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受邀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的女性艺术家里，胡晓媛是第一人。此次她在西岸美术馆的个展《沙 径》，也是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作项目之一。一个近似微型迷宫的腔体式空间，十余件装置、影像作品列布其间，为观看者隔出了一个不分前后顺序的开放式观展路径。没有固定展线，你可以从任何一个入口步入展厅，按任何逻辑进入观看。
“我们好像从不缺乏路径中的标记……但从没人能说得清楚自己是不是沿着那条想象中、预计好的路径上来的，也很难描述此后我们还将要再去往哪里。”
《沙 径》可以被视为胡晓媛上一个展览《瓮中沙》的延续，也像硬币的两面。瓮中沙这一意象，来自她喜欢的诗人保罗·策兰，指代宇宙中如恒河沙数一般的小而微的存在，而沙径则是这些小而微的个体所作出的选择。“有点像进入了瓮的内部，你需要回到一个微观个体的角度，沙径是很容易消失的，你走过的路，沙子移动就被覆盖掉了，前面有过的经验很快就消失不存。”
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再多，那些路也脆弱如沙径，并不持久。这是疫情三年来很多人的切身体会，旧日经验不再有效，甚至对世界的理解也变了模样，每个人都不过是在洪流之中摸索。美术馆发布展览标题的时候，工作人员问胡晓媛，“沙径”两个字之间有没有空格，胡晓媛说，得有，一个，或者两个。“因为我在提示一种缝隙的可能性。”
艺术思维，有时仿佛刑侦推理
在艺术圈，胡晓媛这一批央美毕业生可以被称为时代宠儿，他们赶上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上升期，甫一毕业就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个多元开放的环境也让他们的创作更加具备国际视野。
胡晓媛自幼习画，父母为她规划了一条尽量少走弯路的成长轨迹，她也接受这种紧凑的安排，但叛逆暗中滋长。考入央美附中，独自来北京上学，她像是得到了自由，“我在一年里面把以前父母警告过我的、所有不允许我做的事情全都干了一遍。”
在她眼里，央美附中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她和仇小飞就是附中时候的同学，早早地结下了革命友谊。整个学校4个年级，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全都住在一个小小破破的两层宿舍楼里，男生住楼上，女生住楼下，宿管老师就住门口，全校百来号人，互相全部认识，话也传得飞快，是好玩又自在的一个坏境。到现在她还记得附中老师在给他们改画的时候喜欢说的一句话：“要做一个大的青苹果，不要做一个小的红苹果。”意思是艺术家不要早早地急于追求成熟，要保持那种生涩的劲，也意味着始终保持开放性。
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刚刚从柏林回国任教的央美设计学院院长谭平带两个老师来附中“拉生源”。“他们介绍了很多课程设置，跟一直以来的比如素描、人体、色彩、静物都不一样。有些课程是思维训练，做思维传达的分层练习，也会请很多外教，包括北欧很重要的设计师，有讲字体的、讲设计史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比绘画更综合，挺新鲜的，对我有吸引力。”她突然决定要转考设计系。
胡晓媛后来的艺术之路也受惠于这样一种教育体系，自由而宽阔的知识结构成了她思考素材的来源，也提供了一种思维训练。她对材料特别敏感，尤其迷恋那种带有复杂矛盾的材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用生绡来做作品，最初是她发现了母亲收藏的一块生绡面料，它透明、细腻，但是又有张力，天然的蚕丝属性让这种面料带有强烈的生物感，她用生丝缝纫包裹那些同样带有生命周期的物体：一枚多子的石榴、一块新鲜出炉的法式面包……然后在生绡上用细墨线画出物体表面的图案。一开始，这件丝衣是合体的，但随着生绡里的果实或食物逐渐干枯萎缩，它们呈现出脱体之相，内核与表征开始分离，物体所经历的时光，也被空隙所定义。
胡晓媛喜欢在网上看刑侦案例和帖子，也热衷于推理网剧，她的乐趣来自那种抽丝剥茧、层层递进的逻辑推演，从一根线头开始逐渐延伸开去最后复盘解密了一切，那是一种从归纳到递推、同时伴随想象力的智力快感。这种严谨的逻辑有时也会落实到她的创作中去。女性艺术家体能有限，在驾驭大型装置作品的时候，她会先用细铁丝制作小模，但小模型的受力与平衡在放大和改变金属材质之后有时会失效，她就会掏出笔来进行复杂的数学计算。她的数学能力不错，这是她思维中接近理科生的一面。她喜欢长时间泡在工厂里，跟工人师傅一起现场制作，不断调整。她无法信任那些仅凭设计图就让他人代工的艺术家，也不信任那些不跟艺术家本人生长在一起的作品。
世界语的童话
胡晓媛十一二岁的时候，常常在电台里听到一种奇怪的语言，每周有固定的时间段播出，据说播的是全球新闻，用的是“世界语”。因为听不懂，因此就格外好奇。据说全球的首脑都要学习这门语言，召开全球性会议，讨论经济、贸易、气候，以及那些跟人类共同命运有关的重大话题时，就使用世界语。这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表达，试图打破英语霸权，在全球化的平等性上实现突破。
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联合策展项目“胡晓媛： 沙 径”展览现场，西岸美术馆（Alessandro Wang/图）
“这套语言的发明者是一个波兰人，他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想法，认为应该有一种简单且易学的语言，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快速掌握，用它交流，这套语言在全球通行、没有障碍。迄今为止，世界上无论是多种族地区还是少种族地区，无论是多人数种族地区还是少人数种族地区，它的语言都是在一个自然系统内，随着时间进程，缓慢发展起来的。哪怕少数族裔没有文字，只有口传的语言系统，这个语言依然是一个在复杂使用场景里面自然形成的东西。而世界语完全是一个人造速成的理念，从它建立的初衷，就是一个非常乌托邦的想法。”
站在今天的座标回望1990年代，会清晰地看见那正是“全球化”的起点，这种潮流后来被更加形象地表达为“地球村”、“地球是平的”。世界语迎合了这种渴望，成为一时风气之先，在胡晓媛的记忆里，当时很多人热衷于学习这门全新的语言，因为它代表着未来。
她想在自己的影像作品里使用这套乌托邦语言，用世界语吟诵自己写的诗，它可能不被理解，但又恰恰怀着最大化地被所有人群理解的意愿。她到处买书，上网查资料，试图自学世界语，最后发现这套由欧语系人发明的语言，对于东亚人来说发音还是太难了。“我想找专业人士帮助，最后查到一个‘中华世界语协会’，你猜它在什么地方？你就可以想象世界语在今天的一个整体状况——它在一个革命圣地：枣庄。”
她联系了枣庄的中华世界语协会，问他们在北京是否有分支机构，对方沉吟半晌，说：估计你只能联系一下外文局试试。胡晓媛到了外文局，在外文局办公室三楼找到了一家名为《信使》的杂志社。这是一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资刊行的多语种杂志，一年只出4期，有葡语系、英语系、德语系和世界语系，杂志不厚，印刷精美，知者寥寥。“几乎没有任何实用功能地存在着。”
杂志主编否定了这一点。“掌握世界语的人肯定没有那么多，但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少。”他对胡晓媛说。理由是他们的系统APP里有一个功能，类似手机里的“摇一摇”，能快速找到你周围的世界语注册用户。有一次，他出于好奇摇了一下，发现最近的一个世界语使用者离他只有500米，就在他对面的大楼里，他们甚至为此约了一杯咖啡，两个人所共同掌握的那门隐秘的语言，仿佛就是接头暗号。
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联合策展项目“胡晓媛： 沙 径”展览现场，西岸美术馆（Alessandro Wang/图）
胡晓媛常常能够感受到语言的局限性，她去看病，跟医生说自己肚子疼，医生会反问她，你到底是哪一种疼痛？是钝痛？刺痛？锐痛？还是反跳痛？是咕噜咕噜地痛？还是咝咝的痛？胡晓媛就会想半天，试图把自己真实的痛感，归类到医生给出的标签之中，这很难。疼痛难以用语言表达，即使努力描述，也不见得跟对方的理解吻合。个体的经验微小，却无法复制，人类在众多更宏大命题上的交流局限，其实都来源于个体和个体之间无法彻底通约，这是她许多创作的母题，是人类的自我之痛。
语言和文字都是基于“共性”建立起来的，而生命过程中很多体验是“个体性”的，用共性去描述个性，往往败下阵来。胡晓媛深感语言不够用，喜欢在展览中“生造词语”，比如“静置世”——描述人类社会在经历剧烈晃动之后沉渣泛起，接着又要在静默中渐次落下、重新归位的世纪——就是她捏造出来的词汇，用来拟态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
蜂巢王国的隐喻
一个低沉的女性声音，呢喃着世界语，影像屏幕上是翅翼微微抖动的蜜蜂，它们一生的劳作。胡晓媛曾在旅行中拍摄过农人吃蜜蜂幼虫的一个场面，进而对蜜蜂的族群关系产生兴趣，她央求养蜂人教她养蜂，“蜂农他不太能理解，我说我要拍摄方便，所以我要做一个蜂箱，白天的时候蜜蜂在蜜蜂箱里正常生活，等到我拍摄的时候，蜂箱要能取出来移到一个同等大小的透明箱里面，我才拍到它。他说肯定够呛，蜜蜂特别畏光，它的巢是非常暗的，如果很亮的话，它会认为巢不安全，它就要离巢走掉。我问他有什么办法，最后他说其实也不是没办法，但只有不好的养蜂人才会那么干。”
好的养蜂人逐花而行，就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样，他们开着车，在野外追着花季跑。不能离城市太近，农药太多，蜂会死得很快。要找那种野僻多花的山脚下，在不停的移动迁徙中去养蜂，蜂自然采花授粉，酿成花蜜。而那些“不好的养蜂人”，用最廉价的养殖办法，他们不让蜜蜂采蜜，不是以花养蜜，而是以蜜养蜜。把现成的蜂蜜稀释兑水，喂养蜜蜂，然后一天两次让蜜蜂产蜜。为了不让蜜蜂逃逸，他们把蜜蜂局限在一个很小的空间范围内，把蜂王囚禁在王笼里面。
蜜蜂族群类似母系社会，所以“蜂王”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蜂后”，“王笼”是她的宫殿。“王笼的笼格之间有一个0.7厘米的间距，一般的中华蜂，工蜂身体肯定小于0.7厘米，但是蜂王更大，它就钻不出网格。只要你能控制住蜂王，蜂王只要在，蜂群就不会离巢。除非蜂王不行了，比如说不再生育了，或者是蜂王太老了，要死了。蜂王身上的蜂王信息素其实是一种激素性物质，它能够控制蜂群，当激素分泌量不够了，才会导致蜂巢离散。”
工蜂的生命时长有季节性，夏季最暖和、花期最旺盛的时候，工蜂可以活2-3个月，冬季前后的工蜂则可以活3-4个月。蜜蜂很爱干净，一旦有蜂死在蜂巢里，尸体很快就会被其他工蜂搬出去清理掉，整个蜂群形成了一套异常高效的处理死亡的流程。在整个蜂巢里边，寿命最长的是蜂王，能活2-3年，并且能一直生育，生出大约10个世代来，那些忙忙碌碌供奉她的工蜂，都是她的子孙。
蜂农教胡晓媛用王笼囚禁住蜂王，挂在蜂脾上，蜂脾像密密麻麻的篦子，布满六角形的小巢穴，那就是工蜂们的集体宿舍。蜂王就是族群首相，她用集权的方式征服她的子民，收缴它们的劳动储蓄，让它们心甘情愿地奉献，一个严密的蜜蜂社会的逻辑结构便成型了。如果蜂王老迈，濒临死亡，它身上的蜂王信息素不再分泌，蜜蜂就会马上离巢逃跑。这时养蜂人就必须及时通过“介王”确定下一个管控者，在同族蜂群中寻找一只新的蜂王过来，让它进入王笼。几天以后，如果一巢工蜂里面，有工蜂开始给新王喂饭，没让新王饿死，就说明继位成功，蜂群就可以逐步接受新的统治者了。这时才可以比较安全地慢慢把新王放出王笼，否则它可能会被成群愤怒的工蜂咬死。
《石疑｜再见，永恒 六》（局部），2022年，138cmx88cmx230cm
刚开始养蜂的时候，胡晓媛穿上了严密的防护服，从头到脚遮了个严实，但还是被蜜蜂钻进裤缝，蜇出十几个其痛无比的大包。丧失了安全感的蜜蜂，攻击性是很强的。蜂巢的任何震动都会让它们陷入恐慌。喂养和拍摄了一段时间之后，蜂群渐渐习惯了她的存在，微距镜头怼到蜂巢上拍都没事，甚至脱掉防护服，蜜蜂也不再攻击她。“可能我身上的气味和它们的分泌物之间有关联性了，它们认我了。”
《 天上一日 二》（局部），2021年，31cmx20cmx123cm
直至我们全部消耗在自然里
很多人都说，胡晓媛这几年变化很大，当了妈妈之后，她似乎变得更加松弛和柔软。她不再是以前那个剃着光头、衣服上织满了问号、眼神疏离的酷女孩，她现在一头长发，不施粉黛，讲起儿子的小名，就不由得笑起来。仇小飞也是如此，他画面的温度变了。孩子有时候会在爸爸的抽象画上指认着，把其中一团命名为好怪兽，而另一团是坏怪兽。
《 沙径 二》，2022年，20cmx10cmx3.5cm
“现在变化很大，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人很酷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对自我的过度保护，她要让所有人觉得自己不好惹，想在这个世界上给自己圈出一个最安全的范围来，然后她也没有武器，就不断伸出双手在自己身边画圈，警告别人不要靠近这个范围，这是我的区域，然后就很累。但实际上不用这样，我就站在这里，不用去维护，你安全的空间和范围其实反而变大了。”生命的痛感也许无法消逝，但她在三十岁左右跌入低谷的时候已经想明白了，她要与那种不安握手言和。
孩子给了她认知世界的更多角度。有一段时间，儿子对母乳不耐受，出现排便隐血，医生说是蛋白质过敏，她把泵出来的母乳冻在冰箱里，总想着等孩子过敏结束还可以给他补养。没想到在冰箱里一冻就是五年多，再看到它们时让人愕然，这种生物属性的产物，让她重新反思人身上的动物成分。意识到她的孩子不会再接受哺乳之后，她把这些乳汁化冻，熬制成了奶酪。“然后在我旅行的过程中，我就用它们去跟自然发生关联。”
《 石疑｜再见，永恒 七》，2022年，112cmx120cmx77cm
她在荒野上徒步，拿自己的乳酪喂虫子，在爬高黎贡山的时候，她看见候鸟留下的空巢，第二年它们也许还会回来，她就把一点点很软的奶酪放入巢中。人类向自然生灵索取了那么多产物，她用自己的肉身产物归还了一点，直到最后把它们全部消耗在自然里。
《 通幽处无 一》（局部），2022年，300cmx85cmx165cm
“人跟自然界之间有一种很矛盾的关系，既有你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利互惠的部分，又有很多人跟自然互相啃噬的部分，旅行回来的途中，从高黎贡山往靠腾冲境内飞机场的路上，很大一片山体，全部被发电装置覆盖，搭满了密密麻麻的装备，基本上把山都占完了，你看到那个图景就会完全感受那种既共生、又互逆互噬的一个关系。”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蒯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