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网传曾因染粉色头发而遭网暴的杭州女孩郑灵华去世，后其友人向多家媒体证实了这一消息。
去年7月，浙江师范大学2022届毕业生郑灵华在医院与病床上84岁的爷爷分享自己成功保研的喜讯，并拍摄照片、视频分享到社交平台。其后，来自各平台的多个账号盗用其照片并造谣，部分网友针对郑灵华的粉色头发、录取学校等对她进行恶意攻击，导致其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最终郑灵华于今年1月自杀离世。
郑灵华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
这是继“刘学州寻亲”“网络课堂爆破”等事件后又一起因网络暴力而造成的悲剧。有专家告诉南都记者，网暴具有匿名性、失责任、从众等特点，施暴者无法感知当事人的反馈和情绪，不会顾及后果。要通过法律手段惩治网暴，目前还存在网暴事件的相关事实查明困难等难点，如侵权主体身份难确定、网络暴力事实难认定等。
一场因“粉头发”引发的网暴
事情的起因可追溯至去年7月。那时，即将从浙江师范大学毕业的郑灵华顺利保研至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并染了自己喜欢的粉红色头发庆祝。她带着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来到医院与爷爷分享这一喜讯，还拍下合照分享到社交平台。
令她没想到的是，这次分享却意外收获了很高关注。一方面，郑灵华的照片、个人信息等被各平台账号大肆盗用，成为教培机构为了卖课发布的招生视频里“专升本”故事的主角；另一方面，大量针对她粉色头发、录取学校等的辱骂和诽谤占领了评论区和私信，“头发染的跟酒吧陪酒一样”“夜店舞女也有硕士文凭”……甚至还有网友攻击她生病的爷爷。郑灵华因此患上严重的抑郁症。
面对网暴，郑灵华曾努力反抗。她向社交平台提交了举报和投诉申请，但有关内容只要被对方私密处理，投诉就显示失败；她曾私信网暴者要求道歉，但只获得拉黑、无视以及新的谩骂……她曾通过卸载各App、报名学习课程等方式试图切断网络，转移注意力，然而这一切仍然无法抹去她内心的阴影。
去年10月后，心理状况恶化的她暂时中止学业、回家治疗。经历数月的挣扎，郑灵华的朋友得知其于今年1月自杀离世，随后在社交平台上公布这一噩耗。
“希望阿蛋在另一个世界能过得幸福”，公布这一消息的朋友最后写道。
网暴致死案件频发
网暴发生后，郑灵华试图通过诉讼维权。她的代理律师、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晓航此前曾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侮辱性言论和诽谤性言论是这次网络暴力事件最主要的两种类型。前者对当事人进行荡妇羞辱，通过贬损当事人的发色，以明示或暗示方式将其与性工作者产生联系；后者典型的如将当事人与爷爷的关系产生不正当联想。此外，“对于缩写、谐音梗、恶搞表情等并不直接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当事人的维权会更加艰难。”
金晓航曾分析，网暴取证主要面临两个难点，一是侵权人可能在诉讼前或诉讼过程中删除侵权信息，二是具体侵权主体难以确定。“虽然当事人在第一时间通过公证固定相应的侵权信息，但网络信息更新的速度很快，对于在公证之后新产生的网暴内容，不可能一趟趟地跑公证处，只能通过自行录屏的方式取证。”
事实上，网暴导致的悲剧早已屡见不鲜。
今年2月14日，曾开着拖拉机到西藏自驾的山东网红“管管”去世，年仅38岁。此前“管管”曾多次在视频中讲述自己被“黑粉”长期网暴的经历，有网友称其卖膨化机行骗、做假公益骗捐款等，导致“管管”一度停播，工作也难以开展。其后他患上重度抑郁并自杀离世。
15岁寻亲男孩刘学州被网暴致死事件过去一年多后，今年2月13日，北京互联网法院网上开庭审理此案。在刘学州的遗书中，他自述了出生被父母贩卖、四岁养父母意外去世、上学遭校园霸凌，寻亲成功后因住房问题被生母拉黑等经历。由于其生母在采访中指责他逼迫亲生父母买房，刘学州在社交网络上遭遇大规模网暴，于去年1月在三亚海边服药自尽。
去年10月，新郑市第三中学教师刘韩博在家上完网课后意外离世。其后自称系刘韩博女儿的微博网友称，曾有陌生人进入网课用言语辱骂、共享屏幕干扰课件播放的方式扰乱课堂秩序，“再三刺激我妈妈，最终我妈妈情绪激动落泪退出了直播课堂”。两天后，刘韩博被发现因心梗独自死在家中。
为了整治网暴，去年4月，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要求网络暴力易发多发、社会影响力大的18家网站平台进行全链条治理。同年11月，其印发《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要求健全网暴预警预防机制、强化网暴当事人保护等。新浪微博、抖音、豆瓣等平台积极响应，采取推出“一键防护”模式等措施，用户可关闭未关注人的私信和评论，来切断外界骚扰。
被网暴后为何维权难？
多位心理学专家告诉南都记者，网暴具有匿名性、失责任、从众等特点。隔着一个屏幕，施暴者无法感知当事人的反馈和情绪，不会肆意妄为的顾及后果，更不会意识到自己在骂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去年5月31日，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在发布4万余字的《网络暴力典型案例与防治机制观察报告》。《报告》指出，网暴案件通常由一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发起，最终引发大量网民对受害者的抨击、谩骂。由于网络暴力相关案件参与人数较多，受害人常常面临“法难责众”的困境。
对此，广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一庭法官袁玥表示，施暴者人数众多可能会让受害者的维权成本变高，或导致法院接收的案件数量增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不责众。只是在现实中，面对一群责任被稀释的施暴者，受害者可能会缺乏维权的勇气和动力。
而处理网络侵权纠纷案件的一个重要难点在于，网络暴力事件的相关事实查明困难，具体表现为侵权主体身份难确定、网络暴力事实难认定等方面。
因此，《报告》建议，平台作为防治网暴的关键防线，应当推广落实“一键防护”、陌生人私信限制等功能，以实现对网暴受害者的实时保护；在监管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应对网络暴力等互联网内容生态问题保持高度关注，加强适时引导，及时敦促平台履行治理义务和承担治理责任。
法律兜底环节，检察机关可以依法介入，将严重的网络暴力行为纳入公诉范围，解决公民个人诉讼成本高、取证维权难题。立法层面，目前国内暂无专门规制网暴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也没有明确其法律方面的内涵，因此应当进一步明确预防和惩处网暴的相关条款，提高法律法规的适用性和实操性。
在这个网络活动痕迹越发透明的时代，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舆论风暴的焦点。谈及如何走出网暴阴影，乔治·华盛顿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生张梦频表示，很重要的一点是，当事人不要责怪自己，不要把自己当作问题的源泉，可以尝试一些调节情绪的方法，比如物理断网、放松身心、做心理咨询、找一个有归属感的团体，或者做一些提升自我价值感的事情。
采写：实习生朱梓函 南都记者樊文扬 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