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李硕和他的新著《翦商》（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资料图/图）
罗新老师为《翦商》所写的推荐语说：“王国维之后，商周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而李硕则把这一重要性，形象生动地描画了出来。”该书以时间顺序为主线、空间切换为辅线，对新石器时代至周初的华夏文明圈，进行了细致地描摹，提出了不少高论。作者借用高亨先生的思路，对《易经》进行了全新的分析解读，指出周文王推演《周易》，是他寻找“翦商”的理论支撑，并说服自己和族人，坚定“翦商”理想的过程。本书以上古宗教的人祭行为作为观察窗口，通过细致的考证和绵实的笔法，“复原”了人牲在商朝的遭遇，直击心灵地展现外来者观看人祭仪式的内心活动。将周人与商人之间的仇恨，用周武王与周公等人因观摩人祭仪式而产生的心理创伤后遗症，直白地展现了出来。这也为周公“禁绝”商人用活人祭祀的恶习，在史书中“抹掉”所有相关血腥残暴的记录，提供了新的说法。这同时解释了周公为什么会成为倍受崇敬的先哲。周替代商，周取缔人祭的尝试，是中华文明从敬鬼神、宗教化到爱世人、世俗化的第一步，是未来中国实现周秦剧变，建立韦伯意义上的现代性政权的关键支撑，具有突出的进步性和人文价值。
李硕指出，在中商时代，旧都出现了掩埋大型铜器的“窖藏坑”，这与先前已经繁盛于中原地区的人祭文化有着明显的宗教内涵差异。而在商人新攻占的长江流域的盘龙城，类似的以器物掩埋为特征的和平祭祀，可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伴随着南方工匠或者贵族的北上，这些人的宗教信仰，可能在商都中催生出一股宗教改革势力。这股势力很快引发了统治集团的分裂。不同集团间的斗争，成为“九世之乱”的开端。但也有一些学者（如张国硕）认为，郑州商城的三处大型铜器窖穴的形成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其背后反映的，可能是商人使用丰厚的礼品，祈求地神（社神）保佑商族，扭转衰落的命运，重新振兴王朝的宗教愿望。而且，商人祭祀虽然以人祭为重，但高规格的祭祀仪式，未必一定有人牲存在。因此，郑州商城出现的这类祭祀坑，未必是宗教改革的反映，而更可能是祭祀自然神祇的特殊仪式。商人宗教的发展以及“九世之乱”爆发的原因，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作者列出了大量商人人祭的文字和考古资料，指出商人自上而下流行着人祭的狂热。商人具有残酷、麻木与奔放的强者思维。其实，人牲只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对于先民来说，人的概念不是解剖学意义上的，而是认同层面的。商人只把自我族类中的个体视作人，而被他们用来祭祀的人牲，则被视作非人的牲畜野兽。人牲祭祀，就与使用猪、羊祭祀一样，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等级差别，但绝不是人与兽的差别。从这方面来说，商朝的人祭记录和考古材料，更多地反映出人对“动物”的奴役关系。而商朝的人与人之间也有成体系的行为习惯，这就是后世文献中“商礼”的一部分。甲骨卜辞中，有不少商王为亲属禳除灾祸、贵族之间致送礼品的记录；考古资料里，也有不少商人贵族为去世者赗赠铜器的行为证据。商人之间情感或许是细腻真挚的。商人之间的礼仪习惯，甚至影响到了后世周礼的形成发展。西周早期的墓葬里，发现有大量商式铜器；掌握着大量商礼知识的前殷史官、“多士”与周人贵族，也是周人知识的掌握者和创造者。商人文化对于周文化的塑造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说，商人的情感、形象、族群精神是多元复杂的，如果只关注人祭揭示的残酷，就很可能无法全面理解“周礼因于殷礼而损益之”的历史现象。
作者提到周代替商之后，从考古发现来说，导致物质文明水平表面上的下降。由于周人取缔了“低成本、高效率”的奴隶劳动，至少使得周朝初年的城市看起来不如商朝宏伟，青铜器也没有商朝华丽。周人和其领导的西土族群，在迁徙商朝遗民的时候，出于对商人当年奴役屠杀自己的仇恨，毁灭了他们祖先的坟墓，还洗劫了其中的财富。这其实是还是一种现代性的解释。一方面，商人是否大规模利用奴隶生产劳作是一个有争议的命题；另一方面，周人和商人可能具有不同的族群精神，因此他们可能在物质资料的使用上拥有不同的特色。按照常理，周人在灭商后，接收了那些会铸造商式精美铜器、修筑宏伟建筑的工匠，基本不存在技术失传的可能，因此周初展现出的“简朴”风格，更可能是统治群体的选择，而不是物质水平的下降。如果把这种崇简的美德，视作一种倒退，是否有些不妥呢？另外，对于广大参与东征的周人徒兵来说，他们或许与《周易》和商礼之间是存在隔膜的，他们是否真有对商人切身的仇恨，是值得怀疑的。鉴于当时存在浓厚的宗教氛围，商人团体的组织也离不开宗教信仰、使用宗教思维中的厌圣一类行为，因此，将周人挖坟掘墓的作法，视为带有摧毁商遗民精神信仰目的的行为，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可以说，周公这样的贵族精英站了出来，尝试弥合了族际冲突，和合互敬的精神文化氛围被推广得更加普遍。这无疑是上古史上的一大变化。华夏族群间，开始建立起文明与道德之共同体。超脱禽兽的人性光辉，在华夏土地上愈发明亮。但正如作者在本书末尾梳理的思想史一样，周公的思想革新，是中华文明漫长的上古史的一部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周秦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巨变。官僚科层组织取代血缘小共同体组织，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面貌，具有了韦伯意义上的某种现代性。或许本书的作者，开启了一个可能的方向，他的选题和写作风格，激励着我们，进一步思考周人带来的文化变革，如何与秦制带来的社会变革对话，以更好地理清、展现华夏上古史的雄奇瑰丽。
李稼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