蜕变的1.5万中国公益机构

作者｜蓝字

原创首发｜蓝字计划

刘懿丹一度是鸟贩子眼中的“财神爷”。

每当她来到鸟市，鸟贩子都会在她面前排起长长的队，有人甚至专门等着她，最多的时候，她一天能买一万多只。买鸟是为了放生，却也是一种绑架，“我不买，他们就当着我的面摔死，我受不了。”

这是一个死循环。刘懿丹所在的天津，是候鸟迁徙的“中转站”，鸟贩子们一个接一个，捕鸟网一张接一张，刘懿丹买得越多，鸟贩子捕得也越多，靠放生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互联网公益的出现，让事情有了转机。

2016年的99公益日，以保护野生鸟类为目的的基金“让候鸟飞”发起的“候鸟家园保卫战”项目，在7658名捐赠人的支持下，筹到超过64万元的资金。在这笔资金的帮助下，“让候鸟飞”得以联动全国各地的护鸟志愿者队伍，组建了“全国拆网协作中心”——这是一个遍布全国的志愿者网络，他们的工作是拆除捕鸟网、解救候鸟、向公众科普。一年内，仅微信群里的志愿者达到了三百多人，志愿者们不再单打独斗。

刘懿丹是其中一员，她成为护鸟志愿者队伍“懿丹野保特攻队”的队长。过去数年里，她跟随着候鸟南北奔波，进到田野里拆网，潜入野味店、农贸市场，救下了数十万的野生候鸟。

2016年末，国家林业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0天的“清网行动”；2017年1月实施的新版《野生动物保护法》，对违法出售野生动物和非法猎捕工具的交易作出限制，提出栖息地保护；2020年初，《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连续出台。

刘懿丹们的努力，得到了回应。

刘懿丹和护鸟志愿者们通过互联网公益第一次合力，对抗偷猎者；2000万罕见病患者通过互联网公益手段，开始被看见；支教老师的境况，在互联网公益的助力下，获得共鸣，收到更多的“补贴”。

活下去，是许多公益机构面临的第一难题。

王奕鸥大概对此深有同感。16岁以前经历了6次骨折的王奕鸥，是一名成骨不全症患者，这种病的患者因为骨质薄脆，轻易就会造成骨折。

2008年，她和一位病友一同组建了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下称“瓷娃娃中心”）——当时国内少有的关注罕见病群体的公益机构。罕见病，是指发病率极低、患病人数占总人口0.65‰至1‰的疾病，成骨不全症是其中一种中国的罕见病患者人数超过2000万。

这也意味着他们得到的关注极少。最初的时候，王奕鸥和同事只能借用其他公益机构的一张桌子来办公，运营资金基本依靠公众捐款和明信片义卖和线下活动。

数据也能佐证王奕鸥们的困境。《2019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指出，2019年度捐赠统计共有1509亿多元，其中流向政府部门或有政府背景的慈善会及红会系统占 43.28% ，各类基金会占44.86% 。其余公益机构直接收到的捐赠占比仅有8.28%。这意味着，留给一些草根公益机构的比例更是微乎其微。

互联网公益的出现，为艰难求生的公益机构提供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不再依赖基金会的残羹剩饭，互联网甚至是更好的募款解决方案。

2014年8月，新浪微公益的一名负责人联系到了王奕鸥，起因是他们正打算将当时风靡全球的“冰桶挑战”引入中国，却根本找不到经过注册的救助ALS（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一种罕见病）病人的公益组织。

瞌睡来了遇着枕头，王奕鸥很快就答应了下来。这一年的瓷娃娃中心很艰难，8月之前瓷娃娃中心只募集到100多万捐款，王奕鸥还在发愁下半年怎么运营下去——去年全年瓷娃娃中心的筹款金额是600多万。

幸运的是，互联网企业家、明星、官媒纷纷参与之下，冰桶挑战不出意外地在中国也成为了爆款传播。不到半个月时间，项目获得的捐赠已经超过800万。

2017年，一个名为“小朋友画廊”的公益项目刷遍了朋友圈。这个由WABC无障碍艺途发起的项目，使用了当时在移动端风靡的H5技术，打开H5页面，看到的是36幅由自闭症学员制作的画作。只要捐赠1元钱，用户即可买到一幅画作，购买完成后，还可以在画上留言，将记录分享到朋友圈。

这个新奇又有公益性质的作品迅速引发了病毒式的传播。仅仅上线一天之内，项目就吸引到了超过580万人次的参与，完成了1500万元的筹款目标。

如果没有H5，没有朋友圈，没有微信支付，公益机构无法实现这一切。放在十年以前，一个传统公益机构发起一个“1元购画”的活动，可能要用一年、三年甚至五年的长期行动，才可能得到1500万人次的参与。

但工具只是基础，越来越多公益机构选择主动触网，也让这场筹款革命得以在公益行业遍地开花。如今，过万家公益机构实现自我盘活，每年撬动的资金规模接近百亿。

14年来，1.5万家机构超过11万个筹款项目，在腾讯公益平台上得到推动；新浪微公益上，仅2020年，就有各家机构发起的1544个公益项目连结起1786万微博网友超过1.41亿元的善款；支付宝的“人人3小时”公益平台上，2022财年活跃的公益机构就有4000多家。这意味着，至少有1.5万家公益机构，通过互联网实现了行动的革新。

互联网筹款的能量，正在渗透整个公益行业。

“我并不孤独，坚持就是胜利”。

这是2004年的时候，驴友安猪在云南雨崩小学，一位支教老师留下的话。

学校很小，除了这位支教老师，就只有十几位学生，老旧的房子被当作教室，缺食物、缺教具、缺书、缺药。小学所在的雨崩村，位于梅里雪山背面，海拔3000米，没有公路，只有一条人马驿道与外界相通。

老师拜托安猪，他路上可能会遇到另外一所相似的学校，请他向那里的支教老师转交这句话。

一件普通的小事，一句简单的话，却让回家之后的安猪辗转反侧，他冒出了一个坚定的念头：我要做点什么。

他先是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起号召，让到偏远地区的驴友可以在出行时背上一些书籍或文具，带给沿途的学校和孩子，之后再在互联网上分享学校的信息以及和孩子交流的经历。后来，安猪又建立了“多背一公斤”的网站，驴友们可以在网站上传学校的信息、分享途中的见闻，学校的老师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需求。

博客、网站，互联网最早期的这些产品，成为了公益的助力。“一公斤很轻，但如果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一公斤，它的价值就不可估量。”这一朴素的理念，也在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下，渐渐成为了潮水的方向。

有徒步者在来到雨崩之前，特意去超市买了两盒水彩笔、一盒蜡笔、一盒彩色铅笔。80后女孩刘一村，看到雨崩小学的境况，21岁大学毕业后来到这里，一待就是四年。

“多背一公斤”也开始在全国开花结果，不到一年时间，数个省份的学校和孩子，收到的捐助文具超过10000份，书籍超过3000本。

安猪的心血来潮，改变的是传统公益数十年以来的思维定式——捐赠人只负责出钱，一线社工与志愿者只负责干活，机构只负责居中协调。但一个机构再大，又能有多少人可以参与到行动之中来？

事实上，互联网对于公益行业的改造，在国外要来得更早。1996年，俄罗斯一家名为社会生态联盟（SEU）的公益组织，为了向媒体及时发布环境调研数据，就已经开设了自己的网站服务器。日本早在1999年就有公益机构推出了专门的公益网站“Hunger Site”，用户每次点击网站页面上的广告，赞助商都会捐出相应的金额。如今，数十万家公益机构通过Facebook的生日祝福功能获得筹款。

中国互联网公益的特殊之处在于，移动互联网的高渗透率，互联网工具的丰富、便捷，都让公益机构得以更快地连结起了更广泛的人群。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已有10.51亿网民，互联网渗透率达到74.4%，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6%。

曾经举步维艰的王奕鸥们，在得到了互联网公益的切实帮助后，开始主动通过互联网探索为罕见病患者寻求更多帮助的可能。

在冰桶挑战热火朝天之时，瓷娃娃中心理事张泉灵也参与了其中一次挑战，不过地点比较特殊——一位ALS病友家门口。一同来到现场的，是果壳网和科学松鼠会的科普作者们。现场照片很快成为了科普作者们在互联网平台上科普的素材，冰桶挑战不再只是明星大V的秀场，更多ALS病友群体的真实生活状态被千万网友看见。

2015年的国际罕见病日，瓷娃娃中心发起了一场名为“eye show”的线上活动，参与者需在朋友圈或微博展示一只或一双“特别”的眼睛，呼吁公众看见罕见病患者。仅仅4天时间内，就收集到了300多张“eye show”图。这些图片，又会在互联网的实时传播中，触达最广泛的公众。

罕见病议题也在瓷娃娃中心与众多公益机构的一步一耕耘中得以推动。截至去年年底，国内共有60余种罕见病用药获批上市，其中已有40余种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涉及25种疾病。

知乎上曾经有个讨论：中国残疾人这么多，为什么大街上很少看到？最后大家发现，原因是中国的市政建设实在太不利于残疾人出行。广大罕见病患者过去长期被阴影遮盖，原因之一也许正是曾经公益救助机制的无力——传统公益机构的人力、资源都是有限的，救助的群体注定有限、效率必然低下。

《2021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指出，85%的公益组织已实现互联网平台筹款，88%已开通社交媒体账号，7成公益机构有数字化转型的需求。

从初次接触互联网，到将互联网当作行动发声的工具，行动者们实现了一次效率革命，创新筹款方式、传播机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影响力，正在推动着社会提速前行。

2021年春节之后，全职妈妈廖霞的生活开始不再枯燥。

十年前，她嫁到了四川雅安市石棉县，过去多年，丈夫外出打工，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县城生活，每天就是做饭、监督孩子写作业，生活单调重复。

直到去年，她开始在白天孩子上学的间隙，在坪阳黄果柑专业合作社包装黄果柑，这些果品将通过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旗下的“善品公社”项目销往全国各地。十几年第一次领到属于自己工资的时候，廖霞说，这种感觉简直难以形容。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是国内最早拥抱互联网公益的基金会之一。早在2008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就尝试模仿开心网、人人网打造互联网公益社交平台“欢乐人生网”。这次尝试并不算成功，但扶贫基金会并没有就此打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又开始新的尝试。

“善品公社”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在2015年推出的一个扶贫电商品牌。通过将贫困地区的农户组建合作社，以提高生产的规模和效率，农产品最后会通过互联网电商、新零售等渠道进行销售。

最初的经验来自芦山地震灾区的红心猕猴桃，在短短几天内就产生了30多万的交易额。“善品公社”推出的第二年，来自雅安的石棉黄果柑走出大山，成为一时爆款，创造了151分钟10万斤石棉黄果柑的奇迹。截至2021年12月，善品公社已经在四川、云南、山西、广西、贵州等19省109县138个项目点落地，受益农户达43753户。

将互联网公益应用到农村，将乡村振兴与互联网产品相结合，这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走出的一条新路。

这背后，是互联网公益时代的中国特色。不同于美国庞大的公益体系之中，160万社会组织各自为战的情况，中国公益行动者们的主旋律，自始至终是5亿农村人口，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2020年的99公益日上，腾讯公益平台超过2万个项目与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相关，这一年的九成公众捐款被用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在这其中，互联网为行动者们提供的支持，成为了脱贫攻坚战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下称“友成基金会”）提供的方案，是通过教育解决贫困的代际传递。

2013年，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找到了人大附中的校长刘彭芝，问能不能把老师的课拿到全国让大家都听。一而再再而三，刘彭芝才终于同意合作，“双师教学”项目就此诞生。项目从数学开始，将人大附中的优质教学内容，通过视频录制的方式，传递到了师资不足、优质教学资源匮乏的乡村之中。

项目的效果得到了验证。根据中央财经大学团队对这一项目三年的追踪评估，初中进校时实验班和控制对比班的考试成绩几乎完全一样，三年后的中考成绩试验班比控制班平均整整高出了二十分。如今，这个项目已经覆盖到了至少22个省份的数百所乡村小学中。

更直接的案例发生在重庆南部綦江大山里的300多个村居里。村民们被问到一个奇怪问题：你的梦想是什么？收到的回答也五花八门：

“门口的路太烂了，到镇上卖点小菜要走一个半小时”，这是58岁和77岁的老张两兄弟。

“缺点钱，想多养点羊，再搭个羊舍”，这是养殖户“猪羊官”张其友两口子。

“敬老院没有电梯，上落很不方便”，这是敬老院的老人们......

300多个村居，300多个梦想，成为腾讯公益平台上的“三想綦江一村一梦”项目，在互联网上生根发芽。截至2022年7月，项目已获得公众筹款1793.76万元，村民们的梦想也都正一一实现。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唯爱工坊电商公益平台将扶贫和非遗结合，大理的扎染手工折扇、土族阿妈的盘绣作品得以重现，实现了30种非遗技艺的活化传承；贵州铜关村里的500位留守老人，参与了一场农村"互联网+"实验，他们开始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小小屏幕之上，党员干部公开为群众排忧解难，远方的旅人得以知道家乡的日常。

很少能看到一个国家会有这样的一种共识。政府呼吁，公益机构行动，公众用捐赠来投票，企业参与其中，最终都把乡村放在第一位。互联网是其中的一股推力，电商、视频、平台等种种互联网工具，各自提供解决方案。公益机构们，则与互联网合力，将其应用到了最广大的乡村中。

这是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经验，也是互联网公益时代的中国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