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本文尝试正本清源，系统阐释人机传播的概念与学术地图，并将其与人际传播、大众传播、智能传播、具身传播、计算机中介传播、人工智能中介传播等概念进行区分。
自2016年“人机传播”开始被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简称“ICA”）承认以来，伴随着新一代信息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人机传播研究从小众领域迅速发展为今天的热门领域。以2022年为例，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但国内与之相关主题的新闻传播学会议不下10场。这一方面显示出学界和业界对人机传播领域的极大兴趣，另一方面提醒着对相关概念（以“智能传播”为最）进行厘清的必要性。因此，本文尝试正本清源，系统阐释人机传播的概念与学术地图。
历史与发展：
作为新兴传播学领域的人机传播
“人机传播”（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简称“HMC”）一词源于工程视角下的传播问题。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即传统的“老三论”）的影响下，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研究人员开始探讨计算机和其他技术使用过程中的传播问题。这些研究覆盖了工程、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工业设计、信息科学等多个学科和领域，共同推动了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简称“CSCW”）和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简称“HCI”）等跨学科领域的发展。[1]
早期的工程视角之下，技术问题往往被视为传播的缺失或者故障，因此研究者转向人类传播来寻求答案。然而，传播本身和传播概念并非研究的重点，技术使用便是传播的全部内容。1970年，梅多（C.T.Meadow）出版了一本名为《人机传播》的学术专著。他将人机传播定义为“以目标为导向的双向对话——旨在实现特定目标——并且双方共同提供一个必要的功能”[2]。这个定义侧重人与技术之间的接触，由人类用户发出指令或编写程序，在执行过程中与机器进行交互，接受来自机器的信息；这或多或少受到冷战时期美国军方大力发展大型军用技术思路的影响。这一技术主导的思路一直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才开始得到纠正，传播学家詹姆斯·凯瑞从传播视角将机器理论化为具有一定程度的代理，在交互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并利用自身资源处理和回应信息。这就与将技术作为工具的主流文化概念联系在了一起。[3]
与技术发展周期的起起伏伏一样，人机传播也在冷战中诸多技术转型或走入死胡同之后进入了蛰伏期，渐渐不再为人所提起。然而，大概自2006年开始，计算机的运行速度有了巨大提升，超快速芯片的到来，以及互联网上因社交媒体的流行而产生的大量数据，这些先决条件都使得多层神经网络算法得以实现。于是，AI在算力、算法和海量数据“三驾马车”的加持之下突飞猛进，在经历两次寒冬之后复苏，并被迅速运用到大家看得到的地方，比如文字创作、图像识别等。新闻生产是机器生成内容较早进入公众视野中的应用之一。
智能技术崛起的背景之下，与技术保持着天然紧密关系的人机传播也自然而然复苏，而这一次从传播学立场出发的人机传播较之前减少了技术比重，具有天然的人文社科属性。2016年夏天在日本福冈召开的ICA年会上，一小群志趣相投的学者组织了名为“与机器的交流：我们生活中正在崛起的数字交谈者”的后会，讨论进行了一整天，这是人机传播研究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天。随着感兴趣者逐渐增加，2019年，人机传播正式被ICA吸纳为兴趣小组，与其他诸如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等传统新闻传播学分支领域并列。至此，人机传播作为一个新兴的传播学领域，完成了其学术合法化的历程。
值得一提的是，人机传播这个称谓中并没有过多体现出机器的特征。如人机传播研究学者古兹曼所认为的那样，人与机器之间存在于起源、自治性、工具/工具使用者的状态、智能水平、情感能力，以及先天缺陷等几个根本的不同。[4]一味强调机器的某些特征（例如智能或拟人化），不过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体现。同时，人类对很多特征的认知是随着时间和技术发展而变化的。例如，我们曾经以为拟人化程度越高越好，但是伴随着“恐怖谷”理论的提出，人们开始意识到过于逼真的机器反而会让人厌恶和反感；然而，等到技术的发展跨过“恐怖谷”的谷底向着更为逼真的程度靠近的时候，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感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数字真实的认可。[5]又以智能为例，多年前人们认为很智能的机器（例如智能洗衣机）在今天看来已平平无奇。因此，尽管有意义的交流过程对双方的智能有一定的要求，但是人机传播并没有刻意强调机器的智能性。这种做法显然将人机传播的学术领地尽可能地扩大了。这也是为何今天很多人机传播都发生在人与AI驱动的智能机器之间，但是人机传播领域依然被称为“人机传播”而非“人-AI传播”的重要原因。
重合与分离：
人机传播与其他相关领域的比较
人机传播，顾名思义就是人与机器之间的传播。传统的传播过程中，信源和信宿均为人，人类成为传播过程中唯一的参与者。然而，当机器作为一种交流对象成为信源或者信宿，与人类进行信息传递时，其带来的改变是深远而具有革命性的。这些影响不仅在于对信源、信宿等传播元素的重新定义，更在于传播本身的改变。[6]
首先，人机传播的出现无疑增大了传播的版图。尽管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早期深受控制论、信息论等技术理论的影响，然而，在后来开山立派之时将传播局限在人类之间。传播学家施拉姆就明确表示:“当我们研究传播的时候，我们是在研究人类……为了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理解人是如何跟另外的人关联起来的。”[7]之前以传播范围由小到大划分成的几大领域：人际传播（两人之间的传播）、小群体传播（小范围内的多人传播）、组织传播（较大范围的多人传播）、大众传播（面向极大范围的传播），在当传播的一方变为机器时依然成立，这也使得传播的版图增倍。例如，一个用户与智能音箱的交流类似于人际传播；而一家人围着智能音箱聊天则类似于小群体传播。豆瓣小组中常常出现的版面机器人通常在小组内扮演着插科打诨、活跃气氛的角色，被众多用户视为“团宠”，这无疑类似于一个传统的组织传播现象。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的社交机器人（social bots）则担当起大众传播中信源的角色。
其次，人机传播对机器扮演的角色进行了重新界定。机器并非第一次出现在传播学的领域中，国际传播学界过去二十年中的显学之一“计算机中介传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简称“CMC”）就直接将机器（计算机）放入名称之中。计算机中介传播指的是任何通过计算机技术或者在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完成的人类传播行为。[8]从广义来说，计算机中介传播包含了符合人类传播范畴的计算机使用的各个方面，中文著作中更是称之为“网络传播”。然而CMC中机器仅扮演着中介/渠道的角色，而在HMC中机器则直接充当起信源或信宿之职，成为一个与人类在传播地位上相对平等的对话者。依据CMC的思路，更有西方研究者严格区分AI在传播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将某些依赖于AI技术的中介来完成的交流称为“AI中介传播”（AI-mediated communication）。[9]
而在国内，与人机传播最为接近的概念是智能传播。到目前为止，对智能传播这个概念未见一个准确且公认的定义。从文献溯源上看，2016年与智能传播相关的文献开始激增。[10]与人机传播中从未刻意强调机器的智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智能传播通过名称突出其智能性，这自然将学术目光聚焦到最前沿的科技，将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算法囊入其中。这两个几乎同时在国内与国外发展出的新兴领域，尽管时而有交集，但有的时候又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不仅仅反映在名称上，更体现在研究议题、视角、方法等方面。在研究议题上，智能传播很大程度上覆盖了计算传播学的不少内容，这大概是因为大数据算法天生带有智能的光环；而在国际学界，人机传播与计算传播是两个平行的领域，偶有交叉，但更多时候泾渭分明，这一点也体现在ICA的分支设置上。同时，与国内新闻学为主导的趋势一样，智能传播亦将目光聚焦于新闻相关的领域；而人机传播关注的范围更大一些，尤其是人与机器的个性化私密性交流。其次，智能传播对新闻学研究的主流角度实则为AI中介传播，例如在对自动化新闻生产与分发的考察中，依然沿用了工具性的角度来讨论影响算法效能的因素。而人机传播则更进一步颠覆了技术工具论，将主体性赋予机器，第一次以相对平等的地位考察非人的传播角色。[11]尽管智能传播与人机传播均采用了实证、批判、哲学思辨等多种研究路径，但是两者的偏重又有所不同，这也暗合国内与国际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不同倾向。除计算传播的部分采用定量方法外，国内已发表的关于智能传播的论文多为思辨型研究；而受到CMC、人机交互等相关领域的影响，人机传播的实证研究者相对较多采用实验法、调查法等定量实证方法。
与此同时，伴随着近两年关于身体传播、临场感等概念讨论热度的增加，“具身传播”这一概念也出现在学术视野之中，值得一并加以区分。具身（embodiment）指的是“身体通过意向性与世界和他人达成的一种实践过程，所谓意义、理解和沟通都奠基于这种身体实践过程”[12]。具身性问题本出现在技术中，技术具身性是人与技术诸多关系中的一种。按照技术现象学家唐·伊德的技术中介理论，透明的技术（如眼镜）拓展了人类身体的知觉范围，又仿佛透明存在，这种技术在人与世界之间的调节性中介作用即为具身关系。[13]随着近年来对传播过程中身体离场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关注，不少学者呼吁将身体重新纳入传播的考察范围。在此背景之下，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又重新受到推崇，并进而提出具身传播的概念，但是这并非一个有着独立学术疆域的领域。
收敛与发散：
人机传播的学术地图
仍在起步阶段的人机传播学，一方面体现了对不同学科多样研究范式的包容性，另一方面说明其尚未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因此导致近年来其研究主题趋于碎片化，并与其他相关领域产生较大的重叠性。[14]作为ICA人机传播兴趣小组现任主席的古兹曼和合作者刘易斯于2020年提出人机传播学的研究议程，包含了三个关键维度：首先，机器作为人类理解的交流者的功能维度；其次，人类与技术的联结以及借此与自己和他人联结的关系动态；最后，模糊人机交流边界所达到的形而上学应用。尽管每一个维度都能发展出相对独立的研究类型，但只有将三者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形成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15]而机器功能、人机关系和技术哲学这三个维度，共同交织出当下和未来人机传播的共同议题。
以即将出版的《Sage人机传播手册》为例，这是由三名知名人机传播学者主编的人机传播领域的阶段性总结性著作，囊括了四大部分65章的内容，每章内容分别来自领域内的一线研究人员。[16]从这本著作的架构中，我们可以窥见人机传播领域发展当下的状况。第一部分为“历史与发展轨迹”，包含对人机传播历史的回顾，对交叉学科、相关技术（如AI、赛博格等）、相关理论（如控制论、信息论等）的讨论，并对CSCW、HCI等重叠度较高领域进行了区分。同时，还对人机传播理论进行综述，包括了“计算机作为社会行动者”范式（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 paradigm，简称“CASA”）和目前使用较多的TIME理论等。第二部分为研究路径与方法，包括实验设计、场景打造、田野观察、民族志等，并对相关研究伦理进行了探讨。第三部分为概念与场景，对人机传播领域中常常出现的研究概念进行详尽探讨，包括社交临场感、信息的双重加工、情感等。第四部分则为技术与应用，分别探讨了算法、语音助手、儿童机器人等应用问题。
结 语
随着人机传播领域的快速发展，其领域的研究议程日渐清晰。然而，人机传播依然面临着诸多调整，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挑战。[17]首先，从理论层面而言，现有传播模式无法充分解决技术主体性这种根本性转变。传播学科主导范式是围绕旧媒体形成的，重点关注人类如何与人交往互动及受到彼此影响。思考人如何与机器互动，需要重新思考传播学概念，以及更宏大的文化因素和影响。这不仅仅需要关注传播，还需要关注工程、计算机科学和认知处理问题。其次，从技术层面而言，与机器交流往往是个性化的，技术不是千篇一律地反应，而是与我们每个个体在对话。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能够知道我们的名字、能够辨别我们的声音、了解我们的喜好，通过设计和使用，以积极参与者的身份进入我们的现实世界。因此，机器已经成为一种社交主体，正是这种主体性，标志着技术的转变，促使学者们思考这种主体性对于个人、社会和传播研究意味着什么。最后，从学科层面而言，新闻传播学界对人机传播的接受程度还有待加强。在跨学科的对话中保持传播学的本质，又在收敛的同时进行发散性创新，是值得一直关注的话题。基于此，我们需要改变学科建制观念，促进真正革新性的研究产生。
参考文献：
[1][17]牟怡.机器与传播：从计算机中介传播到人机传播[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133-135.
[2]Meadow, C. T., Man-machine communication[M], New York, NY: Wiley-Interscience, 1970: 1.
[3]Guzman, A., What is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anyway? In A. L. Guzman (Ed.),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ourselves, New York: Peter Lang, 2018: 1-28.
[4]Guzman, A. L., Ontological boundaries between humans and computer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J].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2020, 1: 37-54.
[5]Mori, M., MacDorman, K. F., & Kageki, N., The Uncanny Valley [From the Field]. IEEE Robotics & Automation Magazine, 2012, 19(2): 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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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chramm, W. Men, messages, and media: 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M]. New York: Harper&Row, 19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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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孟令晋.国内智能传播研究的现状、热点与趋势[M]//陈昌凤主编.智能传播：理论、应用与治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55-74.
[11]师文，陈昌凤.国际智能传播研究的现状、热点与趋势[M]//陈昌凤主编.智能传播：理论、应用与治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36-54.
[12]芮必峰，昂振.传播研究中的身体视角——从认知语言学看具身传播[J].现代传播，2021,43(04): 37.
[13]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2-85.
[15]Guzman, A. L., & Lewis, S. 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munication: a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genda[J].New Media & Society, 2020, 22(1): 70-86.
[16]A. Guzman, R. McEwen, & S. Jones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f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Sage Press.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3年第2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牟怡.人机传播的内涵、外延及研究议程[J]. 青年记者,2023(02):9-11.
编辑：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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