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农民的邓子恢向毛泽东建言：农民留一点自留地，就有可能自己支配生活，不致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

邓子恢，1896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东肖镇龙泉乡龙泉村，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邓子恢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也是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一生。这里撷取的是他情系民生的几则事例。

1941年5月2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刘少奇并告彭雪枫：应张爱萍之请求，同意调邓子恢立即到淮北路东主持党政工作。

接到命令后，邓子恢立即同梁国斌、张凯、黄明东等人从淮南出发，经淮宝等地，在高良涧登船，前往洪泽湖西。

一路上，一贯细心体察群众疾苦的他，耳闻目睹到渔民贫困到了极点，生活境况十分凄凉：穿衣上，不少男子光着身子，有的大姑娘仅以布片遮体；糊口上，家中没有一点粮油，锅里清水煮一些小鱼虾赖以充饥。

邓子恢见状，感到胸口堵得慌，难受至极，感叹素称“鱼米之乡”的洪泽湖，渔民的生活竟然如此贫困。认为这都是内外强盗造成的，只有打倒这些喝人血的强盗，改变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人民才会有幸福的日子。他决心领导军民改善当地群众的生活。

1941年6月，中共皖东北区党委在洪泽湖西岸半城镇附近孙园村的一个柏树林中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邓子恢到会传达华中局及刘少奇对开展皖东北地区群众运动的指示。他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和工作实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斗争、改善农民生活、树立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政治优势对于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

会后，邓子恢同大家商量，认为：“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必须首先从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着手，发动农民减租减息，把地主武装改造成农民武装，建立农民协会，树立农民在乡村中的权威。”他进一步要求：“各级地方武装马上进行改造整顿，清洗不纯分子。”并商请：“四师委派军事干部充任区、乡地方武装的领导骨干。”

会后，邓子恢全力组织党员干部，包括从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转移来的4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分别深入到各县、区、乡，开展既有声势又扎实的群众运动。在发动大多数农民参加农会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了农会、工会、妇女会、青年抗敌协会、儿童团。成立了民兵组织，并培养了一批持枪的基干民兵，使其成为保卫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普遍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对一般地主动员他们自动减租，对抗拒减租减息的恶霸地主则组织群众对其斗争，同时积极争取开明地主。例如当地很有影响的陈萌南自动减租，就宣布他是开明地主，经过教育考验，后来陈萌南当了边区参议长。

经过减租减息，广大农民、渔民从中得到了实惠，改善了生活，看到了希望，更加拥护共产党和新四军，参军参战、拥军优属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使皖东北抗日根据地也不断巩固扩大。

1951年11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扩大会议精神，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界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作为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邓子恢不遗余力地履行起自己的职责，领导全区人民大张旗鼓地投入到这一运动中去。在这年的11月30日，邓子恢主持召开了中南直属机关干部大会，要求直属机关干部响应党中央增产节约的号召，全面动员、订好计划、互相检查、严惩贪污浪费。并决定成立中南增产节约委员会，统一领导这一运动。

12月中旬，邓子恢又主持召开了中南局紧急会议，他指出：“三反运动”是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思想界限的伟大运动，要求各级领导要带头示范，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同时，应当组织一只强大的反贪污斗争队伍，务求斗争取得彻底胜利，并就具体部署给党中央、毛泽东作了报告。中央很快将报告批转给了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批示说：“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有分析，有决心，有周详的办法，其中许多足以补充中央过去指示的不足。”

邓子恢在领导中南地区这项运动中，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总是事必躬亲。他每天到增产节约委员会，亲自听汇报，检查各部、各地运动，发现问题，及时设法解决。

除了亲自接待群众来访之外，为了充分发扬民主，防止可能产生的打击报复、包庇袒护等行为，1952年1月，邓子恢在武汉市邮政局特别设置了“一七零信箱”，接受全区人民群众的检举或控告。当时的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就此专门发布消息，凡属需要直接向邓子恢检举问题的，可以投书“一七零信箱”。信箱从1月22日启用之后，常常收到各地群众寄来的揭发材料。

按照以往的惯例，信件材料应先转到时任邓子恢秘书的鲁亚夫手里，一般的问题交给有关部门办理，特别重大的才交由邓子恢批阅。然而，这一次邓子恢特别秘密交代说：“每件必须转给他，而且要编号存档。”

这样，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邓子恢就更加忙碌了，有时吃饭时间到了，他还在专心致志分秒必争地在埋头批阅信件，秘书只好叫公务员把饭菜端到办公桌前。那一段时间，邓子恢的办公室经常彻夜通明，秘书劝他早些休息，他却说：“看到群众的来信反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运用党的政策，挽救干部，把握好运动的脉搏，宝贵啊！”

由于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过度辛劳，这期间，邓子恢患上了肺炎、肝炎。医生建议他暂时停止工作，易地疗养，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仍带病坚持工作。无奈，秘书只好将每天必吃的药物放到他的办公桌上，即便如此，繁重的事务常常使他忘了服药，秘书只能不时加以提醒、催促，直至看到他吃完药后才去忙自己的工作。

难能可贵的是，邓子恢还亲笔给检举人回信，以示鼓励和感谢。

有时，邓子恢身体实在坚持不住，有几封给群众的回信，就是他躺在藤椅上口授给秘书写成的。他曾对秘书这样讲：“群众来信反映问题，是对我们党的信任和支持，绝不能有丝毫的怠慢。”

不仅如此，邓子恢还在办公室亲切会见了检举奸商和贪污分子的举报人李环珍，详细向她询问和了解中南局行政处会计与奸商相勾结盗窃国家资产的问题，并亲自打电话指示有关部门立即调查处理。他赞扬李环珍爱护国家财产的举动，鼓励她继续与不法分子作斗争。

“一七零”这个专用信箱，延用了很长时间，是邓子恢为了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联系而架设的一座心连心的“桥梁”、一条重要渠道，对于邓子恢指导中南地区“三反”“五反”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赏，而且在以后的司法运动改革中，都起到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身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为了解决农民群众的生活问题、照顾农民吃菜等特殊需要，支持社员根据自己的意愿保留一部分土地，自己经营，其收入归其个人所有，不参加集体分配，这就是“自留地”。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邓子恢主持修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规定：“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者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并规定“每口人所留的土地至多不能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的平均数的百分之五”。但是，后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取消自留地的做法，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产生了不良影响。鉴于此，邓子恢建议恢复“自留地”。1959年6月16日，邓子恢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时遇到了毛泽东，在了解了毛泽东关于自留地允许各地因地制宜的意见后，邓子恢趁热打铁，一回到家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邓子恢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保留自留地及“百分之五”比例的必要性。他认为，保留自留地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满足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还有利于活跃市场。他在信中说：“按5%留自留地是适当的。全国现有耕地16亿亩，按5%留自留地计算，总共不过8000万亩。花这8000万亩地，可以解决5亿多农民的蔬菜供应。可以发展私人养猪、养鸡、养鸭。这样做的好处，至少可以使5亿多农民不再向市场来争购副食品，有的农民还可以挤出一些副食品来供应市场。我认为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他举例指出，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方地少人多，每人分地只有1亩，甚至七八分，似乎留5％会影响集体生产。事实上，这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自留地是按百分比留的，不是机械规定，每人或每户留几分地，分地少的地方，自留地当然也就少。他还以自身的经历指出，革命前我家庭的实际情况，大小6口人，每年种植菜园总是3分地左右。这3分地菜园经营得好，除了种蔬菜自给自足外，还可以种些地瓜、大薯、毛芋等作为养猪饲料之用。所以，按每人分地5％留自留地是适当的。只要把5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他进而指出：“农民留一点自留地，农民就有可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不致全部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这对防止强迫命令也有很大作用。”

邓子恢的这封信，数字与事例并有、宏观与微观兼顾，对农业问题了然于胸的分析，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自留地就此保留了下来，并且发挥了它灵活经营、必要补充的巨大优势和收到了很大的效益。

邓子恢从1964年11月起参加“四清”工作近两年。此处所言的是，他奉命在广西临桂县武通镇搞“四清”工作时隐姓埋名为民造桥的一段佳话。

在武通镇，长期以来有一条河将一个村庄隔在另一边。村民外出都要排着队等着从那唯一的一座用竹竿搭建的小桥过河，由于年久失修，好几次都有人险些跌落水中。由于那时的经济条件所限，虽然竹桥已经破旧不堪，时常需要修理，尤其是每逢雨季来临河水上涨的非常时期，全村人就只能眼巴巴望水兴叹或徒步几十里路从另一座桥上费劲耗时绕道而行。特别是若遇上村民谁家有人患了急病，心急如焚却也不敢冒险上桥走过去，时常因无法过河而耽误了救治。这个直接牵涉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生计及至生命危险的1954年夏，任全国防汛总指挥的邓子恢时刻关注气象变化、水患汛情。小桥，始终困扰着方圆十几里的广大群众。

邓子恢听说后，牵挂在心，悄然来到江边。他目测了这条江的宽度，用脚又踏了踏江岸的土地，用手抓了一把岸边的红土，用力地攥了又攥，默然离去。一路上，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回到住地之后，邓子恢在桌前沉思良久，提笔写起一封信来，信中他详尽地陈述了此地的困难和广大农民的急切愿望。写完后，他将信封好，在信封上写下了国家计委转财政部某某人亲启的字样，之后就将信交给秘书寄了出去。

不久，一笔为数不多的钱款拨了过来，指定是用于修桥的专用款项。在深秋时节的一天上午，附近村庄的群众接到了前往江边开会的通知。县里领导来到了江边，高兴地向村民们宣布：“我们要在这里修建一座水泥桥，今后不必再小心翼翼地踏着竹桥过河了。”前来开会的民众们都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奔走相告，上学的孩子们更是兴奋地又唱又跳，欢声笑语一片。

到了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宽达4米的新桥就建好了：水泥的桥面光洁平滑，两岸的桥墩粗大坚实。在众人的欢呼声中，一辆拖拉机平稳而缓慢地驶过新桥，向所有人正式宣告：那些踩着简陋的竹桥揪着心过河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这万众欢腾的时刻，邓子恢却被一封突然而至的电报紧急召回了北京。原来，他已经被安排到全国政协工作了，所以他是凭借自己在财政部的旧日关系才为武通镇群众申请到了这笔为数不多的专项资金。这应该是他动用自己的关系为当地老百姓办的最后一件实事了。因为他回京是去参加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

后来，邓子恢再也没有来过这片热土，但那座桥却一直留在老百姓心中。他们不知修桥的前因后果，更不知晓那位年过六旬的“老李同志”（邓子恢当时化名“李建中”）来自何方，但他们知道是共产党的干部为他们修建的这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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