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马库斯·布伦纳梅尔（Markus K. Brunnermeier）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兰茨胡特的一个木匠家庭。同年10月，联邦德国迎来第四任总理——维利·勃兰特。为推动东西德交往，勃兰特提出“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口号。他的“新东方政策”奉行“与西方合作，与东方和解”，被认为是推动当时欧洲冷战局势走向缓和的实质性举措之一。直到1979年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前，布伦纳梅尔的童年都在冷战缓和期内度过。
16岁前，子承父业都是顺理成章的选择，而让这个西德少年成长为“钉钉子最多的经济学家”的重要驱动之一是对东德的好奇——为什么“两个德国”经济发展如此悬殊？他发现，市场价格能传达很多信息，而在计划经济体系下，这类信息无法顺畅流动，社会各方便难以作出最优决策。这成为布伦纳梅尔在国际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领域研究的起点。
同样需要信息的是危机管理。2020年3月，新冠疫情开始席卷全球。布伦纳梅尔已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爱德华兹·桑福德讲席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本德海姆金融中心主任。他着手组织了网络视频研讨会“马库斯学院（Markus’ Academy）”，希望在经济学家、思想领袖、历史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之间架起桥梁，鼓励各方从不同视角评估时局，并提出创造性解决方案。三年来，研讨会的主题从最初的疫情延展到高通胀下的投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乌克兰重建等备受关注的国际社会经济议题。
围绕这些议题的讨论千差万别，但布伦纳梅尔逐渐从中剥离出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韧性”。他在新书《韧性社会》一书中写道，冲击往往祸不单行，一场危机可能会诱发另外的危机。这些事态的发展形式各不相同，没有任何事物或人能完美地保护我们免于相关冲击。我们需要保持遭受重击后重新站起来的能力，需要安全缓冲、冗余储备以及可以退守的保护区。“这里所说的‘我们’意指每个人、每个社会阶层、每个组织机构乃至整个全球社会。”布伦纳梅尔强调。
对当下的中国，韧性尤为关键。2022年末，中国防疫政策调整优化。步入2023年，复苏之路并非坦途。布伦纳梅尔在书中提出的疑问——危机结束后的社会将是什么样的？我们下一步将走向何方？——仍萦绕在人们脑海中。
日前，《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布伦纳梅尔。答复邮件时，他所在的普林斯顿正值严冬，窗外零下10度，寒风凛冽。我们探讨了主要国家对危机的韧性应对将如何重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制造业回流与全球化新机遇，经济学家如何看待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如何看待变化中的中美欧三边关系，以及走过冷战剧变时代的他对当代年轻人的建议。
与其竭力避免风险，不如把重点放在培养韧性
南方人物周刊：你最想通过《韧性社会》传达的观点是什么？
布伦纳梅尔：我们需要转变观念。与其竭力避免风险，不如将重点放在培养韧性，即冲击后反弹的能力。最近的危机告诉我们，避免冲击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能，代价也非常高。我们应该去冒险和试错，风险暴露有助于培育韧性，只要我们能在挫折后重新振作起来。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中提到，韧性策略成功的关键在于双管齐下：第一是控制初始的冲击，危机的范围和严重程度需要受到限制；第二是为复原创造条件。在这两方面齐头并进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某些场景下，某些主体会沉迷于前者，忽视或不重视后者。为什么？
布伦纳梅尔：从一开始就不仅要关注危机遏制，还要关注如何反弹，这一点非常重要。面对危机，人们会觉得竭力减少冲击带来的直接影响是迫在眉睫的。然而，这是短视的，从长远看，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
南方人物周刊：“韧性”并非新话题。与过去相比，这轮关于“韧性”的讨论有哪些新特点？
布伦纳梅尔：“韧性”的概念最早源于材料科学。如果某种材料在受到压力或冲击下变形，之后又回到初始状态，则说明这种材料具有韧性。心理学研究个体的适应力，而整个社会的韧性则更富挑战性。这要求除社会整体外，大多数人都能在受到冲击后有反弹的机会。有韧性的社会需要努力带领所有人共同发展。同时需要注意溢出效应。比如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有强大的溢出效应，当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就会给后者的韧性造成威胁。
比“友岸外包”更合适的是“多元化采购”
南方人物周刊：2022年12月，台积电位于亚利桑那州的新圆晶厂举办的移机仪式上，创始人张忠谋表示，“自由贸易几乎已死。”这些年来，受疫情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正朝着区域化、次区域化方向发展。五年或十年后，全球供应链将是什么样？这个变化过程中有什么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布伦纳梅尔：疫情前，国际企业的关注重点是降低成本。得益于全球供应链，企业可以将生产外包给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这也催生了“准时生产制”（注：只在需要的时候，按需要的量，生产所需要的产品）。近年来的危机让我们意识到，准时生产制并不符合成本效益，反而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更易受到扰动。当前，新的信条是“以防万一”而不是“追求时效”。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已经外包给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活动会在多大程度上迁回发达国家，即所谓的“回流（reshoring）”。自动化的发展使得一些政客倡导“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即将供应链网络限制在盟国或友好国家。
南方人物周刊：有观点认为，“友岸外包”将在全球范围引发危险的保护主义漩涡，政府不应推动这些转变，而应努力重建对全球贸易的信任，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制定切实的议程。你怎么看？
布伦纳梅尔：相比“友岸外包”，我更推崇“多元化采购（multi-sourcing）”。理想情况下，企业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大陆找到多个供应商。如果一个大陆的生产受到冲击或干扰，其他大陆的供应商可以对冲风险。多元化策略既能提升供应链韧性又利于成本控制，也不会给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造成总体损害。在一个高通胀的时代，让成本可控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我有信心多元化采购的方法将会被广泛采纳。当然，这有赖于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
商品贸易全球化放缓，而服务贸易全球化仍呈扩张态势
南方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前景？这将如何影响世界其他地区？
布伦纳梅尔：有两股力量在推动美国制造业复兴：随着生产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企业对劳动力成本的敏感度在降低；制造企业希望把生产环节搬到更靠近客户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商品制造业的重要性在下降，而服务业的重要性在增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商品贸易全球化放缓，但服务贸易（注：包括餐饮、交通、观光旅游、计算机、通讯和信息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研发服务等）全球化仍呈扩张态势。那些能较早认识到这一趋势，并重视服务业发展的国家可能会获得更好的发展。
南方人物周刊：2022年2月，欧盟执委会推出《欧洲芯片法案》草案。根据该法案，欧盟将投入超过450亿欧元的公共和私有资金，用于支持欧盟的芯片制造、试点项目和初创企业，希望欧洲在全球半导体市占率能从目前不到10%提高到20%，降低对亚洲及美国的依赖（注：2023年1月24日，欧洲议会通过“芯片法案”草案）。有观点认为，这一法案的实施将在价值链中造成额外的低效和重复。由于欧盟更高的生产成本和税收，微芯片将变得更加昂贵，反过来又会减缓欧洲电子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扩散。你怎么看？
布伦纳梅尔：中美双方都在芯片研发制造以及人工智能方面投入巨大。在这一背景下，欧洲也想在芯片技术方面发展一些专业知识是可以理解的。在高科技领域，竞争不是围绕劳动力成本展开的。
南方人物周刊：“雁行模型”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在1930年代提出。该理论被用于解释日本与东亚地区间的国际劳动分工、各地区产业结构相对优势由较先进的国家或地区不断向后进国家或地区转移的传导机制。2022年10月，运输经济学公司 MDS Transmodal的数据显示，中国在服装和配饰、鞋类、家具和旅游用品等消费类别的出口主导地位在下降，越南、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印度正在成为这类转移的目的地。你怎么看待“雁行模型”在亚洲的演变？中国制造短期内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
布伦纳梅尔：除了按照预设的顺序追赶，还会出现跳跃式前进。比如在数字化和数字货币领域，中国就跨越了好几个发展阶段。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增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多元化采购”的努力导致了不同的全球外包模式的出现。中国可以努力的领域很多，比如环境技术。
2022年12月6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美国总统拜登抵达台积电半导体制造工厂，就其经济计划发表讲话（视觉中国/图）
追赶与开拓边界是截然不同的
南方人物周刊：据世界银行调查，1960到2008年间，全球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3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余均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自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变的过程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阶段。有学者认为，中国要实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目标，年GDP增长率应不低于4.73%，同时人口老龄化也会带来很大的挑战。你怎么看？
布伦纳梅尔：许多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追赶与开拓边界是截然不同的。处于追赶状态时，一个明智的做法是复制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而继续向前则需要研发投入。重要的是，这不仅关乎资金投入，还关乎如何投资以及如何引导资金进入正确的方向。这要求对各种尝试抱有积极的态度，为创造者赋予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并鼓励批判性的话语表达。
南方人物周刊：2022年，辜朝明的《大衰退》在中国很火。他在书中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当资产价格大幅缩水而负债不变，企业和家庭等私人部门因为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和投资、归还债务和去杠杆，私营部门的目标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为债务最小化，从而导致经济衰退。你曾多次到访中国，中国能从日本“失去的岁月”中学到什么？
布伦纳梅尔：是的，当企业或家庭遭遇债务积压问题时，他们不愿意启动新的创新投资项目。相反，他们避免冒险并专注于偿还债务。这扼杀了创新，也让经济增长化为泡影。主要教训是清算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应对存在债务积压问题的僵尸企业进行债务重组。虽然这可能会在短期内造成一些不稳定性，但整体的长期收益会更大。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中提到，投资不振将延迟复苏的到来，增加疤痕效应长期化的风险。因而支持企业和居民家庭的措施非常关键。这些干预政策的乘数可能远大于普通的凯恩斯乘数，因为纾困措施能保护中小企业的资本存量与居民的人力资本存量。当前中国同样面临这一问题。有学者认为，短期内居民收入能否增长、中小企业利润能否提升，非常关键。你有哪些建议？
布伦纳梅尔：关键在于弄清楚冲击是暂时的，还是结构性的，或会带来永久性变化。如果冲击是暂时的，支持受重创的行业更有意义。如果冲击是结构性的或永久性的，那么就应该利用冲击来推行结构性改革。这种情况下，人为地让企业维持生命是不明智的。因为从长远来看，僵尸企业会桎梏经济增长。此外，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债务领域，如果一个经济体能不被重重债务所累，它都会更具韧性。对中国来说，明智的做法是找到减轻债务负担的方法，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
2022年10月25日，德国柏林，马库斯·布伦纳梅尔（左一）出席探讨乌克兰重建的国际专家会议（视觉中国/图）
全球化对善于转型的国家非常有益
南方人物周刊：有观点认为，历史上每个经济体都只能保持一段经济高速增长期。只要贸易全球化继续下去，经济放缓就不可避免。你同意么？
布伦纳梅尔：如果经济体能够重塑自我，它们可以轻松地经历几个增长周期。城市就是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城市本身就是个小型生态系统。一些城市较早地成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引领者，但要继续成为新领域的技术引领者，必须有重塑自我的能力。例如，美国的波士顿曾经是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制造业的中心，如今脱胎换骨成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聚集地。类似的，文艺复兴以来，随着全球化路径的改变，意大利的威尼斯也经历了多个周期，但是转型就不那么成功。总的来说，全球化对善于转型的国家是非常有益的。
南方人物周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3年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体将陷入衰退，你怎么看待2023年？你对普通人有什么建议？
布伦纳梅尔：过去几年的经历告诉我们，要预测2023年是否会面临经济衰退很困难。就像在2019年底，没人能预料到一场疫情即将席卷全球；在2021年底，没人能预料到即将爆发的俄乌冲突。这两个事件都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所有人来说，重要的一课都是为众多可能的情形做好准备，而不是仅去关注那些常规预测。因为个体很难避免冲击，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准备并保持韧性，以灵活的方式适应各种新情况。
南方人物周刊：国际组织在全球化时代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其中的两个代表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却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一些人认为，这些机构是新自由主义的工具，“富人”借此剥削“穷人”。也有观点认为，许多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国际机构已经过时了。你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你认为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应如何改革，以更好地加强各国之间的互动和对话，并找到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全球解决方案？
布伦纳梅尔：从20世纪70年代直到近几年前，世界经济发展都是一个伟大的成功的故事，尤其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过去的50年里，世界人口几乎翻了一番，达到80亿，贫困人口数量却有所下降。这是一项重大成就，尤其是考虑到1970年代时人们对世界前景的预估有多么黯淡——想想1972年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注：罗马俱乐部是成立于1968年的全球智囊组织，其主要成就是发表于1972年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认为，如果资源消耗没有实质性变化，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产能出现相当突然且无法控制的下降），以及冷战很有可能以灾难告终的种种预测。这个故事能够走向成功，中国向西方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众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全球化正在促成这种变化。
对国际组织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们需要维持全球化向有益的方向发展，防止世界走向分裂，并遏制地缘政治风险的加剧。同时，它们还需要减少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在这一点上，国际组织跟过往有很大的变化。近年来，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因素、减少不平等和许多其他社会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与安全考虑相比，欧洲内部分歧相形见绌
南方人物周刊：16年来，安吉拉·默克尔因提升德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而受到赞誉。你如何评价默克尔时代和后默克尔时代的开始？
布伦纳梅尔：确实，在她执政期间，德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得到增强。她很好地维护了德国的国家利益，谨慎地协调着国际和区域环境。她不像其他政治家那样沉迷于勾勒那些易落空的宏伟愿景。
南方人物周刊：你参与合著的《欧元的思想之争》曾提到，欧元区危机背后其实是一场思想之争，主要表现为德国和法国之间的观念差异。2022年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30周年（注：该条约的生效标志着欧洲联盟正式诞生）。有学者认为，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日益深化和扩大，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开始凸显。在这样一个愈发支离破碎的世界，你怎么看待这些年欧洲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布伦纳梅尔：俄乌冲突让欧洲更团结。与安全考虑相比，先前所有分歧都相形见绌。当然，在如何应对能源短缺问题上，欧洲内部仍有分歧。德国和意大利受到的打击最大，因为它们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很高。法国则不同，对核电的依赖度较高，对天然气的依赖度较低。推动绿色转型是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中提到欧洲对中美关系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访华一个月后，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访问了中国。你怎么看待中美欧三边关系？
布伦纳梅尔：鉴于其经济利益，欧洲将试图在中美之间发挥缓和作用，但自2022年2月24日以来，安全考虑变得更加突出。对欧洲来说，结束俄乌冲突并确保它不会升级为核冲突是当务之急。
南方人物周刊：我们周围的世界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这种变化存在于政治、社会、技术、经济和环境等诸多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受到了某种“政治性抑郁”，这存在于许多国家。有观点认为，和老一辈一生都在看似崩溃的地基上重建世界相比，年轻一代在面对动荡时代时更容易感到无力和沮丧，对个人和群体的命运走向没有发言权，近几年尤甚。你在二三十岁时遇到过类似情况么？对于有这种感觉的年轻人，你会有什么建议？
布伦纳梅尔：每一代人都面临自己的挑战。我二十多岁时，世界同样处于过渡时期。我见证了苏联集团的解体。其间，我多次前往东德，目睹了生产力的缺乏和污染。随后，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事情发生了难以置信的骤变，许多人不得不学会在新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下生活。而西德的居民则担心艾滋病和环境污染。森林因“酸雨”而濒临死亡（注：二战后，联邦德国工业得到快速恢复，但由此产生的酸雨致使西德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的损害。受酸雨影响，枯死病在西德森林中蔓延）。当然，现在和那时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多重危机的发生速度。我们有更好的技术，但它们也加快了危机爆发的速度。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是抓住机遇、不畏挫折。这需要在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时葆有灵活性，提高自己的适应力。通识教育和好奇心也会非常有帮助。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陈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