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花草。 （秦秀英/图）
在人生最初的六十五年，秦秀英几乎不识字。她重新学写字并开始绘画，是因为儿子吕永林和儿媳芮东莉的建议，前者是上海大学一名创意写作老师，后者是国内“自然笔记”的倡导者之一。秦秀英一写就是十年。
同许多作家一样，秦秀英在创作中找回了逝去的乡土。河套平原上一个叫“二喜民圪蛋”的村子，因当地大地主“二喜民”而得名。秦秀英和丈夫曾在那里盖了一套房子，包括一进两开的正房和偏房，以及一个大的院子，院子里有水井、谷仓、鸡窝、猪圈、羊圈。院墙内堆满麦秸垛和葵花秆儿，墙外长着一丛丛芨芨草，院子大门口还有一米多高，“像一把大伞一样”的“哈莫儿”（白刺）。
三十年前，秦秀英一家搬到了镇上；十五年前，秦秀英开始在城市定居。记忆中的胡麻、糜子、红柳和芨芨草逐渐远去，胖猪、羔羊、猫咪、母鸡、“小狼”热闹的声音也逐渐安静。在儿女为其购买的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房子里，秦秀英展开纸笔，决心记下和画下记忆中的一切。她的目光闪过，仿佛瞥见了河套平原上厚实美丽的土地。2015年，秦秀英首部作品集《胡麻的天空》出版。
与时间的转瞬即逝相比，记忆消失的速度显得慢悠悠。秦秀英出生于1947年，对她来说，前半辈子经历过于坎坷，“干甚甚不顺”“动不动遇上坏人，躲也躲不开”。当她老去的时候，开始把这些故事絮叨给下一代们。孩子们对这些陈年旧账习以为常，甚至有些无奈。
秦秀英讲到四妹妹，对吕永林讲，“那么好的一个人，就像果子掉落在泥土里，悄无声息地就没了”。在新书《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里，秦秀英把记忆中的每个人比喻成一个“果子”，“地上的植物长得各式各样，它们的果子也各式各样。我写的人，也各式各样”。
秦秀英想了半天，卡了壳，不知道自己像什么“果子”。吕永林问，你是像胡麻还是向日葵呢？秦秀英还是不知道。“我老老实实，也实实在在，我也不会欺骗人欺负人。”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我们老人来说，从来不会说自己好的事情，也不会说自己坏的事情，让别人去说。”她没有写太多自己的故事。
秦秀英只写了自己上学和辍学的原因。十一岁那年，她在割草时，一条蛇猛地扑过来，她拔腿就跑，一直跑到渠陂坐下，“心还怦怦跳”“太阳落下才回了家”。她不敢再去割草，上学是唯一逃避割草的方法——从七八岁开始，她便承担了纳鞋底、做针线、做饭、捡柴的劳动。学上了一年半，家里实在太穷，“上学没有干粮拿”，后来知识青年下乡，“城里人还往农村下放，农村人念哇不是白念！就是不念书，还能种上麦子长出豆子了？”
这成为她的许多遗憾之一，到了老年，没想到弥补了这个遗憾。接受采访前，秦秀英读完了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书中所述时代变迁她很熟悉，“那个时代不可能倒流了，回不到以前”。她还打趣“记者”，“以前大集体的时候，总听说村里乡里当干部的去这里学习去那里学习，回来告诉社员这么干那么干，从来没有记者来乡下找我们（采访）问我们怎么做。”
由于疫情，2022年是秦秀英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年。每年，她会在上海小住一段时间，然后回到老家。两个多月不能下楼，她想念家里的黑色长条桌，种满牵牛花、半枝莲的小花圃，以及熟悉的亲朋好友。临近过年，她迫不及待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儿子住的小区，哪里人都有，但是我都有点不熟悉。我的口音太重，我听不懂他们的。”秦秀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回来认识的人多，起码说的话也多。”
春
吕永林对姥爷的模糊记忆，是那个因中风瘫倒在炕上，话也说不出，熬不过半年便去世的人。
秦秀英的记忆不止于此，尤其是这两年，她想起了更多的事情。父亲曾带她去镇上看戏。为了早点到公社占位子，他们沿着一条从庄稼地里趟出的土路过去。父亲走在前面，背着母亲准备好的烙饼和水，向女儿讲着路两边生长的庄稼，黄澄澄的麦子，绿油油的糜子。那是父亲少见的快乐时刻。
《斩窦娥》，这是那出戏的名字，一个悲苦的故事。秦秀英听不懂山西梆子，父亲却听得认真。八岁时，父亲跟着他的父母走西口，从山西来到内蒙古，做过漏粉师傅。十几岁的时候，秦秀英曾在生产队的粉房见过挥汗如雨的父亲。正值12月，三十多岁的父亲身板挺直，与后来瘫痪在床的样子相去甚远，他穿着一条单薄的裤子，锅边的蒸汽袅袅，脸上汗水直流，见到秦秀英笑了笑。
父亲还在门前开过一块地，给秦秀英姐妹留了一小块种花草。秀英和姐姐一起种了海娜、牵牛和金盏。海娜的花朵五颜六色，摘下来捣碎，加上母亲给的白矾，睡觉前裹在葵花叶子里包在指甲上，便是天然的指甲油，惹来周围人的羡慕，那是最无忧无虑的日子。
母亲十二岁做童养媳，十五岁梳起头（结婚），与父亲差了八岁，生了六个女儿（其中一个送人）、两个儿子。秦秀英在家里排行老二，大五岁的姐姐身体不太好，性格软绵。秦秀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家里大小事情，母亲总会找她商量。她和三妹差四岁，和四妹妹差七岁，大弟差九岁，二弟差十二岁。母亲一直在生闺女，别人看笑话，生下了儿子，非议声才渐渐停止。
吕永林记得一个和母亲性格有关的故事。秦秀英和三妹一起焙花椒，先在火上烤干，然后捣碎。一不小心，她把花椒撒了一地。父亲让她一颗一颗捡起来，对她说：“你做起营生来，像个疯子（一样快），拉儿子（三妹的小名）做起营生来像个虫子（一样慢）。”
除了父母，秦秀英的家庭成员还有四叔。四叔早年被国民党抓壮丁，在战场上被大炮震傻，嘴里总是念念有词。干活的时候，他把锄头举起来，模仿打枪的声音“砰砰砰”，但是他干活肯卖力气，又常常吃亏。有一次，四叔和秀英一起去看大姐，穿过一片芨芨草林，遇到三条凶恶的黄狗，痴傻的四叔一下子挡在前面，“不要怕，不要怕”。
平原上的一些传奇也被秦秀英记录下来。“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村里有两条灌溉渠，劳动间歇，人们在渠陂上休息、叨拉；日常浇地，耍水，饮牲口，都离不开渠里的水。人称“后套河神”的王同春是开渠者。秦秀英的笔触略显神秘：“王同春有一两百辆大车，上千的驼马，上万的牛，绵羊、山羊多得无法计算。”
“她怎么能把故事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呢？”吕永林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曾几何时，吕永林悲观地想，一个没有养老退休金、没有文化的老人，生活无所依托，精神世界也随之黯淡无光。谁知有一天，这些记忆成为文字和图画，变成了老人的天空和世界。
那时，老人呆坐在上海的屋里，在黑暗中像石头一样沉默。这一幕被吕永林看到。母亲望向窗外的街头、行人、风景，吕永林猜测，也许母亲一瞬间想到了河套平原上的胡麻。
与乡村迥异的上海都市生活加剧了秦秀英内心的孤独和紧张。2011年春天，她第三次来到上海小住。这里的人们常常行色匆匆，环境也异常陌生，她听不懂别人说话，既跳不进附近的广场舞群，又融入不了聊天八卦群，只好围着周边的菜市场和公园打转。大多数时候，她又回到家里，做饭、缝鞋底、枕套。“在家闷不？”吕永林问她。“在内蒙也差不多，习惯了。”秦秀英回答。
一次全家去大宁灵石公园春游，回到家，芮东莉掏出纸笔，想要婆婆画下看到的二月蓝，并且备注上花名和时间——这是自然笔记的记录方法。秦秀英没绘画基础：“我哪会画画呀？”僵持半个钟头，秦秀英硬着头皮，为了儿媳开心，歪歪扭扭画了下来。
三妹入梦。 （秦秀英/图）
夏
秦秀英小时候，在平原上活下去并不容易，对抗饥饿是常态。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母亲生下第三个女儿，实在养不活，只能送了人。之后，母亲又给人奶了一个孩子，换来了两只大羊、两只羔羊。那时候，劳动总是填不饱肚子，家里挣工分的人少，给不到够吃的口粮。秋天，母亲腌的七八百斤白菜便成为冬春的主食——中午烩一锅酸菜，晚上接着用开水泡剩菜。
别人家的日子同样不好过。邻居秋婶，一辈子生了十个孩子。生活困难，秋婶只能拿白面跟人换玉米面，这样可以饱腹。她天天吃窝头，看到别人吃馒头和面条，总想吃一顿，又不好意思说，于是就哭起来。秋婶的老汉曾和秦秀英说：“唉，你婶子嫁我没好过一天，吞糠咽菜，可过那苦日子来了……过年，你婶拆洗被子，我才看见被里子上补了二十几块补丁，我心里头好难过啊！”
肚子的温饱尚在其次。村里有个金石匠，他的老婆因为前夫成分不好，被“积极分子”们吊起来在火炉上烤。他们逼问她做过什么坏事，还给她做了一顶高帽子。金石匠不忍老婆受苦，接过帽子，自己戴在头上。秦秀英记得这个场景：金石匠戴着高帽子耕地。在风的吹动下，帽子上的纸条摆动，一下子吓到了牛，结果牛跑起来，金石匠便在后面追。这个场景被她画进了书里。不过，老婆后来又回了前夫家，金石匠只得独自抚养孩子长大。
秦秀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个时候太累，年轻娃娃只要拿得动锄头，便要开始劳动了。十五岁的时候，秦秀英和三妹被派去挖渠。十多天的高强度劳动，三妹“差点儿累死”。她在书里描述：“每天出工、收工两头不见阳婆（太阳），中午就在渠壕里吃饭，大师傅把饭送进来，顿顿都是开水馒头，连点咸菜都没有，十多天没见过一点油花花。”后来，三妹不想待在农村，最大愿望就是能进城里找份工作。
“如果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是现在这个时代，我能随便出去干活。”秦秀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是挺勤快的一个人，哪能干就干。现在这个老板不给我干我再去别的地方干，可是那会儿你出不去，你不来下工就扣你分。”
2015年夏天，秦秀英梦见了三妹。天上一群白鹤飞过，再一飞又变成了白云。三妹来了，短头发、紫红上衣、黑蓝裤子。吕永林宽慰道，鹤与白云都是吉祥物，秦秀英仍然惴惴。
相较于过往几十年的体力劳动，创作是如今的秦秀英更需要全力以赴的事情。秦秀英认识的字不多，需要重新开始识字。秦秀英在本子上记下了常用的字，学会了标点符号的使用方法，“认识了好多字，好多花，好多树”。她手边的《新华字典》边缘早已磨损，用透明胶带粘起来继续用。在吕永林和芮东莉的帮助下，秦秀英还学会了上网，会打字，记键盘。吕永林提到，母亲一开始写错别字，把“已经”写成“以今”，把“到”写成“倒”。
按秦秀英的说法，“‘牛头不烂，多费两炉柴炭’，只要天天学，我不信我学不会”。
“最难的还是将方言转化为书面语。”吕永林说，河套方言晦涩难懂，以普通话的语调讲出时仍然令人摸不着头脑。秦秀英在二手书店买了本《河套方言集锦》，照着读念。劳累的人生里，她从不缺体力和耐心。在内蒙古老家，她和大女儿住在一起，白天是她的创作时间，她日复一日，找到了乐趣所在。秦秀英参加了老年大学，还学会了“采风”，观察村子里的变化，然后分享给儿子和儿媳。识字多了，秦秀芳喜欢上读书，同龄作家杨本芬、姜淑梅的书她都有涉猎。
秦秀英和儿子儿媳有一个“家庭工作坊”，经常讨论创作上的事情。吕永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母亲会在打扫屋子时勤快地擦拭灰尘，但是“没有一个让自己的文字字句闪闪发亮的自觉性”，她没办法写更长的篇幅和文字，只能用自己能把握的语句表述，因而朴素、简洁。
有些老人愿意面对镜头，有的则通过儿女口述，秦秀英更愿意用自己的文字和绘画来表达。“我跟永林可能更像雨水，婆婆就像蓝刺头一样，只要有点雨水浇灌，有点阳光，就能萌发起来。”芮东莉接受采访时曾如此形容婆婆的坚忍。
路遇三只大黄狗时四叔保护我们。 （秦秀英/图）
秋
秦锁是秦秀英这辈子最恨的人。有人问她，写了书后“解不解恨”？秦秀英回答，写书怎么能解恨？“面对面碰到，给他两个耳刮子才解恨”。秦锁是村里的“霸王”，他巴结大队干部，鱼肉乡里，“我有权还作害不了你？权在我手握的，你想干甚？我一个不同意，你能把我咋，还能跳出我的手掌心？”
脏活、累活从来不干，工分、吃食照拿不误，“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不听他的话，帽子就给你扣上来。”秦秀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秦锁手里的权力大，一句话便能卡住人们读书、赚工分、工作，村子里人又恨又怕，每年办席又少不了秦锁。在秦秀英的记忆里，有个跟秦锁相好的外地女子，来的时候带了一卷铺盖，走的时候拉了满满三车东西，都是从队里“刮铲”得来。
“那个时候其实坏人不少，众人又过于软弱。哪怕温良之辈，其实最后也会给自己身边的人带来苦恼，难的时候只会欺负更难的。”吕永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秦锁留给秦秀英一生的痛，还是在四妹的事情上。那时，四妹在大队教书，准备在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因为和秀英的矛盾，秦锁中断了这一切，四妹无奈回到了家。后来在四妹的订婚宴上，秦锁借着酒劲翻桌打碗。噩梦远没有结束，四妹的入党申请接连被秦锁卡住。之后，男方退婚，在人为和周遭环境的压迫下，支撑四妹信念的东西终于坍塌。四妹疯了，时而迷糊，时而清醒，后来嫁人和生子，一度住进了精神病院。
秦锁死的时候七十二岁，死在外甥的家宴上。儿子海明和人打架，被捅了三刀，不治身亡。
陪伴秦秀英最长时间的，是姐姐秀珍，儿时和秀英一起用海娜花涂指甲。母亲一生最后悔的事情之一，便是被媒人欺骗，将姐姐嫁给一个不知底细的人家。姐姐常跟秀英说，“结了一回婚，要甚没甚，就给缝补件新袄子……世上再没有比我更苦的人了。”生育四个孩子、照顾家庭、打工劳作，终于让姐姐的身体不堪重负，她脖子上的瘤子从指头肚大小，越长越大，终于到了不得不切除的地步。所幸手术成功，逐渐恢复，但是身体消瘦，嗓子也哑得厉害。
同住一个城市，秦秀英经常去看姐姐。姐姐说“净你来看我了”。“我惦记她惦记得厉害，在家里她自己做不了主。”秦秀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秀英有四个子女，如今都过上了安稳的生活。秦秀英信命，女儿红侠过得不顺时，她觉得“女儿的命运全是给大人毁了”。1982年那场大雨，原本要走的姐姐和姐夫住了下来，谈到了要红侠顶自己死去孩子户口的问题。为了城市户口，红侠随了姐夫姓，后来念了只有城市户能报考的技校，之后的生活坎坷动荡。秦秀英想着，如果没有那场大雨，原本学习成绩不错的红侠会不会考上高中，读完大学？秦秀英在书里写：“有时候，我在地里朝着太阳跪下，磕头，求神保佑她，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秦秀英写下了爱的人、恨的人，家人和朋友，唯独没写自己的丈夫。尽管吕永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母亲自己可能不一定同意，但是我觉得（父亲）也有带给她美好的时候。”但是对于秦秀英，提起丈夫仍然是不快的事情。
秦秀英十七岁那年进入婚姻，此后六十年一直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起初，秦秀英跟着丈夫住在村子里，1990年代他们卖掉老家的房子搬往镇上。收入窘迫，他们不得不外出打零工。孩子长大，收入好转，他们在孩子的支持下搬进城市的楼房。三年后，丈夫患前列腺癌，秦秀英尽到了最后的婚姻责任。
此后数年，她不愿再谈这个带来伤痛的男人。他们是包办婚姻，彼此并不理解。财务由丈夫掌控，农活和家务却多由秦秀英承担。男方脾气暴躁，经常拳脚相向，甚至打坏了秀英的牙齿。“我母亲体力上没法跟我父亲匹敌，加上本身的性格，跟我爸相处的过程中，往往是受气、受害、受伤。家里的一切由父亲做主，如果孩子们过得不好，悲伤其实落到了我母亲身上。”吕永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吕永林的记忆里，父亲性格复杂，始终接受不了自己的现状。“他读过一点书，可能他有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跟我母亲没办法特别好地交流，交流方式也不对。我父亲容易受到别人的一些意见的影响，特别是一些经常在一起相处的乡村男人们的观念，大男子主义、不能听老婆的话等。”秦秀英在旁边，默不作声。
吕永林说，父亲不甘于农村生活，想和兄弟姐妹一样逃离这片土地，而母亲则渴望留下来，他们彼此难以沟通，无法相互理解。母亲早有离婚的打算，但考虑到孩子，像乡村中的许多包办婚姻一样，最终维系了下来，关系却愈加恶化。
秋婶。 （秦秀英/图）
冬
秦秀英和儿媳讨论过死亡这件事。秦秀英27岁的时候，村子里一个叫莲花的姑娘上吊死了，没有人知道原因，她内向，性格“绵绵善善”，从不和人发生冲突，可还是悄无声息地走了。
许多人，都像树上的果子一样，无声落下了。1980年代末的一天，金石匠的大儿媳喊秦秀英过去，说金石匠不行了。第二天他的病情好转，“我去阎王爷那儿，阎王爷不收，我又回来了”。两年后的春天，他还是去世了。
包产到户后，秋婶家的日子仍然艰难。四个儿子都嫌弃秋婶和老汉，不愿给他们养老。秋婶留了一亩地，种麦子、玉米、豆子和葵花。她计划着，麦秆能喂猪，豆子磨豆腐，葵花籽榨油。有一年秋天，秋婶往下放割下的玉米秆的时候，一下子跌倒了，就死了，后来老汉也死了。秦秀英想起一句老话，“人老了没坐处，皮袄烂了没放处”。
秦秀英的母亲去世前有很多遗憾事，操心女儿的婚姻和工作，时常一个人说话，她后悔来到这个村子，感叹“人越活越麻烦”。78岁的时候，她得了老年痴呆症，衣服穿在身上，她说丢了，一个一辈子爱好干净的人，最后在不那么体面中离世。四叔走得很安详，忽然有一天，一向有胃口的四叔吃不进饭，胸口难受，几天后便安然离开。
三妹和四妹的故事令人唏嘘。三妹出嫁那天坐的是轿车，周围人羡慕。她婚后生活和美，丈夫在乡里教书，后来做了教导主任，三个儿子也长大了。但三妹身体不好，怕去医院检查花钱，一直病到“吐白沫，吐得饭都吃不进去”，才去县医院，回来还把门前种的一亩麦子割完。虚岁四十九岁，三妹便因尿毒症去世了。改变了四妹人生的巨大灾难，几乎是连续性的，后来病情加重，被关在一个小房子里，家里给她吃的东西也变少了。“四妹死的时候，虚岁四十八，她的大名叫秦秀青，小名叫引儿子。”几乎用尽所有力气，秦秀英写完了这句话。
多年来，愤怒和悲伤包裹着秦秀英，她始终无法走出过往。吕永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定得让她从里面跳出来，从一个比较窄小的生活里面出来，去做一些快乐的事情。”吕永林能感觉到，写作后的母亲慢慢转变，她开始主动接触外界活动，参加老年大学的学习，甚至在与儿子儿媳的相处中更善于表达感情，“我妈现在会开玩笑了，身上的包袱也卸下不少。”
回忆和写作激发了秦秀英重访故人的愿望。秦秀英和邬生生打电话，邬生生是村里有名的兽医，他医术高超，人缘极好。秦秀英想送书给他，告诉他这本书提到了他。邬生生难以理解，尽管他们的年龄只差几岁，他说“我都是在等死的人了，我还看什么书”。
“书里面的邬生生，年轻时让人觉得多么俊秀，医术高明，为人处事属于乡间能人。但是他老年时候说的话让人伤感。”吕永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秦秀英想送书给一些故人，重新建立连接。比如二妗的爸爸，老人七十多岁时，曾拿出十枚崭新的五分钱钢镚给秦秀英，她一直舍不得花。如今老人离世多年，秦秀英找回了跟他后人的联系。一些老友读到秦秀英的作品，主动找来。比如秦秀英的知青好友王惠玲和孙宏军，在失去联系十五年后，他们在2016年又找到了秦秀英。在《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中，秦秀英专门写了他们。
一些故事没来得及写进书里。秦秀英的大舅，曾把伯父的骨殖从远方带回家乡安葬。父亲去世较早，大舅就一生未娶，照顾弟弟妹妹的生活。在秦秀英七十五年的人生中，总遇到一些骗子，以次充好赚差价的、设下钓鱼陷阱的、博同情的，不过，她宽慰自己，“世上还是好人多，坏人少哇”。
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