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铁浩：隋代文学南北融合的观念与历史

隋代的南北一统（杨守敬编《历代舆地图·隋地理志图》，清宣统元年刊本）

南北文学融合论，确立于《隋书·文学传序》，即所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北史·文苑传序》全本其语。钱锺书云：“《隋书》成于率土一统之世，无南无北，遂作大公一视之论，不偏不颇；顾称北以‘理胜’，即谓北之文逊，言外微旨，无可讳饰。”又云：“盖南北朝文同风合流，北士自觉与南人相形见绌，不耻降心取下，循辙追踪；初非夷然勿屑，分途别出。”田晓菲亦曾指出，南/北、文/质的二元对立，并非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是出于隋唐统一之后北人的文化建构，他们以此对立削弱了南士自视为文化正统的特权，同时消解了自身粗野荒蛮的一面。这两种见解，或以为并不存在南北文风的对立，或以为此对立出于唐初史臣的建构，都是对《隋书·文学传序》南北文学融合论的否定。

隋代开皇九年（589）始统一南北，传统上以之为北朝，现代又多以隋唐为一个历史单元。其过渡性亦影响到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著作，大体以隋代文学列入或附于北朝；下半叶迄今的文学史著作，则多以隋唐为一体。前期多强调隋代文学的北朝传统，后逐渐注意南风北渐带来的齐梁因素，进而又在一统视野下兼论南北地域文人，这一变化折射出南北融合逐渐成为隋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称隋唐制度出魏齐、梁陈、魏周三源，然论南北文学者，每视北朝文学为囫囵一体，鲜有措意于山东、关陇的东西之别。事实上，杨隋一朝，东西文学的对峙与融合，始终是极其重要的政治和文化问题，而且此问题往往以南北文学论的形式体现出来。粗读《隋书·文学传》中的文人传记，会发现它大体是遵循着北周—北齐—陈的地域之序排列的：刘臻、王頍为自周入隋者，崔儦、诸葛颍、孙万寿、王贞为自齐入隋者，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为自陈入隋者，杜正玄、常得志、尹式、刘善经、祖君彦、孔德绍、刘斌诸人则年辈较晚，似皆隋代始入仕者。编纂《隋书》的史臣，多出自北齐旧地，《文学传》中的南北文学论，不仅见出北人对文化正统的争夺，亦折射出南北朝隋唐之际文学中的东西关系。由此，可以据《隋书·文学传》人物为中心，旁及当时各区域的重要文人，从北周—北齐—陈三国鼎立的地域渊源出发，而不仅是从唐代形成的南朝—北朝的对立出发，通过对隋代文人仕宦、地域流动、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历史考察，我们对隋代文学中的南北融合问题会获得新的认识。

 《隋书·文学传》中的刘臻、王頍，乃自周入隋者，然追索其家世及仕宦，二人本为梁人，梁亡入北，后始辗转仕隋。《文学传》既以地域编排文人传记，而竟无纯粹的周人，可见在唐初史臣看来，周人是没有文学可言的。当然，此所谓“文”指狭义之文，是与“笔”相对的“有韵者文”的文，也是与“质”相对的“文胜质则史”的文。

据《周书》《隋书》等史传，自梁入周、隋的士人有何妥、元善、庾季才、乐运、明克让、裴政、王頍、刘行本、颜之仪、萧大圜、萧圆肃、萧吉、萧该、鲍宏、姚僧垣、姚最、刘臻、沈重等，其中刘臻、沈重入周前曾仕后梁政权；此外，自后梁直接入隋者除皇帝萧詧一支宗室之外，文士有柳䛒、柳庄。梁代文人在江陵陷落之后被迫流寓北方，在北周麟趾殿、露门学、通道观等文馆中以文学侍臣寄身；入隋之后，由于隋文帝不悦学术，这一文学群体逐渐边缘化，开皇元年（581）病卒的庾信，已经预示了关陇梁人在隋代风流云散的命运。《隋书·文学传》选择刘臻、王頍二人作传，他们的仕宦轨迹正可窥见自梁入周、隋者的依附地位。刘臻，入周为露门学士，隋时“皇太子勇引为学士，甚亵狎之”，然因不能调护而为治书侍御史刘行本所斥，称“卿等正解读书耳”。因其卒于开皇十八年（598），未及太子勇被废之难。王頍，梁将王僧辩之子，周武帝引为露门学士，开皇间授汉王谅府咨议参军，谅举兵反，頍自杀。读刘臻《河边枯树诗》，中云“奇树临芳渚，半死若龙门。疾风摧劲叶，沙岸毁盘根”，何尝不是隋代梁人群体的命运写照呢？

周人在文学上的成绩，大体得自庾信、王褒等入北梁人的影响，论文学有以周、隋并称者，如“恶周、隋之骈衍而罪徐、庾”，所谓“周”指的正是以庾信为代表的南朝文风。由于麟趾殿、露门学等学术机构皆设于北周宫城之中，真正受到影响的北人，主要是北周宗室及朝臣子弟，南朝文风在关陇的传播事实上是颇为有限的。麟趾学士本为控御和安置南人而设，其中北人可知者仅有杨宽、韦孝宽、元伟、薛琰四人；露门学相当于国子学，其中文学博士、博士多由北人与南人兼之，露门学士多南人，学生则多为北朝大臣子弟，皇子亦可在此受教。《隋书·文学传》言江左文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不免夸大其词，史料所见周人而受南朝文风影响者，主要是宇文氏宗室。据《周书·王褒庾信传》，宇文泰之子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赵王宇文招、滕王宇文逌等皆为齐梁之风的追随者，《隋书·经籍志》著录北周人文集凡八种，除庾信、王褒等自南入北者之外，北人只有明帝、赵王、滕王，三人皆宗庾信体，可见周人之能文者主要在宗室。北周宗室效法南朝文风的习气，亦延及一些功臣子孙，譬如杨坚虽不喜文学，然太子杨勇曾令魏澹“注《庾信集》”，晋王杨广“属文，为庾信体”，都是源于北周宗室的影响。

邓之诚摄《隋文帝故里》（民国中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跳出《隋书·文学传》，而以严可均、逯钦立所辑诗文为范围，整体考察入隋周人的文学创作活动，更可见出诗、赋、骈文等以韵见胜的文学形式，在此群体中（除却杨隋皇室）是甚为索寞的。赋仅知于宣敏《述志赋》一篇，却无只字流传；诗歌仅有史万岁、牛弘、贺若弼、于仲文、杨素、崔仲方、弘执恭等所作三十余首，而杨素之作过半。其他诸家存诗较多者，崔仲方曾“奉和周赵王”，弘执恭曾“和平凉公观赵郡王妓”，皆学庾信宫体，但其影响甚微。至于骈文，北周虽然有庾信这样自南入北的骈文大家，但入隋周人并未有能力继承其传统。在文章诸体中，入隋周人所作最常见者，为上呈朝廷的表、奏、疏、上书，还有参与雅乐、律历等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学术辩论留下的议。

入隋周人少有纯粹的“文”，所作多为实用的公文书，这与他们入隋后多据要津有关。中央政府层面，以尚书省为例，现在可考的隋代令仆丞郎之中，周人是八座尚书的主体；地方政府层面，周人基本上皆在州刺史一层，控制着地方行政的最高权力，而且流动性强。可以说，文书行政构成了他们文化活动的主体。由于北周是以府兵制为核心建立的军事化政权，本土几乎没有什么学术文化可言，而杨隋政权既然以关陇集团为核心构建政治中枢，必然要继承“周人无文”的遗产，文学上的表现只是其一隅而已。

这种文化精神，自然地体现在杨隋的文化政策上。卢思道《劳生论》称隋文帝“真人御宇，斫雕为朴”，《隋书·文学传序》藉其语以论文学，曰：“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文学上的“斫雕为朴”，只是杨隋政权立国宗旨的一部分。隋文帝在经济上崇俭而戒奢，在文化上尚质而轻文，二者之目的不仅在于加强中央集权，而且是战争动员的需要。陈朝作为其敌国，奢靡而尚文艺，杨隋欲统一南北，自然不能为其所同化，而且要以异质文化来确立自身，赢得战争的合法性。开皇八年（588）伐陈诏言陈朝君臣“宝衣玉食，穷奢极侈，淫声乐饮，俾昼作夜”，而隋文帝则是“居处服玩，务存节俭”，“太常散乐并放为百姓，禁杂乐百戏”；陈后主“礼乐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艺，广辟四门”，而隋文帝则是“不悦诗书，废除学校”；陈朝承江左旧习，贵臣崇文学而不习吏事，“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隋文帝则混同儒吏，“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令史百倍于前”；陈后主“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隋文帝则“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南北统一特别是炀帝即位之后，南方文化有一定的复苏，但由于制度惯性，很难改变官僚集团以北人为主的格局，在政策层面南方文化仍然是受压制的。

文学方面对南朝的抵制，集中体现在李谔上书之中。平陈之前，治书侍御史李谔希旨上书，批评南方文学对“傲诞”“缘情”“词赋”的崇尚，称其形式上“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内容上“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而提倡以“惩劝”“风教”为本的文学。过去学者习惯认为此论上承西魏苏绰以《大诰》改革文体，下启唐代古文家之先声，事实上，李谔上书具有文字狱的性质，是“周人无文”在文化政策上的反映。李谔虽来自北齐，但齐亡后即投靠杨坚，成为隋朝的佐命功臣，在文化政策层面自然附和关陇集团。从战争动员角度来讲，这篇上书某种意义上可谓对陈朝的檄文，因为“江左齐梁”之文弊在其地最盛。然而从现实斗争来讲，当时批判针对的直接对象却是旧齐文人。在东西统一之后的北方，追摹齐梁文风者，在关陇主要是杨隋诸王，在山东主要是“未行风教”的“外州远县”长官，前者李谔不当议及，而后者正是开皇初“攘外”之前“安内”的重点对象。李谔虽从齐人群体脱身而出，在政治上转投关陇集团，但在文学上却仍然保留了旧齐的风气，这也正是此文以骈俪来反骈俪的原因。

“周人无文”的论断有两个反证，一是杨素，一是牛弘，他们可谓入隋周人中文化上最有业绩者。然细绎其诗其文，却可发现他们并非关陇文化所造就，而是源于河朔或河西文学传统的影响。杨素不学庾信宫体，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曰：“越公诗清远有气格，规摹西晋，不意武夫凶人，有此雅调。”如其《山斋独坐赠薛内史》二首其二，陈评曰“其源亦出于谢宣城，稍有静气”，《赠薛播州十四章》其四陈评曰“‘植林’二句，调古似晋人”，其九陈评曰“后四句有古意”。可见杨素诗主要继承魏晋传统，同时融合南朝永明体之风。前者并非源自关陇文化的熏陶，而是源于河朔及洛阳一带文化的影响；后者亦不是攀援杨广之后与江左文士交往的结果，而是与旧齐文人如薛道衡等文学趣味同气相求的反映。至于牛弘，可谓隋代礼乐文化制度建设第一人，其文多论学之作，举凡经籍、祭祀、舆服、音乐、刑律等无不议及。他是安定鹑觚人，或称“天水牛弘”，陈寅恪曾特别指出河西文化在北朝文化中的地位，且择录牛弘事迹“以阐明魏晋以降中国西北隅即河陇区域在文化学术史上所具之特殊性质”，观牛弘论学诸文，知其确乎源自西凉保存的汉魏旧传统。

杨素墓志（据王其祎、周晓薇编著《隋代墓志铭汇考》）

文人流动是南北融合的现实基础。其中，梁朝灭亡引起的南人入北齐发挥了重要作用。梁朝士人流入北齐政权之后，齐人也开始学习南朝文学的表现技巧，南方文风在北方的存在，进而促进了北方文风的自我形塑和认同。《北齐书·文苑传》载十四人，颜之推、荀仲举、萧悫等八人皆自南入北者。其中萧悫工于诗咏，有“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之句，颜之推爱其萧散，言“颍川荀仲举、琅邪诸葛汉，亦以为尔。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颜氏与荀仲举、诸葛颍（字汉）皆南人，故知赏萧悫诗风，而北人卢思道对南方文风的“不惬”反而折射出他对北方文风的认同。齐人邢邵在《萧仁祖集序》中称“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当时北人标榜“江北”来和“江南”文风相抗，正表明“江南”来到北方刺激了“江北”文风的形成。可以说，《隋书·文学传》“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认知，从梁人入北开始，便在邢邵、卢思道等齐人心中萌芽了。齐人学习南朝，并在批评南朝中逐渐探寻北朝的文学特质，由此，南北文学观念的融合亦逐渐在齐地展开。

齐地以邺城、洛阳为中心，远溯汉魏尤其是建安文学传统，近承北魏后期的文学成果；同时效法齐梁文人研究声韵，以求诗歌创作之新变，如李概作《修续音韵决疑》《音谱》，阳休之、杜台卿皆有《韵略》，后来入隋的齐人刘善经更有《四声指归》之作，保留了沈约、刘滔、王斌等大量齐梁声病遗说, 可谓隋代以前声韵病犯说集大成的著述。永明声律的北传，促进了齐人诗艺的提升，同时促进了他们对北方固有传统的认识，进而以此来批评南朝之绮靡。相较而言，北周虽有庾信、王褒带来的南朝因子，但只有少数宗室亦步亦趋地习作宫体，而以武人勋贵为核心的关陇集团，并无兴趣和能力据此来革新文学。由于北周无文，所追溯的只能是宗周传统，主张回到六经，南朝新文学在此便不易接榫再生。在北周吞并北齐之后，齐人入周、隋政权，朝廷以“惩劝”“风教”来否定“江左齐梁”，表面上是南北文学冲突问题，实则与关陇集团对山东地区的控驭有关。齐地开启的南北文学观念的融合，由此迎来了东西政治对立的挑战。

《隋书·文学传》所载自齐入隋者有崔儦、诸葛颍、孙万寿、王贞四人。崔儦出身清河崔氏，为北朝高门，恃才地而忽世人，曾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诸葛颍本为南人，梁亡仕齐，入隋后为杨广亲幸，先入晋王府，后迁著作郎，存诗多为奉和杨广之作。孙万寿为信都武强人，曾先后任滕穆王杨瓒、齐王杨暕王府文学。王贞为梁郡陈留人，炀帝时曾入齐王杨暕府。除了崔儦之外，其他三人皆有南方王府经历，文学旨趣近于入隋之陈人。《隋书·文学传》编纂之时，南朝宫体犹盛，史臣以诸人入传实不足怪，然其文学风尚及成就远不足以尽齐人，未能彰显齐人之业绩。但是，《文学传》均叙及诸人“归乡里”的经历，如崔儦“齐亡，归乡里，仕郡为功曹，州补主簿”，诸葛颍“周武平齐，不得调，杜门不出者十馀年”；又云诸人皆兼通经史诸子，如孙万寿“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经，略通大义，兼博涉子史”，王贞“善《毛诗》《礼记》《左氏传》《周易》，诸子百家，无不毕览”。这两个特征在入隋齐人中是颇为普遍的，前者可谓“地方化”，后者可谓“学问化”，而后者又与前者相关，二者共同促进了北方文学观念的形成，是理解隋代南北文学的重要背景。

所谓“地方化”，主要是就齐人仕宦及学术文化的环境而言，可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与魏齐时期士人逐渐向邺城、洛阳聚集的趋向不同，周隋之际的齐人多有归乡里的经历。北齐灭亡后，北周和隋政权都有强行征齐人入关的诏命，《文馆词林》即载有《隋文帝令山东卅四州刺史举人勅》，对此有选择合作者，有被迫征调而入仕者，亦有因齐亡、尉迟迥之乱、隋文帝废乡官等永绝于仕途者。二是与周人多居官僚集团上层且频繁流动不同，齐人在隋代多任职州县僚佐，根植乡里社会，其中不乏大儒，所任不少还是吏职，即使任职秘书省者亦多为吏职。齐人多弃职归乡里，以教授著述为业，折射出隋代以儒为吏的士林生态，以及儒学地方化的学术生态。下文据此分别谈谈“地方化”与南北文学观念融合的关系。

《文馆词林》卷六九一《隋文帝令山东卅四州刺史举人勅一首》（《古逸丛书》本）

其一，周隋之际齐人被迫或主动回归乡里，促成其融合齐梁声调的诗赋创作转而向汉魏传统回归。旧齐文士有回归或滞留乡里经历者甚多，正史所记者即有李士谦、崔廓、薛道衡、郎茂、卢思道、辛德源、李仲举、裴矩、孙万寿、王劭、诸葛颍、杜台卿、崔儦、房彦谦、马光等。其中长于文学者，多受南风影响。南方文学在河朔地区流行，始于北魏末永明声律的北传，北齐后期开文林馆，其风尤盛。这些新风和洛阳、邺下固有的汉魏传统融合，使得北齐文学展现出独特品格。入周、隋之后齐人回归乡里，加上诏令明确反对南方文风，使得汉魏传统进一步回归。如卢思道，作为才地兼美的河北大族，对北方乡里社会的认同，使其颇有熔南铸北之志，能很好地将齐梁新声与汉魏古意融为一体，若其《从军行》《听鸣蝉篇》皆然，归乡时所作《劳生论》更是嬉笑怒骂、生气淋漓，以《答客难》《解嘲》的设论之体，“兼《广绝交论》与《晋纪总论》之命意”，为北方文学树立了典范。即便那些完全模仿南调的乐府丽辞，音韵上也不失魏晋旧音，如《采莲曲》曰“曲浦戏妖姬，轻盈不自持。擎荷爱圆水，折藕弄长丝。珮动裙风入，妆销粉汗滋。菱歌惜不唱，须待暝归时”，卢氏所用韵脚“姬持丝滋时”继承的仍是魏晋时期脂、之分部的用法，所用皆之韵而无一脂韵，非如齐梁时期以脂、之合用不分。

文学批评方面，深入思考北方乡里社会并影响及南北文学批评者，是梁亡仕齐二十年又出仕周、隋的颜之推。颜氏辗转南北，阅尽兴亡，不再对奢靡浮华的南朝城市士族生活有所眷恋，而是对之展开冷峻的反思和批判。基于南方城市文明与北方乡里社会的比较，颜氏在《文章》篇集中表达了融汇南北古今的文学观。他继承《文心雕龙》的宗经主张，认为文章原出五经，但北朝严峻的政治现实和朴野的文学风气，使颜氏坚信文人无行，他罗列自屈原至谢朓等历代文人的祸患，将文章“标举兴会，发引性灵”的缘情特征视为祸乱之源。但他对南朝绮靡文风的批评，并未完全走向对文章的否定，而是主张“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不限古今，亦不限南北，表现了颜氏学者化的文学态度。从其创作实践来看，其诗风颇有汉魏古意，文章上亦能突破南朝骈文唯重声韵敷陈、比物连类的藩篱，回归汉魏成为其折中南北之后的选择。在徐庾体盛行的时代，北方生活经验为颜之推打开了一条复古以求新之路。

其二，以儒为吏的用人策略导致儒生和文士大量回归乡里，造成了学术的地方化；在旧齐之地独立发展的儒学和文学，既保留了本土的汉魏传统，又尊周、孔，以儒学批评南朝文风，后世“文以载道”的观念由此萌芽。在关陇集团控制政治和文化权力的隋代，旧齐文士多任吏职，无论是在州县还是在中央秘书省皆然，刘炫、刘焯、王通等大儒都有这样的经历。首先看地方州（郡）县。周人任职地方者基本上都在州刺史一级，呈水平分布，流动性强；而齐人出仕地方者，则呈垂直分布，稳定性强，州县中各级官职几乎都有担任。其中州（郡）书佐、州（郡）从事、下县尉、县正、县功曹等皆为不入流品的吏职，在旧齐儒生和文士中，州（郡）书佐有仲孝俊、王通、祖君彦等，州（郡）从事有刘焯、刘炫等，下县尉有王贞等，县正有杜正藏等，县功曹有刘焯等。其次看中央秘书省。在隋代中央三省之中，齐人少有居高位者，在尚书六部者大多不过侍郎而已，而秘书省为著述机构，因此多安置旧齐文士，尤其是文帝时期。这些文士多仕于秘书省著作曹，参与国史修撰。刘炫曾“奉敕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刘焯“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兼参议律历”，王孝籍“召入秘书，助王劭修国史”，李文博“后直秘书内省，典校坟籍”，侯白“高祖闻其名，召与语，甚悦之，令于秘书修国史”。这些自齐仕隋秘书省的文士，其具体官职史传皆未记载，很可能是流外官。隋代秘书省之流外官，有《隋书·百官志》不载的秘书令史、书令史；又有秘书录事，虽见于《百官志》，但有职而无品，当属流内吏职。由于身处吏职，无廪食，且需为政府供纳赋役，这些文士常陷于衣食乏绝的困境之中。因此，他们在任吏职之后，往往有归隐乡里的经历，不少还曾以教授著述为业。如刘炫因伪造书百余卷，“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以教授为务”。刘焯，“于是优游乡里，专以教授著述为务，孜孜不倦”。王通，“十八举本州秀才，射策高第。十九除蜀州司户，辞不就列。大业伊始，君子道消，达人远观，潜机独晓，步烟岭，卧云溪”。这就造成了隋代学术的地方化倾向。

左图：隋刘炫《孝经述议》残卷（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室町时代抄本）右图：隋李文博《治道集》残卷（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P.3722）

文学批评方面，以地方化的儒学来批评南朝文风的是生于齐地的王通。《中说·事君篇》曰：“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天地篇》对李百药论诗“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默然不应，《述史篇》贺薛道衡自知“文章可谓淫溺”之过，皆可见其持守。王通对一统天下的隋文帝少有异辞，但对据南方崛起的隋炀帝则不吝批评，因此，他对南朝文风的批评，不仅沿袭北齐旧地的汉魏传统，亦向关陇集团的文化政策靠拢，既近于颜之推以文德论文，又近于李谔以风格论文，以三纲五常的儒家之道作为批评的手段，讲学于乡里而竟与官方观念暗合。不过，王通虽“宪章虞、夏”，并未完全“糠粃魏、晋”，而是折中于齐、周两地之文化观念，以涤除南朝文风。王通称美汉代“七制之主”，以扬雄、张衡为“古之振奇人”，以曹植“可谓达理者”，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皆是其推尊汉魏处。王通不堪吏职而讲学于民间，其以六经之文来矫正江左绮靡之风的立场，强化了北方文化认同，成为唐初批评南朝宫体的重要思想资源，甚至成为后世“文以载道”说的源头。

《隋书·文学传》列有传记的陈人凡四位，即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他们都曾是晋王杨广江都（扬州）集团的文人，潘徽为扬州博士，其他三人为晋王府学士；至开皇十九年（599）杨广由江都离任入朝，他们又随之赴京，大多任职于秘书省。从藩邸到秘书，滞留江南十年之后才迁徙京洛，杨广嗣位使他们成为隋代南方文人的主体，继之其影响又波及北方，促进了南方文学在隋代的复苏。

这样的职官迁转，反映了多数旧陈文人入隋后的命运轨迹。陈亡之后，他们多自陈朝诸王府转投隋太子东宫或诸王藩邸。尤其是晋王杨广，自平陈之后常年任扬州总管，驻于江都，颇喜接纳江左文士，其王府文士最多。这些文士在陈时大多有公府或诸省职事官的职任，入隋后多以文学侍臣见赏。杨广即位之后，他们多随之迁转至秘书省，仍然以学术文化为业。秘书著作，南朝时本为甲族起家之选，至隋代已少有门阀参与，而多为文人学士，当时能居此职者大多凭文学为炀帝知赏。在秘书省的官职中，有所谓秘书学士，不见于职官书，史料中所见者多为陈人，且皆为大业中入仕者，如陆德明、曹宪、虞绰、顾彪、朱子奢、鲁世达、江漼、褚晖等，疑为炀帝为安置陈人而专设的使职，彰示了皇帝与其之间的“信—任型君臣关系”，而文学正是联系君臣彼此的纽带。秘书学士与东宫或王府学士一样，均无定员、无定品，但却颇受炀帝恩遇。依据赖瑞和的定义，“举凡没有官品的实职官位，都是使职”，秘书学士正符合此特征，属于典型的文学侍臣。随着南北一统，隋代文化有一个南学北渐的历程，正是由于这层特殊的君臣关系，陈人才得以在此历程中发挥其主体力量。

旧陈王府文人作为宫体诗创作的主要群体，在南方诸藩王尤其是炀帝的庇护下，几乎完整地进入北方京洛。因此，从宫体诗的历史发展而言，梁陈宫体诗进而延续至隋朝，而形成陈隋宫体。后世倡导古文而批评宫体者，除“齐梁”之外渐有“陈隋”之说，如韩愈《荐士》曰：“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欧阳修《集古录》云：“南北文章至于陈、隋，其弊极矣。”又云：“余屡叹文章至陈、隋不胜其弊。”《新唐书·文艺传》：“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明胡应麟《诗薮》更将齐、梁、陈、隋视为一体，以隋为南朝诗学的延续：“齐、梁、陈、隋，世所厌薄。”又：“齐、梁、陈、隋五言古，唐律诗之未成者。”因此古人论六朝诗文，一般是包含杨隋在内的。

宫体诗自陈至隋的延续性，正与陈朝文人入隋后文化活动的延续性相应。以晋王府为例，通过对旧陈文人从藩邸到秘书省迁转的考察，可以看到南方宫体在隋代文学版图中的地位及其变化。开皇元年杨广被立为晋王，镇晋阳，辅佐者大都是关陇勋贵。陈亡后，开皇十年（590）杨广出任扬州总管，直至开皇十九年由江都离任入朝，镇守江都凡十年。江都时期的晋王府，大量吸纳旧陈王府的文士，成为南方文人文学活动的重要场所，其中的旧陈文人，任晋王府学士者有王胄、王眘、虞世南、虞绰、庾自直、徐仪等，任扬州博士者有潘徽。除了潘徽未任晋王府学士之外，其他诸人仕宦迁转的轨迹几乎完全相同：从陈朝东宫或王府转入江都的晋王府，俟杨广入京，又转入秘书省为官。陈亡之后，这些文士在江南滞留十年，在北方打压南方文风的环境之下，由于杨广对南方文学的喜好，他们得以继续南方的创作传统，学术文化活动亦保留着南方的特色。从开皇十年到十九年间，以江都晋王府为中心的旧陈文人，形成了一个宫体文学沙龙性质的南方文学集团，独立于隋文帝政权的文化钳制之外，像旧齐文人那样主动或被动的南北文学融合，在南朝旧地大体是不存在的。随着杨广入京，这一宫体文学沙龙并未被拆散，其核心成员几乎原封不动地迁移至秘书省任职，在京洛保留了南朝宫体文学的特质。由于炀帝的优容，秘书省的旧陈文人仍延续着南方文学精神，以文学侍臣厕身新朝官僚集团。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摹本隋炀帝画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首先，来看旧陈文士入隋后在图书抄撰上的贡献及其南方特征。征辟学士从事抄撰活动兴起于南朝，北方抄撰体制的形成，得益于战争造成的南人入北。炀帝文学集团自南入北，又一次带来了北方抄撰活动的兴盛，大业间“增秘书省官百二十员，并以学士补之”，当即缘于图书抄撰之需。在隋代的图书抄撰活动中，陈人表现最为活跃，以著述促进了南方文化的北传。图书抄撰在晋王时期最突出的成果是《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卷，杨广引潘徽为扬州博士，令与诸儒撰之，此书可谓南方礼学的集大成者，传入北方后逐渐取代了隋初牛弘等以北朝礼学为本位而撰定的《五礼》。炀帝即位后，图书抄撰更趋兴盛，均可见出南方文化的强势地位。如地理书《隋区宇图志》，为了反映一统华夷的功业，纂修者兼用周、齐、陈人，但炀帝倚重的仍是陈人，《隋书·隐逸传》称齐人崔赜“受诏与诸儒撰《区宇图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许善心衍为六百卷”。究其原因，或由于北人对南方的排斥令炀帝不满，据《大业拾遗记》记载，《区宇图志》及《丹阳郡风俗》等新成，炀帝见书中“以吴人为东夷，度越礼义”，宣敕责之，称“及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又“敕追秘书学士十八人修十郡志”，所用学士即多为陈人。又如类书《长洲玉镜》。大业初，秘书学士虞绰“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馀部”，三人皆陈人，其书乃本梁代《华林遍略》而成，更可见其南朝渊源。虞世南又有《北堂书钞》，与南学的关系也是非常清楚的。礼书、地理书、类书之外，文集的抄录也可见出陈人的私心。《隋书·经籍志》著录陈人文集凡二十六家，周人文集八家，齐人文集三家，当然有陈人文集繁盛的客观原因，但陈人作为秘书省文士的主体，抄录文集时是否对北人尤其是齐人文集视而不见，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据史传中的齐人传记，有文集传世者不在少数，何以官修书目没有著录呢？

其次，来看这些文士的应制诗。大业初，炀帝自东都还京师，赐天下大酺，因为五言诗，王胄、虞世基、庾自直皆有唱和，《隋书·王胄传》载王胄之作，且云：“帝览而善之，因谓侍臣曰：‘气高致远，归之于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继和。”炀帝是旧陈文人集团的领袖，其政治势力亦是在南方培植起来的，即位后多次巡游江都，往来于京洛与扬州之间，这些旧陈文人亦得以从游，自诸人应诏诗中，可见其南方文化认同。又如虞世南奉和炀帝诸诗，多用典实，风格密丽繁缛，相比入唐之后有意抵制南朝绮靡之习而倡言诗教，隋朝时期的虞世南仍是南朝的裔子。

以上考察说明，入隋陈人在好著述、喜文学的炀帝的庇护之下，将南方学风和文风绵延至隋代的北方，没有遇到齐人那样的挫折。但是齐人植根于乡里社会进而实现南北融合的道路，却是陈人未曾经历的。这使隋代的南方文风具有了脆弱的寄生性，它并未彻底改变文化政策上南方受到压制的现实。在来自北周、北齐、陈三国的文人之中，陈人是最为无力的一群。陈人可谓最纯粹的文人，但正因如此，他们多短于世务，乏治剧之才，难以跻身新朝的统治核心，只能依附北人，在南冠之思的哀吟中表达对故国的眷恋。陈朝最有代表性的文人江总，于开皇九年陈亡后入隋，拜上开府，同年即致仕南归，五年后卒于江都。作为陈后主的狎客文人，其子江溢、江漼仕隋，而他则以自我放逐的方式归老故国，其隋时所作《秋日游昆明池诗》《遇长安使寄裴尚书诗》《南还寻草市宅诗》《别袁昌州诗》《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诗》等诗，无不是对故国的挽歌与恋歌。这样的表达，成为后来入隋陈人诗中常见的情感基调。

陈人的文学势力延续至唐初，武德年间秘书省多承隋旧制，陈人在文化活动中仍居重要地位。但随着唐太宗对炀帝政治、文学的否定，对于江左文体之浮华，一面习染已久，一面渐有抑斥之心，如何以隋为鉴，成为确保政权稳定的首要问题，绮靡的南朝文学又一次走到了政治的对立面。贞观十年（636）五代史成，太宗批评“隋炀帝志在隐恶，虽曰好学，招集天下学士，全不礼待，竟不能修得历代一史”，虽有意掩其善，然指出炀帝招纳学士重文而轻史却是事实。陈人在隋修断代史者，唯有许善心、姚察，许氏于陈末使隋而羁留北方，所著《梁书》成于大业间；姚氏陈亡即入长安，所著《梁书》《陈书》直至贞观间才由其子思廉续成。二人皆非炀帝文学集团成员，他们能以史为职志，恪守儒行，固然有家学传承，其仕宦轨迹与前述诸人不同亦非无关。姚察撰史，多用散文单行，不尚骈俪，清人赵翼称“古文自姚察始”。溯其缘由，盖因其陈亡即入长安，当时隋文帝打击江左文风正力，梁、陈二书又是奉敕而作，姚察只能顺时应势而已。在入隋陈人中，姚察是独立于风气之外的。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清乾隆六十年刊本）

南北朝隋唐之际文学的“南北融合”，一般被理解为南北文风的双向融合，《隋书·文学传序》“各去两短，合其两长”之论便是如此。然而，从上文对隋代不同地域文人仕宦、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历史考察来看，所谓“南北融合”主要发生在北方尤其是齐地文人之中，是单向投合而非双向的融合。因此，有必要对观念上的“南北融合”与历史中的“南北融合”作出区分：《文学传序》所言乃观念上的，以齐人为中心者则为历史现实中发生的。二者有无关联？编纂《隋书》的史臣多为齐人，观念上双向的“南北融合”是否基于历史中单向的“南北融合”？

在“江左”“河朔”一节经典论述之前，《隋书·文学传序》并述南北文学发展曰：

在史臣笔下，江左与河朔的文风呈现出“对立且并行”的图景。然而，细观其所举南北文人诸例，史臣叙述中不经意间抹煞了一个重要因素——时间差，而正是这样的抹煞，使得南北文风的“对立且并行”得以成立。试看史臣对南北时代的叙述：南朝是“永明天监之际”，北朝是“太和天保之间”，北魏孝文帝太和时期（477—499）和南齐永明时期（483—493）大体相当，但北齐文宣帝天保时期（550—559）和梁武帝天监时期（502—519）却相去悬远，这样的“时间差”有没有什么深意呢？再看史臣对南北文人的叙述：南朝是江淹、沈约、任昉，北朝是温子升、邢邵、魏收，前者的创作活动主要在永明前后，或延续至天监时期，而后者的创作活动则几乎都在东魏北齐时期，孝文帝太和时期还没有出现足以和南方抗衡的文人。将南北文人放在时代中来比较，北朝代表性文人的崛起，比南朝大约要迟五十年。如此来看，将南北文风以“并行”的口吻来叙述，显然是有意提升了北朝的地位。

事实上，不仅南北文风不“并行”，而且亦不“对立”，因为北朝文学基本上是在对南朝文学的学习中走向成熟的。北方常年的战争导致了文化的停滞，经学、史学、文学继承的仍是汉魏西晋的旧传统，在南朝崇尚“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风气之下，北朝一旦有发展文化之机，便只能在南方开拓的新变道路上前行。某种意义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南朝文风和北朝文风，二者的差异，只是新变与停滞的差异而已。可以说，北朝文学是在模仿南朝文学中获得新生的，二者并不构成“对立”的文风，所谓文、质之别是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

史臣笔下看似与南朝文人对立的北朝文人，如温子升、邢邵、魏收，生活于江淹、沈约、任昉之后约五十年，正是南朝文学的忠实模仿者。《北齐书·魏收传》所载魏收、邢邵取法南朝任昉、沈约的轶事最为有名，《颜氏家训》亦称“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讌，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这个人们熟悉的例子，有一点往往被忽略，便是南北文学发展的“时间差”问题。邢邵、魏收等在北齐天保时期，学习的却是五十年前南朝永明时期的文学，这是山东地区北朝文人对南朝文学的接受情形，不过它被唐初史臣以南北文风“对立且并行”的叙述给遮蔽了。

关中地区对南朝文学的接受起始略晚，学习对象亦有所变化。《隋书·文学传序》对此有明确揭示：

显然，这次在北方发生影响的南朝文学不再是以永明体为代表的齐梁文学，而是以萧纲、萧绎、庾信、徐陵为代表的梁末宫体。由于江陵覆灭的历史巨变，庾信等萧梁文士被羁留关中，北方学习南方的“时间差”仍然存在，却被大大压缩了。为了突出北方对南方的制衡，史臣放大了宫体的“淫放”“轻险”特征，且特别强调隋文帝、炀帝在裁制宫体上的成就。事实上，隋文帝的“斫雕为朴”更大意义在于以文字狱的形式反对一切文学文化，而不是以北方文学精神来抵制南方文学精神；隋炀帝的“非轻侧之论”更多出于取悦文帝以求夺得储位这一政治方面的考虑，亦不是另有一种合乎典制的北方文学传统，毕竟隋炀帝的创作表现出来的主流仍是梁陈宫体之风。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确知，“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这种将南北文风“对立且并行”的认识，出于有意抹煞“时间差”以提升北朝地位的文学观念。影响后世甚深的文风上的“南北融合”，所谓“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的审美理想，即是这一观念的自然发展。编修《隋书》纪传的史臣，主要有魏徵、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除了许敬宗为陈亡入隋者之外，他人皆来自北齐旧地，他们要为北方文化争正统地位，尤其要确立旧齐在融合南朝文化上的贡献，因此，对“永明体”和“宫体”这两种南朝文学形态采取扬前而抑后的态度，便是可以理解的了。据唐初史家看来，南朝文学之长，不在周人所取法和陈人所继承的“宫体”，而在齐人所取法的“永明体”，即所谓“宫商发越”；折中其短者，即所谓“词义贞刚”，其势力不在关陇，而在河朔。换言之，唐初史家的南北文学融合论，是建立在旧齐文化本位基础之上的。前引田晓菲说，指出北人以文/质的二元对立削弱了南人自视为文化正统的特权，需要补充的是，以此二元对立建构北方文化身份的正是齐人。在关陇、山东、江左三地从隔阂到融合的历史情境中，探索隋代文学的北齐渊源，当有助于重估“南北融合”这一看似没有疑问的文学观念。

《隋书》卷七六《文学传》（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十四行本）

《隋书·文学传》对南北文学的描述，对现代学者叙述中古文学史影响深远。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更以文质对应南北，通论历代文学。刘氏或受西方地理环境论影响，故将《文学传》所论南北朝之南北推扩放大。本文则尝试将抽象的“江左”“河朔”具化缩小，从周、齐、陈三国鼎立的地域渊源入手，自职官制度、文人流动、诗文创作、文学批评等方面综合考察隋代文学，还原“南北融合”论背后的文学史进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大体可以看到这一历史脉络：首先，周人灭齐，杨坚继而篡位，关陇贵族获得统治北方的权力。这一军事化集团反对南方文学，不仅是平陈前战争动员的需要，也是压制山东士族的政治现实所促成。其次，齐人入周、隋之后，大多难以进入政治中枢，甚至多任吏职，不少士人选择归旧齐乡里，造成了学术和文学的地方化。在朝廷打击绮靡浮华的压力下，齐人在反思江左文风的同时，或回归汉魏传统，或以道统与政统相抗，藉此探寻北方文学特质，展开了南北文学的曲折融合。再者，陈朝文人在故国灭亡之后，在晋王杨广的庇护下，滞留南方十年方赴北方京洛，从藩邸到秘书省，成为不少陈人的仕宦之路。作为炀帝的文学侍臣，他们一方面促进了南方文风的北传，一方面又具有寄生于皇权的特质，江左的浮华在北方延续，而没有机会像齐人那样寻求更新。因此，在初唐时期齐人在文化上崛起之后，他们便通过修史来为北方文化争正统，掩盖北方效法南方文学的历史，以南北文学“清绮”“贞刚”的二元对立及“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的文学追求，确立旧齐在融合南北上的贡献。《隋书·文学传》中的“南北融合”论，如果要说是唐人建构起来的，这一建构亦非出于一时，而是经过了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进程。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