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访华期间,向中方提出到成都金牛宾馆看一看。因为金牛宾馆，是十年前越共领导人阮文灵和江泽民、李鹏进行会晤的地方。
正是在这里，两国领导人握手言和，开启了十年轮战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道路。
陷入轮战泥潭的越南
1975年，越南领导人黎笋彻底背离了前任领导人胡志明的路线，依仗苏联的支持，大肆推行地区霸权主义，与老挝、柬埔寨、中国等多个邻国发生了军事冲突。
197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打响了对越自卫还击战。然而在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结束后，越军贼心不死，抢占了中越边境的制高点，并大修工事，和解放军对峙。就这样，两国开启了漫长的十年轮战。
十年轮战，让越南深陷战争泥潭，丧失了发展经济的黄金时间。
1980年，越南国内粮食缺口高达200万吨，城市居民口粮每月不足10公斤，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由于缺乏电力和能源，许多工厂停工停产，工业发展停滞，交通运输一片混乱。到了1981年，越南外债已达到35亿美元。
苏联对阿富汗开战后，提供给越南的援助逐渐变少。“断供”后的越南人均GDP不足100美元，连供给前线战士的大米中都无法保证，退役军人补贴一再削减，军队一片怨声载道。
到了80年代末期，越南面对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就国内而言，由于军费开支过大，经济走到了崩溃边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就国外而言，冷战即将结束，东欧巨变，最大的靠山苏联处在解体边缘。
而此时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经济腾飞，社会稳定，与西方各大国先后建交，成为国际社会上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大国。在这种局势下，越南不得不考虑转变对华政策。
黎笋病逝后，阮文灵当选为越共总书记。
阮文灵和黎笋不同，他对中国一直持友好态度，深得毛主席、周总理的赏识，曾因为反对中越开战遭受排挤。他认为，从柬埔寨撤军和改善对华关系已经迫在眉睫。
1987年，越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删去党章和宪法中反华的内容，肯定中国曾经给予越南的支持和援助。除此之外，越南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和两国关系，比如将主力部队从边境地区撤出、鼓励边境贸易等等。
然而之前长达十年的对峙和敌对带来的隔阂，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跨越的。黎笋留下的残余势力、两国之间偶发的边境冲突、缺乏沟通途径，都是巨大的阻碍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阮文灵找到了一个人来承担牵线搭桥的任务。这个人就是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
给邓小平带话的中间人
凯山·丰威汉曾在七十年代多次访华，拜会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
1989年，深感时移世易的凯山重启了对华访问。
由于当时邓小平年事已高，很少会见外宾，因此中方提出由李鹏总理主持会谈和宴会，江泽民总书记进行接见。
可是凯山仍坚持要求见邓小平，前前后后一共提了三次。他执意如此，我国也不好意思再拒绝。
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由邓小平进行礼节性的简短会见。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凯山和邓小平谈了整整40分钟，而且围绕的都是十分重要的实质性问题。
凯山诚恳地表示，过去十多年来老挝同中国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是受了“外部的影响”，并转达了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对邓小平的亲切问候。
邓小平说：
“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已经正常化了，同老挝也改善了关系，现在就剩下一个越南了。我很不理解越南为什么要反华。”
凯山连忙表示，越南如今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有了改变。阮文灵很希望中国能邀请他访华。
邓小平听后也很高兴，委托凯山向阮文灵转达问候，并提出了中越关系正常的前提条件——越南必须从柬埔寨撤军，而且是撤得干干净净。
谈话即将结束时，邓小平对凯山说：“我早就认识阮文灵了，他思维灵活，工作很能干，深得胡志明主席器重。现在我年龄已大，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这就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
令人意外的是，他在这段话后面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阮基石这个人爱搞小动作。”
阮基石是前任总书记黎笋的亲信、越共政治局委员，长期把持外交部，推行黎笋的“老一套”,一直千方百计干扰和阻挠阮文灵的战略部署。
据当时在一旁记录谈话的外交部亚洲司印支处处长李家忠回忆：邓小平那句话看起来像是随口说的，实际上分量却很重。很显然，邓小平已经对阮基石丧失信心。无论是解决柬埔寨问题，还是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都无法再指望阮基石。
一波三折的访华之旅
凯山结束访华后，回国途中在越南停留了一阵子，向阮文灵传达了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内容。
阮文灵听了邓小平的意思后，十分振奋，而在“阮基石爱搞小动作”这一点上，他一直感同身受。
1990年6月5日，阮文灵会见了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外交部长阮基石也在座。此时的阮文灵或许对阮基石尚存一丝希望，想要让他当面听听中国领导人的意思。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他在场，阮文灵没有把话说得太直白。
8月16日上午，越南社科院一名姓黄的干部来到中国大使馆，向张德维出示了阮文灵的密笺，并带来了口信——绕开阮基石和由其掌控的越南外交部，直接会面张德维。
那么如何才能躲过阮基石的眼线呢？张德维想到了一个人——越南国防部部长黎德英。
黎德英收到消息后，立刻答应愿意助他一臂之力。
8月21日上午，张德维乘坐一辆不挂国旗的轿车前往越南国防部。张德维一见到黎德英，就开门见山，表示很想当面听取总书记的意见，希望黎德英帮助联系。
黎德英表示将立即去办。次日晚上，在越南国防部的安排下，阮文灵在国防部会客厅秘密会见了张德维。
阮文灵说：他本人始终认为，越南应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本来越中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谈解决是最好和最顺理成章的。但由于阮基石和他把持的外交部存心捣乱，现在这条路很难走通。因此，他考虑需要自己前往北京同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等直接交谈，共商最佳解决方案。
张德维立即将谈话内容报告给了国内领导人。
1990年8月28日下午，张德维接到国内的指示：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欢迎阮文灵于9月3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
由于当时北京即将召开亚运会，为方便保密，这次会晤的地点定在了成都。
中越成都秘密会晤
1990年9月3日上午，阮文灵、越南政府会议主席杜梅和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搭乘专机飞离河内经过南宁，于中午1时左右抵达成都。
为了低调行事，机场上没有举行任何欢送仪式,江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在宾馆迎接了外宾。
李鹏后来在日记里详细记述了对三个越南领导人的第一印象：阮文灵身着咖啡色西装，有学者风度；杜梅身体还健壮，头发全白，穿一身蓝色西装；而范文同双目白内障视力极差，穿一身蓝色的干部服，像中国的老干部。
江总书记说：“欢迎你们来中国，你们是越南老一代领导人，也是中国老一代邻导人的老朋友。我们衷心希望中越之间能恢复老一代领导人创立的亲密关系。”
阮文灵也十分激动地表达了自己的谢意。他左看又看，没看见邓小平，便询问江总书记。
江泽民微笑着回答，邓小平年事已高，正在北戴河休息，但是他特地交代希望通过这次交谈，完成恢复两国友好关系的历史使命。
这次会晤，双方就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正常关系达成了共识。
江泽民用鲁迅一句诗概括了会谈的意义：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9月4日下午，越南领导人飞回河内。阮文灵回国后，为此特地写了一首诗，表达内心的感慨：
“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
成都会晤促成了中越关系在恶化15年之后得以恢复，为结束持续13年之久的柬埔寨战争做了不小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随着柬埔寨问题的全面解决，中越两国正式握手言和也走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
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杜梅访华，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
一个月以后，苏联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不复存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避不可免地遭受了巨大的冲击。
很多年以后，杜梅在会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傅全有时提到：
越南当年之所以能顶住冲击，站稳脚跟，安稳度过危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方有一个强大的中国首先顶住了冲击。
由此可见，阮文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选择与中国完成和解，是一个极其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