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
与中华文明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
从浙江出发，20位考古专家
带领我们探索中华文明！
本文节选自《良渚古城与中华文明》
作者/刘斌 王宁远 陈明辉
从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经历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与广富林文化先后一脉相承的传承与演变，最终发展出先秦时期的吴越文化。
良渚文化是太湖流域最早发掘和认识的史前文化。1936 年，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浙江余杭良渚一带的发掘，初次认识了以黑陶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并以“良渚”一词作为其考古报告的书名 。
1936年12月23日《东南日报》刊登《西湖博物馆在杭县发现黑陶文化遗址》报道
1959 年，良渚文化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得到了正式的命名和认同。1973 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 ，第一次发现了以琮、璧等玉器随葬的良渚文化大墓，良渚玉器从此开始为人们所认识。
良渚文化反山M12主要随葬玉器
良渚文化的兴起
良渚文化大约开始于距今 5300 年，之后稳定发展持续了约 1000年。良渚文化与之前的崧泽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相比，有了飞跃式的发展。遗址数量的成倍增加，反映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工具和农田规模也反映了生产力的提高。
马家浜文化时期就发明的砍伐工具——石锛，良渚人对其进行了改进，在安柄的部分做出分段，以便于牢固地捆扎。崧泽文化晚期开始少量出现的石镰和石犁，在良渚文化的遗址中有大量出土 ，而且制作更加规范、形体更大，这标志着良渚文化农业水平的提高。而农业发展与粮食储备是良渚社会得以迅猛发展的条件之一。
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石犁
在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中只发现有小面积的稻田，到良渚文化晚期，稻田的规模已相当可观。2009 年在浙江余杭茅山遗址发现的良渚文化晚期稻田，总面积有 83 亩，田块规划整齐，每隔 20 米左右有一条红烧土田埂，单一田块的面积有 20 米×100 米左右 。崧泽文化晚期以凿形足鼎为代表的文化因素在太湖流域的大量出现，应该是一种外族侵入的现象在考古学文化中的表现。
在许多遗址中都表现出一种外来因素与原来本地文化因素相混杂的现象。有意思的是，以凿形足鼎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因素在生活实用品中占有很高比例的同时，代表文化传统和死后精神世界的墓葬随葬品中，却往往随葬作为明器的鱼鳍形足鼎。
以浙江省嘉兴市南河浜遗址出土的崧泽文化墓葬为例，“南河浜遗址崧泽文化晚期的许多墓葬中，出土有两种形态小巧而制作规范的陶器，一种是鱼鳍形足的带甑鼎；另一种是敞口折腹高把的盅形豆。
这两种陶器显然是实用器的仿制品，它们既不同于一般明器的粗糙与欠火候，也与同墓中出土的同类器的实用品或明器的形态特征具有差异，它们往往有着精细的制作和恰当的烧成温度。出土这两种陶器的墓葬，其级别一般也比较高。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不同于一般明器的一种祭祀用器。仔细分析这两种器形，我们可以看出在造型上，它们既具有当时代的风格特征，同时又具有一些返祖现象，这或许反映了祭祀品中对于祖先文化的继承和保留”。
良渚遗址出土的陶器 图源：良渚博物院
从崧泽到良渚，我们在考古学上所看到的文化回归现象，或者说在对以凿形足鼎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肃清过程中，也许反映了背后的一场战争。尽管没有 《荷马史诗》 那样的故事流传下来，但在偌大的太湖流域，良渚人统一信仰的神灵形象的产生，以及玉礼器系统的创建，也足以说明，正是在那场回归之战中，形成了王权体系与创世纪的领袖人物。
在肃清了崧泽文化晚期的文化混乱现象之后，良渚文化的陶器在随葬品的组合上以一种更加规范和固定的模式出现。这时已经普遍使用专门为随葬而烧制的明器，鼎、豆、壶、罐成为主要的组合。随葬品的明器化与固定组合，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制度的规范化。
那种用陶器数量来表现等级和财富的现象在良渚文化中是非常少见的。玉器的种类和数量成为显示良渚社会等级和身份的主要物品。另外，墓坑的规模、葬具以及墓地的营建，也都显示出明显的个体差异与集团间的高低。
浙江余杭茅山遗址 （良渚文化晚期稻田及相关遗迹）
良渚古城的兴建
杭州武林门西北方向大约 20 千米是余杭良渚镇，当年施昕更先生就是在这里调查发现了良渚遗址。往前约 10 千米是余杭瓶窑镇，这里在南宋时期被称为亭市，以烧造一种酱釉的瓷瓶而著名。传说这种瓷瓶是南宋名将韩世忠的军队所用的军用水壶或者酒瓶，俗称“韩瓶”。如今在瓶窑镇中学的后山上还可以看到大量的窑址堆积。
出自天目山脉的东苕溪从镇上流过，瓶窑镇正是因溪而兴的一座古镇。东苕溪的上游有上千平方千米的山地，南苕溪、中苕溪和北苕溪三条主要支流在镇前汇聚。这里是山区与平原的交会之处、物流集散之地，自古繁华。也是这种地理的缘故，每到雨季，大雨三天，则山洪涌下，溪满成灾。由于这段苕溪的大堤位于杭州西部，位置险要，是保卫杭州的屏障，因此被称为西险大塘。
在距今约 10000 年，随着地球春天的来临，海平面抬升，苕溪所夹带的泥沙慢慢沉积下来，形成如今杭州与余杭所在的这大约 1000 平方千米的平原。在距今约 7000 年，马家浜文化的先民最早踏上这片土地，沿着山前的台地定居下来。
这一时期瓶窑与良渚一带的遗址主要有吴家埠遗址、梅园里遗址、庙前遗址、张家墩遗址、官庄遗址等。
马家浜文化在此繁衍生息了大约 1000 年，发展为崧泽文化。虽然此时已由母系社会转化为父系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遗址的数量和规模却依然没有太大的改观，人们仍然过着渔樵耕种的田园生活。
良渚古城城门遗迹
崧泽文化所留下的遗址主要有吴家埠遗址、梅园里遗址、庙前遗址、荀山遗址、石马兜遗址、官井头遗址、张家墩遗址、黄路头遗址等。
在距今 5300 年，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发展为良渚文化。此时社会的等级更加突出，文化的面貌表现出高度一致的现象，出现了掌握神权的贵族阶层，在太湖流域产生了人们共同信仰的统一神灵；创造了一整套标志权力身份和祭祀神灵的玉礼器系统，从墓葬的随葬品制度的规范化，可以使我们看到其社会管理的秩序与效率。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组织能力的加强，以及以水稻为主的农业经济的发展，良渚文化的人口迅速增长，人们开始向沼泽平原进发，开垦土地，种植水稻。
因此，与之前的崧泽文化相比，良渚文化的遗址出现了数十倍增长的现象。人们不再是依山傍水简单地生活，在湿地的边缘，良渚人堆筑起许多人工台地，大规模地规划营建村寨聚落，从而开始了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的历史。
在瓶窑镇与良渚镇所在的约 50 平方千米的山间平原，进入良渚文化时期，从崧泽文化的寥寥几处遗址，突然增加到 100 多处，而且出现了反山、瑶山、汇观山等专门埋葬贵族的墓地。这样迅猛发展的现象绝非是由原先的几个村落自然发展而来。
2007 年良渚古城的发现，似乎才让这一切有了答案，使我们对这些遗址的布局与性状有了统一的整体认识。
作为整个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这个族群的都城，良渚古城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看上去地理偏狭的半封闭之地呢？
图源：良渚博物院
从比较大的地理环境看，良渚遗址所处的是一个南北约 20 千米、东西约 42 千米、面积约 1000 平方千米范围的“C”字形盆地。它的南面、西面、北面以及东南面都被天目山的支脉所包围着。在盆地的西北部平原上还矗立着以大雄山为主的一组群山，并散落着窑山、汇观山、雉 山、前山、凤山、羊山、全山、树山、乌山、茅山、金顶山、荀山等孤立的小山。
这 800 平方千米的平原湿地，是良渚古城可以直接依托的稻作农业与采集捕鱼经济的来源，而西面与北面的广袤山地，则有取之不尽的山禽野兽与野果珍馐。
2008 年以来，我们在“C”字形盆地东部的临平茅山和超山一带，调查发现了 20 多处良渚文化的遗址。其中，茅山遗址发现了面积达 80多亩的良渚文化时期稻田遗迹；玉架山遗址发现了由 6 个环壕组成的完整的良渚文化村落遗址。这些发现为我们认识良渚古城所在地理单元的社会经济情况与环境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大雄山与北面的大遮山之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南北约 5千米、东西约 10 千米，东苕溪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流过。在行政区划上，这里以前分属于良渚、安溪、长命、瓶窑 4 个乡镇，现被合并为良渚、瓶窑 2 个镇。依山傍水，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以及水运交通之便，养育了这里的古代文明。
在距今 5000 年、主要依靠水路交通的古代江南，通往太湖的苕溪，使这个看上去地处偏狭的封闭之地，具有退可以依山据守、出则可以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从良渚古城沿苕溪顺流而下，到达太湖只有 60 多千米；进入太湖则可以上下长江，通达四域。
理解了这种交通之便与地理优势，便理解了良渚古城作为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这个族群之都的选择——隐于山野，兼及天下。5000 年前，良渚的先王们，率领族群，沿着苕溪，来到了这里，开启了良渚古城千年的辉煌文明。
《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第一辑）套装
《良渚古城与中华文明》
作者/刘斌 王宁远 陈明辉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它是土筑文明、水利文明、稻作文明，高度发达的玉器系统更是独树一帜，在中国都邑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书通过对良渚古城的发现史、格局与功能分区、营建工艺与工程、考古历程与最新进展，以及与中华文明的关系等内容的梳理，揭示了良渚文明的丰富内涵与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
刘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考古学会会长。编写《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等考古报告，著有《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法器与王权：良渚文化玉器》《寻找失落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记》等，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王宁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科技考古室主任，良渚古城与水利系统项目考古领队，浙江省第四批“万人计划”文科领军人才。长期从事浙江史前考古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主持的“良渚外围水利系统的调查与发掘”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获评“田野考古奖”一等奖。著有《遥远的村居》《从村居到王城》《何以良渚》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陈明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副主任、良渚工作站站长。长期在良渚古城遗址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并承担了良渚古城腹地及嘉兴、丽水地区区域系统调查和部分遗址发掘。已出版《良渚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等著作多部，发表论文、简报等数十篇。被评为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卓越贡献个人和浙江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