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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三国时期最牛的斜杠青年，更是明朝以前同时奉祀文武二庙的唯一人物。出身宦门的他，一不小心当了司马家的大龄女婿，从此让司马家白拣了一个百科全书的将帅之才。他注得了《左传》，搞得懂经学，玩得转法律，弄得出发明，管得好民生。马术不精，箭术不成，却能够指挥千家万马，克敌制胜，让司马家越来越离不开这个好姑爷了。唯一让他犯难的是，摊上了一个不友好的上司，吃了一场憋屈的官司，却反证了他的好算计。他被终结三国的总设计师羊祜相中，成为灭吴之战的大功臣，他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搞得吴军只能画个圈圈诅咒他。他就是西晋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
杜姓源流复杂，其中最有名的一支出自帝尧伊祁氏。帝尧有子封在唐地（在今山西翼城），后来因为站队商纣，被周公所灭，其地改封叔虞，也就是后来的晋国。周公没有对帝尧的后人斩尽杀绝，只是将他们迁到王畿之内的杜地（在今陕西西安），让他们建立伯国。这些帝尧后人便以“杜”为姓。西周末年，杜伯成为周宣王的大臣，因直言进谏被杀，其子孙或逃入晋国，或留在杜城繁衍。
汉武帝时，杜伯的后人杜周成为闻名天下的酷吏，官至御史大夫。其子杜延年一改父亲作风，为人宽厚，忠心为国，长于理政，受到汉宣帝的信任，同样官至御史大夫，而且被汉宣帝钦定为“麒麟阁功臣”。杜家两代位列三公，成为当时的望族，世称京兆杜氏。京兆杜氏其后一度沉沦，幸好遇上曹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才重出江湖，到了本文主角西晋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时，杜氏以皇亲身份，凭着过人的才华与贡献为家族再添荣光，从此开足马力，在文学、政治等方面一骑绝尘，英才辈出。
博学多才乘时而起
杜预字元凯，生于公元222年，京兆杜陵人。在他的名下，有一大堆让人眼花缭乱的头衔，如军事家、经学家、律学家、发明家。他还拥有一些令人咋舌的外号，如杜武库（肚里藏宝，应有尽有）、杜父（爱民如子，为民解忧）、左传癖（覃研左传，为其作注）、张杜律（修注晋律，法律专家）。总之，他是魏晋时期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咖。
杜预的祖父杜畿点儿背，遇上了一个凶悍的后母，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杜畿不仅活得挺好，而且以孝闻名，足见是一位有些手段和担当的好后生。杜畿在曹操帐下虽名声不显，却以善于断案闻名（祖传的手艺没忘）。可惜，早年命硬的杜畿却在一次乘船时遇风浪挂掉了，还让曹丕为这个曾经的天下第一太守哭了一鼻子。那一年，杜预还是两岁的蒙童。后来杜预的父亲杜恕继续效力曹魏，却因为生性耿直好怼人，一不小心得罪了大将军曹真的弟弟曹璠，被迫隐居。到了曹爽执政期间，杜恕继续衰神附体，差点儿挂掉。在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杜家子弟才时来运转，因为与司马家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得以重登政治大舞台。杜家那个喜欢读书的神奇小子杜预逐渐成为舞台上的佼佼者。
杜预作为出身名门的官三代，可不想做一个躺平的纨绔子弟，相反，他从小就博览群书，见识非凡，年纪不大就能写出让人瞩目的学术论文。而且他从不偏科，但凡经济、政治、历法、法律、数学、史学和工程等学科都有涉猎，每每发表高论，让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他最喜欢读的还是《左传》，曾当着司马昭的面自称有“左传癖”。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自谦：“古代圣人讲究立德、立功、立言，我自认为立德难以企及，立功和立言还是能够做到的！”
在司马懿灭杀曹爽后，杜家虽然境遇有所改善，但杜恕曾经怼过司马懿，所以一直也没有起用杜预。杜预只好继续安心读书，以待时机，这样一来，他的名头反而越来越响，人们给他起了个极其拉风的江湖诨号“杜武库”，意思是说他肚里的学识如同武器库一样，应有尽有。
到了司马师执政的公元251年，随着司马氏集团的做大，为了拉拢更多优秀的士族子弟，扩大统治基础，司马师广招人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杜预被起用为尚书郎。这一年，杜预已届而立之年，正是干事业的黄金时期。
到了公元257年，多面手杜预凭着自己的才干在司马氏集团崭露头角，代兄执政的司马昭对杜预非常器重。正巧一位河东人乐祥为了报恩，上书大赞杜预祖父杜畿长期担任河东太守时的丰功伟绩，司马昭借此机会封杜预为丰乐亭侯，食邑百户。同时，为了进一步拉拢这个自己看好的斜杠青年，司马昭将妹妹高陆公主（司马炎称帝后追封的）嫁给杜预。此后的杜预彻底与司马家融为一体，也得到了司马昭的信任，由尚书郎转参相国府军事，与羊祜等人成为司马昭的重要幕僚。
公元263年五月，司马昭为了挽回弑君造成的恶劣影响，听取钟会的建议，趁蜀汉衰弱之机，兵分三路大举伐蜀。杜预作为司马昭亲信中的亲信，被委任为镇西将军钟会的长史。笔者在邓艾一文中介绍过钟、邓二将伐蜀的经过，在此就不赘述了。钟会比杜预还年轻三岁，素来自负不能容人。杜预与钟会曾在司马昭幕府共事多年，对其秉性比较了解，对其野心也颇有防范。在公元264年正月钟会生乱时，他提前预判，在众多僚属遇害之际巧妙地躲过了一劫（史书没有明说杜预如何度劫，笔者也不好发挥，只能说杜预为人比较机警，善于应变）。事后，杜预不仅没有因为曾是钟会重要助手受到处分，反而因灭蜀有功被增封食邑一千一百五十户。
公元266年2月8日，司马炎正式代魏称帝，建立西晋王朝。经过长期考验的杜预，在随后的岁月里担任代理（守）河南尹一职。河南尹的治所是洛阳，河南尹就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能够担任此职的一定是皇帝的信重之臣。此时的杜预，不仅没有因为妻子早逝而失去新君的信任，反而开始出任要职，成为西晋朝堂冉冉上升的一颗政治明星。
全面开花才智尽显
在大展身手之前，杜预还干了一件很牛的事，参与修订法律。这事在司马昭没挂之前就开始了。公元264年，司马昭委派亲信重臣荀勖、贾充、裴秀、郑冲等人改制礼仪、法律和官制，为建立晋朝铺平仪制之路。其中，车骑将军贾充主要负责修订律令，因为杜预是行走的书厨，贾充便将其拉进自己的班子，一起修订法律。这部上承《汉律》下启《唐律》的《晋律》，一修就是四年，直到公元268年，才由司马炎颁布施行。因为有杜预等名家的倾情参与，这部法律对后世的影响颇大。贾充最擅长的是阴谋诡计，修订法律这种细致活真心参与的不多，基本上只是个挂名领导，偶尔冒个泡刷下存在感就不见踪影了，实际的案牍工作基本都是由杜预等人完成的。杜预不仅是大刀阔斧、删繁就简地修订《晋律》的主攻手，而且还与张斐一道执笔对晋律条文作了详注，故此赢得了“张杜律”的美名。这要放在后世，杜预绝对算得上是国内一流的法学大咖，凭此一项就足以吃好喝好了。
在担任河南尹后，杜预认为洛阳是天下首善之区，要想教化天下，必须从洛阳做起，所以说洛阳必须成为依照《晋律》施政的典范。朝廷起先对他的建议很感兴趣，觉得新朝新气象，确实得有个上国威仪，司马炎就让杜预再接再厉制定官员升降赏罚的考课条例。
杜预很认真地思考了一番后，向朝廷建设效仿唐尧时的为政之道，凡事去繁就简，顺应自然，不要动不动就让各种繁文缛节束缚住手脚。同时他建议实施严格的考课制度，即“六年黜陟法”，但凡在六年中考课优秀的官员要越级提拔，差劣的要降级或免官，直至追责，以此刷新吏治。杜预的办法显然触犯了士族的利益，士族历来讲求仪范，以此标榜自己具有贵胄之气，怎么肯轻易放弃繁缛的仪制呢？最关键的是，他们凭借投胎正确可以轻易做官，怎么愿意接受严格的考核呢，那不是受制于人吗？为此，这些家伙公然组团抵制杜预。与杜预素来不和的司隶校尉石鉴（晋朝斗富总冠军石崇之父）借此弹劾杜预。司马炎虽然认为姑父所言有理，但他刚上位根基未稳也不敢公然与士族叫板，只好暂时将其罢免。
杜预回到家中，继续闭门读书，倒也不觉得苦闷。司马炎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姑父，在公元270年六月，盘踞在河西的秃发鲜卑首领树机能起兵造反后，他立即启用杜预出镇边关。
杜预虽然如现在的某些小鲜肉一样，也不善骑马，但他却有满腹韬略，再加上多年参赞军务，早已修炼成军事大咖。他先是担任安西将军司马，不久又出任秦州刺史兼东羌校尉、轻车将军。就在杜预准备大展身手之际，一个坏消息传来。杜预的冤家对头，石鉴以安西将军之职都督秦州诸军事，成为他的顶头上司。
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如今没头发的也不怕有头发的。秃发树机能这拨造反开创了鲜卑的光荣历史，将司马炎派去的平叛大军打得星流云散，光是凉州刺史就杀了好几个。一时间，晋朝的凉州刺史跃居高危职业的榜首，晋廷各路大军逗留不进，畏敌如虎。树机能还大搞统一战线，联合羌、氐、匈奴等族祸乱西北，差一点就提前上演了五胡乱华的悲剧。
石鉴这货仗着自己是大晋的开国赞助商，根本不把过气的驸马爷杜预放在眼里，一心想置其于死地。他只给杜预三百士兵和一百战马，就让他去打前锋，明显的是官报私仇。杜预虽然不像自己老爹杜恕那么爱怼人，但也不想白白送死。他义正辞言地对不怀好意的石鉴说：“此时正是草盛马肥的时候，利于骑兵为主的鲜卑人作战。况且我军的兵源给养都没有解决好，此时出战只会自寻烦恼，一旦丧师辱国，如何对得起陛下的重托呢？不如等到明年春天，叛军马瘦粮荒之际再发起进攻！”文采出众的杜预出口成章，将自己的意见归纳为“五不可，四不须”，说得头头是道，安西将军麾下将校纷纷点头称善，这让石鉴更加下不来台。被激怒的石鉴转而污蔑杜预擅修城门和官舍，却不能满足军队所需，借此将其拿下并解送廷尉治罪。一心建功报国的杜预又一次被猪队友给坑了。
身陷囹圄的杜预幸亏拥有驸马的身份，享受“八议”的赦免特权，才得以保全性命，不过从先人那里继承来的爵位却混丢了。
就在杜预悲催地忙着打官司的时候，不听良言相劝一意孤行的石大将军一头撞在鲜卑人的铁蹄上，被打得毛都掉光了。石鉴这货为了一己私利，置国家大计于大顾，真是死不足惜，只是可怜那些为国争战的将士，埋骨异乡，魂归无处。
石鉴用一场惨败反证了杜预的正确，也让杜预没有赋闲多久，就得到了复出的机会。公元271年十一月，居住在山西的匈奴酋帅刘猛率族人发动叛乱。司马炎认为杜预长于军略，就下诏启用，命其以散侯的身份参与军国大计。不久，杜预升任度支尚书，掌管晋廷的财政事宜，在此后的岁月里，杜预一共担任了长达七年的财神爷。期间，石鉴回朝，为了自证“清白”，这货继续狂喷杜预，导致两人一起被免职，后来，醒过味的司马炎又恢复了杜预的职务。
杜预在度支任上，共向晋武帝提出过五十多条治国治军的合理化建议，其中包括兴建常平仓（封建时代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调整谷价、管理盐运和巩固边防等。
作为一位科技发烧友，杜预在政务之余，还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搞了不少科技发明，如他成功制造出人排新器（古代冶炼时用人力带动的鼓风机械），制造出用水力推动的连机碓（利用水力推动几个碓同时舂米）和水转连磨，复制出失传已久的欹器（周朝太庙中的盛水礼器，水少则倾，中则正，满则覆，由此衍生出“满招损，谦受益”这一座右铭），这些东东都被他拿给司马炎御览，让司马炎大开眼界，连声称赞。
公元274年，司马炎的结发妻子、武元皇后杨艳薨逝。司马炎虽然后宫多宠，却对杨艳一往情深，不得不说这位自小父母双亡，依附舅舅长大的女人情商够高。司马炎后来坚持立傻儿子司马衷为太子，也是顾念了与杨艳的情分。万分悲痛的司马炎下令将武元皇后的灵柩迁入峻阳陵（在今河南偃师）。按照当时的丧制，皇后入葬后，皇帝与群臣即可脱去丧服。有人据此上奏，认为太子司马衷也可循例释服。对此，精通左传的大儒杜预却认为皇太子身为武元皇后之子，应恪守古代丧制，服满三年才可释服。对此，司马炎大为赞同，命傻儿子遵旨照办。司马衷只能在心里划个圈圈诅咒这个不解风情的姑爷爷。
随着晋朝的国势日盛，人们对出行的要求越来越高，可是要想从洛阳一路向北却受阻于滔滔黄河，极不方便。为了解决“要想富先修路”的问题，杜预力排众议，在孟津渡口以舟为梁，修建为富平津浮桥。为了完成好这项前无古人的便民工程，杜预全身心投入，从设计到施工都亲历亲为，在付出极大的心血后，大桥终于顺利竣工通行。建成当日，司马炎亲自带着百官来到桥边剪彩，看着这座凌驾于万顷波涛之上的大桥，司马炎不禁心潮澎湃，他举杯向姑父敬酒道：“非卿不能成此大事！”历尽宦海沉浮的杜预这次很乖地回道：“若非陛下英明，臣万死不能施展微末之技！”该桥一直使用到公元1117年，才因年代久远、铁链朽坏而拆毁重建。
修完大桥的杜预又发现当时通用的历法有些OUT了，就埋头开始计算起来，终于算出了其中的差错，重新修订了《二元乾度历》。该历经过实践检验更加精准，于是成功取代旧历，通行于世。由此看来，在当时的科技水平下，没有啥是杜预不能解决的难题，只要他肯花时间和精力去做，必能精诚所致，金石为开。
公元278年秋，中原的兖豫诸州连降暴雨，使西晋的核心统治圈内洪波涌起、灾祸连连。焦头烂额的司马炎只好下诏向臣民问策，好姑父杜预两次上书陈述救灾方略。后人在编写《晋书·食货志》时专门将两文收录其中，两文也因此成为后人研究晋代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史料。杜预在对灾情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灾情出现的原因，提出了针对性的救灾方略，实事求是、真知灼见。他指出，此次灾难既有天灾，又有人祸，由于长年战乱，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管控能力下降，长期粗放滥垦、火耕水耨，对环境予取予求，破坏严重，加之各种水利设施年久失修，都加剧了灾难的破坏裂度。要想减弱洪灾的影响，当务之急是先行泄洪，“随其所归而宣导之”。对于数以万计的灾民，杜预主张在政府救济官谷之余，让他们打捞水中鱼鳖以救急。杜预相信洪水退去后，只要政府能够利用好被洪水浸润过的填淤之田，组织好生产，来年必然五谷丰登。为此，他希望朝廷将典牧司中不供耕驾的种牛都租借给农民备耕。深谙朝廷弊端的杜预也并没有一味乐观地安慰司马炎，相反他尖锐地指出，朝廷官员办事效率不高，本位主义严重，经常为了各自利益扯皮推诿，这对救急救灾极其不利，希望司马炎以雷霆手段实施干预。司马炎对姑父的建议非常欣赏，给予了高度评价。
杜预在度支尚书任内，没有一天不尽忠职事、为国操劳，朝野上下对他的工作业绩有目共睹、交口称赞。
势如破竹灭吴建功
杜预的文治没得说，如果他只在这方面发力的话，要想进武庙就得不到入场券了。西晋建国之初，天下仍未统一，东吴仍控制着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区域，与西晋分庭抗礼。虽然东吴的综合国力弱于西晋，而且政局动荡，但依靠长江天险和分治惯性，一时半会西晋也拿东吴毫无办法。加上西晋士族看不上东吴士族，更不想东吴士族和自己分权，因此晋廷内部对于灭吴一统大多持反对意见，只有羊祜、张华和杜预等少数大臣支持统一。司马炎为了彰显自己的武功，渴望翦灭东吴，但又不想失去贾充、荀勖等多数派的支持，一时间很苦恼，以致错失了灭吴的战机。
公元278年春，在荆州前线主持军务的晋军主帅羊祜病势沉重，这让一直下不定决心的司马炎非常后悔，为什么不能早下决断，让羊祜这位统一天下的总设计师得偿夙愿。他下诏令羊祜带病出征，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在羊祜即将看到胜利曙光的前夕将他收走了，空留下无穷遗憾。羊祜临终之际，郑重地向司马炎推荐杜预接替自己，他相信杜预不止文治出众，武功也绝不逊色，一定能率领晋军完成自己的夙愿。司马炎含泪答应了羊祜的请求，让自己的姑父走马上任，以镇南大将军的头衔出镇襄阳。
当时的荆州是晋吴对峙的前哨阵地，双方各设有一个荆州，晋国的荆州以襄阳为州治。杜预在襄阳厉兵秣马，时刻准备灭吴。他首先安排修缮军中破损的铠甲，士兵们穿上完好的铠甲后，个个显得威武雄壮，士气迅速得到提升。与此同时，他挑选精锐士兵组建别动队，开始袭扰吴军，使吴军疲于奔命。
杜预认为，西陵（在今湖北宜昌）是东吴的西大门，倚仗山川之险阻挡着晋国强大的益州水师顺流东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必须予以拔除。之前在陆抗主持军务期间，吴军对西陵格外重视，等到陆抗辞世后，孙皓却逐渐减少了当地的驻军，这正是攻取西陵的好机会。考虑到镇守西陵的是吴国硕果仅存的大将、西陵督张政，如果硬拼的话，得不偿失，杜预就决定利用孙皓的猜疑好杀整一出借刀杀人。他派别动队对张政的部下发动偷袭，抓获了不少吴军俘虏。张政对此有苦难言，有心上报孙皓，又怕孙皓胡乱杀人；有心不报，可是架不住晋军神出鬼没，万一哪天丢了西陵更是死路一条。思来想去，为了自己的小命安全，张政还是决定报喜不报忧，能扛一天是一天吧。
对于张政的小心思，杜预一早就料到了。张政不敢报告，不代表孙皓就得不到消息。杜预故意将从西陵抓获的吴军俘虏送到吴都建邺（在今江苏南京），这些人为了活命，自然把张政给出卖了。孙皓大怒，命令武昌监刘宪前往西陵，接替张政。张政则被押回建邺，等待他的命运可想而知。临阵换将，容易动摇军心，这历来都是兵家大忌，何况换上来的是一个长期在后方不谙战事只知阿谀的奴才呢。后来，王濬兵出益州，轻易攻取西陵，显然得益于杜预此番的安排。
搞乱了西陵这个钉子户的杜预，在公元279年八月完成了出兵的准备工作后，上书司马炎请求开战。此次晋军出兵20余万，兵分六路。杜预不仅亲率一路大军，还负责协调其他几路大军。
就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际，驻守扬州的晋军大将王浑却出来搅局了。这货与贾充一样都不是主战派，他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孙皓发神经了，准备动用倾国之兵反杀晋朝。晋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贾充不问消息是否准确，就带头说三道四，搞得司马炎优柔寡断的毛病又犯了，竟然同意将灭吴的计划再推迟一年，等到集中兵力将孙皓打回原形再说。
听说自己的好内侄又变卦了，杜预急得火上房。他想起羊祜的临终嘱托，决定不顾少数派的尬境，再一次上书表达自己的意见。他指出，东吴在孙皓的骚操作下，早已是日薄西山、兵源吃紧，只能集中力量保卫夏口以东，对西陵都无力支援，哪里还有兵力北伐？如今伐吴已是胜券在握，即使一时受阻，也不会影响大局，希望皇帝千万不要听信谣言，耽误大计，从而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对于姑父的奏章，司马炎虽然颇为感动，但仍迟迟不置可否。
杜预等不到诏令，又急又气，索性第三次上书请战。这次他豁出去了，一改温文尔雅的风度，愤怒地批评那些反对派只顾眼前利益，不为国家着想，还怕别人立功，简直是内心阴暗、行为可耻的误国之人。杜预指出，如今数十万大军云集，孙皓即便神经再大条，也知道晋国下一步要做什么，一旦他转了性，采取合理对策，将给灭吴大业带来难以预料的困难。杜预这封奏章送达时，司马炎正在与亲信张华下棋，作为主战派核心的张华见信后，大为振奋，立刻推开棋盘，恭请司马炎速下决断，采纳杜预的建议。看着杜预将灭吴大计说得如此透彻，司马炎终于下定决心，不顾贾充、荀勖等人的反对，立即发兵南征。
公元279年十一月，晋国六路大军齐出，水陆并进，浩浩荡荡地杀奔东吴全境。杜预在此战中受命担任西线总指挥，具体任务是攻取江陵、全占荆州，并在荆州地区负责节制益州刺史王濬的水师。
公元280年正月，杜预已然陈兵江陵城外。作为荆州重镇，江陵在三国时期出尽了风头，周瑜、关羽、吕蒙、陆逊、羊祜等一代人杰曾在此上演过风云大剧，如今轮到允文允武的杜预登台唱戏，自然又是另一番让人叹为观止的景象。
不过，杜预知道江陵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因此不想在此空耗时间和兵力，只是围而不歼。在切断了江陵与外部的联系之后，他立刻派遣麾下将校樊显等率领部分兵力沿江而上，一路向西攻取沿岸城邑，进一步孤立江陵。同时，他又派部将管定、周旨等率领别动队八百人作为奇兵，偷袭陆抗当年的大本营乐乡。这支由晋军精锐组成的别动队在漆黑的夜色中，如同鬼魅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滚滚长江。然后他们依照杜预事先的命令，在江边的山上四处点火，并虚树旌旗，搞得仿佛晋军全伙渡江一般。在给吴军造成足够心理压力的同时，别动队还四面出击，分头攻击乐乡附近的交通要冲，连续端掉了几处堡垒，让乐乡城中的吴军都督孙歆寝食难安，他在给吴军江陵守将伍延的信中不无恐惧地说：“也不知道晋军是使了何种魔法，就像飞过长江一样，如今乐乡周围，到处都是晋军，让人难以安生！”吴军草木皆兵、人心惶惶，没人敢轻易出战。
那些苦于孙皓暴政的百姓见晋军威武，纷纷前往晋营请降，数日之内，降者就有上万人之多。杜预见乐乡城中的孙歆如此怂，也不客气，索性开始大规模渡江。同时，他让一支人马潜伏在乐乡城外，寻机攻城。此时刚好有一支吴军从江岸防线后撤返回乐乡，晋军乘机乔装打扮，混入这支士气低落的吴军队伍之中，悄悄地进城，打枪的不要。然后，晋军里应外合，轻易攻取了乐乡，活捉了孙歆。晋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夺取了江南吴军的重镇乐乡，杜预部下将士无不佩服，瞬间化身杜预的迷弟，还编出歌谣传唱：“以计代战一当万！”
经过一个月的转战，晋军在杜预神乎其神的指挥下，迅速扫清了江陵外围的各路吴军，乘势进逼江陵。江陵督伍延知道大势已去，孤城难守，就假装投降，希望能够获得喘息之机。杜预哪会给伍延苟延残喘的机会，他见伍延的士兵依然在江陵城上布阵防守，立刻挥军攻城，早已士气离散的吴军根本不听伍延指挥，被晋军冲得七零八落，纷纷举旗投降。当年周瑜鏖战一年才攻取的江陵城在杜预的精心算计下，只用了一个月就轻易收取。随后，杜预继续进兵，将吴国的荆州全境收入囊中。
在杜预的兵锋之下，长江上游（当时的标准）迅速平定，从沅湘以南直至交州、广州一带的吴国州郡无不望风归降。杜预妥善安抚降人，并借助兵威迁徙吴国将士及屯戍人家前往江北居住，进一步削弱吴国的势力。杜预还与朝廷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选派官吏治理归附地区，很快在荆州全境恢复了秩序，使那些在孙皓暴政之下瑟瑟发抖的吴国百姓竟然一时间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
在荆州粗安后，杜预迅速挥军东进，配合其他各路晋军攻打东吴都城建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进而衍生出一条后世耳熟能详的成语。原来，晋军不喜欢南方河湖纵横的地理环境，加上连续行军作战非常疲劳，不免产生了思乡和畏难情绪，加上天气转热，雨水增多，使得这些主要来自北方的士兵因水土不服感染时疫，因此很多将士提议暂缓进军，等到冬天再打。对此，杜预不以为然地分析道：“现在我军接连取胜，士气正旺，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消灭敌人。这就好像破竹，只要破开数节之后，其余的皆可迎刃而解！”杜预真是一位善于举例子做思想工作的政工干部，一不小心就整出“势如破竹”这条成语来。众将对杜预的话表示认同，又挺起胸膛，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吴国纵深挺进。后来的灭吴之势也正如杜预分析的那样。
正是因为有了杜预的胜利与坚持，各路晋军才能够势如破竹地在三个月内灭亡东吴。杜预在灭吴之役中表示极其抢眼，他指挥的军队共斩杀和俘获吴军都督、监军一级的高级官吏14人，牙门、郡守一类的中级官吏多达120人。正因为杜预给吴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吴国君臣非常痛恨他，为了发泄自己的滔天恨意，一些无聊的家伙便拿杜预的大脖子病说事，特意给狗脖子上套水瓢，将杜预比喻成大脖子恶狗。甚至有吴人看到长包的树，就写上“杜预颈”，然后砍掉，借此泄愤。古往今来，能够成为让敌人无能狂怒的将领，何尝不是一件荣耀的事呢？
杜预不仅自己出彩，与他人的合作也让人钦佩。他在荆州履新之初，就曾不止一次地派人给洛阳的权贵送礼，别人不解其意。他说自己拥兵在外，最易受人猜忌，给那些权贵送礼并非要讨好他们获得什么额外的荣宠，只是希望这些人不要在背后给自己使绊子，让自己无法施展灭吴神功。可见，经过多年修炼，杜预已成为一个通达世情的政坛高手。
杜预在与权贵们维系好关系的同时，对受自己节制的王濬非常理解和照顾。王濬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将，一心在益州造船训练水军，就想获得灭吴首功。对此，杜预充分理解，在受命节制王濬期间，曾对手下说：“王老将军如果攻下建平，自可顺流而东，建立赫赫战功，没必要受我节制。如果攻不下建平，我节制他又有何用！”他始终不摆领导的臭架子给王濬制造麻烦，还在王濬顺利攻下西陵后写信祝贺，全然不提自己坑西陵的功劳，只是大赞王濬建立了旷世未有的奇功。正因杜预的大度与支持，王濬才能第一个进入建邺。不过，在王濬归王浑节制后，麻烦接踵而至，嫉贤妒能的王浑对王濬百般刁难，甚至打击迫害，要不是司马炎还没老糊涂，王濬恐怕不死也要掉层皮。杜预与王浑的人品高下，由此可见一斑。
功成不居利民有终
东吴灭亡，汉末三国以来的天下乱局终于暂告终结。杜预凭借自己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受到司马炎的表彰，进封为当阳县侯，增加食邑至九千六百户，其子杜耽也沾光受封亭侯。司马炎为了稳定南方局势，命令杜预率军继续镇守襄阳。杜预吸取上司钟会的教训，担心朝廷给自己也整一出卸磨杀驴的把戏，屡次上表司马炎说自己家族世代都是文吏，对于武功并不擅长，到现在了仍骑不得劣马，射不穿札甲，实在不适合在军营中呆着，请求解除军职。对于姑父的请求，司马炎始终没答应。
杜预已向朝廷表明了不恋军权的态度，接不接受那是朝廷的事，只要自己还在军营一天，就要管好军队。杜预笃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天下安定就要废弃军备的观点，在任期间，他始终没有放松所属部队的训练，甚至以战代练，指挥军队平定了荆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叛乱。
杜预在管好军营的同时，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经济民生方面。为了更快地医治战争疮伤，他主持兴建一些水利工程，如引滍水、淯水入田，使万顷农田受益。在他的努力下，一条从扬口直通巴陵的超长运河横空出世，沟通夏水与沅、湘两水，既解决了长江的防洪排涝问题，又突破了荆州南北间的漕运瓶颈，为荆州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杜预的政绩受到当地士民的交口称赞，大家亲切地尊他为“杜父”，并作歌赞颂：“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杜预一身戎衣，却心系百姓，这样的父母官无论何时都值得称道。
杜预后来被征调入朝担任司隶校尉，加特进。公元285年，他在途经邓县时逝世，终年六十三岁。临终前嘱咐后人自己的墓葬一定要俭约，千万不能铺张，这在当时奢侈成风的大环境下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司马炎对这位功勋素著的姑父深表哀悼，追赠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成”。
杜预在平吴之后的闲暇时光里，仍不忘钻研左传，倾力撰写《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当时社会上研究《左传》的学者，大都杂取《公羊》《谷梁》二书来解释《左传》，往往背离原著，多有曲解。杜预在作《左氏集解》时，专取左丘明之传，以释孔子之经，也就是按照《春秋》经文重新编注。在这个过程中，杜预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后人认为杜预的《左氏集解》是“子应乎母，以胶投漆”，为最优者，也是《左传》注解流传至今最早的一种，对后世《左传》研究颇有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左氏集解》在清代时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中。
杜预还整理编著了千古奇书《守弱学》，指出强弱之分是世之恒理，但弱与强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的一生有时会处于强势，有时也会处于弱势。守弱的作用就是“强者守弱，使强者恒强；弱者守弱，可由弱变强”。看来，杜预还颇具道家的辩证法思想。另外，杜预还有《春秋盟会图》《春秋长历》《女记赞》等著作传世。
杜预的后人也很出色，他的长子杜锡官至尚书左丞曾担任太孙司马遹的老师，次子杜跻任新平太守，三子杜耽永嘉之乱时避祸前凉任司马，四子杜尹官至弘农太守。当然最牛的还是，杜耽的后人中出了诗圣杜甫，杜尹的后人中出了大诗人杜牧。杜甫、杜牧的光芒盖过了杜预，也让京兆杜氏文采飞扬、光耀千秋。正如杜甫所言“诗是吾家长”，有了杜预这样百科全书氏的祖先，杜家人的血脉中便有了割不断流不尽的文采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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