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伊始，遵义道桥银行贷款展期20年事件迅速占据各大财经媒体首页，投资人也高度紧张，因为展期20年是任何个人投资者都无法接受的，毕竟在这之前是问所未闻的。
2022年1月28日国务院下达《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简称“国发〔2022〕2号文”，其中有条明确提出：“允许贵州省融资平台公司对符合条件的存量隐性债务，与金融机构协商采取适当的展期、债务重组等方式维持资金周转。”这个文件为遵义道桥的超长期银行贷款展期提供了政策支持；后续在2022年11月的财政部114号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拓展。
要客观、冷静的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先大致回顾一下2010年至今，国家对地方债务、城投债务管控的一些主要的政策。
2010年国发19号文：核心是加强地方融资平台管理，理清融资平台债务，正式开启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管控之路。
2014年-2017年：防控的重点思路是控增量、化存量，对地方政府债务做甄别，对显性和隐性债务做梳理，然后做债务置换。
2018年-2020年：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在限定的时间内化解区域隐性债务，行成“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思路；
2021年以来：进一步严格管控，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做严格监管措施，银行贷款、债券、非标等，进一步防止新增隐性地方政府债务。
我们不难发现政策的大致初衷是：搞清楚地方政府债务及地方政府平台债务的具体情况，严格控制增量，确保存量债务在一个相对稳定且可循环的量上。
要搞清楚这个初衷，我们可能需要思考几个问题：
1、政府为什么要严格管控地方债务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
我们可能对2013-2015年民间借贷和2014-2018年P2P行业的结局还记忆犹新，他们都是因为行业缺乏强有力的监管，导致市场无序扩张，鱼龙混杂，任何人和机构都可以进去掺和一下，结局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样子，所以中央严控地方债务的初衷就是为了让整体风险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且稳定可循环的量上。
因为不管控、无序扩张，当某天债务规模大到连国家都控制不住的局面的时候，最后一定会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后买单的一定是大家。
2、为什么地方债和地方政府平台债出现大面积暴雷，会出现系统性风险？
大家都知道90年代分税制改革的时候，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是不对等的，所以就成立了地方政府平台，来替地方政府解决资金的问题，那个时候地方政府平台的投、融资行为代表的就是地方政府，所以他们两者的信用是可以划等号的，另外我们国家的体制也决定了地方政府信用和中央政府信用也是划等号的，这么多年下来，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投资人都理所当然的理解：中央政府信用=地方政府信用=地方政府平台信用（中央政府正在试图打破这点）。
所以，如果政府平台实质性违约，结果就是从下至上的信用体系崩塌， 后面的结局一定会是系统性金融风险。
近几年我们明显感受到中央政府想要将地方政府信用和地方政府平台信用区分开，企业是企业，政府是政府，但是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啊，多去查几家核心政府平台的账务你就会发现，政府平台在财务上和地方政府的往来款非常多，而且应收账款中，大部分都来至于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如果在财务上和应收款上没办法彻底和地方政府撇清关系，那么短时间内地方政府平台很难和地方政府划清界限。
只要上面的问题没办法彻底解决，那么政府平台信用、地方政府信用、中央政府信用，以上三者在短时间内是没办法彻底区分开的，所以任何一个主体出现实质性债务违约，结果都是核弹级别的。
只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现在中央政府在逐步引导符合条件的政府平台公司开始市场化转型，转型后的政府平台就是普通国企了，这个时候你的经营、融资都是市场化的，政府是不会掺和的，那么这部分国企的信用就算是和政府信用区分开了。
未来我们可能会慢慢看到更多的符合条件的政府平台市场化转型，每个地方可能就保留2-3家，因为中央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如果我们没办法一刀切，那么就逐步的把政府平台慢慢的梳理出来，符合条件的就踢出去走市场化路线，剩余的保留合理的家数就好，所以未来在政府平台项目的筛选上，一定要注意甄别备选项目涉及的平台是否已经市场化。
3、 “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问题又应该如何看待？
这个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14年的43号文，后面在2018-2020年也有被提及。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现行体制下，中央、地方、城投三者之间的信用尚未彻底划清的情况下，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地方经济数据，不考虑后果的负债做各种投资，当地方政府债务兜不住的时候，中央是不是要出面解决？
中央肯定不认同这样的模式，各个省都这样搞的话，那国家的债务一定会毫无限制的疯狂增长下去，最后一定会到国家都兜不住的地步，所以必须打破这种想法。
以后地方别想靠疯狂的负债投资来拉动GDP了，搞出问题了就想着我中央一兜到底，这是不可行的，你们自己也要承担起责任，别幻想只管疯狂借钱不还钱这等好事儿。这样地方政府和地方领导们才会有所顾忌，才会在债务的增长上量力而行。
到此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中央的良苦用心，严控的初衷就是为了可持续。
任何领域，只要对负债以放任不管的态度对待，那一定会出问题，而和国家信用挂钩的领域，就必须更加严控；所以和政府平台有直接关系的地方政府更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也应该承担主要的压力，让地方知道万一出了问题，地方政府及领导也是要担责的，只有这样地方才可以量力而行，地方的债务总量才可以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一切才可以持续。
至于最近有些媒体提到的政府及平台的绝对债务量很大，中央及地方的债务是52万亿，城投是56万亿，加起来过百万亿了，该怎么还啊？当然也有网友也调侃，是不是应该先考虑下自己房贷怎么还，日子怎么过的问题，再去关心国家大事。
不管是央企、国企、民企，只要是负债经营的企业，其负债率基本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因为我们很少能看到一个企业，当某笔债务到期后直接还款后就再也不融资了，绝大部分企业的债务基本到期还款后，都会以各种用款的项目或原因申请新的贷款，这样这些企业的负债率就一直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那么这里就涉及一个续贷的问题，能否获得金融机构稳定授信，其实是一家企业能长久稳定经营的核心因素之一，在我们国内，在获得金融机构稳定授信上，央企、政府平台、国企这三大类是不是有先天优势？所以上面提到的地方债务怎么还的问题，可能有点带节奏跑偏了。
另外如果我们搞清楚了这些债务的实际操盘的人是谁，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更清晰一点了，除非所有的政策都失效，都无法执行，那么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担忧，但在我们这个稳定的体制下，去质疑政策的执行力问题，是不是想多了？之前看到一句话觉得很有道理：“在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政府的干预能力”，我想这里也应该适用。
回到文章最开始，我们提到的遵义道桥银行贷款超长期展期的问题；
遵义道桥的化债方案大致是：银行贷款展期20年、公开债券刚兑、涉及个人债务部分的信托、资管、契约、定融等协商处置。
我们知道政府平台（城投）的债务构成，大致是银行贷款占比60%，公私募债券30%，非标及个人占比10%（有多家券商投行的研究数据得出）。
现有的政策环境下，大部分的银行贷款基本无条件续贷，无意外的话债券还是继续发，那么债券的刚兑也无外乎就是先还后发，需要及时解决的，其实就是剩余的约10%个人部分的债务。
这里面又分：信托、资管、契约等金融机构的，定融是对个人的直接融资，需要及时解决的绝对金额量已经不大了。
所以遵义道桥，应该是给了一个化债的范本和试点：通过保公开债刚兑来维护城投系统信用的基本底线，这点就说明政府平台出现实质性违约的可能性暂时没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债务无条件展期，为对个人部分的债务处置赢得时间和空间；所以很多客户担忧的实质违约问题，短时间内可能还比较难出现。
资管新规打破刚兑以来，躺赢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式，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找到风险和收益能成正比的资产，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政府平台（城投）不具备中、短期实质性违约的客观条件，那么其收益和风险系数大概率是固定收益领域很能成正比的。
那么2023年政府平台融资的项目还能投吗？
实质打破刚兑后，我们看到资金池信托、房地产信托、工商企业融资信托、其他同模式同类底层资产的资管计划和契约基金在出现风险事件后，都需要市场化处置，部分可能还需要投资人去各种维权，打官司，可能是一个双输和身心俱疲的结局，而且具体需要等多久你才能拿回你的本息，拿回多少本息，可能很少有机构或个人能给一个肯定的答复，同时机构出的各种还款方案大概率都是一改再改，各种执行不了，核心原因就是在于这部分资产出问题的话，一定是市场化处置，凡是要走市场化处置资产的路线，那么后面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那么管理人就更不会给出肯定的答复。
我们再看看政信城投类业务，主要涉及暴雷的就是贵州等贫困区，政府平台在出现资金紧张后，很难出现金融机构集中瓜分资产的局面，基本都是地方政府参与协调金融机构授信，协调发债等，可能民营企业很难享受这种待遇，而且贵州的政府平台违约后，很少看到是要通过处置金融产品涉及的抵质押资产来退出的，这就说明了政府平台项目是非市场化的，非市场化的好处就在于，他不需要按照市场的原则来处置和兑付；遵义就给了很好的例证，金融机构的直接展期，个人部分的尽快解决。
而目前政信产品出现的最坏的案例，基本就是贵州的延期，延期后部分产品提高收益支付给客户，尚未有某个政府平台发公告提及走破产程序，那么还就是一个时间问题；而目前融资环境相对稳定的经济发达区的政府平台，基本都还是良性循环，到期的还本付息都比较准时，部分还提前支付本、息。
所以横向对比类固收的各种理财资产：政府平台（城投）这部分资产是当下风险系数和收益最能成正比的资产，别无二选。
2023年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政府平台项目？
1、首先是区域的选择：经济发达区、金融环境稳定、政府债务管控合理的区域作为首选，部分融资频繁、资金紧张、重度依赖定融的区域应规避。
2、平台的选择：首选辖区核心的一级政府平台，同时应该严格区分真正的城投平台，回避已市场化经营的平台及普通国企；
3、平台指标的筛选：发债及银行授信稳定，信用评级稳定，信托等金融机构授信稳定，同时关注过去三年与政府的往来款情况，应收账款构成中地方政府应付的占比情况，在区域的城投中排名情况，中短期债务到期情况等；
通过以上的方式，尽量筛选到同期在发产品中，竞争力最强的那几家政府平台，心里会更加踏实，至于更加具体的投资方案，可能要因每笔资金的风险偏好，投资预期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