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战略合作论坛在深召开，各界专家纵论深港合作重要突破点

四十多年来，香港与深圳在高层次、全方位合作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当前，面对瞬息万变、危机并存的外部环境，立足于深圳打造国际标杆和香港巩固提升国际地位、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使命，深港合作迎来哪些新议题？

2023年1月4日，由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承办的深港战略合作论坛暨《香港与深圳深化合作战略研究》新书发布会顺利召开，论坛汇聚了政界、业界、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领导专家，共同就深港合作的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香港和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树立了城市创新、城市开放、城市合作的典范，是“一国两制”伟大创举的精彩演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深港两地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系统谋划，守正创新，统筹推动形成一批具有显著示范意义的重大合作举措。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就论坛致辞发言，他认为，统一大市场是与国际联通的大市场，这就需要充分发挥香港和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功能，在推进人民国际化和扩大制度型开放方面取得新的更大突破。深港战略合作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核心技术攻关的关键举措。必须将深圳的企业优势、创新优势和香港的国际化优势相结合，为科技企业的发展和原创性、引领性的科技攻关创造最优质的金融环境和生态环境。深港战略合作也是提升民生福祉的重要途径。在香港发展的各个阶段，内地都为香港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持，是香港民主民生保障的坚强后盾。深港战略合作需要在民生领域进一步发力，推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领域的资源共建共享，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突出问题。

中国银保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原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中央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强有力推动了中国的快速崛起。直至今日，几大经济特区仍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当中，深港合作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发展成果的一个重要体现。

他讲道，深圳的发展得益于充分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香港与深圳同处于国际市场、国际商贸的重要交汇点上，这是支撑两地长期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1998年的一份材料来看，当时香港的人口160万、新加坡320万、深圳380万。而经济方面，当年香港实现的GDP是1701亿美元，而深圳仅为536亿美元。金融方面，1996年香港银行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深圳的存款余额只有1800亿美元，再加上额外的一些资产，预计同期深圳资产总额不到3000亿美元。因此，香港作为国际商贸中心、国际金融中心，一直是内地学习的榜样，通过向香港的全面学习和与香港接轨等方式，内地与香港合作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毫无疑问，深圳在众多经济特区中最为成功，与深港两地相互促进的发展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他表示，当前，国家高度重视深港发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专门指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香港与澳门更好服务国家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可见，香港和深圳的深度合作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方面将继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过去，深港之间的合作集中在产业领域、服务业。2020年4月，《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也是首次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件中。而早在2019年，《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就已提出，支持深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把数字经济作为提升深港合作重要突破点也成为各界关注点。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认为，一方面，数据是新时代的重要资产。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建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化投资当中最大的资金流量和最普遍的行为选择，但只有数据具有足够的丰富性、异质性、多样性，数据的内涵和数据的价值才能充分体现。

“过去，我们已经在消费者数据、生产者数据等方面探索建立数据中心，但通常是建立原来运行的基础之上，将非数字化表达的内容用数字化的逻辑进行存储、记载。由于缺乏数据差异性，导致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王忠民表示，深港之间过去的合作集中在产业领域，后来拓展到服务业，而当前深港之间数字化合作的核心在于让深港之间的数据能够集中在一个平台、一个中心、一个数据服务当中，这样深港之间在产业、法律等方面的差异性越强，数据中心的延展性、有用性、数据创造出新资产的可能性就会越强，这就是用深港差异化的视角看待深港数字化合作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王忠民认为，为了让数据体现出资产的属性，各地都在积极建立数据交易中心或数据交易所，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一旦数据可以通过交易进行变现，数据中心的完备性、广泛性和包容性就可能受到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深港数据中心建设应该广泛接纳各种免费、自由出入、自由接触、自由链接、自由运用的数据，只有体现这种广泛的包容性，才可以让数据中心产生出有效的创新和有效的应用，而深圳和香港作为创新之城，也需要在数据中心建设模式方面走在前列。

他还讲道，另一方面，云是数字化时代的基础设施，建立云的基础设施应该是深港数字化合作的重中之重。深港之间的云必须是可以广泛接触、广泛服务于新创新、新产业、新消费的云，而不是割裂的、不协同的、不可集成的云。在云服务的基础上，深港可以充分发挥在跨境贸易、跨境清算、跨境支付中的作用，以至于探索出中国式的跨境云服务的底座和基础，从而在全国乃至全球打造样板。由于信息传输、信息采集、信息集成、信息使用等都需要加密，只有会加密的云，才可以开拓出无限的数字运用空间。

王忠民表示，因此，如果深港之间在加密服务问题上可以有效地构建出云服务的基础设施，将会极大推动加密产业的发展。香港近期提出竞争全球虚拟资产中心，并在加密金融领域积极发力，而深圳对于全产业的数据加密也具有广泛的需求和技术基础，从而有利于深港两地探索出有价值的云服务方式，建立有效的数字云基础设施。

大成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姚玉栋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未来国际竞争主要在湾区竞争、都市圈竞争。

他分析表示，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大约为1.7万亿美元，与旧金山相当，科技创新的特征也与旧金山类似。因此，未来大湾区需要重点对标美国的加州湾区，特别是旧金山湾区，并充分发挥地理位置优势、制度优势、金融优势和产业优势。同时，也应当充分学习旧金山湾区培育全球领先高科技企业的经验，进一步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他认为，深港合作是大湾区发展的一个主要推动力，也将推动中国今后长期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深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将发挥关键性的支点作用，香港也将在中美竞争新格局下继续承担桥头堡功能。

姚玉栋分析表示，从单个城市来看，深圳经济总量已经超过香港，人均GDP约为香港的一半。而从双城来看，深港两地目前的GDP总量约为1万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前加拿大的GDP水平，超过韩国。在“一国两制”根本保障下，深港两地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同城化的趋势和优势互补的强烈诉求。目前，深港两地通过深港通、理财通等方式建立了紧密联系，保险通也将适时推出，QDLP、QFLP持续推进，资本账户的便利化程度不断提升，说明深港两地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已经取得丰富成果，有利推动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

他讲道，香港医疗资源发达，创新药发展迅速，同时香港联交所高度重视医疗公司发展，对上市医疗公司形成了集聚效应。因此，香港将成为医疗发展的前沿阵地，承担医疗创新的重任。

同时，香港有丰富的金融资源，深圳地区财富效应明显，两者结合可扩大地区的金融与财富影响力。从财富管理规模来看，香港在岸财富有望超过瑞士，深圳已经明确提出打造国际财富管理中心，预计“十四五”期间将达到30万亿管理规模，2035年达到100万亿规模。从金融机构来看，深圳具有多家世界500强金融机构，银行理财子公司、公募基金众多，境内外上市公司超过500家，香港也有一批国际资产管理公司的分部和本地资产管理公司，深港两地能够通过财富市场的互联互通、加强跨境理财通、机构互设等方式，形成财富和资产管理的双轮驱动，促进在岸和离岸财富中心的共同发展。从区位优势来看，深港所处纬度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居住，有利于集聚养老资金，开发养老产品，从而促进养老金融发展。除此以外，深圳的家族办公室缺乏，可以利用前海平台，从香港大力引入家族办公室，打造财富管理优质生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从大湾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创新的视角提出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说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际竞争的焦点，二是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9个城市是如何分布的，三是香港和深圳应该如何合作共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郭万达表示，从国际竞争角度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者说新一轮的革命，是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并且会带来新的领域、新的赛道，即使在疫情影响下，全球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仍然是不遗余力，充分反映了全球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态势。数据表明，过去几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份额是上升的，而且上升的程度比较大，美国则略有下降。因此，2022年10月，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不仅在科技政策、产业政策方面支持力度非常大，并且在资金到税收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直接的干预。

他认为，应当看到，先进制造业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节点，强炼和补炼的核心就是强化先进制造业，在逆全球化的冲击下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问题。早在2008左右，中国就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二十大报告中也特别提出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不难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作为重要的增长点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载体。而广东提出制造业当家、深圳提出20+8产业集群以及香港提出再工业化，都体现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

郭万达继续讲道，从大湾区城市的布局来看，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在十四五规划中都把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一个重点的方向。总体而言，第一，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绿色低碳、高端装备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行业主要集聚在深圳、广州和东莞。第二，从创新外溢的视角看，发明专利联系网络以深圳为核心，且深圳自身的合作占了80%，其余对外合作主要是东莞、惠州和广州。第三，广东企业之间的投资关系网络也以深圳为主要核心。第四，从企业迁移的角度来看，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主要迁出至珠三角地区。第五，随着要素流动，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行业职位供给正在发生变化。

聚焦到深港合作，郭万达具体提出五点建议。第一，将香港提出的再工业化和深圳提出的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对接，共建全球有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中心。第二，在香港北部都会区与深圳口岸经济带对接的基础上，以香港北部都会区300平方公里和深圳20个先进制造产业园区（约300平方公里）对接。第三，将香港的创科（Inno HK）和深圳科创中心对接，共建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第四，将香港的科研机构与深圳的“新型研发机构”对接，吸引国际科学家和创新人才，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科技管理体制。第五，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与深圳的科技金融对接，共建全球有影响力的开发协同创新体系，形成大湾区创新生态链，从而促进国际金融中心本身的发展。第六，促进深港口岸发展，便利人员流通、要素流动与规则衔接。

在圆桌论坛环节，广发银行原监事长、副行长、中国银联原监事会主席王桂芝认为，无论是深港还是大湾区，都具有非常明显的发展优势，区域内的合作论坛、官方民间实践活动都非常丰富。在此基础上，为了推动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取得更加突破性的进展和更加显著的成效，需要在制度上进行更大的创新，尤其是监管层面的制度创新。通过提升监管的时效性和对新产品、新模式监管的科学性，从而推动在投融资、养老保险及更多金融产品设计上更好与香港对接。从当前金融制度改革来看，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已经能够在技术层面实现打通，因而更加关键的是底层的制度打通。深圳尽管拥有多家龙头金融机构，但其产品创新和业务开展主要是基于国内市场，国际化水平仍然相对缺乏，有必要继续通过监管制度创新，助力内地龙头金融机构“走出去”。因此，建议中央或者各部委在投融资、金融产品创新等领域赋予大湾区一些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从而推动深港之间的金融合作迈向更高层次。

聚焦到投资而言，东方富海董事长陈玮认为，深港合作是大湾区建设的核心，香港是国际金融大都市，深圳是大湾区高科技城市，两个城市的合作对整个大湾区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就目前投资环境，陈玮表示，一方面，由于资金跨境流动尚未完全打通，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和国际资本进入内地存在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内地创投募资难的困境。相比于北京、上海、深圳对于国际资本的吸引力相对不足，而香港国际化程度高，法律制度与国际接轨，对于国际人才具有吸引力，国际资本更倾向于将香港作为进入珠三角的首选城市。因此，如何用好香港作为国际资本聚集中心的地位，促进资金更加高效便捷的跨境流动，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可以通过政府推动或国有企业发债等方式促进离岸人民币回流，利用相对低成本的资金进行国内投资，促进科技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香港是税收洼地，而深圳在打造国际风投创投中心的过程中，可探索在香港的北部都市圈以及深圳前海、河套地区推行香港的税收政策，从而增强对风投创投资本的吸引力。同时，探索对于香港本土的资金投资内地产业给予国民待遇，推动其资金和科技在内地和北部都市圈实现产业化。

南方科技大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王苏生表示，一方面，在国际地缘政治变化的情况下，香港与内地的深度合作具有更强的必要性，同时，香港也需要保持和发挥现有经济制度优势，继续充当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另一方面，过去与香港的合作主要在经贸方面，下一阶段可以扩展到教育和科技领域。教育和科技既是内地所需也是香港所需，教育对于香港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过去，香港在教育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香港高校在全球的排名也较为领先。然而香港教育投入取得的收益相对有限，且缺少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在香港金融、贸易地位呈现下降趋势的背景下，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尤其是依靠其强大的技术研究优势，与深圳形成科技领域的优势互补，推动高水平的科技产能转换为生产力。

深圳市科协原专职副主席张克科认为，在新阶段、新理念和新格局之下，深圳与香港都被中央赋予了重大定位，深港的发展对于国家和大湾区发展都至关重要，是一个需要长期谋划的事情和“一国两制”下的重要实践。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需要注重国内消费，更需要通过提升国内产品品质、品牌和信用走向国际大市场，这也就要求深港合作需要坚持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张克科基于深港两地的重大差异，提出“求异寻同”的理念来寻找深港之间的更大发展机会，即我们需要认可深港两地的重大差异，在此基础上寻找可以协同的新领域。

在顶层设计方面，张克科提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其核心就要重新定位深圳和香港的双城关系。在尊重不同关税区以及货币差异、法律差异的前提下，争取中央放权，运用MOU（谅解备忘录）的形式，探索在内地尝试运用香港的案例法，就出现的新问题、新模式进行讨论，用“双城”的思维优化口岸通关问题和口岸经济带建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产业和要素融合。

在制度方面，张克科认为数字经济、民生服务方面的制度设计尤为关键。首先，需要围绕中央赋予香港八个中心的定位开展深港合作，加大内地对香港八个中心建设的支持力度。其次，针对深港两地的社会民生需求，在住房、税收等领域进行对接。第三，通过新的立法和新的备忘录等新形式解决深港未来合作的新问题。

在合作区建设方面，张克科对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提出的“双城三圈”发展理念表示认可。同时建议，一是在港央企能够担当起来，在深圳湾大桥对面的下村、河套旁边的新田乡、莲塘口岸对面的红树林以及沙头角等四个地方做一些重大项目的布局。通过深港两地共同成立1000亿的发展基金支持向片区引进技术和科技企业。二是明确各片区功能定位，可以在沙头角的保税区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在河套地区大力发展生物医药和金融科技，在前海等片区建立专家村等方式吸引人才集聚。除此以外，可以通过打造金融驿站等方式，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增强对于机构和人才的吸引力。三是为了便利两地人才流动，可以探索建立多条深港交通快线，包括西九龙到福田的深港城际快线、西九龙到深圳北站的湾区通、西九龙到深圳北站和光明的深港科教线等，并通过深圳与香港两地的交通补贴，加快两地人才交流。四是可以探索在大湾区珠江口地区打造香港工业村，承接香港的投资和产业发展，并通过陆运、航运、空运等多种交通方式，实现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连接，从而带动珠江口东西两岸的快速发展。

金融壹账通党委书记、监事长，中小银行互联网金融联盟执行副理事长黄润中讲道，扎实推进深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联互通这个战略落地具有重大的现实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粤港澳大湾区在推进过程中，体现了开放共赢、良性互动的区域发展格局。同时，在推进过程中涉及的重大政策举措调整，需要通过各种渠道、集中各界智慧进行建言献策。而从深港两地的不同优势来看，深港两地合作毫无疑问能产生1+1>2的效果。对于香港而言，具有超级联系人的功能和中央给予的中心定位，汇聚了众多的国际化金融机构，在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和专业服务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法律环境、监管制度、市场体系、专业人才等方面也有深厚的积累和实力，香港北部都会区的提出对香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形成了有力支撑。对于深圳而言，拥有完整的科技产业链、丰富的科技产业领军企业、良好的创新生态和政策环境，由此可见，两地的深化合作一定会创造更多的成果。在此基础上，黄润中提出了4点具体举措。一是深化金融科技的载体建设，促进互联互通；二是强化数据驱动和服务职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发挥虚拟银行和香港征信公司的作用；三是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跨境融通；四是强化金融科技人才体系互认，促进专业人才流动。

参加本次论坛暨新书发布会的领导嘉宾还有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深圳市福田区委副书记、区长周江涛，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刘江等。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叶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