，苏松属于张士诚的基本盘，其与朱元璋的争霸虽然失败，但是由于他政声甚佳，所以当地老百姓对于张士诚颇为怀念。所以，朱元璋给予两地惩戒性税额，导致苏松种粮的成本太高，百姓怨声载道，多有抛荒。
还有气候原因。
明代初年，太湖流域呈现出既涝又旱、总体向旱的气候格局。所谓涝，指的是每年汛期，太湖积水经三江下泄入海，由于海潮反溯，导致下游泥沙淤积，排水不畅，淹没堤坝，造成水患。但是这种“涝”不是水量过多，而是河道淤积所致，故而经过永乐初治水后，改换河道，得以解决。总体上讲，明代江南的气候逐渐走向低温干旱，变得不太适宜水稻耕作，但是如果换成小麦等北方作物，又面临着产量和附加值双低的问题，所以苏松的老百姓们期待一种经济效益更好的作物来部分替代水稻。
有这样的作物么？
有！那就是棉花。
虽然宋代之前，国内就有种植棉花的记载，不过那时候的棉花还被称为“白叠子”，大多作为观赏植物，少量用来纺织，缺乏相应的纺织技术和设备。南宋末年，海南黎族大量种植棉花，且发展出一套成型的纺织技术体系。松江女子黄道婆流落海南期间，融会贯通并有所发展，回到家乡松江乌泥泾后教给当地百姓。感念其恩，至今犹有黄道婆庙。
棉花不是粮食，可以有效规避苏松两府较高的粮税税额，其物性相较水稻耐旱，所以更加适合在气候变迁后的太湖流域。黄道婆的技术与设备又可以对原材料进行深加工，从而增强了商品的附加值。
如果仅仅是小农经济式的自产、自织、自用，那么无法消化这么多棉花和棉布产量，所以两地都在开展棉布贸易，一方面借助运河与江南密布的水系搞内销，一方面则借助于刘家港作海外贸易，成为大明的棉纺织业中心。
苏松两地种棉大获其利，但是相应粮食的产量就少了，而国家对于粮税的需求并没有降低，那么该怎样补上这个窟窿呢？强迫百姓改回种稻并不现实，所以明廷开始寻找新的粮仓，那就是今天湖南湖北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湖广之地。
经过不懈的努力，明朝粮食主产区从太湖流域的苏湖转变为洞庭湖流域的湖广，时人记载“楚故泽国，耕稔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越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明朝李釜源《地图综要》）
就这样，“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
此时，距今六百年。
农业种植结构的转换就是江南文化隐藏的密码么？
不，这才刚刚开始！
棉花产业发展起来之后，松江专注此业，兴盛明清两代，故有谚云“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纱”，又有“衣被天下”的美誉，以至于朝廷甚至出台法令，鼓励松江府“以棉花一斤折米二斗”“折布纳官”。
而苏州则走上了另外一条发展之路。
一方面，苏州进行产业多元化发展，丝绸、粮食、金融、出版、首饰、家具、烧酒、玉器等行业都成江南乃至全国的生产流通中心；
另一方面，产业组织规模的扩大，以纺织业为例，使用农业结构转型所提供的大量原材料，进行体系化、职业化的纺织生产，“东城，比户习织，不啻万家”。
这种大规模的产业组织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我们以往把“苏工苏作”作为苏州传统手工业的代表成就，巧夺天工的玉器、精妙绝伦的缂丝、极尽精微的核雕、大气磅礴的牙雕等等，以陆子冈为代表的工艺大师代表了中国古匠人精神的极致。
然而，这些艺术品诚为杰作，大师更是光照古今，但是作为艺术品更多是个人性质的天赋、技艺、见知的结合，具有偶然性和难以复制性。我们在继承和发展这些技艺的同时，传统手工业的成就其实还有另外一面。
举个例子！
我们眼前的塑料杯，看上去价格低廉，和一枚玉佩相比无足轻重。然而，要制作出这样一个塑料杯，我们需要完善的化学工业，三酸两碱的工业化制备和规模化量产，足够的化工人才、安全生产规范，其背后是整套现代化工业体系。
而明代苏州所产的纺织品，看上去同样也不如玉佩华丽，但背后也是大空间厂房的应用、大规模织工的雇佣、前近代劳资关系的尝试作为支撑。
正如除了物质文化遗产之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业产品、艺术品很重要，而将其生产出来的这种产业组织方式更加重要。
这种产业组织方式已经触摸到近代生产关系的窗户纸，在学界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
陆子冈那样的手工艺术大师需要土壤，但也十分看重天赋，而天赋的出现，则是随机的。但是产业组织方式的革新，则能让苏州稳定地站在全国产业龙头的位置。
所以，在明代，江南文化就已经不只是小桥流水、园林昆曲的苏式生活了，农业结构转型催生出产业结构多元，导致产业组织模式革新所形成的手工业文化在明代就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江南文化的特质之中。
江南文化并不只有苏式生活；苏州传统手工业的成就并不只有苏工苏作。
当下苏州的江南文化实际上已经走进了与明清之际类似的态势。
在工业上，2021年苏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4万亿元，登顶全球第一大工业城市。在人口上，早在2012年，苏州常住外来人口已经超过本地户籍人口，2021年，苏州常住人口1284.78万人，户籍人口762.11万人，大量新苏州人在苏州经济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让苏州成为仅次于深圳的中国第二大移民城市。
这个时候，我们再谈江南文化，同样不能把目光局限在消费性、观赏性的苏式生活一面，而应像明清时代苏州手工业文化那样，把苏州现在的高科技制造业特色与当下的江南文化相结合，成为江南文化中“新工业文化”的组成部分。
关于“新工业文化”的讨论，笔者曾在《低调苏州，其实可以不低调》一文中有过阐释，在这里只想强调，“新工业文化”既可以作为和无锡、上海“江南文化/吴文化”相区别的特色概念，又可以作为和老东北重工业，杭州、深圳数字工业差异化的品牌形象，丰富“江南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打造新苏州人群体对于地方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从手工业的生产组织领先全国，到工业总产值登顶世界，苏州江南文化的血脉中从来没有缺少进取、创新的勇气和力量。
六百年前的苏州告诉未来的自己，你可以做得更好！
作者：苏州大学副教授，话剧编剧。
「 图片 |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