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李希霍芬的德国地质学家与实业家，在中国考察了多年后，于清同治九年（1870）六月致上海总商会主席米琪的信中写道：
在欧洲的进口货尚未侵入之前，是有几亿的人从凤台县（晋城）取得铁的供应的。
当时，山西是我国手工制铁业最发达的省份，而山西手工制铁业中最发达者当属泽州。《山西制铁史》载，晋城县有方炉470余座，炒炉62座，条炉248座，锅货炉（铸炉）150座，铧炉（制铧）13座，碎货炉（制各种日用器具）1500座。以南村、东沟、周村、西沟等西南部镇、村为例，光绪大饥荒以后，县令陈继三在回忆清中期地方的状况时说：“昔也，铁冶遍于西南，岁入白金数十万”,“万金之家遍于各里，夙称巨富者十余户”（光绪《凤台县续志》)。不仅晋城县，整个泽州地区的手工制铁业都很发达。高平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有铁矿炉150-160座，民国四年（1915）虽然下降到62座，但产量仍然保持在15000吨。阳城手工制铁业也是相当发达。同治十三年（1874）修《阳城县志》载：“近县二十余里山皆出矿。设炉锻造，冶人甚伙。又有铸为器者，外贩不绝。”据《中国实业志》记载，民国十八年（1929)，阳城有货炉166个，年产1499万斤。就连陵川、沁水冶炼生产也比较兴盛。《陵川县志》载，抗日战争前，“仅平城、礼义两个地区，就有方炉24座，货炉8座，条炉38座．...．生产生铁280余吨”。《沁水县志》载，到抗日战争前，“尚有各种炉107座，工人683名”。
砥洎城用坩埚砌筑的城墙
晋城铁器的发展壮大和品牌形成
其实，李希霍芬还没有真正了解晋城铁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晋城就开始了铁业生产，到明代时，已成为中国铁业生产中心之一。20世纪50年代由中共山西省委调查研究室编写、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西省经济资料》载：“所谓煤铁之乡的山西，晋城是唯一的代表地区。采煤炼铁的历史最长……”
一个地方某种产业的兴盛总是有其特定原因的。据《国语▪晋语》记载，公元前513年，晋国发明用鼓风箱送风冶炼的冶铁技术，并将这一技术推广到了上党地区。晋城市属上党地区，历史上一直沿用这种技术炼铁。晋城县茶园村生产的风箱，在历史上久享盛名。汉朝时，晋城的采煤、冶铁已颇具规模，并且冶炼技术不断改进。据《隋书▪百官志》记载，北齐时，今阳城固隆乡白涧村设有冶铁局，为北齐七大冶炼局之一。隋代，朝廷在晋城设立了铸铁局，专管铸铁事宜。唐代时，除晋阳之外，蒲、潞、泽、云成为山西四大城市。晋城成为上党地区铁器交易中心。晋城的铁器品类众多，尤以锅鼎著名。晋城锅鼎与并州剪刀成为国内的知名产品，曾一度销往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晋城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到了宋代，晋城铁业又有发展。《读史方舆纪要》载，泽州大广冶是当时的一个重要产铁区。《泽州府志》载，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泽州，“其输市中州者，惟煤与铁日不绝于途”。仅冶炼课税就达30万两。冶铁以石炭为燃料，采用土高炉炼铁，能炼出“百炼钢”和“灌钢”。宋代冶炼业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民间矿冶业逐渐兴盛。从汉代设置“铁官”，直到唐代，官府冶铁业一直占主要地位。但到宋代，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民间冶铁业有了很大发展。政府对他们采取抽税的办法，一般税率为百分之二十，即所谓“二八抽分”(《宋会要辑稿》)。这对民间冶铁业发展是有利的。山西南部、东南部都是生铁的重要产区，也是宋朝铸造铁钱的重要基地，晋州、泽州都设有铁钱监。元代时设立河东提举司掌管河东路的八处铁冶，其一为益国冶，就在高平的王降村。在官营的同时，民间传统的手工业也出人意料地发展起来。
东周时期绳纹陶片
明代时期，晋城的冶铁业无论其规模、产量、技术，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成为当时中国冶铁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明洪武七年(1374)，在晋城设立益国冶，成为全国13个官营铁冶所之一。不过，当时由于元末战争的影响，国民经济还处于刚刚恢复阶段，加之官营管理不善，铁的产量并不高。益国冶当年所产仅10万斤。后来，明政府改变了管理体制，罢除了官冶所，鼓励民间冶铁，晋城的冶铁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起来。据《明英宗实录》卷329载，天顺五年（1461),陕西总兵官保定俟梁瑶奏疏称：“臣闻山西阳城县铁冶甚多，每年课铁不下五六十万斤。”按明代铁课为三十分取二，以此税率计算，则其年产生铁为750万斤至900万斤。这个数字相当于明初全省铁产量的七八倍。况且泽州的晋城、高平都是山西产铁大县，陵川、沁水也出产生铁。如果把各县铁产量加在一起，远不止这个数字。黄启臣在《明代山西冶铁业的发展》一文中写道：“仅此数字已经超过山西历史上任何朝代的水平了，而且名列世界前茅。”
随着生铁产量的增加，聪明的晋城人把目光盯在了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上，使各种铁器的生产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外销铁器的主要品种有各种型号的铁锅、对口、八印、铁钉以及火口、炉条、鞋钉、镰刀、铡刀、犁镜、犁铧等生产生活用品，品种繁多，名牌频现，形成了规模庞大、品种齐全、质量上乘的“晋城铁器”。
入清以后，晋城基本上不再出售生铁，而是以生产铁器为主。散布在城乡各地的货炉、铁铺，按照不同的技能和分工，各自生产某种铁器。如铁丝、铁钉、平锅、蒸锅、铁箍及各种生产生活用具。铁器制成后，由铁商南运至河南清化镇，尔后再转销至河南、山东、陕西、甘肃、两湖、江浙等地；北运至潞安府城镇，再转销京津、东北三省、陕甘宁、内蒙、新疆等地。清化和荫城是晋城铁器的两大重要集散地。尤其是清中期政策放宽之后，晋城的炼铁业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与明代以生铁和铁锅为主要产品的情况不同，清代晋城地区的铁制品种类繁多，并以民用铁器为主，铁货的品种增加到3000多种。铁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山东、直隶、河南、陕西等省都使用泽州铁器。如光绪《束鹿县志》载：“铁器……多由获鹿、山西泽州、潞州等外运来”。光绪《雩都县乡土志》载：“铁货，如铁钉、铁锁之类，除自制外，由山西泽州、潞州等府，水运至河口，由河口陆运至雩，每年共销六七万斤。”当时晋城是山西铁锅、刀剪、犁具等民用铁器的集中产地。晋城铁锅的特点是皮厚、底光、边沿齐整、不炸底、不黑饭、沙水漂亮、轻巧耐用，很受用户的欢迎。晋城铁器几乎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中。
坩埚及铁矿石
晋城手工制铁的独特优势
19世纪末，帝国主义用金钱和大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手工制铁业也受到强烈冲击。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晋城地区却独树一帜，除少数地方因铁矿资源枯竭受到影响外，多数地方的手工制铁业仍保持着蓬勃发展的势头。晋城铁成了山西铁的代名词。
不得不承认，晋城手工制铁业能够在外国资本冲击下生存下来，有着自己独特优势：
一是资源优势。晋城素称“煤铁之乡”，且覆盖浅，易开采，早在明代、晋城县铁矿石开采量就位居全省之首。阳城、高平、陵川都是山西铁矿石的重点产区。这就为发展制铁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技术优势。日本人伊泽公幸在《山西省的产业与贸易概况》中说：“南部的晋城一带，是铁矿非常丰富的地区，这里历来炼铁业兴盛。在西北一带地方所使用的铁，全都是由该地区供给的……该地区一带铁矿丰富，加上如已说过的那样燃料也很方便，并且该地区人民又拥有长年的炼铁经验，成为炼铁业勃兴的地区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日本当年满铁经济调查中心的科员，在研究晋城的炼铁业时，提到了“经验”问题。晋城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开始治炼，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经验积累，生产工艺不断改进，产品品种不断增多，技术、质量不断提高，对市场的适应度也越来越强。这是晋城手制铁业长盛不衰的要害所在。
三是成本优势。晋城炼铁，是用白煤（即无烟煤）炼铁，既减少了二次污染，又降低了生产成本。加之技术上的优势，产品成本远比其他地方的要低。许多地方都在研究白煤炼铁，但却一直没有成功，直到20世纪90年代，辽宁某地才试验成功，而晋城白煤炼铁已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同时，晋城古代一直有冶炼与铸造相结合的特点，生产的生铁基本上都用于铸造，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成本优势成为晋城冶炼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四是销售优势。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泽州商人驰骋元明清商界数百年，对晋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他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在长期的奔波中逐步建立起各自的销售网络。如果没有这些商人，晋城如此高产量的铁货，是无法走下太行山的。
李希霍芬在对中国手工制铁业进行长期考察后，不得不感叹地说，以晋城为代表的山西铁，“品质很高，若欧洲铁与土铁价格相等，中国人是愿意用山西熟铁而不用进口的欧洲铁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晋城的白煤炼铁，晋城的手工制铁业，顽强地抵抗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攻，为民族工业暂时留下了一席之地。进入20世纪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五金、金属制品像潮水一般涌入，中国的手工制铁业遭到了极大冲击。但是，晋城铁器仍以其独特的优势，占据看中国的西北市场。这在民族工业的发展史上，是多么悲壮的一幕。
来源：史志晋城
原标题：晋城铁器：绵延两千多年的民族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