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镇馆之宝集结！维米尔的首次回顾展，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2月10日，也就是明天，荷兰国立博物馆将首次举办艺术大师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的回顾展——这场展览最引人瞩目之处，莫过于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维米尔展览，没有之一。

这个“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是28幅油画。数目不大，但已经是维米尔所有传世画作的80%了——迄今确认为维米尔真迹的，全球仅存34件。

和梵高后人富足的生活相比，维米尔的后代没有享受到多少大师的艺术财富——他的画作在他死后大多被卖掉用来抵债，如今分别藏于从美国曼哈顿到德国柏林的17座美术馆里。

此次主办展览的荷兰国立博物馆，自身仅藏有4件维米尔——《倒牛奶的女仆》《读信的蓝衣女人》《情书》和《小街》。为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最完整大展”，荷兰国立博物馆也是不惜力气，四海八方地借展。

策展人称展览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其实这并不夸张，因为过去从未有如此之多的维米尔作品集结一处，且未来几乎不可能再次集结。

馆长塔克·迪比斯（Taco Dibbits）感叹道：维米尔的画通常都是各大博物馆及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一般极少外借；另一方面，17世纪的油画作品随时间流逝而日益脆弱，跨国运输展示的难度也在不断增加，“以后应该很难再有机会同时展出如此多的维米尔真迹了。”

维米尔的传世之作，件件都是佳作。但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那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也是维米尔最出色的作品，被誉为“北方的蒙娜丽莎”。

几乎所有知道《蒙娜丽莎》的人，也基本都知道这幅名作是卢浮宫的镇馆之宝。但大约没多少人知道，《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藏于荷兰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

甚至，在许多人心目中，这个眼神清澈、表情略微惘然的少女，首先是因为那部与画作同名的电影而走红的：2003年，19岁的斯嘉丽·约翰逊主演了这部《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她饰演维米尔家中的年轻女仆，因为对艺术的共鸣，与科林·费斯饰演的维米尔，有了一段没有结局却令人回味的故事。

影片镜头那油画般的光影质感，和导演营造出的欲说还休的朦胧氛围，令该片获得了第76届奥斯卡最佳摄影、艺术指导和服装设计的提名，斯嘉丽·约翰逊也因此而首次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如今因漫威系列电影中“黑寡妇”角色而出名的斯嘉丽·约翰逊，当年在这部充满暧昧情愫的影片中那动人的一瞥，不知打动了多少观众的心。没有人能抗拒一个美丽少女的凝望目光，尤其引人入胜的，则是那种凝望中，似乎有些事情在发生的感觉——她在想什么？她在看什么？

“每个人都可以填充自己看不到的东西。”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馆长玛蒂娜·戈塞林克说，“在维米尔的作品中，似乎有些事情正在发生，但你不确定是什么。那是潜意识在填补缺失的部分。”

与高贵神秘的蒙娜丽莎相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气质是清纯而质朴的。这种世俗和日常的气质，也是维米尔艺术的关键词之一。

作为“荷兰小画派”的代表人物，维米尔的创作题材大多取自市民阶层，多描绘宁静、平和的家庭生活，视角往往聚焦一个限定的（经常是室内的）空间，其内容通常是一两个人物在室内劳作或休闲——读信、弹琴、编织蕾丝花边、摆弄瓶瓶罐罐……画面温馨、舒适，给人以田园诗意的感受，也表现出荷兰市民阶层对优雅生活与恬淡和平的渴望。

维米尔被称为荷兰“黄金时代”的代表画家。这段“黄金时代”萌芽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到了17世纪达到一个巅峰，在此期间，荷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十分兴盛，以欧洲最富裕和强大的殖民国家的姿态称雄于世。发达的海上贸易成就了富庶的荷兰，与西班牙和英国的长年争战又逐渐摧毁了这一切。

除了画家的身份之外，或许很多人也不知道：维米尔同时还是一个画商。他不仅自己画画，也经营其他画家的作品。这意味着他会灵活、积极地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眼观与消费需求。当时较为富裕的荷兰人都喜欢在家中装饰画作，哪怕是家境稍差的，也要挂几幅廉价油画妆点风雅。

“荷兰小画派”刚好符合了这个需求——尺幅小巧，价格不高，相对巨幅画易于创作，也适合市民阶层的室内装饰；画作题材以市井风俗为主，市民的日常生活和风景乃至自己的画像跃然纸上，拉近了作品与欣赏者的距离、容易引起兴趣和共鸣；对生活细节的描述富有浓郁生活气息：梳妆打扮、弹琴唱歌、称量钱币、读书写信，乃至于家务劳动、饮酒娱乐……无不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

但是，“小画派”丝毫不意味着格局小气——维米尔对待自己的所有作品，都用心至极，寓意亦深。就连这幅名作的颜料来源，也折射出荷兰遍及世界的海上贸易网络——珍珠的铅白色来自北英格兰高地；上衣的黄色来自欧洲矿厂；嘴唇的红色由中南美洲仙人掌上的胭脂虫制成；少女头巾的深蓝色则由一种叫“青金石”的原料制作而成，产自今天的阿富汗地区，当时比黄金还要贵重。

维米尔使用的颜料品质之高，让画中美妙的蓝色留存几个世纪而不改其色。他就是这样细细打磨自己的每一幅作品，有时两三年才能完成一幅小画。这也是其存世画作稀少的主要原因。这位偏爱描画珍珠的画家，其身后留下的不朽佳作，也如断线的珍珠般，散落在世界各地。

维米尔的家乡在代尔夫特（Delft），这是一个位于荷兰西南部的滨海小镇。1652年，维米尔的父亲去世时，刚好20岁的他继承了其父留给他的一家小旅馆和一份画商生意。

第二年，维米尔娶了自己的模特——同为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卡塔琳娜·博尔涅丝为妻，后入赘妻家。他加入了代尔夫特当地的画家行会，曾先后四次当选为这个小镇画家行会的带头人。

维米尔的传世画作中最早的那几幅，主要都是在第一次英荷战争爆发前后完成的，那个时候也恰好是荷兰“黄金时代”的顶峰。其中一幅描绘家乡风貌的《代尔夫特一景》，以惊人的真实感，为我们留下了将近400年前的荷兰的“影像记录”。或浓暗或明亮的云层，将大片阴影投在水面和建筑上，橘红和黛青的屋顶下，黄色的墙壁绵延于岸边，远至画面之外。

你或许不会第一眼注意到画面右侧那两艘灰黑色的船，那是鲱鱼捕捞加工船。

17世纪中叶至末期，在中国是明清两个朝代相交的时期，在气象学乃至历史学领域，那段时期还有个名字，叫做“明清小冰期”。这个漫长的寒冷时期从15世纪一直延伸到了19世纪，影响遍及世界，也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导致明王朝动荡乃至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维米尔如实画下这两艘鲱鱼捕捞加工船的时候，不会意识到这也是那段历史的重要标志——因为气候的变化，令冬天气温低于以往，也就意味着北极海冰会逐渐向南移动，这导致挪威沿岸海域传统的鲱鱼渔场大面积封冻。鲱鱼渔场往南移向波罗的海，从而使该渔场慢慢落入荷兰渔民之手——代尔夫特城外为何停泊着鲱鱼捕捞加工船，原因也正在此。

有气象史研究的学者甚至主张：荷兰人在17世纪上半叶的富裕繁荣，相当程度上都是拜这意外降下的天然资源之赐。捕捉、贩卖鲱鱼，让荷兰人有资本投注在其他风险事业上，特别是造船和海上贸易方面。《代尔夫特一景》中那两艘鲱鱼捕捞加工船，无意间成为维米尔为当时气候变迁留下的“艺术之证”。

画中左侧未能显示全貌的建筑，则是当年东印度公司大楼的仓库。荷属东印度公司是全世界第一个大型股份公司，辅助荷兰在亚洲海上贸易权的争霸战中取得了极大优势。由该公司字母组成的花押字也成为当时最广为人知的公司商标，甚至可能是世上第一个全球性标志。

事实上，如果你足够了解维米尔，就知道虽然他画笔描绘的情境多为室内，其实许多画作都暗藏了“全球性”的密码。在他的多件作品中，背景都有世界地图和地球仪。在《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这对姊妹篇画作中，还出现了在科学背景下使用的制图材料。

比如《地理学家》中，便画了一位年轻的科学家，身边堆着各种制图材料，他停下手头的工作，凝视着窗外，房间后景中墙面上露出一部分世界地图，柜子上的显眼位置还摆放着一个地球仪。

文明的一大特征就是扩张，无论是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向着更广阔的世界、或向着有希望的未来。虽然维米尔终其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代尔夫特、在他岳母家的楼上画室度过，但从这些画作中，你都能隐约感受到那种富足、平静的希望，并不由生发出体验那种美好希望的心愿。

荷兰国立博物馆馆长塔克·迪比斯说：“维米尔的画会让你觉得，你就在那里，和画中人在一起，在那个房间里，时间停滞了。让时间停滞，是今天的人们所渴望的。”

这种充满希望的感觉在维米尔43岁那年便戛然而止了，可能更早。虽然他的家族从未富裕过，但靠着绘画和艺术品买卖，加上岳母玛丽亚·廷斯的房产和投资，他和妻子以及11个孩子的生活，总体也算衣食无虞（他们一共生了14个孩子，3个夭折）。

然而，持续30年、前后爆发三次的英荷战争，终于拖垮了荷兰的国力，对荷兰的军事和经济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结束后，荷兰不得不彻底让出了部分殖民地（包括如今的美国纽约），并支付了大笔战争赔款。

经济滑坡带来的连锁反应，毫无意外地重创了维米尔赖以谋生的艺术品市场。他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年（1675年12月15日）便去世了，年仅43岁，死的时候依然默默无闻。

两个月后，他的遗孀不得不向代尔夫特市政府申请破产。“自己的作品一张都卖不掉……他只能枯坐，看着他买进却卖不出的其他画作。因为这些问题，还有抚养小孩的沉重负担，身无分文的他陷入衰弱、颓废，为此郁结在心。然后，仿佛发狂一般，原本健健康康的他，只不过一天半的光景，就撒手而去。”在卡塔琳娜当年写下的“情况说明”中，这位可怜的寡妇表示：丈夫的去世主要是因为生计无着，而生计无着则是由“毁灭性的漫长战争”造成的。

代尔夫特市政厅派他的好友列文虎克出面处理维米尔的遗产——没错，就是那位著名生物学家和显微镜的发明者列文虎克。他俩住在代尔夫特的同一个区，也有不少共同的朋友。很多人认为，上文提到的那幅《地理学家》中那位身穿蓝袍、俯身在地图上的男子，就是以列文虎克为原型创作的。

1676年2月29日，公证人清点了维米尔的遗产：几件衣服和一大堆欠债，包括欠面包师的726个银币。卡特琳娜继承了19幅作品，其余作品大多用来抵债了。他葬在岳母购买的家族墓地里。在他之前，这块墓地已安葬了他夭折的三个孩子。

维米尔死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的名字依然默默无闻。直到19世纪中期，法国作家兼艺术评论家德奥菲尔·托雷-伯格（1807-1869）发现了他。

托雷-伯格曾于1842年在荷兰海牙美术馆看到了《代尔夫特一景》，并留意到了维米尔的名字。接下来的几年，他又在一批私人收藏中发现了另外两幅署名维米尔的画作：《倒牛奶的女仆》和《小街》。

托雷-伯格深深迷上了维米尔的绘画，不仅是因为这些杰作本身，也是由于其个人的政治立场：他厌恶长期被宗教、神话和历史题材主导的传统绘画，而维米尔的日常风俗画，在他看来包涵着深刻的“世俗与个体”的人文精神。

托雷-伯格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维米尔的文章，不遗余力地介绍和宣传这位隐没的绘画大师，从此揭开了“重新发现维米尔”的序幕。欧洲的美术馆及私人收藏渐渐热衷于搜寻维米尔的作品，荷兰的专业人士则开始呼吁政府限制维米尔的作品出境——当时许多富有的美国人都在积极收购维米尔的画作。

1921年，巴黎又举办了一场以“荷兰绘画”为主题的展览，其中包括三张维米尔的作品（《代尔夫特一小景》《倒牛奶的女人》和《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当时也正是著名作家普鲁斯特加紧修改和陆续发表《追忆似水年华》后几卷的时期。

普鲁斯特曾在荷兰看过维米尔的画作，他本人也参观了巴黎的这次展览。他爱极了维米尔，并不吝笔墨地将观赏维米尔画作的极致体验，借《追忆似水年华》中的重要人物、作家贝克特一角，以艺术夸张的生动笔法传达给他的读者。

一位批评家最近在文章里谈到维米尔《代尔夫特一景》中一小块黄色的墙面画得如此美妙（贝克特记不清这个细节了），单独把它抽出来看，就好像是一件珍贵的中国艺术品，具有一种自身的美。

贝克特十分欣赏并且自以为非常熟悉这幅画，因此他吃了几只土豆，离开家门去参观画展……他来到维米尔的画前，他记得这幅画比他熟悉的其它画更有光彩更不一般。然而，由于批评家的文章，他第一次注意到一些穿蓝衣服的小人物。沙子是玫瑰红的，最后是那一小块黄色墙面的珍贵材料。

他头晕得更加厉害；他目不转睛地紧盯住这一小块珍贵的黄色墙面，犹如小孩盯住他想捉住的一只黄蝴蝶。“我也该这样写”，他对自己说，“我最后几本书太枯燥了，应该涂上几层色彩，好让我的句子本身变得珍贵，就象这一小块黄色的墙面。”

这时，严重的晕眩并没有过去。在天国的磅秤上，一端的秤盘盛着他自己的一生，另一端则装着被如此优美地画成黄色的一小块墙面……他跌坐在一张环形沙发上，心想：“这仅仅是没有熟透的那些土豆引起的消化不良，一点也没关系。”

又一阵晕眩向他袭来，他从沙发滚到地上，所有的参观者和守卫都朝他跑去。他死了。（——节选自《追忆似水年华》第5卷《女囚》）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编辑 乔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