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漆，你会想到什么？刺鼻的味道？恐怖的甲醛？还是西方化学的产物？
知道吗，中国是最早熟练使用漆的国家，是世界漆器艺术的发祥地，中国漆文化源远流长。
1978年，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村出土的朱漆木制圆碗，内外均有朱红色漆涂装饰，虽时过七千余年，色泽仍然鲜艳光彩。这是中国漆器最早的存世实物。另外，木碗的色相饱和纯正，膜面光亮晶莹，说明当时人们的漆工艺中制作色漆和髹涂技能已达到较高水平。换句话说，早在比7000年更早的时期，中华先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制漆和髹涂技能，保守估计，或许还要往前推上1000年以上。
漆器在当时的地位之高，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十过》中记载了由余与秦穆公的一段对话：“臣闻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耻，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黑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这段话中，韩非子借由余与秦穆公的对话，告诫秦始皇不能骄淫奢侈，其大意为：尧用陶器做生活用具，他的领土南到交趾，北到幽都，东西到达日月升落的地方，没有不臣服的。尧禅让天下，虞舜接受下来，所做的食具，都是砍伐山上树木制作成的，削锯成器，修整痕迹，在上面涂上黑漆，送到宫里作为食器。诸侯认为太奢侈，不臣服的方国有十三个。虞舜禅让天下，传给夏禹，夏禹所做的祭器，外面髹黑漆，里面以红漆绘画，缦帛做车垫，草席饰有斜纹边缘，杯勺有花纹，酒器有装饰，这就更加奢侈了，而不臣服的方国有三十三个。
使用一个小小的黑漆碗吃饭，竟然成了帝王过于奢侈的罪行，将漆器用作祭祀的神圣器皿，也是罪莫大焉，以至于公开表达不满的诸侯多达三十三个，漆器的奢侈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远古漆器历经三千余年的漫长时光，在秦汉长达近五百年的时间里，成就了璀璨绚丽的漆器文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在塑造中国汉文化的重要起源楚汉文化中，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漆器，如果说玉石雕、青铜陶器代表了楚汉文化的图形符号元素，漆器则塑造了楚汉文化的色彩符号元素。从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的数以千计的漆器中基本色彩是朱、白、绛、金黄、青等色。楚人尚火，朱红色为主要色彩，所以，刘邦本楚人，自称“赤帝子”建立汉朝后以红色为主要色彩。从徐州汉墓出土漆器多为朱、绛、青三色。尤其是朱、青两色又代表“南”和“东”两个方位，再到“龙”“凤”两图形都体现了楚汉文化，也是漆器文化图形化的表现，这决不是巧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漆器成就了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华文明的色彩符号，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色彩的偏好和选择都起源于此，漆器用厚重而悠远的色彩亮丽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
唐朝以后，历经两晋南北朝的常年动乱，原料昂贵、工艺繁复、工期漫长，屡屡被视为足以亡国的奢侈之物漆器受到朝廷的限制，不允许生产和使用，《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七年》有载：太宗问“ 舜造漆器，谏者十馀人，此何足谏？”黄门侍郎褚遂良答：“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玉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乱已成，无所复谏矣。”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发现，在当时漆器的使用已经上升到决定国家存亡的高度。安史之乱后，唐代宗时再次下旨：“七年六月诏戒薄葬，不得造假花果及平脱、宝钿等物。”这种对平脱漆器、金银漆器、嵌珠宝螺甸漆器的禁令，沉重打击了漆器的生产，使得唐代原本兴旺的漆器制造迅速衰落，漆器的品种也大大减少。
与此同时，精美温润、如冰似玉的瓷器迅速发展，受到朝堂内外的亲睐和追逐。在这种情况下，不甘被历史潮流抛弃的漆器工匠们创造出了一种以红色著称的漆器艺术——雕漆。它以深邃沉静中国红，温润厚重的质感，再次受到皇家的重视，成为了深藏大内的皇家艺术。而其它的漆器艺术亦在四川、福建、山西、云南、江西等地落地生根，默默发展。虽然各种漆器以不同形式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存在着，但曾经辉煌一时的漆器文化，已经不再受到推崇，影响力逐渐衰弱。
宋代开始直至明清，漆器艺术中仅有雕漆一直是宫廷御用漆器的首选，它还带动了其它漆器艺术形式的发展。在乾隆年间，坐享盛世太平的乾隆皇帝凭借康熙、雍正积累的空前国力，再次将以雕漆为首的漆器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然而，回光返照似的辉煌并未持续多久，乾隆之后国力日衰许多珍贵的漆器艺术纷纷萎缩甚至消亡，漆器再一次出现了工艺的断代。
另外，自唐代开始，随着在民间推行“限漆令”，漆器被深锁于朱墙高耸的紫禁皇城，漆器文化在民间的传承与传播缺乏基础，无以为续，于是，曾经显赫一时的漆器文化，与玉文化、瓷器文化、紫砂文化渐行渐远，只被少数人世代相传，漆器成为了中华民族遗落的文明。令人意外的是，漆器在唐代传到日本后备受推崇，遂将其发扬光大，并自称“漆器艺术的国度”。如今，日本国名的英文JAPAN，另一种翻译就是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