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达州火车站欢迎标语惹争议？
除夕将至，在外务工的朋友纷纷踏上归程，多地挂上了欢迎标语，希望温暖游子归乡路。只是，在四川达州火车站，“欢迎农民工回家”的标语却因措辞不当引发争议——1月19日，有人发布视频指出，该标语有歧视农民工之嫌，应将其改为“欢迎老乡回家“。
随后，当地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回应媒体称，四川省有针对农民工的“春风化雨”行动，这种宣传标语是想表达对农民工的重视，没有不好的含义，他们回家很不容易，有困难的也会去接他们回家。
“农民工”称谓有无褒贬之意？
其实，“农民工”本是个中性名词，并无褒贬之意，还有着确切的法律定义——《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农民工，是指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务的农村居民。”
再者，从实际来看，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四川日报》数据显示，当地农民工常年保持在2500万人左右，占全国农民工总量近1/10。所以当地极为重视对农民工的服务保障，不仅采取多项措施畅通农民工的回乡通道，还出台了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的多项举措。考虑到种种因素，达州为表对农民工的重视，专门拟定欢迎他们返乡的标语并无不妥。
称谓本身没有错，慰藉在外务工朋友的心意也没有错，效果却不尽人意，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笔者认为，当地政府错的是忽略了老百姓读标语时候的感受。试想，在外打拼了一年的务工人员，好不容易盼到了回家过年，踏上家乡土地，一入眼却是冷冰冰的“农民工”三个字，既不亲切也不温暖，归途的劳顿和对家乡的思念不仅没得到慰藉，反而有一种在异乡被他人审视的疏离感，让人心生不适，最终让暖心标语变得有些“扎心”。
再往深里想，工作人员拟定的标语不仅仅是称谓出了问题，更是将进出火车站的非农民工群体排除于欢迎范围之外——火车站人群熙攘，来往观者身份多元、职业各异，同是返程回乡，这部分人出了火车站却只能看到对别人的“欢迎”，难免心凉。这样看来，一句标语，可能把归家的游子冒犯了个遍，真可谓得不偿失。
对此，当地政府部门也不必感到委屈，毕竟，返乡标语是给老百姓看的，老百姓最有资格评价标语的好坏。一个好的标语，一定是贴近老百姓的话语体系，“说人话”、合时宜、接地气，能唤起观者的情感共鸣，能说到大家的心坎儿里。
目前，春运仍在进行，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当地不妨及时调整标语的部分表述，在遣词造句上再花点心思，比如有网友提出来，“欢迎老乡回家”“欢迎在外游子返乡”，就都不错。同时，相关部门也可以此为鉴，今后拟定标语时当慎之又慎，防止再次好心办坏事儿，让百姓心凉。
莫让善意被曲解
事情发展至此，也不禁让人深思，“农民工”什么时候变成歧视用语了？之前，一则“人大代表倡导媒体宣传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的新闻也曾引起网友热议。但是，作为一个客观概念，“农民工”本身并无歧视意味，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本身都只是一个职业称呼，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不存在情感色彩，更不是对某一群体的恶意贬低。农民不是贬义词，工人不是贬义词，农民工更不是贬义词。所以，没必要对标语用词进行过度解读，“欢迎农民工回家”更多的是美好的春节祝愿与善意。
“过度解读”的背后是善意的消耗。飞速发展的科技与网络扩展了人们的表达渠道，在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过度解读”“网络审判”等恶意行为的出现带来了机会，使得事情偏离了真相和原本的发展轨道，从而产生了不良影响。
本是想表达对农民工的重视，并没有不好的含义，善意的举动却受到超出事实的想象与认定，如何不让释放善意者沮丧与失望？久而久之，下一次还会有美好的祝愿吗？社会还会有善意的存在吗？过度解读不仅会对释放善意者造成伤害与阴影，而且更是让社会的善意被消耗，甚至是消失，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信任也或将失去，最终损害的绝不只是某个人，而是整个社会。
“过度解读”更是违背了自身善意的初衷。相信大多数网民都是出于善意，出于责任而提出疑问，或许达州火车站的标语用词的确存在不妥，但远远还没有达到“歧视”的地步，理智地提醒工作人员修改才是应有之举，而不是过度解读之后，用过激的言论进行认定与审判，最终导致两败俱伤。这样的结局令人痛心，也与自身善意的初衷相悖。
科技的发展与民众理性的增长，应该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少一些过度解读，多一次为善意点赞；少一些个人情绪的宣泄，多一些冷静理智地分析；少一些自以为是的想象，多一些真诚与包容。莫让他人善意在过度解读中消耗殆尽，也莫让自身善意在过度解读后被人误解。
“农民工”称呼存废话题此前曾引热议
2021年9月，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的建议，深圳市人社局答复称，“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标中央主要媒体报道，我市虽不能要求本地媒体不使用‘农民工’表述，但也将结合深圳实际，引导新闻媒体多使用‘来深建设者’表述，并指导督促本地媒体加大对来深建设者宣传力度。”
深圳市人社局还解释称，“经核查，目前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主要媒体在报道中对‘农民工’群体仍然使用‘农民工’表述。2019年12月4日国务院第73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也采纳了‘农民工’表述。
各方观点
给“农民工”改名，不如保障权益
放到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农民工就是一个人口流动时代造就的名词，它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务工，这部分人已经形成了既不再是纯粹农民、又不像正式工人那般稳定的职业特点。因此，使用“农民工”的称呼也是对这种特点的概括，让人一听就明白。
农民也好、工人也好，本身只是一个职业身份，它并没有高下之分，也没有感情色彩。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农民工”这个称呼就有歧视色彩呢？其实这是一种善意的误会。农民工呈现给大众的印象，多是工作环境较差、待遇较低、相关权益缺乏或保障不到位，比如前些年较为突出的“讨薪”问题。
这种客观环境里呈现出的现象，逐渐让人对这一群体有了主观上的同情，会下意识地产生“他们的劳动难道不是贡献”“为什么做着同样的工作，却不被称为工人”等发自善良本心的质疑。基于这种对比，人们就会觉得“农民工”这个群体，本身脱离了完全的农业劳作、又享受不到工人的职业化待遇，是不公平的。
但正因如此，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农民工这个称呼好不好听，而是农民工的权益有没有得到保障。职业形象主要还是从职业待遇、职业权利来体现的，而不是一个称呼。
只有让农民工各方面的待遇和权利得到保障，那些歧视才会自行消失。事实上，近年来，官方一直在使用“农民工”这一称呼，针对农民工的相关权益保障，也一直在不断建立和完善之中。
如2006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体制性障碍”；2011年，文化部等部门联合发文提出“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文化权益”；2020年5月1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正式实施，明确保障农民工按时足额获得工资。
几十年来，无数农民从乡村走进城市，成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建设者和参与者，投入到了一个宏大的时代工程。对“农民工”这个过渡性的职业身份，他们本应该感到自豪，我们也应该为他们感到骄傲，只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让“农民工”挺直腰杆，不能只靠改变表述
长期以来，提起“农民工”，城市居民常常联想到文化程度较低、从事脏、累、危险工作且待遇低下的农村劳动者。这些刻板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针对特定群体的身份歧视，也不利于这些走出农村的劳动者真正融入城市。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人员的贡献有目共睹，为进城务工人员正名，消除针对这一群体的歧视，理应成为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
人大代表基于反歧视的考虑，提出弃用“农民工”表述的倡议，出发点是好的。不过，追根溯源，“农民工”本是中性词，进城务工人员遭受歧视的根本原因，是一些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误解，而非“农民工”这个名字。单纯不使用“农民工”的表述，恐怕很难起到良好的纠偏效果。
“农民工”的概念，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和演变的，常见于有关该群体的政策规章、法律文件以及学术研究中。在社会上，确实有人把“农民工”当作贬义词使用。但是，在更多场合下，“农民工”都被当作一个正常概念，有着稳定而清晰的指代含义，骤然停用“农民工”一词或代之以其他词汇，可能给社会正常的语言文字交流带来混乱和困惑。
为进城务工人员发声的宣传措施，同样可以起到反对歧视、纠正错误观念、提升进城务工人员职业地位的作用，使他们在工作中收获成就感和自豪感。
在致力于为进城务工人员打破语言、观念层面上的歧视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他们的利益诉求，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为他们消除不公。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住的怎么样？如何保障他们随迁子女的教育权益？如何开展培训工作，从而提升其职业技能素质？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合理的回答。只有在这些环节多做工作，才能帮助他们获得实质上的平等，让他们分享到城市发展的红利。
待遇跟上了，叫不叫“农民工”又何妨？
将“农民工”等同于歧视性语言，并不客观。将“农民工”这个词条从目前的话语体系中除名，则既无必要，也不太可能。
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农民工”这一称呼以及所代表的群体，在现实语境中确有被轻视甚至被歧视的一面。人大代表希望在公共语境中消除这种轻视和歧视，让进城务工人员获得尊严，这个愿望是良善的，值得重视。地方政府部门在回应中积极呼应这个愿望，显现了良好的互动性。
但应该看到，作为一个客观陈述进城务工人员特征的概念，本身并无歧视意味。无论是最初的提出概念，还是今天的正常使用，都没有刻意贬低这一群体的恶意。而经历了数十年的观念和内涵演变，农民工也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价值观和形象。农民工群体中的优秀代表，频频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评价体系中登上荣耀位置、受到各种表彰，就是一例明证。
类似的争议早已有之，但要将“农民工”这个词条从目前的话语体系中“除名”，则既无必要，也不太可能。
称谓上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要消解这一差别，不在于改变一个名称。根本之道，在于让这一群体获得更好的待遇，消弭与普通市民之间的待遇差异，从而“倒逼”部分偏见者改变既有的观念和态度。
改变“农民工”称谓真有那么重要吗？
一个基本的规律是，随着某个行业人群在产业链中的位阶提升，都必然会带来相应的修辞学进化。在“工人”这一大集合下，后续衍生出“上班族”“白领”“蓝领”“工薪族”“职员”等一系列颇为讲究的“子概念”。同理，作为一类特殊的工人，农民工也完全应该有时新的、得体的主体表述。只不过，相比于白领、工薪阶层，农民工们表达的意愿、能力和声量较弱，故而迟迟无法形成属于自己的语言谱系而已。
叫什么一点都不重要，叫什么又极其重要。近些年来，农民工职业待遇、薪酬保障等不断提升，这些肉眼可见的进步，远比“农民工”等名头重要得多；但诚如“需求层次理论”所揭示的，在实现了温饱、安全等基本需求之后，个体必然会转而寻求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高阶需求。就此而言，给“农民工”群体重新设计一个价值系统、标识系统，又显得至关重要。
这不只是一个“虚名”的问题，而是体现着现代社会对于劳动的认同与敬意，而是关系着这一基础行业能否成为有竞争力的就业选项、能否吸引更多年轻人愿意入行。
“农民工”称谓到底从何而来？
“农民工”的概念，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和演变的，一般学界认为，“农民工”一词最早见于《社会学通讯》（中国社科院编）1984年第1期张雨林教授的《县属镇中的“农民工”》一文。1983年间，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率队去苏南农村作小城镇调研，张雨林教授调研后写出《县属镇的“农民工”》一文，引述了当地人关于“农民工”的称谓。
2006年3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这是农民工现象涌起后，国务院第一次以“农民工”为主题、寻求一揽子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文件。中国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在就《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答记者问时表示，采用“农民工”称谓，是经过反复研讨斟酌、听取多方面意见后确定的。一是采用农民工称谓，既能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民，也能包括异地或就地转移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二是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三是这一称谓已经约定俗成，比较准确，比较贴切；四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文件中都使用过农民工称谓，也有依据。绝大多数同志和专家都赞成文件继续用农民工称谓，认为对农民工歧视与否，不在于使用什么样的称谓，关键在于实行什么样的经济社会政策。
2008年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成立，立即组建农民工工作司作为内设机构，各省、市、自治区建立相应工作机构。至此，由“正名”而甄选出的农民工称谓已为社会接纳，也为千家万户所知晓，农民工各项工作尤其是劳动工资权益维护等逐渐步入正轨。
（综合来源：极目新闻、红网、光明日报、中青评论、成都商报、北京头条客户端）
本期编辑：甘皙 程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