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龙（发自土耳其哈塔伊）
编辑/漆菲
此刻是土耳其当地时间2月10日晚22:06（北京时间11日凌晨3:06）。头顶飞过的直升机、外面各个国际救援队的发电机，发出强度不同的轰鸣声。
这里是此次地震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哈塔伊市（Hatay)。它位于土耳其南部的哈塔伊省，属于地中海沿岸，与叙利亚接壤。今天傍晚到达后，我们在哈塔伊体育馆找了一个落脚点。
今日，土耳其地震已经进入第五天，形势依然严峻。土耳其、叙利亚两国伤亡人数持续攀升，据悉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37万人。很多专家说，视受伤、受困、有无足够空气和水、天候等情况而定，坍塌建筑中的受困者最多只能撑一周左右，到了第五天，生还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但随着重心从救援转向赈灾，可以窥得更多当地社会组织的面貌。
我们到达哈塔伊时，遇到了大堵车，听到救护车嘈杂的轰鸣声，路边还可以看到许多倒塌的房屋。（摄影：陈龙）
抢到最后一张机票
这是我和同事疫情以来的第一次出国采访。
地震第二天（2月8日），通过碎片化信息发觉严重性后，我产生了赴土采访的念头。8日下午终于接到消息，和同事程靖一同组队赴土采访。时间紧急，从8日下午到9日中午，在领导和编辑的指导下，我们开始行前准备。
2月7日，土耳其安塔基亚，平民在地震废墟中寻找幸存者。
我被交代了买药品的任务，所以这是我最先做的事。我们的初衷是考虑到地震灾区天气寒冷、缺乏干净的食物与饮用水，可能受伤、腹泻、感染，以及后期遗体瘟疫的危险，因此列出了一份十几种药物的清单。包含退烧、感冒、阵痛、抗过敏、去疼痛、肠道感染、止血、急救处理等药物。
在小区附近的药店采购时，我抱着能派上在灾区救人用场的心思，每一种都买了10盒（份）以上。药店工作人员听说我要去土耳其，用同情的眼神，把货架上的一批批物品给我装起来。
未承想，核酸成为行前最大“阻碍”。因为许久没做核酸了，大脑还停留在“4小时出结果”的阶段。8日晚去很远的一家医院时，被告知24小时才能出结果，只好9日上午又去和睦家做了一次。由于担心核酸结果出不来——此前听闻有救援人员因为没有核酸结果未能准时登机，迟迟不敢买机票。最后，我和同事分别抢到9日傍晚的两个航班，均为最后一张票。好在9日下午抵达首都机场时，和睦家的核酸结果已经出来。
我的行程是：北京—阿联酋阿布扎比—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南部灾区。9日晚北京大雪，飞机延误许久。终于在土耳其时间10日早上5点半左右，我和平澜公益基金救援队同机抵达伊斯坦布尔机场。当时我决定和同事兵分两路，我和救援队一起行动，她按原计划继续前往开塞利，然后去卡赫拉曼马拉什。
在伊斯坦布尔机场，土耳其政府为国际救援队伍提供了灵活便捷的接待、指引服务。平澜救援队因为某些问题在机场滞留了一阵子。在此期间，我看到六七支国际救援队伍，除了中国的蓝天、深圳公益，还有越南、泰国、墨西哥、南非等国的救援队。
这些救援队人数不一，但只要遇见，都会上前热情打招呼。无论语言是否相通，也会借助翻译，或用蹩脚的英语交流一会儿。我看过2018年泰国洞穴救援的视频，那是全世界的救援队、志愿者本能携带的一种基因：专业、协作、服从指挥、发挥特长、不居功、不强调国籍、谦卑低调……
由于土耳其服务到位，这些救援队基本上只停留片刻，做好登记，便前往不同灾区。南非救援队带了四五只搜救犬，活泼可爱，躺在地上尽情被撸。平澜救援队的队员认出墨西哥队的一位熟人。还有一名墨西哥队员跟我们交流时，说他大约2004年去过中国宁夏参与地震救援。正巧我们团队中也有宁夏人，那时给人一种感觉，“家人见面了”。
中国平澜救援队和墨西哥救援队在机场转机时一起合照。（摄影：陈龙）
路遇乡民送上暖茶
平澜队队长大兵、副队长黑哥告诉机场人员，希望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哈塔伊。他们还说，“中国救援队在那里，里面有我们的朋友。”
经过多次沟通，我们终于在中午11时登上了前往南部灾区的飞机。机上只有我们十几名乘客、三名乘务员，乘务员们穿着普通的羊毛衫，跟我们说着各种关心话，非常暖心。
飞机降落在加济安泰普（Gaziantep)，这里也是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在机场，因为想买手机卡、换货币，我和向导希加伊去了机场二楼，发现大厅挤满了人。希加伊说，地震发生后，南部几个城市已经无法居住，人们纷纷逃往其他城市。虽然已经是震后第五天，人还是如此之多。希加伊说，“政府规定，所有飞机都免费，每天大约有20个航班从加济安泰普出发，但人太多，只能依次撤离。”
近几日，在土耳其受灾严重的南部地区，很多城市的居民正在加紧离开家乡，前往其他的城市，躲避灾难。
在加济安泰普机场，前来接待的土耳其人虽然无法和我们直接交流，但眼神相触时，会送来一个温柔的微笑。不久后，他们为我们安排了一辆公交车，并殷勤地帮忙往外搬行李。一个领导模样的中年男子迅速把我的背包跨在肩上，我赶忙去拿自己的箱子、登山包，不好意思再让他抢了。
下午两三点，加济安泰普机场外是晴朗的，这里的阳光很纯净，从乌青色的云片倾泻而下，照在草原、戈壁、山丘上。这种感觉，很像是在内蒙古、甘肃。
这辆公交车将把我们送往最南部的哈塔伊。跟我们同行的还有来自土耳其灾害和应急管理局（AFAD）的两位工作人员。地图显示，哈塔伊距离加济安泰普机场160多公里，开车约三小时。但向导也提醒，临近那里的路段会非常拥堵。
也许这个时候这么说不适合，但土耳其南部的风景真的非常美。平坦的草原、田地连接着远处的山丘，阳光从远处的云朵中斜射下来，把一块山坡照成金黄色，偶尔会有小片湖泊，越往前走，看到越来越多有雪覆盖的山，说明海拔逐渐增高。路过的一些村镇，除了招牌字母、被震断了尖顶的清真寺，看起来和中国的乡镇没有太多区别。
经过一个村镇时，救援队去商店买电线、铁锤等工具，引来几位村民的围观。一家村民直接在商店外的小茶炉上煮茶，提出要为我们每人斟一杯茶。向导说，人家提出来了，不喝的话不太礼貌。于是，我们每人喝了一杯香浓的土耳其红茶。
我们经过一个村镇时，一家村民正在在商店外的小茶炉上煮茶，为我们救援队每一个人提供茶水。（摄影：陈龙）
越接近哈塔伊，受损的建筑也越来越多。下午5时左右，暮色逐渐降下，我们看到破损严重的城市，一些房子被震得浑身歪斜，一些没了窗户，一些彻底垮塌成废墟，还有一个房子倾斜了半边，成了一个“三角体”。
但感受更明显的，是一种“热火朝天”的紧张感。距离市区几公里外，各种运输车、货车、工程车堵起长队。一些废墟上，救援队伍正在作业，暮色中冒着火花。学校安置点等地方，有荷枪实弹的军人值守和巡逻。
最让人揪心的，是不断尖啸着的救护车。有些路段，会有连续四五辆救护车驶过去。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一些人刚被救出来，还活着。但真希望这些尖啸代表着生命的希望。
可爱又善良的向导
我们到达哈塔伊体育馆时，已经天黑了，气温比白天更冷。围绕体育馆，已经架起了几百顶帐篷，聚集着全球各国的救援队。一些人在有限的空地上燃起篝火，几个小孩拿着塑料纸烧着玩。
我们到达哈塔伊体育馆时，围绕体育馆，已经架起了几百顶帐篷。（摄影：陈龙）
我们来得晚，安排妥当后，就在一个边缘地带动手扎起帐篷。那是体育馆的室外停车场，地面上还有几条四五厘米宽的裂缝。
不远处是中国救援队、三一救援队，以及来自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救援队。广场上，此起彼伏响着发电机的声音。条件有限，我们没有简易厨房，只能吃自带的食物。更大的问题是缺水。
中国救援队的人告诉我，他们都用矿泉水做饭，“已经几天没刷牙了”。实际上，这些也不能算啥困难，例如充电、找水、找食物这些事情，只是不那么方便而已，想办法总能解决，有困难也总能克服。
截至2月10日上午9时，抵达土耳其地震灾区的中国救援队伍共计15支288人。图为深圳公益救援队（摄影：陈龙）
很感谢平澜救援队。我们几乎是萍水相逢，但因为我开口求助，他们就一路带着我，避免了不少麻烦。副队长黑哥说，“出来都不容易，能帮的肯定会帮”。是的，他们本来就是给世界提供帮助的。夜里，他说，“这里（营地）是最安全的，因为这一片驻扎着世界上最会救援的人。”他接着补充道，“至少是一部分。”
各国救援队驰援土耳其，图为越南救援队。（摄影：陈龙）
很感谢土耳其的向导小麦姐、希加伊。小麦姐是当地华人，希加伊曾在北京留学、在中国待过多年。他们一路上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帮助，让我们畅通无阻。他们还说，“我们感谢全世界来帮助土耳其，也很希望世界了解土耳其的困难和问题。”
希加伊说，因为疫情，他已经三年多没去过中国了，这次地震，又推迟了计划。他总是说，有任何问题，随时找他。在加济安泰普机场，因为换币、办理手机卡等业务都已停止，希加伊对我说，“你要用钱，找我拿就行。我这里有里拉。”见我不好意思，他又说，“你们来土耳其，本来就应该我们接待。就像我在中国时，中国朋友们对我也很友好。”
这一天的事情，有些过于美好——来自土耳其人的、国际救援队的、风景的、人情的美好。但这些美好，总不那么真实，因为在我们周边面积广大的城市、乡镇，废墟下面还有无法计算的被埋人员。而这些地方，原本是如此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