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是即将结婚的年轻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当下网络上对“彩礼”话题的讨论也热度不减，“天价彩礼”的现象更是引发关注。
什么是彩礼？在我国彩礼的现状如何？导致“天价彩礼”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减少“天价彩礼”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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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彩礼的定义及现状
彩礼是指婚姻关系当事人一方（主要指男方）及其亲属依据习俗向对方（主要指女方）及其亲属给付的钱物。给付彩礼的行为，虽然在法律上不提倡，但也不禁止。
数据显示，收取彩礼是全国性现象。2000年以来，全国约有超过79%的婚姻收取彩礼，山东以超过89%的比例成为最流行收取彩礼的地区，河北、广东、安徽、甘肃等省收取彩礼占比也较高。
我国婚姻收取彩礼金额较大。“10万元”在所有彩礼金额中出现频率最高，占比约为11%，其次是“2万元”和“5万元”，占比分别约为10%和8%。综合看，当前彩礼的全国均值约为7万元，独生子女群体的彩礼金额平均值约为78000元，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群体约56000元的水平。
“附加彩礼”较为普遍。男方除了要以现金或存折方式赠与女方“直接彩礼”外，往往还要以实物形式赠送女方“附加彩礼”。如珠宝首饰、房产、家用车、名贵烟酒、家电、家具等，这些实物价值往往较高，甚至比“直接彩礼”高出多倍。按照当前我国农村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计算，彩礼总金额要花费一个家庭5年以上的积蓄。同时，约有64%的彩礼金额是由女方家长确定的，婚后彩礼的70%也由女方家长支配，只有30%返赠给新婚家庭支配。这显然增加了男方原家庭和新婚家庭的经济负担。
男女双方对待彩礼态度差异较大。大数据分析显示，61%的女性看重彩礼金额的多少，只有15%的男性认为金额多少很重要。合理的彩礼金额男性倾向于1万元到5万元，女性倾向于5万元到10万元。近一半男性认为彩礼是一种应摒弃的陋习，而超过63%的女性认为彩礼是男方诚意的体现。
男女双方对彩礼迥然不同的态度，导致因彩礼谈不拢而分手的情况十分常见，甚至引发家庭矛盾或严重的恶性事件。数据显示，超过40%的家庭因彩礼问题发生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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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天价彩礼”的四个原因
“天价彩礼”是我国人口社会经济转型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其成因非常复杂。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研究员李佐军和西安交通大学某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原因。
第一，农村男多女少是彩礼坐地起价的重要原因。1980年代以来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导致我国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男性人口总数为72334万人，女性为68844万人，全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以女性为100）。尽管与2010年相比，全国总人口性别比下降了0.13个百分点，但男性人口仍然超过女性人口3490万人。
随着这些年份出生的男性人口陆续进入婚姻市场，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此外，伴随着快速城镇化，大量进城务工农村男青年因能力和收入限制，很难在城市安家。因此，“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进一步加重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男性的婚姻挤压程度，男性对稀缺的可婚配女性资源竞争加剧，导致这些地区的平均彩礼金额不断上升。
第二，传统的父系家族制度决定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从属地位，这一特征在中西部农村地区依然较为突出，嫁娶婚姻模式意味着女儿对娘家的潜在经济贡献与实际赡养义务转移到夫家，这种“买断”和“交割”成为男方需向女方父母做出经济补偿的基本逻辑。大数据分析显示，目前相当一部分家长认为彩礼是多年养育女儿的经济补偿，有的被作为女方兄弟结婚的重要经济来源，还有一部分独生子女家长认为目前新农保基础养老金偏低，要通过多收礼金来弥补。
第三，随着城镇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日益盛行，利益至上的“交换观念”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再加上物价、房价上涨等因素，年轻人成婚的经济压力倍增，同时刺激彩礼价格进一步上涨。此外还有攀比心理的作用，很多人把高价彩礼看成是必须争取的“面子”，这种非理性的攀比，不断推高了彩礼的金额。
第四，法律法规和村规民约的刚性约束力度不够。尽管《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不够具体，在彩礼合理范围的规定、彩礼主体资格的确定、“因婚致贫”的解释等方面存在盲区，导致“高价彩礼”受法律的约束力不够，发生纠纷时还存在依据现有法律条款难以处理的问题。同时，虽然较多地方村规民约明确反对“天价彩礼”，但缺乏相应的惩戒措施，很难起到约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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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天价彩礼”的举措
这些年来，我国一直高度关注农村地区的彩礼异化问题，并陆续出台了各层次的系列文件。全国各地也在根据中央精神，针对“天价彩礼”采取各项举措进行治理。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在“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再次提到“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农业农村部2月21日发布《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组织开展移风易俗宣教活动，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引导各地在村规民约中充实简办婚丧喜事、减轻人情负担、反对铺张浪费、倡导孝老爱亲等内容。
多地也出台政策对彩礼进行“限高”。
河南省宁陵县将婚丧礼俗规定普遍纳入村规民约，倡导彩礼不高于3万元。
河南省博爱县制定了文明节俭办理婚事标准，彩礼标准城区不得高于5万元，农村不得高于3万元。
山东省沂水县杨庄镇在2020年的《关于推进婚俗改革倡导喜事新办的工作方案》中明确，在彩礼金额上，提倡不要彩礼或少要彩礼，一般不超过10000元。
甘肃省定西市2022年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明确，婚嫁礼金不超过5万元。
四川省凉山州自2022年5月1日《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先后制定出台多项规定，明确提出婚嫁彩礼最高不超过10万元。
宁夏泾源县出台《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试行)》，明确实行彩礼限高，彩礼最高不得超过6万元，并逐年下降。
2022年，江西省萍乡市民政局等六部门印发《关于遏制高价彩礼推动婚嫁移风易俗的实施方案》，要求因地制宜开展高价彩礼整治行动，建议彩礼不超过3万元。
除政策外，多地也积极开展活动，倡导抵制高价彩礼。
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举行新时代文明婚恋倡导活动暨寻找“最美丈母娘”启动仪式，就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与热议。
江西省丰城市妇联组织周边街道30余名义务红娘开展“抵制高价彩礼 倡导文明新风”主题宣讲活动。活动现场宣读了“抵制高价彩礼 倡导文明新风”倡议书。
江西省会昌县，2023年1月，婚姻登记处为前来办理婚姻登记的新人进行《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宣讲、发放倡议书、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等方式普及现代文明婚嫁新风。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戴家埔乡在2023年1月30日发起签署“抵制高价彩礼承诺书”活动。
江西省南昌市也拟于2023年3月8日举办“不要彩礼要幸福”百对新人集体婚礼。
通过种种举措，一些地区在治理高价彩礼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高价彩礼得到抑制，部分地区婚事花费大幅降低。
河南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整体来看，河南省扎实推进婚俗改革工作，高价彩礼、高额随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得到有效遏制，改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河北省河间市同样是第一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根据河间市民政局在今年1月发布的信息，自2021年4月至今年1月，河间市共办理新婚登记4726对，其中“零彩礼”“低彩礼”占比88%，每桩婚事花费比从前平均减少7万元至15万元。
四川省凉山州自移风易俗专班运行以来，共制止10万以上彩礼528起，涉及金额6920万元。
甘肃省定西市自2022年6月份启动实施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攻坚年行动以来，70%的出嫁方彩礼控制在0至5万元以内，平均为4.9万元，比行动前下降了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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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彩礼”综合治理机制
还需尽快完善
专家认为，就目前我国各地采取的举措而言，大多仍是面向女性（适婚女性或丈母娘），倡导女性群体抵制“天价彩礼”，这些举措对树立正确的爱情观能起到一定助推作用，但推行力度还较弱、针对人群较为单一，还有诸多完善空间。针对前文提到的出现高价彩礼的原因，对“天价彩礼”的治理应是综合性的，既要从婚宴、彩礼金额的规定性政策入手，也要在促进家庭和谐、保护女性权益、树立正确的奋斗观与爱情观上下功夫。
首先，要持续深化男女平等观念。针对性别比例失衡问题，要完善生育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并坚决执行有关禁止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维护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切实保障两性权益。当前，女性人口缺失导致传统上礼仪性的彩礼被过度物化，湮灭了爱情是婚姻基础这一原则，一些有兄弟的女性甚至成为“换婚”的牺牲品，严重违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理念。
其次，要提供服务和保障，形成综合治理的激励引导机制。加快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适当提高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标准，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投入力度，把对婚姻和新婚家庭的支持作为东西部定点帮扶的重点项目之一，解除部分家庭嫁女的后顾之忧。制定为响应“零彩礼”号召的新人提供就业岗位和创业支持的政策。鼓励婚姻服务类社会组织，优先为“零彩礼”婚姻提供更多公益性专业服务。
再次，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中城乡间、区域间资源合理配置，推广婚俗改革试点经验，构建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一方面，提升农村人口教育水平与职业保障，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人们对健康婚恋观的认知；另一方面，继续推进大型调查研究，全方位掌握地区性婚姻实践特征，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尽快在法律法规层面明确收取彩礼的规则，破除彩礼与婚约的依附关系。开展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综合整治。大力推广集体婚礼、纪念婚礼、慈善婚礼等特色突出、文明节俭的现代婚礼。利用多种渠道，积极宣传“零彩礼”家长和家庭典型。发挥基层红白理事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倡导文明婚俗，对陈规陋习进行制止和规劝。针对未婚青年故意抬高结婚筹码、为婚后奠定财产基础的“啃老”行为，加强教育引导，从源头予以制止。探索对民间普遍存在的“媒人媒婆”行为进行监管，依法严厉打击“婚霸”“媒霸”逼婚、哄抬婚价等行为。
最后，注重保护未婚大龄男性生存发展权益。大量过剩男性成婚问题无法通过引进国际新娘来解决，省际通婚也只是将一地的男性婚姻挤压转嫁到另一地。因此，须持续关注农村成婚困难男性生活及家庭养老情况，进行对口帮扶，并加强社区及整个社会对大龄未婚群体的社会包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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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法治日报、中新财经、农业农村部、江西交通广播等
编辑 | 刘怡迪
主编 | 张越
监审 | 宋锦峰 杨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