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毛雨》和中国流行音乐开端的讨论会总结——兼谈我对中国流行音乐起源的一点再思考
2022年12月23日，由笔者发起，金兆钧、陶辛为讨论嘉宾，100余位音乐界同仁参加的在线讨论会，讨论了歌曲《毛毛雨》和中国流行音乐开端的议题。
讨论会发起人与嘉宾
本次讨论会，主要围绕，过去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的《毛毛雨》是否应看作中国流行音乐诞生的标志？以及如何判定“流行音乐”而展开。
《毛毛雨》1928年版本唱片
在会上，笔者先作话题描述并阐述观点。接着，陶辛、金兆钧两位老师先后发言并阐述观点；随后，李岩、董德、赵朴三位老师分别发言，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讨论内容详见视频）。
讨论源起
笔者之所以发起本次讨论，源于近期首次听到《毛毛雨》1928年录音版本。之前我所听到的《毛毛雨》1932年录音版本，具有显著的流行音乐典型特征。但当笔者听到1928年录音版本时，却发现该版本若从音乐审美视角看，并不具流行音乐显著特征，而这首歌曲的旋律采取用的是典型中国民族五声宫调式。无论从曲调、配器和演唱，都不具有流行音乐显著特征，而民族性极强。
《毛毛雨》1932年版唱片
所以，笔者试图进一步探究，从1927年《毛毛雨》词曲创作诞生后，直到1932年真正成为一首典型的流行音乐作品区间，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演进过程。
继而引发思考：中国的流行音乐，究竟是在1927年一蹴而就？还是在1927年～1932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而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流行音乐究竟还发生了哪些事情？
鉴于此，那么《毛毛雨》能否被看作是中国流行音乐诞生的标志？进而1927年能否看作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元年？
此外，笔者提出，如果《毛毛雨》被看作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开端，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定义，什么是“流行音乐”？又该如何判断，中国早期流行音乐诞生的标志？在“萌芽”和“诞生”之间，又该如何判断？
嘉宾观点
在讨论会上，陶辛、金兆钧两位老师，均提出“都市化”可看作是判定流行音乐的第一标准。
（1）陶辛观点
首先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生研究生导师陶辛老师发表观点。
第一，流行音乐是当代都市化、工业化后的产物。第二它是在现代传播或“非自然传播”手段下产生的，是人为的、工业化传播的产品。
此外，关于流行音乐的典型特征，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从音乐语言来看，流行音乐最典型的、最显著的特征，始于爵士乐。因此，爵士乐是流行音乐最重要的一个根基。
另外，从人文环境看，当时上海的社会环境已基本形成，市民阶层已出现对娱乐的需求。此外，在传播手段上，当时已出现电台、唱片等。
综上，人文环境和传播渠道已成熟，唯独缺的就是作品，这个时候《毛毛雨》应运而生。
此外，《毛毛雨》的意识是当代的，而且满足的也是当时，具有现代审美意识的、都市听众的审美需求。
至于它的音乐语言，这个问题直到现在，华语流行音乐也具有两个不同指向。一个偏民歌，一个偏西洋，这个现象到现在都有。
综上所述，陶教授认为，1927年还是可以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的源头，无需等到1932年。
（2）金兆钧观点
第二位发言的是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人民音乐》原主编金兆钧老师。
判断流行音乐，首先一点就是都市化。它可作为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点，因为别的都是过渡性的，尤其是陶老师刚才说的，从音乐形态学上来讲。
至于流行音乐，什么时候用了电吉他？什么时候用到架子鼓？都很难说，这些都是混着过来的。
至于流行音乐的商业化，是因为有了都市化才有商业化。例如：在村里物质自然交换，谈不上商业概念。只有都市才具有商业性。另外，正是因为有了都市，汇集在都市里的东西才变成了不同的音乐资源。回看美国流行乐史，从非洲来的黑奴，从欧洲来的移民，都是在都市环境下生活，他们才可能把不同的音乐元素，变成一种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当然还包括环境，都市化的环境。比如，有人问：如何判定民谣？很重要的一个判定点：它是站在城市回想农村，而不是站在村里唱农村？这样，一下就分清楚了。很多美国的民谣歌曲，它不是站在村里歌唱家乡，而是已经离开家乡后回头怀念家乡。
金老师认为，要考虑音乐形态上的东西，但流行音乐的主要特征还是它的文化特征，而不是形态特征。例如，崔健唱《南泥湾》他怎么唱也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尼湾。不仅仅是他的唱法和编曲，他就是一种状态。旋律几乎没动，但谁都明白他是另外一种东西。
（3）李岩观点
此外，在讨论会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李岩老师，在发言中也提供了有关歌曲《毛毛雨》最新的研究成果。
《毛毛雨》诞生的年代，现在最新的研究成果是1926年。这年的11月11日黎明晖已在一个联欢会上演唱了这首歌曲，并且在1927年9月之前，百代公司已经发布了这张唱片的信息，当时百代已经把它灌制成功了。
现在看来，《毛毛雨》的（录音）诞生年份已经大大往前推了2年。
另外，你们讨论，这首歌是不是一首流行歌曲？或者说他能不能作为流行歌曲？我觉得，它肯定是。
从它的流行，从他的城市，以及从它的深度和广度来说。我们都可以认定它是中国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所以，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还提前了。你们说1928年，但现在已经（提前到）1926年就开始了。
（4）董德观点
另外，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文艺学博士董德老师发言。
定义的这样一个问题，像《毛毛雨》这种考源，可能随着它的资料、材料的不断涌现，它可能会不断的被再定义。
我认为：流行音乐可以将它放到大众文化的范畴中去看待。在大众文化中，流行音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它从诞生开始，就跟大众审美是相依相存，流行音乐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伴随着大众传媒。
另外，刚刚老师们讨论的都市性，我也非常认同。我认为它跟古典（音乐）和民间（音乐）就是场域的不同，比如：民间音乐，它肯定是在自然当中。而古典音乐它更多的是在音乐厅这样的一个（场域）。但流行音乐它很多时候是一种“非在场”的存在。所以，无论是我们把《南泥湾》改成了摇滚，或我们把某某古典音乐改成流行音乐，但是当它被灌录成唱片，它其实就具有了流行音乐的属性。
如果狭义的理解流行音乐，它是不是应该具有流行音乐的语法？比如像爵士有爵士乐的语法，摇滚乐有摇滚的语法，包括它的律动、和声等。
如果不那么严格的讲，假如不用流行音乐语法写作，又不用流行音乐编曲，那它可能就不是我们严格意义上认为的流行音乐。
另外，我对流行乐的另一看法，从人类音乐发展来说，它是从音乐的内部走向了外部，使音乐能够连接更多的人。
（5）赵朴观点
此后，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流行音乐研究专业博士赵朴老师发表观点。
据几位老师所说，流行音乐本身的定义，已经溢出了它的纯形态范畴，用一个更宽泛的、文化的方式来定义它可能更合适一些。那么，我就在想，基本上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毛毛雨》处于同一时期的，聂耳的有些歌，肯定是算作群众歌曲或革命歌曲更合适。但比如像《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这样的歌，我们仔细想一想，无论从刚才陶老师、金老师说的，对于流行音乐定义的几个标准，我都觉得很合适，即：把聂耳的这几首歌，划到流行音乐中很合适，但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梅娘曲》可以归结为流行音乐的范畴吗？
由此我在想，是不是在我们心目中，对于一首音乐作品，它是否可以划为流行音乐，还是有一个形态上的，或听觉上的判断？那么，如果这个判断确实存在，或者这个标准确实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还是要再想一想，那个1928年的版本，那个民间音乐腔调，它跟1932年的那个，有明显的区别。（1928年版）那样的一种音乐气质，它是不是真的可以？我们就可以那么心安理得的，就给它说成是一个起点？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我很同意刚才金老师和李岩老师的说法，我也很愿意把我们的流行音乐开端，再继续往前推，推到哪怕是1926年，哪怕更早。但是，我的内心深处总还是有这样一种声音告诉我。那个跟我长久以来的听觉经验，形成的一种东西，好像并不能够搭得上，并不能够协调，它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我的自己。
小结（我对中国流行音乐起源的一点再思考）
综上，各位老师的发言，笔者总结如下。
笔者十分认同，陶、金两位老师的“都市化”观点，即：都市化可作为判断早期流行音乐的重要标准。
笔者在《欧美流行乐简史》（上海音乐出版社）一书的绪论“第二节 流行音乐的文化特征”中描述流行音乐的四大特征，其中第一特征即“都市化”。
因此，从判定早期“流行音乐”的标准来看，笔者和陶辛、金兆钧两位老师的观点趋同，“都市化”可看作是流行音乐的第一特征。
从这个角度看，黎锦晖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第一人无可非议；上海，因当时已具备国际大都市面貌，同时，意识形态和社会环境均已形成，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地也无异议。
但笔者与陶、金两位老师，所持的不同意见是：《毛毛雨》这首歌，可否看作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开端？即：1927年可否看作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元年？
1928年版《毛毛雨》百代唱片封套
中国的流行音乐，是在1927年随着《毛毛雨》的诞生就一蹴而就了？还是从1927年《毛毛雨》被创作出来后，到1930年代初期，经历了一个阶段而逐渐形成？
鉴于此，笔者想到美国流行音乐的起源，究竟源于哪一年？这个问题，似乎在美国和西方音乐学者中，均未能得出具体答案。之所以没有具体年份，或许正是因为，流行音乐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元文化和众多因素碰撞后，阶段性发展、推进的结果。
对于美国流行音乐，尽管很多人都将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的歌曲，看作美国流行音乐开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至今似乎也没有人将福斯特看作是美国流行音乐的开创者，也更没有人将福斯特哪一首歌曲的诞生年份，看作美国流行音乐的开端。由此可见，美国的流行音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更宽泛的讲，似乎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区域的流行音乐，具有非常明确的诞生年份。
借用陶辛教授在讨论会上的发言：
“我们要容忍一个不确定性，容忍本身的模糊性。而另外一个思路，则是把它的模糊状态，描述的更加清楚。我觉得这个反而也是一个对事情本身的复杂性，就是它有多少个因素，我们可以全部摊开来看。这样可以避免我们建立一个概念后，就用那个概念再去考虑问题，再去套历史本身。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作为学术研究时，特别像流行音乐这种极其复杂的音乐。……所以，历史本身可能就是复杂的、模糊的。
基于陶教授的这段发言启示，历史本身就是复杂的、模糊的，那么，我们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开端，在《毛毛雨》1928年版本，完全不具任何流行音乐显著审美特征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可以模糊一点、宽泛一点？给我们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留一个区间，这样似乎更符合流行音乐文化的多元性、复杂性特征。
另外，受陶辛教授发言启示：
“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去接受一个东西，和我们纯粹用审美的视角用于分析，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论，不一样的感受。
鉴于此，笔者认为，《毛毛雨》被看作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从历史视角看，似乎可以接受；但如果从审美角度看，在1932年版本录成之前，这首歌曲确实不具有流行音乐的显著审美特征。
正因为《毛毛雨》这首歌曲太重要，正如在讨论会上，赵朴老师所言：（1928年版）那样的一种音乐气质，它是不是真的可以？我们就可以那么心安理得的，就给它说成是一个起点？
于此，笔者认为，若将某一首音乐作品，看作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的标志，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的音乐历史来说太重要，所以，至少应具备一个以上流行音乐的显著特征；至少从历史和审美两个角度，都应具备显著特征；至少要有一个被能够大部分人可接受和认同的基本“公约数”。
都市化特征，对于判定流行音乐固然重要，但对于“第一首中国流行歌曲”的“第一性”而言，似乎略显单薄。
而1932年版本的《毛毛雨》无论从历史眼光还是审美视角，作为一首典型的流行歌曲，几乎无异议。
正如陶辛教授会上所言，音乐语言的显著特征是逐渐形成的。那么笔者认为，《毛毛雨》便是这个逐渐形成中的一个萌芽点，这个萌芽状态出现时，似乎尚未冒出地面。而中国流行音乐究竟是什么时候，冒出地面的？
如果我们将它看作是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初，似乎更合理。而就在这个期间我们的“流行音乐”究竟是何时冒出来的？就像雨后的笋尖那般，我们都未曾看住。
笔者发起本次讨论，也是希望能有更多学者对这段时期，不知何时冒出的“笋尖”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探究。如果允许模糊一点，这个时段区间，或许就是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期。一个孩子的出生，从分娩到呱呱落地，毕竟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最后，借用陶辛教授的观点：“我们要容忍事物本身的模糊性，但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把它的模糊状态，描述的更加清晰。
电声化——当代流行音乐的判断标准
此外，对于讨论会上提到的，当代流行音乐的判断标准问题，笔者认为“电声化”可看作是一个重要标准。
我们可以这么讲，流行音乐不一定都是电声乐，但是，电声化的音乐肯定是流行音乐。
例如，布鲁斯本是美国黑人民间音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究竟是黑人民间音乐还是流行音乐？各有看法。或在一定时间内，它既是黑人民间音乐又是流行音乐。因为，从1920年代起，很多黑人布鲁斯艺人都已走出农村，进入都市，并已进入工业化的唱片制作领域。但是，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前期，很多布鲁斯听起来依然是黑人民歌的味道。即便当时的很多歌曲，都已具备显著的都市化特征，但是从审美上看，依游离在黑人民歌和流行歌曲之间。
直到1930年代中后期，当T·B·沃克（T-Bone Walker） 拿起了电吉他唱起布鲁斯，从那以后，布鲁斯开始成为真正的、典型的流行音乐。因为，伴奏或乐队中的电声气息，给这种原本乡土的黑人民间音乐，染上了一层流行音乐的显著气质。
此后，随着电声乐的日益发展，如今在音乐领域已无处不在，而电声乐显然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这和流行音乐的工业化特征相吻。
所以，对于当代流行音乐，“电声化”应可看作是重要的判断依据。
讨论会海报
最后，笔者认为，本次讨论会很有意义。因为，在各位老师的发言中，笔者从中受益良多，启发甚广，尤其是陶辛教授的发言，为笔者打开了更为开阔的视野。所以，我们的流行音乐学术圈，应加强对各项专题的讨论，这对于推进我们的学术发展很有意义。
（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理事 尤静波）
2023年1月5日
（注：转载请注明出处“尤教授谈音说乐/腾讯新闻客户端”；讨论会视频请搜索“关于《毛毛雨》及中国流行乐开端的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