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书志Ⅱ书缝捡漏(33)让才思在“疯跑”中得到释放——读王彬先生红学随笔文集《无边的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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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久没有如此快乐的读书感受了。
这本红学研究文集由50篇随笔文章结成,每篇约不到3000字的篇幅,正好可以讲清说透一个小的学术话题。
这些话题多是《红楼梦》爱好者的知识盲区,对读懂小说有着很大帮助。在作者优雅灵动、学识渊博的笔下,整部书趣味横生,阅读成为享受。
我一直认为,《红楼梦》的传播久远、深入人心,是与历来这些红学研究中的精品佳作有很大关系的。小说诚然是为这些学者、爱好者提供了深入研究的富矿、展示才华的舞台,而这些学者、读者在他们的研读文章中所迸射出来的灵感、情思、文采,又何尝不反过来为这部小说大大增色!相得益彰,相映成趣。遂使红学成为“显学”,二百多年间经久不衰,高潮迭起。说《红楼梦》与“红学”的这种良性互动,一定程度上整体拉高了中华民族全民的文化艺术(最起码是鉴赏)水平,恐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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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读完王彬老师的这部作品,我用了接近三个月的时间。用时如此之长,如前所说,并非因为篇幅冗长(风月“无边”但文章精悍),更非不好读、不爱读,而恰恰相反,是因为文章写得太好、太爱读了,不忍心一气读完——这种感觉,只有用四十多年前小时候吃糖的记忆来形容。那时物质匮乏,偶尔运气好从大人那里得到几块好糖,哪舍得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一气吃光。就东藏西藏(日防夜防小妹妹和其他小伙伴偷袭“乌巢”),慢慢享用。有时甚至一块糖也不会一次吃完,舔上几口,再用糖纸裹好,可以多解几次馋……
我多年来是靠报纸编辑专业糊口,略知“看书看的是皮,看报看的是题”。这部文集的标题,无边的风月,其实乍一看并不太吸引眼球,但作者在“后记”中的解释——《红楼梦》在传播中多次易名,其中之一是《风月宝鉴》。而《红楼梦》的话题又是说不尽的……让我们立时感到了作者在择定书名时所费的苦心和独具的匠心。
既然研读《红楼梦》是一件“风月无边”的没边没沿儿、没完没了的事,那又应了作者在“自序”的结尾处那一句神来之笔:
搞研究也类似于此(王彬老师在这里引用《北史》中《隋宗室诸王传》引述的“在大街上追赶没主的兔子”典故),只要在疯跑中得到某种释放,也就可以了。捉到怎样、捉不到又怎样?至少我们在释放中获得了某种愉悦……
而这句话又被我借来做我这篇读后感的题目,用以表达紧随着作者一起在无边的红学探讨中获得的这“追兔子疯跑”的愉悦。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无边的风月》中有好些话题,新奇却不怪异,见解独到却不令人费解,行文雅致却了无晦涩之感,娓娓道来,点到为止,余韵悠长,很能引起我们普通红楼梦爱好者的兴趣和共鸣。那感觉,恰如与一位学养深厚的温润君子、和蔼长者围炉夜话。聆听妙语,撷珠盈怀,乐何如哉,“不知东方之既白”……
王彬老师是北京人,自然熟悉北京的风情地理,这是他研究《红楼梦》的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但历来红学研究者中北京人甚多,似王彬老师之如此有心留意者却未见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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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那打头第一篇,《推想四块玉》。他注意到天坛东墙外面,有一个地名叫做“四块玉”。此地名的来历,与明永乐年间修建天坛时将四块巨大而美丽的汉白玉遗弃在此有关。其实说到“玉”,就已经能够引起我们“宝玉”的联想了。但接下来,文章沉心静气、有理有据地慢慢说到曹雪芹在京城的足迹,渐次还原出一幅当年曹雪芹盘桓在“四块玉”附近、远眺构造天坛的那些象征着天数的原是“同袍”的晶莹石材、发出“无材补天、幻形入世”喟叹的场景,就更加让我们心有戚戚、不胜感慨了。
王彬老师是一位散文名家,曾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即便是在分析解读红楼梦中,也时时捎带出来对时下文学创作现状的深入思考和中肯评点。
在《炉瓶三事》中,他先是不厌其烦、不厌其精、不厌其细地介绍各式香炉、箸瓶、香盒等器物(此书中这类知识普及的内容甚多)形制特点。当我们还停留在对那旧时世家大族物质享受何其精致奢华的感慨中时,作者却由“炉瓶”很自然地说到了林黛玉眼中贾政房内的“文王鼎”上——乾隆皇帝深爱此器物,屡次下旨仿制,陈设文王鼎一时成为上层社会的时尚。荣国府是贵族府第、贵妃之家,在这样的地方出现文王鼎自然是时代语境的衍生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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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说一句,在读到《无边的风月》之前,我曾写过一篇读红小札《怀表、孔继宗与鼓楼西大街》,大意是《红楼梦》小说中写到的一些小物件(如怀表、玻璃制品等)、小细节(如王熙凤骂贾琏“可惜了五六品的顶戴给他”中的“顶戴”)中,泄露了曹雪芹想要隐藏的年代秘密。呈给王彬老师指导,竟蒙先生认可,甚为振奋。
所以,看到此“文王鼎”一节时,让我共鸣同感的那份兴奋心情真是“其乐不足与外人道也”。
果然,王彬老师接下来开始收拢笔墨——“我们知道,在乾隆时代,文字狱十分惨烈,因此曹雪芹着意指出《红楼梦》是一部‘无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可考的小说而希图避祸,但是时代的痕迹难以洗涤干净,文王鼎被置于王夫人房间便是没有洗涤干净的一例”。
我的那篇小札便是归结到这个类似的论点上。但也仅仅是到此而已。
王彬老师却还有后手。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
“同样是香炉,在形式上也要有所不同而采取了文王鼎这样庄重的礼器形态,这当然属于细部描述,是《红楼梦》作者的精细之处,然而细微之处见精微,中国当下小说鲜有经典,其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便在乎此。”
寥寥数字,却是顺水随风地站到了对中国当下文学水平现状评析的高点上。看似羚羊挂角,信马由缰,实则一语中的,振聋发聩。即便仅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构来说,其劲道也足当“豹尾”!堪做吾辈范文。
贾府“树倒猢狲散”。“树倒”除了贾妃、王子腾等这几棵政治上的大树突然而且离奇地倾覆之外,还有经济上的崩盘。林黛玉说的“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这“出出进进”的经济账,也是王彬老师书中关注的重点。如《荣国府月例》《凤姐的银钱收入》《荣国府月例续》《贾府的地租与岁俸》《贾府的丧事开销》,旁征博引,条分缕析,竟是一笔一笔地在替贾府“算计”,篇幅占了全书的十分之一。《无边的风月》可不是只谈“风月”。想来这与作者早年毕业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这是他的老专业有关。
与王彬先生结缘,缘自对《红楼梦》的喜爱。2022年夏天,通过好友黄德劲,联系上了曾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现为研究员的王彬老师。王老师长期致力于叙事学、中国传统文化与北京地方文化研究,著有《红楼梦叙事》《水浒的酒店》《中国文学观念研究》《禁书、文字狱》《北京老宅门(图例)》《北京街巷图志》《胡同九章》《北京微观地理笔记》,文学则有《沉船集》《旧时明月》等散文集。这部红学随笔文集《无边的风月》(商务印书馆2015年出版)便属于叙事学范畴,意在阐释《红楼梦》的某些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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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老师曾于2019年底应邀来滨州开讲“《红楼梦》的历史语境”。2022年12月,他还应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红楼梦学刊》编辑部等邀请,在网上讲授“红楼服饰折射的历史背景”。我全程聆听。听者甚众。
蔚然大家的王彬老师对向他请教的晚生后学毫不敷衍。我不揣冒昧,关公门前耍大刀,在微信里向他呈上我的读红心得,竟屡蒙先生垂览指教,且并非一味“点赞”,而多是直言以告。
比如,先生曾告诉我“撰写红文,研究人物性格、命运的文章颇多,是目前红学研究的大部分内容,似乎好写,但写出新意不易”。
他一方面鼓励我辈后学要写出“新意”,但同时又严肃告诫切勿“过度解读”。
比如,我曾试想写一篇《红楼梦》中女性当家现象的文章,罗列了几个例子,向他请教。先生直言“男主外,女主内,是常见现象。红楼梦中凤姐持家,符合这个现象,没有可奇怪的”,“用正常思维研究红楼梦即可。过度解读便堕入猜谜式的江湖泥淖,目前这种‘研究’颇多,以此出名者也颇多。应保持清醒”。
皆是良师的谠言诤语。
即便是我已经发表的、感觉良好、自鸣得意的文章,呈给他看,看出哪里有不妥,他仍是毫不含糊,讲在当面。
我曾在一篇读红文章中谈到封建帝王家的阴暗残酷,被先生一眼看出文中有“引喻失义”的问题——
“崇祯刺长平公主与雍正兄弟相残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是担心女儿被流寇凌辱,故将其刺杀。是一种气节的表现。研究红学应该从文本入手,作为科学研究。”
又说:“要有科学头脑与研究方法,不要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
这番话,一时竟令我想起当年胡适先生指导学生罗尔纲的学界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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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罗尔纲在《中央日报·史学副刊》发表《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的史论式短文,引用了管同、郭嵩焘的话。胡适看到后,非常生气,写了一封让罗尔纲一辈子忘不了的信,当头棒喝:
尔纲:
我在《史学》(《中央日报》)第十一期上看到你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很想写几句话给你。
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人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东汉务名,有何根据?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铜臭”之故事,岂就忘之?
……
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大(原文如此,意应为“太”吧)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
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又在《益世报·史学》二十九期见“幼梧”之《金石萃编唐碑补订偶记》,似是你作的?此种文字可以作,作此种文字就是训练。
偶尔冲动,哓哓至几百字,幸勿见怪。
(见罗尔纲先生著《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我初涉红学,见识寡陋,自不敢比之于罗尔纲这样的大学问家;同时,我与王彬老师至今尚未正式谋面,一直是微信文字交流,更未得入先生门墙(这是我的愿望)。但王彬老师严谨规矩的治学理念,却完全可与胡适先生颉颃。尤其是他对我的教诲之剀切,也让我分明感受到了老师对学生才有的那种期待与亲切。所以,我才一下子联想起这个故事。
而王彬老师也是在对我指出“崇祯刺长平公主与雍正兄弟相残不能混为一谈”的问题后,也许是看我似“尚可教也”,才又推荐我读他的《无边的风月》这本书。此前,他曾签名寄赠我他的散文集《袒露在金陵》。
我就是这样带着感恩之情、随着王彬老师的才思一路“疯跑”,读完了《无边的风月》。
作者:钱杰责任编辑:王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