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孟
来源：“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4期
据逯耀东先生考证和统计，历代史志共著录、征引别传211种，其中传主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别传193种 。这些别传散佚无存，仅在《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文选》注、《水经注》以及唐宋类书中存有一些残篇断句。虽为残篇断句，别传的史学价值仍然受到现当代学者重视和肯定。白寿彝先生认为“家史、谱牒和各种名目的别传的大量涌现，都是这个时期社会历史的特点在史学上的突出反映，都是门阀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表现形式。” 白先生从史学与社会关系角度，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对门阀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映。瞿林东先生把别传撰修视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重要表现。仇鹿鸣先生也谈到由家传、郡书、别传等构成的“杂传”作为一种新兴的史学体裁，反映了这个时代文化的变迁。值得注意的是，《隋书·经籍志》、刘知幾《史通》以及辑佚家严可均等人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的史学价值则多有批评，认为别传撰修是史官之末事，并为之贴上“别传失实”“无足为凭”的标签。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史学价值的认识为何出现明显分歧，别传是否真的失实，无足为凭?我们就此做些初步思考和讨论。
一、关于别传史学价值的批评
因门阀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需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史、郡书、别传撰修呈现兴盛局面，《隋书·经籍志》设立“杂传”类目，著录孝子传、先贤传、高士传、家传、别传等各类人物传记217部，其中含别传6种 。逯耀东先生又从《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文选》注以及唐宋编纂的类书之中查考出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类别传205种，两者合计211种 。虽然大多数别传作者佚名，无从考证，但从传主的身份和所记人物事迹来看，这些别传大多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学者所撰，尤以两晋居多。我们注意到，魏徵等人受诏撰修《隋书》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提出一些批评和非议，这些非议经刘知幾《史通》进一步放大，清代辑佚家严可均更是直接为别传贴上“别传失实”“无足为凭” 的标签。
其一，《隋书·经籍志》把别传撰修视为“史官之末事” 。《隋书·经籍志》按正史、古史、杂史、霸史、杂传等13类目著录史学文献817部，13264卷外，还撰写了史部大序，各类之下又有类序（小序）。《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序”载：
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
按照《隋书·经籍志》的分类，郡书、家传、别传和各种类传都归属于杂传。对于这些杂传，《隋书·经籍志》评价不高，批评严厉，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认为杂传作者大多根苗不正，无法与上古记言的左史、记事的右史相提并论，更不能与班、马论优劣，与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和“讥正前失” 的《汉书》等正史迥然有别。二是认为杂传所记内容都是史官之末事，撰修者根据自己情感好恶为传主做传，率尔而作，体例不严谨，内容不审慎，文风较为轻佻。三是认为杂传虽然记述传主一些节义之行，贤德之风，但掺杂鬼物奇怪之事，虚诞怪妄之说，与历史撰述“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 的宗旨不时期相符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式多样的历史撰述既是史学多途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是玄学风气影响下史学表现出的自在与自我。这些历史撰述体裁多样，风格各异，撰史旨趣也不统一，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春秋》经学的牢笼和六家二体的束缚，呈现出“杂”的特点。唐初史臣所宗的经典是《春秋》《史记》，所尚的体裁体例是编年和纪传，并分别称为古史和正史。而对于各种随意而录，任心而评，体例不工整的历史撰述统称为“杂史”《隋书·经籍志》“杂史类序”云：
自秦拨去古文，篇籍遗散。汉初得《战国策》，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其后陆贾作《楚汉春秋》，以述诛锄秦、项之事。又有《越绝》，相承以为子贡所作。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
显然，魏徵等唐初史臣既不喜欢郡书、家传、别传内容之“杂”，也不欣赏《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史书体裁体例之“杂”，认为这些与《春秋》《史记》《汉书》不同的“杂史”存在体制不经，率尔而作，迂怪妄诞的弊端，学术价值不高，不能作为可靠信史传之后世，仅可提供给通人君子猎奇所需。从这些论述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或正是因为“杂”而不经，被唐初史臣批评和轻视。《隋书·经籍志》杂史和杂传都以“杂”名之，认为它们都是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不是可靠的历史撰述。杂史和杂传共同特点是“杂”，主要区别在于二者所记内容不同。杂史所记“大抵皆帝王之事”，而杂传名目复杂，所记内容繁芜，如序论耆旧节士，赞颂名德先贤，书写鬼物奇怪故事，讲叙虚诞怪妄传说。
其二，刘知幾认为别传只能迎合一些“寡闻末学之流”，难登学术高堂。《史通·杂述》中，刘知幾把正史之外的史学著作按照史料价值及史学地位的高低划分为十类，即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 地理书和都邑簿，别传位列第七。
刘知幾把正史之外，又能与正史参行的各类历史撰述分为十个流别，从表面看，这仅是一个简单的顺序排列。但细察之，史家十流的排列隐含着刘知幾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综观《史通·杂述》所论，从偏记到杂记，刘知幾显然是根据他所认定的学术价值从高到低降序排列。偏记、小录 “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列居前面。逸事“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位居第三。琐言虽然“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之弊，史料价值稍逊。但“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学术价值仍然不可忽视。郡书“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虽然不多，但其“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那些记述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的家史虽然“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然对认识门阀家族不可或缺。诸如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等别传， “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虽有一定的道德教育意义，但别传作者只是“取其所好，各为之录”，即从前人已有材料中选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加以抄撮，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在刘知幾看来，别传“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 刘知幾的意思是说，别传并没有什么创见，也没有崇高旨趣，这种抄撮之作，只能得到“寡闻末学之流”的喜欢和称赞，而在真正有学问、有思想、有品格的学者眼里，都是一些无用之物，登不上学术高堂。刘知幾把别传从探幽索隐的学术圈里剔除，贬入寡闻末学之流，给予了别传相当负面的评价。
其三，严可均为别传贴上“别传失实，无足为凭” 的标签。清代乾嘉时期学风醇厚，学者们潜心考证，对前代散佚文献广采稽考，辑录汇编。作为代表人物的严可均“生平无他嗜好，饮食寝寐在破书堆中将六十载”，耗时二十七年辑录编纂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最为学界尊重。该部辑录著作既是研究唐以前文学、史学和文献学必备参考书，也是清代辑佚学标志性成果。清人王毓藻在该书序言中称其“极学海之大观，为艺林之宝笈。” 当然，这样一部大型的辑录总集编纂，有些疏漏在所难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该书：“广采博取，佚文断句，所见必收，然亦未免过分贪求数量，所收不尽精确，不无舛讹重复、误收错题之失。”严可均辑录文献时除有求数量，不精当，舛讹重复和误收错题之失外，还有应收而未收之失。今天仍然可考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别传近二百种，但严可均仅辑录《左思别传》一篇，其他别传均弃而不录，这当然不是严可均无意疏漏，而是有意为之，因为他对别传存有偏见，并不认同别传的书写风格和史学价值。严可均辑录《左思别传》后，写了一段案语考证左思生平，他说：“别传失实，《晋书》所弃，其可节取者仅耳。”“别传道听途说，无足为凭。《晋书》汇十八家旧书，兼取小说，独弃别传不采，斯史识也。” 严可均认为《左思别传》记述不准确，有讹误，进而说出 “别传失实”“无足为凭”的论断。因此，他在辑录散佚的魏晋文献时，不辑别传，仅取《左思别传》用以证明《三都赋》成书时间。对于别传史学价值的轻视是严可均的一贯认识，他在《书左思别传后》中再次强调：“别传失实，当以《晋书》为正。”坚持认为别传是不可信的，若要研究晋代历史，唯可凭据的只能是《晋书》。
严可均对别传的批评，既是初唐史家质疑、否定别传价值相关认识的总结和提升，又固执地给别传作出“失实”“不可信”的判断。姚振宗撰《隋书籍志考证》时，也引用严可均“别传失实，《晋书》所弃，无足为凭”之论作为否定他人推论《三都赋》撰成时间的理由。清代辑佚家汤球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散佚文献也做了诸多辑录工作，学术成就颇高，他对别传也存有一些轻视之意。汤球《晋诸公别传·序》解释别传之名，称“别乎正史而名之”,而他辑录整理《晋诸公别传》,则是用以补订正史。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传记类序”云：“纪事始者，称传记始黄帝，此道家野言也。究厥本源，则《晏子春秋》是即家传，《孔子三朝记》其记之权舆乎。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所引至繁。盖魏、晋以来，作者弥多。诸家著录，体例相同。其参错混淆，亦如一轨。” 可见，四库馆臣对正史之外，包括别传在内的各类人物传记也是持怀疑和批评态度。
二、别传是史家注史、撰史的重要文献来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撰修数量多，记述内容广泛，是魏晋南北朝历史和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但是，后世对别传价值质疑和非议的声音持续不断，并为之贴上记述失实，体制不经，无足为凭的标签。而从当下的学术视角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不仅值得信赖，且可以为凭，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史学价值。
首先，别传是裴松之注《三国志》的重要文献来源。陈寿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正如范頵上表中所言，《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 陈寿撰写《三国志》时，秉持严谨取材的修史态度，崔浩称其“文义典正”,刘勰赞其“文质辨洽”。《三国志》虽然善于叙事，但存在文笔简洁，叙事不详的缺陷。元嘉三年（426年），裴松之奉宋文帝之命为《三国志》作注，于元嘉六年（429年）注成，宋文帝赞为“不朽”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开宗明义地说，“总括前踪，贻诲来世” 是他为《三国志》作注的宗旨。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贻诲来世注史观念指导下，裴松之注《三国志》秉持求真求实，摒弃浮虚的注史旨趣，“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这种补缺、备异、惩妄和论辩的注史原则，体现了裴松之求真务实的治史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三国志·袁绍传》中裴松之引《山阳公载记》,描述审配兵败后藏于枯井被捕获，十分狼狈。裴松之认为《山阳公载记》的记述有歪曲不实的嫌疑，他加案语评论说：
臣松之以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岂当数穷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难信，诚为易了。不知资、暐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如此之类，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寔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也。
裴松之崇尚历史著述的真实，反对琐碎空虚之言，因此，他注《三国志》态度是严谨的，选材是审慎的，能够作为注《三国志》的文献资料的价值，裴松之是认可的。据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共征引别传33种，除《郑玄别传》、《郭林宗别传》、《马钧别传》的传主属东汉时期外，其余30种别传传主都是魏晋时期人物。别传因其别于传统史学的著述风格，既成为裴松之注《三国志》的重要文献来源，也与裴松之“窃惟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 的历史撰述旨趣相一致。《三国志·王粲传》载：“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 这里对嵇康的叙述很简略，而《三国志》无嵇康传。裴松之便征引《嵇氏谱》《嵇康传》、虞预《晋书》、《魏氏春秋》《嵇康别传》《晋阳秋》《嵇康集》《世说新语》《山涛行状》《晋诸公赞》等10种材料补充嵇康的生平事迹，其中征引别传2种 。
其次，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大量引用别传。刘义庆采撷汉晋以来的逸闻轶事，编写《世说新语》，描摹魏时期生动社会图景。然《世说新语》“采掇综叙，明畅不繁”，叙事过于简约，刘孝标应诏为《世说新语》作注。出身寒微，命运多舛的刘孝标博览群书，学问精进。《南史·刘峻传》记载，他为人狷介耿直，率性直言，对历代文献，名物掌故十分熟悉，以致“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
刘义庆撰成《世说新语》后史敬胤曾为其做注，自刘孝标之注问世后，其他众注皆佚。四库馆臣对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的史学价值和文献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孝标所注，特为典赡。高似孙《纬略》极推之。其纠正义庆之纰漏，尤为精核。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
胡应麟也认为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可与裴注比论，他说：“裴松之之注《三国》也，刘孝标之注《世说》 也，偏记杂谈旁收博采，迨今借以传焉。非直有功二氏，亦大有造诸家乎?若其综核精严，缴驳平允，允哉史之忠臣、古之益友也。” 鲁迅也称赞“孝标做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 古今学者对于刘孝标之注评价如此之高，也表明人们对他征引的文献质量是认可的，这些文献当然也包括众多别传在内。
据叶德辉《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的考证统计，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共引录经史子集和佛经道录等各类文献四百九十余种。其中，引用《贾充别传》《阮孚别传》等别传89种，传主生活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有84种。朱东润先生谈到，《世说注》里所看到最特殊的现象，便是别传的盛行。《三国志注》引用的别传与总传，在数量上相去无几，而《世说注》里，别传的篇名较总传多出四倍。大量引用别传为《世说新语》作注，反映了刘孝标对别传不仅没有轻视之意，而且很重视。
从《隋书·经籍志》到《书目答问》，诸多文献目录将《世说新语》列入小说家类，认为它是一部记述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书。而刘孝标与他人不同，他把《 世说新语》视为一部历史资料汇编，并作为汉晋时期门阀士族人物的真实写照。因此，他为《世说新语》作注时，以裴松之注《三国志》为榜样，简略之处详加补充，虚谬之处严格驳正，异同之处罗列比对。刘知幾评价刘孝标“善于攻谬，博而且精。” 别传作为重要的引录资料，为刘孝标纠批攻谬提供了文献依据。《世说新语·贤媛》记载，贾充原配妻子李婉受父族牵连被流放，后遇特赦得以释放，此时贾充已另娶妻郭槐。尽管晋武帝允许贾充置左右夫人，但李婉拒绝回到贾家，郭槐亲自上门拜访李婉，并行跪拜之礼。刘孝标认为这一记载有虚谬，并征引《晋诸公赞》、王隐《晋书》、《贾充别传》三家之说，详加考证，指出《世说新语》纰谬之处。刘孝标考证辨析说：
《晋（诸公）赞》既云世祖下诏不遣李还，而王隐《晋书》及《充别传》并言诏听置立左右夫人。充惮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说并不同，未详孰是。然李氏不还，别有余故，而世说云自不肯还，谬矣。且郭槐彊狠，岂能就李而为之拜乎?皆为虚也。
李氏不返具体的原因，刘孝标并未轻易做出论断，只是质疑，而对于郭槐跪拜之举，刘孝标直接指出《世说新语》失实。从别传与其他文献的并置对话中推测事件的真相，反映出刘孝标对别传史料价值的肯定。
再次，唐初撰修《晋书》,多从别传中采择史料。严可均认为，“别传道听途说，无足为凭，《晋书》汇十八家旧书，兼取小说，独弃别传不采，斯史识也。”我们比对相关的《晋书》人物传与别传记载后认为，其实严可均 所言并不符合实际。初唐史家撰修《晋书》时，实际上对于别传材料多有采择和参照，别传并非如严可均所言为 《晋书》所弃。《世说新语·任诞》“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 条注引《阮孚别传》曰：
咸与姑书曰：“胡婢遂生胡儿。”姑答书曰：“《鲁灵光殿赋》曰：‘胡人遥集于上楹’，可字曰遥集也。”故孚字遥集。
《晋书·阮孚传》其相关记载曰：
孚，字遥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曰“胡人遥集于上楹”而以字焉。
两处文字相比较，虽词句略有差异，所述事件实则并无二致，而关于阮孚小字遥集的记载，在唐代以前尚存的资料中，主要见于《阮孚别传》，说明《晋书》参考和采用了《阮孚别传》之说，严可均在辑录《全晋文》时，同样也征引了这一材料。
又如《晋书·王濛传》与《王长史别传》对王濛性格刻画上的遥相呼应。《世说新语·言语》注引《王长史别传》云：
濛，字仲祖，太原晋阳人。其先出自周室，经汉、魏，世为大族。祖父佐，北军中候。父讷，叶令。濛神清气韶，年十余岁，放迈不群。弱冠检尚，风流雅正。外绝荣竞，内寡私欲。
而《晋书·王濛传》记载曰：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历位尚书；祖佑，北军中候；父讷，新淦令。濛少时放纵不羁，不为乡曲所齿。晚节始克己厉行，有风流美誉，虚己应物，恕而后行，莫不敬爱焉。
两篇传记，对王濛的家世、地望都有着相似的介绍，尤其是对王濛少年至晚年性格变化的记述，也可以说如出一辙，二者间的采录继承关系颇为明显。
再如《晋书·蔡谟传》记述刘整对蔡克的畏重，云：
父克，少好学，博涉书记，为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己，虽富贵不交也。高平刘整恃才纵诞，服饰诡异，无所拘忌。尝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终席惭不自安。克时为处士，而见惮如此。
《蔡充别传》 记载：
充少好学，有雅尚。体貌尊严，莫有媟慢于其前者。高平刘整有隽才，而车服奢丽，谓人曰：“纱縠，人常服耳。当遇蔡子尼在坐，终日不自安。”见惮如此。
《晋书》所记与《蔡充别传》所记在对蔡克公亮性格的刻画，描述刘整对蔡克的敬重、畏惧之情上都表现出一致，互文意味不言而喻，很难说《晋书》撰修完全舍弃了别传所述，严可均 “别传失实，《晋书》所弃”之说，并非确切之论，有失严谨。
刘知幾《史通·补注》认为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都是“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肯定了裴注、刘注的文献贡献。但《晋书》大量采择《语林》《世说新语》《幽明录》《搜神记》以及包括别传 在内各种杂传中的历史记述，又引起他的不满和诟病。“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 《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 《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 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刘知幾对于《晋书》材料采择方面的不满和批评，恰恰说明《晋书》撰修时对于各类杂书、杂传、杂史不仅没有舍弃，而且多有采择和使用。
除此之外，唐初李善注《文选》，也多次援引别传用以阐释诗文意蕴、描摹人物性格，如引录《嵇康别传》以释其狂傲，《周处别传》以诠其忠义，《陆机陆云别传》以赞其文藻等。郦道元注《水经》，对别传也多有引录， 如《管辂别传》等。可见别传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著述形式，一直是后世学者倚重的文献资料。
三、别传叙事追求历史真实与历史趣味相统一
裴松之、刘孝标、李善等人注史对别传的选择和征引，反映出这些史家对别传的重视及对其史学价值的认可。别传“别于正史”主要不是其史学价值的逊色，而是其历史叙事风格与正史有别。别传叙事以趣为先，追求“真”与“趣” 的统一。虽然此期别传存在“家史人谀而善溢真”的弊端，然其人物叙事基本上能做到史学之真与史学之趣的统一。
其一，记述人物逸闻趣事是别传重要的叙事策略。别传撰述淡化社会的复杂关系和门阀家族之间的明争暗斗， 注重对人物容止风度的刻画描绘，往往展现出比正史记载更为灵动丰满的人物形象，并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反映学风尚对于时代的浸润，呈现门阀士族的思想意识。卫玠是西晋中朝名士，《晋书·卫瓘传》附有其传，但记述简略，生平事迹较为模糊，所幸时人撰有《卫玠别传》记录了卫玠生动有趣的人物形象。《世说新语·容止》注引《卫玠别传》云：
骠骑王济，玠之舅也。尝与同游。语人曰：“昨日吾与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侧，朗然来照人。”
玠在群伍之中，实有异人之望。龆龀时，乘白羊车于洛阳市上。咸曰：“谁家璧人。”于是家门州党号为“璧人”。
《卫玠别传》关于卫玠的记述，并没有强调和突出他的道德境界，也不谈论其忠孝节义行为，而集中关注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容止风度，“璧人”“明珠”“朗月”等比喻之下，一个温润、晶莹、高贵的士族美少年跃然纸上。
除直接勾画人物容止外，别传常常声东击西，看似与传主无关的琐事也成为叙述的重点。《夏仲御别传》就多条目描写夏统叔父家两位婢女的容貌。
仲御从父敬宁祠祝祀先祖，有女巫章丹、陈珠二人，并有国色，乃拔刀破，吞刀吐火，云雾冥杳。女巫章、陈二人并有国色，能隐形匿影，眩惑人目。
仲御从父家女巫章丹、陈珠二女，妍姿冶媚，清歌妙舞，状若飞仙。
章丹、陈珠看似与夏统并无关联，作者却大篇幅的描绘她们仙子般的容颜，实则是为了凸显夏统“木人石心”的性格。
其二，别传语言凝练生动，富有张力，呈现出鲜活灵动的审美倾向。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并不严格遵循纲常名理的要求选取材料，从而使一些真实、鲜活的历史记述进入别传，这些人物别传剥落伪善、敞亮情意，淡化了纲常名教的酸腐气息，唤醒了历史真切感，这正是别传的优点所在。刘知幾在《史通·采撰》篇中批评唐修《晋书》取材不当，他指出《晋书》取材的各类杂书杂传“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也就是说，这些杂书中的历史记述不严谨，不正统，不合名教。《史通·书事》中，刘知幾重申他的观点，“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 刘知幾的批评，恰恰从相反的方面印证了包括别传在内的杂史、杂传活泼的语言风格。
孙登是晋代有名的隐士，《晋书》对其记载比较简略，关于阮籍入山寻访孙登，《晋书·孙登传》只说“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 而《孙登别传》云：
孙登，字公和，汲郡人。清静无为，好读《易》弹琴，颓然自得。观其风神，若游六合之外者。当魏末，居北山中，石窟为宇，编草自覆。阮嗣宗见登，被发端坐岩下，遥见鼓琴。嗣宗自下趋进，冀得与言。嗣宗乃长啸，与琴音谐会。因啸和之，妙响动林壑。
孙登的隐士风韵、阮籍对孙登的钦慕向往在作者孙绰的叙述中得以生动展现。孙绰以白描的手法细致描绘出孙登的容止、仪态，以及超凡脱俗的生活情趣，“自下趋进，冀得与言”将阮籍对孙登敬慕之意展现的淋漓尽致。孙登鼓琴，阮籍长啸，琴、啸相和，响动林壑，既是一幅美妙动人的自然画卷，也道出二人愉悦的心灵状态。乱世之中有知音，茅屋、岩石、山林、名士间的惺惺相惜，交织在《孙登别传》中，仿佛让人置身场景之中，产生真实生动的艺术效果。
《孙登别传》是为数不多的作者可考的别传篇目。据逯耀东先生考证，现存别传中，27种别传作者可考，计22人， 仍有184种别传作者无从考证。仅从这22位可考的作者来看，别传作者与传主多为亲属关系，或是父子兄弟，或是姻亲故吏，或是朋友世谊，大多是崇尚玄风，率性自然的文笔之士。如《曹肇别传》 和《杜兰香别传》 的作者曹毗，就是一位精于词赋的文学家和醉心自然的玄学名士。《晋书·曹毗传》称其“少好文籍，善属词赋。”“以名位不至，著《对儒》以自释。” 这篇《对儒》采用一问一答式的对问体式，鲜明表现出曹毗的思想倾向、人格理想和人生态度 。从《对儒》看，曹毗受到玄风浸染甚深，是一个飘然物外，恣情于天地自然之间的玄学名士，悠游于山林，醉心于虚无，追求内心自在。又如《王弼别传》和《荀粲别传》的撰写者何劭，富有才学，生活奢靡。《晋书·何劭传》云：“劭博学，善属文，陈说近代事，若指诸掌。”“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太官御膳，无以加之。然优游自足，不贪权势。”曹毗、何劭显然不是魏徵、刘知幾等人心仪的经学礼法之士。他们这样的风流名士撰写人物别传，着眼点自然不在于显达传主事功，标榜传主德性。而喜欢于细微处入手，呈现传主的气质风度和人格魅力。这些关于人物风神雅韵的记述，稀释了历史撰述的政治功能和道德评判，突出人物的个体意识和精神世界，呈现出审美性的转向，即对人格风姿之美的普遍追求和崇尚，使所述人物有血有肉，鲜活灵动。
其三，别传人物记述虽多趣闲碎，但并不失真。别传叙事对趣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其记述真实性的消解。别传的异质书写，有时候也能补正史撰述之不足。《许肃别传》中对“愍帝之死”的记载详细周到，可补《晋书》记载之不足。西晋愍帝被俘后，被前赵皇帝刘聪遣送至平阳，受尽凌辱。关于晋愍帝之死，《晋书》记载不详，细节不明。《晋书·愍帝纪》载：
刘聪出猎，令帝行车骑将军，戎服执戟为导，百姓聚而观之，故老或歔欷流涕，聪闻而恶之。聪后因大会，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执盖，晋臣在坐者多失声而泣，尚书郎辛宾抱帝恸哭，为聪所害。
《晋书·刘聪载记》记载更是模糊，只是说刘聪同意刘粲的建议，至于什么时间，用什么手段杀害愍帝并没有说明，《刘聪载记》云：
聪校猎上林，以帝行车骑将军，戎服执戟前导，行三驱之礼。粲言于聪曰：“今司马氏跨据江东，赵固、李矩同逆相济，兴兵聚众者皆以子邺为名，不如除之，以绝其望。”聪然之。
以上观之，《晋书》反复强调愍帝受辱，如刘聪外出狩猎，命令晋愍帝穿着戎服执戟作前导，宴客时又强迫晋愍帝做行酒、洗爵、执盖等仆役工作，对于晋愍帝之死，只言“十二月戊戌，帝遇弑，崩于平阳，时年十八” 。而《许肃别传》却详尽记载了愍帝之死的经过，其曰：
肃为愍帝侍中，左卫将军趜武将兴肃齐心拒守，而外救已退，城遂陷没。逼愍帝，送于平阳。肃后冒难侍左右，刘载乃以帝为归汉王。顷之，阴行鸩毒，帝因食心闷，欲见许侍中。肃驰诣贼相见，帝已不复能语。肃曰：“不审陛下尚识臣不?”帝尤能执肃手流涕，肃歔欷登床，帝遂殂于扶抱之中。昼夜号泣，哀感异类。
《许肃别传》对于晋愍帝被俘后受虐遇害以时间顺序铺陈，叙述简洁却极为细致，把刘聪暗中毒杀晋愍帝的过程陈述得清楚明白。晋愍帝饮鸩失语，君臣执手流涕，最终死于许肃怀中，场景悲凉，情意凄切。作为西晋臣子的许肃不畏刘聪淫威，不惧祸患，冒死相见，昼夜号泣，展现出晋臣的忠贞和风骨。而这段记述，恰恰也弥补了《晋书》记载之不足。“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 刘知幾认为，历史撰述要以简要之言书写复杂的历史事象。《许肃别传》对“愍帝之死”的记述，足以达到这一要求。白寿彝先生总结中国的历史文学成就时指出：“把我国的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总结起来，我想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六个字：准确、凝练、生动。”从今存的佚文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在词句使用上颇为用心，叙事也能做到有条不紊，错落有致，人物形象和历史场景真切生动。
概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各类别传的撰修，换言之，这些别传是维护门阀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工具。此期别传，为裴松之、刘孝标等注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 料，生动记录了士族人物的精神旨趣和生活风貌，为后世呈现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丰富多彩的社会图景。同时，别传又以生动有趣的叙事方式，凝练简洁的语言风格叙述传主生平和事迹，将“真”“趣”结合，表现出别传别于正史的史学品格。由于各任其情的玄学风尚对别传撰修的渗透，使别传的叙事内容和叙事风格与彰善恶、重鉴诫的正史有明显不同。在那些经学意识浓厚的史家眼里，别传成为体制不经，率尔而作，无足为凭的杂史杂述。从今天的史学视角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别传并不失实，也非率尔随意之作，这一论说实则是唐初以来传统史家的主观偏见，而别 传别致新颖的撰史范式也为我们探索被遮蔽的历史样貌留下了丰富的材料。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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