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年前的今天,1643年1月4日,在科学史上有诸多光辉头衔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诞生。这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也是17、18世纪知识高速增长时期的百科全书式人物,除了对万有引力、三大运动定律等基础原则的阐释,其对经济运行的金本位也有独到的理解。
然而,除了站在人类知识之巅的人物形象,牛顿留给世人的,也有匪夷所思的想法和做法。因为就是这样一颗致力于探究抽象几何和物质世界的智性心灵,实际上也是炼金术诗词的抄写员。他似乎也常常远离人群,并且有时拒绝认为科学是一个需要辩论的问题。
艾萨克·牛顿(1643年1月4日-1727年3月31日),本张肖像为牛顿同时代人戈弗雷·内勒所作。
牛顿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实际上有关牛顿的描写和猜测,凡是有那么一些依据的,其资料无不是取自牛顿亲笔手稿。在20世纪这个诸学科迅猛分化和发展的时期,各个学科背景的人物都对牛顿展开了解读,诡异的是,解读者其实也是从他们本人的特征来认识牛顿,以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例,他原本对牛顿并无多大兴趣,不过他收藏了不少牛顿手稿,也解读出了一个和他本人惺惺相惜的“牛顿”,过着半公开、半私密的双重生活。至于牛顿与炼金术,则有更多的解读了。否定者试图描述一个不那么光彩的、与科学精神相悖的牛顿,辩护者则归因于这是那个年代通行的“癖好”。这一切争论见于各个年代,甚至可以追溯至牛顿手稿流传早期,在1727年逝世后,牛顿遗产继承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关于炼金术的部分,只不过这更多是因为他们在取舍哪些手稿是值得出版的,而不是故意隐藏手稿,毕竟在当时,人们普遍对手稿本身并无多大兴趣,并且认为宗教以外的一般人不配有传记。再伟大的科学家也如此。
牛顿炼金术笔记中有一页,记录了他试图创造星形锑块的过程,缓慢冷却的金属将产生一种星形的晶体结构。图片由剑桥大学图书馆理事会许可复制,来自《牛顿手稿漂流史》一书。
牛顿是做笔记的爱好者,也是这方面的好手,据他本人生前讲述,“几乎总是笔不离手,书不离身”。他也习惯在笔记上修修改改。几乎从学术生涯刚开始时,他就疯狂地在纸张上写、画、涂、改。因此才在身后留下一大堆亲手书写的、零散杂乱的手稿。他可能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些手稿在他离开后便踏上了漫长、曲折而离奇的漂流之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手稿自然是重中之重了,除此外生活记录、哲学思考、炼金术也持续吸引各色人物的兴趣。此时,“牛顿”是谁、是怎样的人,再也不是由他本人定义了。
手稿的这一路漂流史始终与收藏者、解读者、传记作家,甚至也与所处年代的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着强烈的历史痕迹。据说,在五花八门的解读兴起多年后,牛顿的形象已经被解构,被解散,终于在距今几十年前,探索一个统一的牛顿成为一项工程,心理学表现最为积极。无论如何,恰如《牛顿手稿漂流史》(作者:莎拉·德里,Sarah Dry)一书总结的,“每一位直接研究过牛顿思想遗产的历史学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强调其思想的深度和力度。哪怕略过其中的知识,单是手稿的数量已经相当惊人”。这是牛顿之所以被反复纪念的理由。
那么,在牛顿诞辰380周年之际,且让我们来了解牛顿的手稿在其逝世后三百余年间,经历了怎样的漂流。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牛顿手稿漂流史》一书第2、6、13、14等章节,内容有增删,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 | [英]莎拉·德里
《牛顿手稿漂流史》,[英]莎拉·德里 著,王哲然 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原力,2022年3月。
手稿的继承者
面对数额庞大的遗产,牛顿的继承人们吵作一团。
在牛顿留下的全部遗产中,最难以估价的要属那“几千页零散污浊的手稿”,由于被反复修订涂改,这些散乱的手稿显得污迹斑斑、破烂不堪。遗产继承人们很想知道,这些手稿中到底写了些什么,能不能也卖上个价钱?他们明白,自己的这位亲戚可是个大名人,任何和他的名字沾边儿的东西,哪怕是这些陈旧的手稿,只要一经出版,肯定能稳稳地赚上一笔。于是就如何处理这些手稿,继承人们展开了一系列“争吵与辩论”。
在所有人中,只有凯瑟琳和约翰·康杜伊特不愿将手稿当作摇钱树。
作为牛顿的挚友、受助人和外甥女婿,约翰·康杜伊特继承了他的手稿。他曾广泛收集有关牛顿的生平轶事,但始终未能完成传记的写作。图片藏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约翰·康杜伊特曾在剑桥的三一学院短暂学习过一段时间(那时距离牛顿离开剑桥已有10年之久)。他与凯瑟琳相识于1717年,很快喜结连理。他兼任汉普郡惠特彻奇市议员,在牛顿升任造币厂厂长之后,一直充当他的助手,并在牛顿去世后继任厂长。显然,由于工作和生活上的交集,两人越走越近。然而眼下,康杜伊特逐渐意识到,在婚姻和情感双重纽带的作用下,他已经深深地卷入这场牛顿遗稿的风波之中。
约翰和凯瑟琳坚持认为,这些手稿既代表了牛顿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也体现出他对神圣秩序的伟大诠释,因此必须妥善保存。很快,包括凯瑟琳在内的三人委员会成立了,其职责是监督手稿的审定工作,裁决哪些内容值得公开出版(从而使继承人们可以再捞上一笔)。委员会找到了皇家学会的托马斯·佩勒特,邀请他参与手稿的审核工作。
1727年5月,佩勒特埋头于故纸堆中,苦干了三天,最终拟出了一份清单,颇为武断地将所有手稿划分为了82个条目,清单的标题为“属于已故艾萨克·牛顿爵士的手稿清单,由其亲属负责审读检查”。
《艾萨克·牛顿:最后的魔术师》(Isaac Newton: The Last Magician,2013)画面。
佩勒特是牛顿死后详细阅读其手稿的第一人,因此他有机会看到这些手稿原始的排列顺序,然而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在手稿清单上体现这些信息。佩勒特梳理这些手稿时,究竟依照怎样的原则如今我们已无法了解。不过,从他给出的清单来看,他几乎是在一片黑暗中艰难摸索。
绝大多数手稿没有明确的时间信息,也很少提及一些包含时间线索的时事要闻。尽管困难重重,佩勒特至少如实记录下了手稿的数量,这使我们能对手稿的规模有个大致的印象:353张“对折页,零散污浊的手稿,与图形和数学有关”,495张同样类型的手稿“与计算和数学有关”,还有厚厚一捆606张的手稿“与年代学有关”,显然,牛顿生前对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
佩勒特出色地完成了他的核心任务:确定牛顿遗稿中哪些“适合出版”,使继承人们能再分点儿现金。他用了不到三天便做出决定。他认为,在成堆的手稿和笔记中,只有5份文件值得出版。
佩勒特是否刻意隐瞒了牛顿的宗教和炼金术手稿呢?他是否有意维护牛顿的个人声望,以及他所代表的国家形象?他决定公开的手稿如此之少,而试图掩盖手稿又如此之多,自然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不过是接受牛顿继承人的委托,确定哪些手稿可以出版牟利。他声称只有一份手稿可以立刻交付印刷,这便是牛顿去世之前,在黑暗的房间里辛苦誊抄的那份“古王国年表”(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这份手稿很快便卖出了350英镑(约合今天的3万英镑)的高价,并在次年出版。
牛顿手稿中的一页,内容是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所做的笔记。图片由剑桥大学图书馆理事会许可复制,来自《牛顿手稿漂流史》一书。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只有另外两份手稿,按佩勒特的建议得以出版。第一份手稿出版于1728年,牛顿原本打算将其中的内容用作其经典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的最后一卷。另一份手稿“对预言的评论”(Observationsup on the Prophecies)出版于1733年,这是一部技术性很强的解经作品,试图通过对圣经语词的分析,理解其中隐藏的微言大义。佩勒特认为可以出版的余下两份手稿分别是:31张对折页的“有关阿塔那修的悖论问题”,以及一份与微积分有关的“不完整的数学小册子”。直到20世纪,这两份手稿才获得出版。
那么,当年牛顿的继承人们想从这些手稿中发现什么呢?
从手稿中诞生出“牛顿”
在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名人手稿具有收藏价值,哪怕是像牛顿这样伟大思想家的亲笔手稿。
手稿收藏其实是一个相当晚近的现象,于牛顿所处的时代才初露苗头。显然这并非偶然。那时人们不断开辟新的知识领域,开启学术和思想上的一系列变革。随着知识范围的不断延展,对知识保存技术的需求变得日益迫切。普遍语言的设想应运而生,牛顿曾为此做过笔记;为了保密和提高书写效率,速记技术大行其道;展示标本的自然志陈列室,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此外,还有更为抽象的方案,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于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种种现象表明,收集和组织知识的新体系正在逐渐形成。
约翰·康杜伊特能够继承手稿的原因非常复杂。
牛顿死在造币厂厂长的职位上,按当时的规矩,所有新铸造的钱币,以厂长的个人信誉作为担保,换句话说,在牛顿去世时,他名义上背负着和英国国家发行货币总额等量的债务。康杜伊特主动接管这批债务,即一旦发现分量不足的新钱币,他需要自掏腰包,加以赔偿。作为承担风险的条件,康杜伊特要求得到牛顿留下的所有手稿,这项要求被满足了。在其他继承人看来,这是笔不错的交易,毕竟佩勒特已经做出评估,这些手稿基本上没什么价值了。即便如此,康杜伊特依然拿出2000英镑作为担保金,确保手稿中若有任何内容在日后出版,其他继承人仍然可以从中获利。
约翰·康杜伊特打算为牛顿写一本传记。他敬仰牛顿,因为牛顿不仅是他的舅岳父,也是他的好友和支持者。
英国十八世纪版画家威廉·布莱克的《牛顿》。牛顿被这幅画贬低为“神学几何学者”。
为此,他第一次将目光投向牛顿的遗稿,试图从中有所发现。尽管他描述了一部分手稿的内容,为不同种类的笔记列出清单,却并没有进行全面的分类整理。康杜伊特更关注的是那些奇闻轶事,这类小故事是传记作家的宝藏,往往能让人物有血有肉,读起来引人入胜。他独具慧眼,搜罗到的那些轶闻,即便今天读来仍生动有趣。他拜访了许多牛顿的亲朋故旧,和他们交谈,当然牛顿在世时,他们两人也常常聊天,这些都成了他的素材,用以书写一部丰碑式的传记。
那时,人物传记还是一件稀罕的新事物。人们一般认为,只有圣徒的生平才值得学习。不过,康杜伊特为这种新型传记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理由:这是一个人类知识急剧增长的时代(它如今被称为“科学革命”),而牛顿在其中贡献良多。他写道,思考像牛顿这样的人取得的“神圣的思想结晶”,和“追随征服者的脚步,穿越血腥混乱的战场”一样,都能使心智得到极大满足。和那些残暴的战争领袖相比,牛顿更有资格成为人生的榜样。他的一生“勤勉、执着、谦逊、虔诚、不存一丝恶念”,体现了“普适的美德”,比起凯撒和亚历山大,更应为世人效法。然而,虔敬的德行并非为牛顿立传的全部理由。作为一位自然哲学家,正是牛顿提出了全新的思想体系,大大扩展了人类思想的疆域,他无疑是一位“思想上的征服者”。
局内人介入手稿
19世纪30年代初,手稿第一次成为拍卖会的拍品。在这之前,手稿之所以有价值,缘于它是文本存在的唯一形式。一旦文本被大量印刷,手稿就沦为排版环节淘汰下的垃圾,一钱不值。然而,随着蒸汽驱动的印刷机的出现,在激增的印刷品海洋中,亲笔书写的手稿反而获得更高的地位。
狂热的收藏活动从来都不乏牺牲者,但这并不削减其巨大的诱惑力。事实上,那时收藏市场的狂热,确实导致了不少监守自盗的罪行。尽管很难确证,不过当时一批最顶尖的藏书家和文献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参与过此类犯罪。在个别案例中,图书或手稿看管人的确是被高昂的价格冲昏了头。但大多数情况下,促使这些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绝不仅仅是丰厚的经济回报。
亲自参与并创办英国第一家科学史学会的詹姆斯·奥查德·哈利韦尔(James Orchard Halliwell),同样有过这种双面人的生活。尽管直到今天,人们依然缅怀他在科学史领域先驱性的贡献,不过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偷书贼。
意大利短片《牛顿第一定律》(La prima legge di Newton,2008)。
科学历史学会因为缺乏方向和资金而解散,哈利韦尔的盗窃行为为学会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却已经踏上探索伟大思想起源的崇高道路。1838年,牛津萨尔维几何学教授斯蒂芬·彼得·里戈(Stephen Peter Rigaud),出版了一部著作《有关艾萨克·牛顿爵士〈原理〉第一版的历史文集》(Historical Essay on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 Sir Isaac Newton’s Principia),引发学界的密切关注。这本著作详细考察了在准备《原理》第一版时牛顿思想的演变过程,它参考了许多此前从未出版过的历史材料(有一部分被里戈收入了附录)。
1847年,奥古斯塔斯·德摩根出版了《从印刷术发明至今出版的算术著作》(Arithmetical Books from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to the Present Time),这是最早的书目类图书。在这本书中,德摩根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一批棘手的问题,说明为什么读者应该关心这类深奥的问题,例如,科学在中世纪的发展状况。
作为科学史的早期推动者,奥古斯塔斯 ·德摩根认为“即便是过去最没有价值的书,也是值得保存的记录”。在他看来,牛顿的性格和信仰与其科学成就无关。图片藏于伦敦肖像美术馆。
此前一直有批评认为,出版学会的出版物毫无价值,德摩根的辩护打消了这种疑虑。1846年,他完成一部新的著作,对此他的妻子索菲亚骄傲地宣称,这是继贝利的《传记》之后,第二部揭露牛顿“软弱一面”的英文著作。德摩根的文章《牛顿与弗拉姆斯蒂德》(Newton and Flamsteed),显示出了“只有精通数学发现史的人才能展现出来的研究威力”。他提倡一种充满阳刚气质的科学史,勇于直面英雄身上的弱点,即便深谙人性的软弱,依然能够承认他们的力量。他写道,“牛顿一生的最大失败,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生的不幸,来自于他的性格,对他人不同意见的病态恐惧支配了他的一生。”
在牛顿看来,自然哲学不应该是充满激烈辩论的诉讼法庭,德摩根强烈反对这种态度:“面对自然,每个人都能自由地选择立场、填写议案、发起诉讼,这难道不就是科学探索的全部吗?”德摩根在斗争面前从不胆怯,在他看来,科学中的竞争与交流不可避免,在这一点上,牛顿犯了大错。德摩根认为,科学发现具有自然哲学和社会两个维度:科学家不仅需要发现真理,而且应该分享真理。牛顿拒绝履行第二项义务,那么他的同仁就只能逼他就范。德摩根总结道:“牛顿的科学发现具有两大特征:这是他的发现,其他人必须承认这是他的发现。”
形形色色的“牛顿”
到了20世纪初,牛顿手稿已经散布全球。大多数非科学类手稿最终被各大机构所藏,主要包括剑桥大学、耶路撒冷的犹太国家和大学图书馆、位于裘园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当然,这要归功于凯恩斯与亚胡达的共同努力(以及众多书商组织的公平的拍卖会)。然而,尽管手稿此时已经对外公开,但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无论是科学类手稿,还是非科学类手稿,依然无人问津。
依据非科学类手稿,试图解读牛顿与炼金术的《牛顿的黑暗秘密》(Newton's Dark Secrets,2005)海报。
后来,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以他的独特方式走向牛顿,他所遵循的,不是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而是一种哲学进路。柯瓦雷出生于俄国,师从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深受战前欧陆哲学的熏染。在他看来,“牛顿综合”(Newtonian synthesis)是“自从两千年前希腊人发明了‘和谐宇宙’(cosmos)以来,即便算不上人类所取得或遭受的最深刻的变革或转变,至少也是其中之一”。对于柯瓦雷来说,促成科学发现的不是实验,而是理论。萨顿与柯瓦雷一起,共同界定了科学史的研究范围。柯瓦雷擅长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思想史的脉络。他描述了一系列思想上的革命,其谱系可上溯至哥白尼,及至开普勒和伽利略,最终由牛顿推向高潮。
萨顿和柯瓦雷为后来的学者创造出条件,使他们能够更为深入地思考牛顿在历史上的地位。至于超越已有的研究,揭示从未公开的手稿,这样的重任落到了两人之后的下一代学者肩上。
对于科学史而言,牛顿显然是一个绕不过的主题。毕竟,牛顿代表了科学革命的无上光荣,而“科学革命”(the Scientic Revolution)这一概念,恰恰是催生科学史这门学科的思想温床。对于理解现代科学的起源,继而理解现代性本身的起源而言,科学革命无疑是最重要的题材,而重中之重便是牛顿。
因而,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牛顿手稿最终得到一系列学者的关注。这些学者不仅将牛顿手稿视为职业发展的手段,而且致力于从中寻求历史和思想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虽才提出不久,但已变得日趋紧迫。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科学史已经成为一门欣欣向荣、充满激情的新学科,历史文献和思想诠释两个方面,优秀的著作层出不穷。作为科学史中特殊的研究分支,牛顿研究也变得日益兴盛,硕果累累。
1976年,理查德·韦斯特福尔(Richard Westfall)发表了一篇题为“牛顿产业”(Newtonian Industry)的文章,他这样写道:“这个群体,仿佛同时患上了幽闭恐惧症和神经官能症,成员们相互提防、勾心斗角,为了上位,不择手段,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斜着眼睛,偷瞄大刽子手怀特塞德”。
然而,作为数学家与科学家的牛顿,如今正在面临着许多其他牛顿的挑战,这些牛顿的激情和癖好依然会让人感到尴尬、恼怒或是困惑。手稿终于自己开口说话了,但结果不是建设性的,而是解构性的。那个旧的牛顿早已不复存在。真正迫切而令人兴奋的研究,已不再关注那个旧的牛顿,那位为世人所熟悉的数学和物理学天才,而是关注那个新的牛顿。这位新牛顿不是一座大理石的纪念雕像,而是一个变形人。每一本新的出版物都揭示出他的一个新身份。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手稿,越来越多的牛顿也随之涌现。
于是,我们应该能够明白,为什么仅仅理解一个人,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需要一个产业。研究牛顿的学者,犹如一滴水中的微生物,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与牛顿个人思想的多样性一致。
科恩认为,出版牛顿手稿时,重要的是能够重现“前期草稿、早期版本以及后续修改的各阶段文本”。科恩照片来自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Institute)施莱辛格图书馆(Schlesinger Library)。
学者们从手稿中揭示出牛顿的不同侧面,恰恰暴露了他们本人的偏好。比如凯恩斯,他过着半公开、半私密的双重生活,这使他和牛顿惺惺相惜,能够洞悉在其理性主义者的肉身中,深藏着一缕前现代魔法师的灵魂。在科恩看来,牛顿是数学物理学家、不朽杰作《原理》的作者,是他开创了独具一格的“牛顿主义”思想风格,强调在物理世界中反复检验数学模型的真伪。在多布斯笔下,牛顿是一位炼金术士,认为地球是一个具有生命、能够呼吸的有机体。而在曼纽尔的心理学视角中,首要考虑的是牛顿的情感关系,特别是他与母亲的关系。最终,牛顿如愿以偿,得到他所需要的学者;而他那些被长期遗忘的手稿,也使学者们能够跟上他的脚步,穿梭于他广阔的思想空间,从中寻找他们想要的东西。
是否存在统一的“牛顿”?
为了深入牛顿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学者们努力将其散乱的手稿整合起来,恢复其本来面目。人们不禁要问:把所有手稿都放在一起,究竟可以得到什么?这是个老生常谈的平庸话题,但人们渴望得到答案,希望借此可以将破碎的牛顿形象,重新拼接到一起。
电影改编版《白鲸》(Moby Dick,1956)剧照。
就像小说《白鲸》中那条巨大的白色抹香鲸,对牛顿思想统一性的探求,是牛顿产业中最令人难以捉摸却又最吸引人的话题。随着手稿不断揭示出牛顿新的细节,学者们试图将这些零散的信息整合起来,找到贯穿在内容迥异的学科间的统一思想。对于那些力求为炼金术和神学正名的学者而言,问题的关键是证明科学和非科学内容之间的联系。思想的统一性将使牛顿摆脱异端和神秘主义的泥淖,使他那些离经叛道的想法,能够置身于一个宏大的思想框架之中。这是一个理性的思想框架,牛顿试图将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安置其中。牛顿主张按照意志自由地运动,这一想法可能会妨碍重建工作,但学者们似乎并未对此达成共识。
对于统一性的强调,部分源于心理传记的兴起。弗兰克·曼纽尔是这项历史技艺的积极实践者,他用“无法遏制的欲望”,形容牛顿对世界隐匿秩序的探求。他试图调和牛顿的神学与科学,他这样写道:“假如自然与自身一致,那么牛顿的思想也是如此。”他指出,“牛顿仿佛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驱动着,使他可以在混沌无序中,发现秩序与设计,从庞杂原初的材料中,提炼出某些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既可诉诸整体,又包含各部分间的关系”。
即便是那些没有明确心理学方法的学者,同样直言不讳地表明,牛顿拥有统一的世界观,并以此解释其五花八门的研究兴趣。在其研究牛顿炼金术的著作中,贝蒂·乔·多布斯认为,信仰如同一支观念胶水,将牛顿不同的思想领域,粘连在了一起。确切而言,真理是神圣的:“和两面神杰纳斯(Janus)一样,牛顿具有两面性,但那毕竟是同一思想下的产物,之所以会看到两面性,或许不过是现代人眼中的视错觉,而非真实情况……牛顿坚信真理是统一的,神性是终极来源,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各种各样研究的源头。”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力图将炼金术和宗教,从牛顿的大众形象中抹去,而像多布斯和曼纽尔这样的学者,则尝试证明手稿中不同内容间的内在关联,努力纠正这种偏见,甚至可以说,有些矫枉过正。
对于那些研究光学、数学和自然哲学三大传统学科的学者来说,牛顿思想的统一性并不是紧迫的问题,而且很可能对这些学科的纯洁性造成潜在的危害。他们不愿转变或是解构牛顿的形象,而是满足于使用新的科学手稿,继续探究科学方法层面的问题,而非心理学或形而上学问题。他们一如既往,停留在那些传统主题上,只关心那些他们想要了解的问题。
《牛顿手稿漂流史》(The Newton Papers:The Strange and True Odyssey of Isaac Newton's Manuscripts)英文版书封。
归根结底,正如历代牛顿学者发现的那样,牛顿手稿始终处于未定稿的状态。手稿之中满是修改的痕迹。毋宁说,牛顿就是自己的终身编辑,在这一点上,无人可以与之匹敌。在贯穿其一生的研究生涯里,他总是在不断修改、删减、重新誊写。在反复审读自己作品的过程中,探寻更深层的意义。他毕生厌恶出版,恐怕这既是原因也是后果。只要不出版,就可以不断修改自己的手稿。即便出版了,也不意味着修改的终结,《原理》和《光学》的后续版本,都存在大量修改,只是出版让修改过程公开化,容易招致批评,而且浪费时间。
修改,理解手稿的含义就极其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手稿根本不存在明确的含义。雪上加霜的是,大量手稿装订混乱,又很少提到当时的时事要闻,所以很难确定写作时间,这再次增加了解读手稿的难度。那些牛顿手稿的未来编辑们,将会一再品尝这种苦中作乐的滋味。
正是其不断变化的动态特征,手稿才得以记录牛顿思想探索的方方面面,我们不妨拥抱这一事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手稿:它们不是对单一事实的叙事,而是对大量相互交织的事实的叙事。只有在这种思考方式下,我们才能深入那个令人心存疑虑的陌生领域,在那里,变动不居胜过了固有之义,多样性打败了单一性。这真是一个让人不安的场所。对一些学者来说,这也是他们所持有的唯一真实的立场。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摘编自《牛顿手稿漂流史》一书。原文作者:[英]莎拉·德里;摘编:罗东;编辑:西西; 导语部分校对:陈荻雁。封面题图素材来自《牛顿第一定律》(La prima legge di Newton,2008)画面。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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