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踏血寻梅》获得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
“我们要往更早去看香港这个地方,它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成为了后来的香港,以及再后来的香港”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2016年3月,我在土瓜湾马头角道的一栋大厦里准备《踏血寻梅》的采访。那时电影已经拿下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九项提名,导演是此前只拍过一部剧情长片的翁子光,女主角是新人。电影改编自一起2008年轰动香港的社会案件:来自内地的援交妹被香港嫖客掐死再肢解,尸体被发现后,嫖客自首。
电影中呈现了一个大众在港片中不太容易看到的香港,没有维多利亚港的江风船鸣,没有中环写字楼的灯火辉煌,甚至很少有带着市井气的摊档食肆。镜头对准隐没在游客眼中的日常,对香港本土居民来讲,也是不用心留意就难以察觉的细碎片段。
当日采访结束,已经凌晨4点。我走到街上,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香港,街道空空,全无平日的匆忙。趁着夜风走到温思劳街,不远处的红茶馆散发着暧昧的光,地上散碎着白色的花瓣。与灯红酒绿的兰桂坊相比,入夜后的温思劳街静得出奇,这或许与对面的畅行道有关,世界殡仪馆、万国殡仪馆、福泽殡仪馆、九龙公众敛房挨个排开,白日里,这条街摆着齐整的花圈,门店里是厚密而整齐的棺材,空气中纷飞着灰白色纸钱灰烬,入夜后熄了火星,呼吸间也弥漫着一股灯油味。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坐在地上,双目无神,面带绝望,还有人靠着墙,两眼紧闭,似乎随时都会惊醒。
这样的场景与《踏血寻梅》传递的气息相合,由此来看,翁子光拍的是“边缘香港”。电影的主要角色,串起整个故事的臧Sir是郁郁不得志的老警察,正在经历中年危机;女主角王佳梅来自内地,粤语说得磕磕绊绊,回不去故乡,融不进香港;杀手嫖客白白胖胖,看上去很大一只,与世无争,但分尸时心狠手辣。
在一次采访中,翁子光称这些人物都在诉说着他感受到的社会氛围。《踏血寻梅》剧本完成后,他曾陷入一段情绪低谷,电影进程卡在半路,情感受挫,生活看起来挺艰难。日常的停滞将他的精力转向自我审视和对外观察,他发现这一时期感受更加真实,在与情绪共存的过程中,他完成了电影的拍摄。
社会氛围是翁子光在拍电影时重点关注的部分。这或许是超过十年影评人经历留下的职业习惯。“影评人会更多从历史的洪流里去看香港,也从这个角度去表达香港。我拍电影时也会考虑,我们这个时候出现这么一个电影,它的特殊意义是什么?”
在新电影《风再起时》中,翁子光重新描述了香港四大探长的故事,想借此回顾1940年代至今香港的变化。
▲《风再起时》剧照,四大探长
他拍了几场街头的戏,郭富城饰演的探长磊乐与杜鹃饰演的蔡真在街边小摊约会;梁朝伟饰演的探长南江深夜在九龙城寨游走,幽暗的光影里,他遇到站街女,带她进了酒店。“我很喜欢那几个镜头,因为能看到街上人的状态。我们摆了很多道具,美术也很讲究,想拍出那种人来人往的街道,还原一种年代的氛围。”翁子光说。小时候,他听长辈讲(19)60年代怎么样、(19)70年代怎么样,很想用电影还原一次。“那些场景有种很原始的浪漫,能让人穿越时空,闻到当年的气息。”
《风再起时》筹备前期,翁子光和团队寻访了很多经历过香港1940-1970年代的老人,计划拍摄一个扎实、粗粝的过往香港。但探访中发现,每个人回忆的版本都不一样,时代的模样越来越模糊,故事距离写实越来越远。他们决定利用这些模糊的空间,把故事往浪漫方向延伸。于是,在社会动荡的年代,梁朝伟弹起了钢琴,郭富城跳起了踢踏舞,杜鹃穿着旗袍负责美艳,只有黑社会14K堂上的关公像从古至今的正气凛然。“如果这些人在这个场景里弹弹琴、跳跳舞,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在那样一个背景里讲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挺浪漫。我希望有一些诗意的东西,所以用一些情感来包装(这个故事)。”
电影点映结束后,编剧史航形容翁子光很文艺。“我一直在想导演是个什么样的人,终于确认他就是影片里杜鹃的一个侧面:明明那么高的女孩还要穿高跟鞋。明明已经是很文艺的人,还要这么文艺地拍片,这很珍贵。”
翁子光生于1979年,成长于香港飞速发展的1980-1990年代。他感受到周围的人“各自表述自己的梦想,互相尊重对方的梦想”,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的可能。这样的可能反映在电影行业:“尽皆过火,尽是癫狂”,后被称为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他至今记得自己看《监狱风云》,买票时只剩下第一排,坐在电影院,连呼吸的空气都透着观众的热情,剧情紧张时呼吸紧促,轻松时笑声入耳,一切反应都非常集中且及时,“就像在开party。”
对电影产生兴趣后,他租了很多录像带,也在每晚明珠台的《明珠930》看了很多电影。看《飞越疯人院》时,他被这个与男女感情无关的电影感动。影片男主角为了逃避监狱里的强制劳动,装作精神异常,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的到来,给死气沉沉的精神病院带来了剧烈的冲击。他看到流泪,问自己到底被什么打动。“原来电影传递的情感远比单纯的感情更强,能让人领悟到一些理念的东西。这是电影和文学一样厉害的部分。当时我就很有创作欲,觉得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可以用电影来表达。”
中学毕业后,翁子光修读电影美术学会的《电影美术》课程及香港电影导演会的编导制作训练班。1998年起,他陆续参与电影及电视的场记、助导、助理美术等中期制作工作,之后转为电影制片。在导演许鞍华的鼓励下,他拍摄了自编自导的首部电影长片《明媚时光》(2009),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晋导演奖提名,正式开始了导演生涯。2016年《踏血寻梅》,他第一次爆发。《风再起时》是他的第三部电影长片。
▲电影《明媚时光》拍摄现场
就个人喜好而言,翁子光更偏向家庭情感类电影,他喜欢是枝裕和、山田洋次呈现的家长里短和温情。而《踏血寻梅》和《风再起时》都不一样,前者在失落中制造怨气,梦想越来越少;后者回忆过去,在战乱与动荡中追溯反思。
或许更多温情翁子光都用在了生活里。演员金燕玲回忆,拍摄完《踏血寻梅》,剧组成员都已经相处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跟翁子光“什么都可以聊”。
翁子光认为,自己是“理想主义香港人”,具体表现是坚信香港有很多可能。“这是香港人精神属性里一个很大的能量。我们有创造性,我们有很多方法表达自己,我们相信很多的美好。”
有些时候,这样一腔热血的理想主义显得与现实有些错位。比如在《踏血寻梅》上映时期的一场映后交流中,他本准备阐释自己将边缘世界展现在主流视野中的初衷,但现场一位四五十岁的妈妈级观众站起来问他:“这部剧会不会太多粗口?”
▲电影《踏血寻梅》拍摄现场
我们是香港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
——对话翁子光
谁来关心这个城市这些人?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风再起时》是给香港电影的一封情书。为什么这么讲?
翁子光:不只是香港电影,是香港。我是在香港长大的一代人,电影是成长情怀的投射,电影中我们做很多东西,看的时候会有过去的感觉在。那都是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香港,是回忆的部分。
小时候很多老人跟我讲的故事,从1940年代中讲起,我的舅公是游击队队员,我奶奶从印度尼西亚来香港,他们有很多老香港故事,给我很多浪漫的想象,我一直都想拍下来。后来看了当时的一些电影,发现原来老香港可以拍出那么有故事感的东西。当了导演之后,有了这种能力,就做了这个电影来圆那个梦。
南方人物周刊:四大探长对你这一代香港人是一个共同的记忆?
翁子光:对,我觉得是个符号。当时英国政府希望有一些华人的探长来制衡黑白两道的势力,制造新的秩序,完成“内循环”。于是他们设置了华探长,他被赋予了权力,有了空间发展自己的产业链,谋取私利。
当时的故事都是这样,说他们的钱特别多,我们都说“五亿探长”——五亿很夸张的,当时买一套房子就几千块,买一个豪宅可能就一万。看到五个亿的那种夸张,还有故事的那种公共性,大家都会感兴趣。但是现在看来其实那有点像野史,因为很多人在讲他们的时候都会讲出不同的版本。
南方人物周刊:小时候长辈跟你讲的故事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翁子光:太多了,主要还是关于他们的价值观,有贪腐的事情、战争的事情、日本人跟香港人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到很多老年人,在贪腐的年代,他们会形成一种不好的观点:你给人家好处,人家才给你做事情;或者是变得世故,在很多东西上都变得非常有心机。就像电影中有句对白:华人讲的礼尚往来就是贪污。但是这个礼尚往来本来是正常的,是单纯美好的事,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礼节——如果你要拜托我做事情,你会来送礼的。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面,这些事情尽量要避免,我们不会用这个方法来作为跟人交往的手段。
战后香港重建过程挺乱的,整个香港的社会体系还没建立起来,说好听点那是个机会,很多人都会发财;但同时也有很多“油水”,香港是被这样的环境控制住了。
所以大家会觉得很理所当然,如果不依从,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甚至可以利用这样的关系往上爬,得到更好的收益、地位,我觉得这是时代形成的。
我想是不是还可以有一种清醒的思考?这也是我在拍电影的时候想到的。所以梁朝伟的角色南江探长在电影里面有清醒派的作用。他最后跟郭富城扮演的磊乐说,我们一直做那么多事情,构建一个新的秩序,让大家生活得更安全、更简单、更好。但中间会因为很多人的欲望或者是人性,它会变质。南江想去处理,重整,又导致了新的乱局。这也是变化过程中出现的状况。我想有这方面的探讨。
所以许冠文扮演的廉政公署调查主任在电影里面讲的那段对白,我觉得最有力量,他说了林肯的一句话:我们不要再往以前看,不要说以前的人怎么了,我们要关注的是以后的人怎么样。
教育可能是一个出路。但是还有一种——体制改变之后,所谓的贪腐问题就不存在了,大家都会相信那个制度,之后会改变信念。所以我们电影用了 ICAC(廉政公署)的成立作为开场,到后面用ICAC建立作为香港改变的落脚点。
这一点很多人都会承认、都会接受、都会明白,因为ICAC的成立的确是香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东西。
▲翁子光与奶奶
南方人物周刊:很多香港的电影都是以ICAC为背景来拍摄,你经历了ICAC从草创到被大家承认的过程,你的感受是什么?
翁子光:ICAC成立以后香港就好很多了,真的就有新的制度建立起来了,的确整个香港贪腐的文化消除了一大半,给大家种下了一些观念,市民感受到生活的难题很多都已经改变,走向一种比较安稳的公共生活。
但我拍这一部分,我只不过是想说这是香港的一个变局。香港有很多变局,ICAC的成立是其中一个。
香港人的精神面貌时常会改变,所以我们要往更早去看香港这个地方,它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成为了后来的香港,以及再后来的香港。我想在电影里面用一些片段让大家看到一点点这种东西。所以《风再起时》用人物去走,引起大家了解香港历史的兴趣,可以重新思考香港。香港回归之后,这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议题,大家是不是真的有兴趣去了解这个议题,或者大家是不是真的明白香港在这么长时间的历史中建立的过程,是不是了解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的精神属性的部分,我希望在这个上面能有一些反映。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要设置许冠文这个角色?
翁子光:这个角色是从上而下的理想主义的一部分。如果有一个人,能透过他、用一个正义的论调去表达对这个城市的爱,去探讨这个城市缺乏了什么,加深大家对香港人、香港城市的命运的理解。这是我想要的。但在当时,不一定有这么一个人能出来讲这种话,他其实有点虚幻,几乎不存在。
他中立地讲一些东西,其实表达的不是一套价值观,应该是对城市的爱。他总结了在ICAC成立之前香港的命运——在人来人往的过程里,到底谁来关心这个城市这些人?他们到底有怎样的需求?其实那都是很基本的需求,但好像很多人都不明白,只有在这里生活,才会有这种思考。
在拍摄中我也有一种感受:很多事情当时有很深的感觉,过后就没那么真实,甚至有些模糊了。《风再起时》最后南江老去了,磊乐也老去了,这个段落才是电影里面精神属性的最后的点。《风再起时》的风就是人生的一个意境,就是那种无常。风吹过的时候你看不到的,但你发现它会留下一些痕迹,比方说它把一些东西破坏了,或者是它吹过的时候让你有一个真实的感受,但是你看不到它。风就是这么回事,人生就是那么回事,我觉得是一种意向性的东西。
但是风也是循环,很多东西在你来看是生命的真实感受,但是放在时代来看,风吹过了,什么都没有,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
▲翁子光参加社区工作
原来理想主义在某个时候是过时的
南方人物周刊:刚刚提到你比较喜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风貌,那些风貌跟你自己所成长的八九十年代有什么不一样?
翁子光:我也想拍1980年代。80年代其实更加物质主义,因为香港更加起飞了,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整个经济发展很快,所以特别多暴发户,从工业时代走向金融时代。
80年代的面貌跟六七十年代很不一样,六七十年代比较混杂,有一些老的东西、有一些新的东西,一切才刚刚开始,人的生活有了一个希望,人心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到1980年代,人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整个商业社会已经变成一个江湖,我觉得80年代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当然80年代流行文化变得更加缤纷,更加的五花八门,80年代那种精神属性的东西,有一个电影拍过了——《梅艳芳》。
80年代是我成长的年代,我常常说我们是最后一代理想主义的香港人,当然后来又有新的不同时代的人出现。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非常尊重对方的想法、梦想,我提前让梁朝伟在电影里面说了——“香港什么都可以发生”,这是我们香港人精神属性里面一个很大的能量,我们很有创造性,我们有很多方法去表达自己。当时的流行文化,像许冠杰的歌,都是在唱我们生活里面的问题,而不只是情歌。
我小时候看《欢乐今宵》,他们每天搞笑内容都是跟生活有关的,看完感觉大家都很热爱自己的生活。到后来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年后再看,近十年,无论文学还是电影,感觉就变成“伤痕文化”。连《无间道》都被解读成这些。80年代不是这样。80年代其实也有很多比较激烈的电影,有新浪潮电影,但是大家真的很纯粹,从文学、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去拍电影,还是很理想主义,大家都意志力比较强。
南方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你经历过理想的覆灭吗?
翁子光:我只是觉得自己很快就落伍了,在我的公司里面,我相对年长,年轻人都会觉得我是过时的。“原来理想主义在某个时候是过时的”,我会有这种感觉。我甚至觉得我在讲理想主义、好像自己在捧自己的这种时刻都有点难为情,大家已经觉得理想主义在这个环境里面已经没有什么用。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理想主义落到实处是什么?
翁子光:我觉得还是对社会有贡献。当然我拍好电影,我写好一个剧本,或者是我代表中国香港拍一个电影去参加影展,这些都是很理所当然会让人振奋的。
但现在人的情绪变得非常复杂,我刚说的大家爱自己的生活,用自己的生活来拍电影、来写歌或者写小说,这本来也有积极作用,但现在如果这么做,就变得好像在疗伤,这种(心态的)变化还是挺大的。
南方人物周刊:近年香港很多电影都有往回看的追溯的特质。为什么大家纷纷开始怀旧?
翁子光:香港在不断变化,激发出一种潜意识,觉得既然大家变了,我们要不要讲一些以前的事情,让大家温故知新?重现过往香港的时候,会给现在的步伐一种新的力量,不然一直在走,到底是怎么来的,都没有反思。通过电影的文化力量,当越走越远时,可以有停留,看到回忆里浪漫的东西。未来应该会有很多怀念1980年代的电影。
这些年我发现80年代的一些建筑物或者是商店、企业都已经没有了,80年代越来越褪色了。所以我看《梅艳芳》的时候挺有感觉的,我没看没觉得80年代是那么远,看完就发现原来已经过了那么久,那种既熟悉又遥远的感觉是一种很特殊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