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不仅应重视时间性因素，还应考虑空间性因素。关于国家形态的研究，往往从具有浓厚西欧历史烙印的民族国家出发。但在古代世界尤其是古代中国，拥有广阔疆域、多种族群、多元文化的“王朝国家”，在历史上发挥着更为长期而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王朝国家，是国家形态与王朝体系的结合体，相当于民族国家与区域国家秩序，乃至全球国际秩序的结合体。王朝国家一方面具有整体性的发展优势，但另一方面长期存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乃至冲突与对立，边疆地区成为威胁王朝稳定的主要“历史爆点”。
在西欧民族国家“轻装上阵”，开展整体社会动员的同时，同一时期的明朝仍然延续了王朝国家形态，一方面继续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但另一方面却难以形成整体变革，甚至将主要精力投入边疆治理，政权仍然灭亡于来自边疆的威胁。民族国家与王朝国家的不同道路，构成了近代时期中西分途的历史根源。
文 ／赵现海
历史潮流明朝从开国之初，便不断修筑长城，在边疆政策上，整体而言呈现出“内敛”立场，从而与同一时期亚欧大陆其他主体文明的扩张潮流，形成历史分途，由此可将明朝的时代特征概括为“明长城时代”。
榆林长城是“明长城时代”的关键节点。
这缘于在此之前，明朝在修筑长城的同时，仍然进行着边疆开拓，至少有大举征伐的行为。而榆林长城的修筑，却标志着明朝在面对蒙古撕开明朝北疆防线的巨大缺口之后，在采取“搜套”这一进攻方案，未能有效解决问题后，所采取的最终方案。
这一方案也很快便显示出了应有的功用。比如，成化十年（1474）余子俊修筑了榆林长城，这一功用很快便体现了出来。“子俊之筑边墙也，或疑沙土易倾，寇至未可恃。至十八年，寇入犯，许宁等逐之。寇扼于墙堑，散漫不得出，遂大衄，边人益思子俊功。”此役明军斩获甚多，远远超过了红盐池大捷的战果。
榆林长城遗址
壬寅，虏寇入延绥河西、清水营等处，监督军务太监汪直、总兵官威宁伯王越调兵分御之。宣府游击将军都指挥使刘宁败之于塔儿山，生擒四人，斩首百六级。参将都指挥同知支玉、右副都御史何乔新等败之于天窊梁中觜，斩首七十七级。千户白道山等败之于木瓜园，斩首十五级。延绥总兵官署都督同知许宁等败之于三里塔等处，生擒二人，斩首百一十九级。大同参将周玺、游击将军董昇、镇守太监陈政、巡抚右佥都御史郭镗、总兵都督朱监等败之于黑石崖等处，斩首三十级。
《明宪宗实录》认为这是余子俊修筑长城的结果。“是役也，斩获最多，盖由尚书余子俊铲削边墙，虏入为官军所逐，漫散而不得出路故也。然自是无敢复轻犯边者，延绥军民颇得息肩云。”
相应，榆林长城的修筑，便成为明中后期，遭受鞑靼越来越严重威胁的北部边疆所学习与模仿的对象，引领了明中后期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历史潮流。
延绥则都御史余子俊筑边墙，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为敌台、墩寨，相比连不绝，再阅月而讫工。时徐廷璋修边于宁夏，马文升修边于陕西，与子俊称关中三巡抚云。而杨一清起都御史，总制三边时，亦以修筑为急。……而宁夏虏急，起尚书王琼，亦修边于花马池、定边一带，人称为“王总制墙”焉。嘉靖时，虏入古北口，薄京城。明年，筑蓟镇边墙一千三百余里，台如之。而宣、大、山西为虏蹂躏极，亦遍修墙堡，雉堞云连，至今以为恃。
学界普遍将榆林长城视为明长城开端。这一观点虽然并不正确，但仍然反映出学界对于榆林长城修筑的标志性意义的关注。
成化十三年，马文升将长城方案推广到辽东镇。“庚寅，命修筑辽东锦义等处边墙、壕堑、城堡、墩台，增筑尖山川、凤凰山二堡，从整饬边备兵部右侍郎马文升言也。”“巡抚大同右副都御史李敏等奏报，大同三路，计修边墙、壕堑、墩台共九万三千七百七十九丈。”
成化十五年，镇守宁夏太监龚荣指出黄河并不能阻挡鞑靼部众南下。“宁夏东路自花马池至黄河，东至平山墩，西至黑山营，中间相去几二百里，虏所出没。说者以为前有黄河可恃，然春夏之时，河可恃也，如冬月冻合，实为可忧。”请求修筑边墙。“今欲沿河修筑边墙，使东西相接。其西路永安墩至西沙嘴，旧墙低薄颓坏，欲改筑高厚，庶可保障地方。”获得了明朝的同意。“遂役一万人筑之”。
成化十六年，陕西巡抚阮勤请求修筑庆阳边墙。“庆阳府境上墩台空旷，宜于麻子涧口、苗家现、扬旗寨、解家原等处，增筑墩台一十四所。而甜水铺等处，无险可恃，宜浚削壕堑、边墙三十余里。”获得了明朝的同意。
成化二十一年五月，宁夏再次增筑边墙。“巡抚宁夏右佥都御史崔让等，奏请于平虏城、枣儿沟增筑边墙一道、塞堡一座、墩台三座，广武营移筑墩台一座，中卫、河南增筑墩台三座，移筑三座，兵部请从其奏。报可。”
成化二十一年七月，时任大同、宣府、山西总督的余子俊，又请求在三地展开大规模的长城修筑。
壬戌，总督大同、宣府军务兵部尚书余子俊奏：去岁受命行边，即以曩在延绥曾修边墙事宜建议闻奏，蒙赐允行，适岁歉而止。今会大同、山西、宣府一带边关内外文武守臣，随方经略，躬率士马，遍历边境，登高履险，凡四十余日，度地定基，东自四海冶起，西至黄河止，长竟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旧有墩一百七十座，内该增筑四百四十座，每座高广俱三丈。宣府二百六十九座，宜甃以石，每座计用六百工，六日可成。大同一百五十四座，及偏头关一十七座，宜筑以土，每座计用一千工，十日可成。总计宣府人四万，共二十五日；大同人四万，共三十八日；偏头关人六千，共二十八日，俱可毕工。大约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以告成。工人八万六千，每人月给粮米六斗、银三钱、盐一斤，共粮一十五万四千八百石、银七万七千四百两、盐二十五万八千斤、马六万三千匹。于草青时月，每马给料升半，共八万五千五十石，视昔延绥修边之费，虽曰有加，迹已然而验之，将然实一劳永逸之功也。告成之日，仍遣科道官阅实。墩给手把铜铳十、铁炮二。且请敕户、工二部议处粮料、银、盐、铜铁等物，以给前费。
明朝同意了这一方案。
上下其奏于所司，兵部言：“子俊前在延绥，曾收明效，故今于宣府、大同、偏头关一带边方，不惜勤劳，亲历艰险，画图具说，筹算详明，盖欲必成未毕之功，期收将来之效也。”上然之，即敕所司预备器物，俟明年四月即工。
一年多后，大同长城设施增筑完成。
成化二十三年五月，“甲子，大同总兵官都督同知王玺等奏工役修筑之数，凡边墙壕崖共三万九千二百三十二丈六尺，水口十，关门一，墩台七”。
八月，陕西巡抚贾奭等请求在陕西、宁夏增筑边墙。
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贾奭等议奏：靖虏等处工役，边墙自靖虏境急三湾起，至老龙湾墩止，宜补七百二十四丈九尺；红柳泉墩起，至兰州地界止，宜修九百二十六丈八尺。乞于附近府卫，起倩人夫各二千名供役，其余俟岁丰兴工。及宁夏中卫野鹊沟等处边墙，与芦沟深井等处营堡、墩台，亦系要害之地，宜别令守臣议修筑之宜。
获得了明朝的同意。
此后，明朝不断开展长城修筑工程，最终形成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明长城的基本格局。
但余子俊修筑榆林长城之后，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河套鞑靼的威胁问题。相应，围绕榆林长城的是非功过，便一直存在争议。同样，围绕明中后期其他地区长城的修筑，也产生相应的争论。由于榆林长城的标志性意义，这些争论时常有追溯榆林长城的取向。
关于榆林长城的最大争议，是榆林长城方案是否导致明朝放弃了河套。
榆林长城防御体系虽然有效地阻碍了鞑靼部众的南下，但却是一种被动防御体系，因此无法主动解决河套危机。事实上，榆林长城修筑以后，明朝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陕北防御上，对于搜剿河套，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这便为鞑靼部众固定驻牧河套，提供了条件。
弘治元年（1488），延绥镇巡抚黄绂便在奏疏中指出，河套的鞑靼部众，固定驻牧河套，甚至在靠近边墙的区域居住。“虏贼俱在河套，近边墙居住，日逐射猎。通事回话答说：并不做贼抢掠，到明春要来进贡。”
正德时期，阁臣蒋冕也在奏疏中，指出了同样的现象。“北虏屯牧黄河套内，不下二三十万，自西而东一带，边墙外无处无之。”嘉靖时期，蒙古已牢固地控制河套。“今且盘据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养，譬之为家，成业久矣。”
于是，明中后期围绕榆林长城的是非功过，便掀起了不断的争论。嘉靖十六年（1537），兵科都给事中朱隆禧等指责余子俊修筑榆林长城，导致明朝失去了河套。“祖宗之时，河套固中国地也。自余子俊修筑边墙，不以黄河为界，而河套为虏所据。”嘉靖年间延绥镇巡抚张珩再次提出北移防线于东胜的方案。
使肃敏果欲立万世之业，即复张仁愿之所经略者，掣榆镇守哨之军，置青山见在墩台，则烽火明矣；移榆镇畚锸之夫，筑沿河塞垣故址，则保障固矣；采套中之材木，则公廨建矣；因套中之盐池，则国课兴矣；治地分田，则屯田举矣；立置设邮，则王命传矣，岂不为久安长治之策哉？
指责余子俊将防线内徙至榆林，是明朝失去河套的根源。
奈肃敏智不及此，顾乃屑屑以就河套之利，置重镇于沙碛之间，譬如弃珠玉于道途，终必为人所得。河套之利，又安可保哉？果至弘治十四年，火筛入套，迄今吉囊据为巢穴，已为门庭之寇，深抱蚕食之忧。
宣大山西总督翁万达表达了同样的批评立场。“乃竟因循画地，自捐天设之险，失沃野之利，此边疆之臣所宜卧薪尝胆，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认为余子俊最初将延绥镇从绥德北迁至榆林，应该有收复河套的想法。“先巡抚余肃敏公，置镇榆林，想亦有志斯举。”但最终河套不仅没有收复，延绥镇还陷入长期的财政危机之中。“而套卒未复，镇则空设，开垦无闻，转输难继，孤悬独立，沙迹为墟。外之不足恃为藩篱，内之无所资其赋役。”作为对余子俊责任的开脱，翁万达认为余子俊可能是遭到掣肘，才最终没有收复河套。“不有其利，而益处其劳，岂豪贤固略于远谋，抑其时或亦有掣肘，而未终其志邪！”
万历《延绥镇志》认为，明军能够很容易地驱逐鞑靼，因此明朝失去河套，完全是自身放弃的缘故。“当其时倏来倏去，乘其虚亦易逐，而我步日却，是河套非虏夺之，实我弃之也。遗璧于途，拾者匿焉，其势不容不争。”
明朝的西北防线，呈现一步步退缩的趋势。“我明兴，迅荡胡腥，驱之漠北，河以南皆封属。自东胜不守，藩篱乃撤。防河之戍既罢，巡河之议又寝。”这是明朝失去河套的根源。“若荒域潇潇空垒焉，虏觇其虚渡河，始则窥，继则据，迄今百年余，套不复为中国有矣。”
不过，同样是在嘉靖时期，兵部职方司主事许论便指出，北移防线至黄河内外，并不现实。“夫拒河为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虏于河外？其置烽堠千八百所，所须万人，而史云减戍，此皆不可晓者。”
与其幻想收复东胜，还不如增强榆林防御。“近有复套之议，谓当循唐旧，又谓当复守东胜，则榆林东路可以无虞。审时度力，愚不知计所出矣。西路最称要害，而安边、定边连接花马池，更为冲剧，筑墙设险，事有不容已者。”
万历年间，谢肇淛也指出，明朝之所以放弃河套，是因为无法应对鞑靼的快速机动战术。“河套之弃，今多追咎其失策，然亦当时事势不得不弃也。何者？我未有以制其死命，令彼得屯牧其中，纵驱之去，终当复来。”
顾炎武指出河套空间广阔。“河套虽古朔方之地，但汉、唐来弃之已久。起宁夏至黄甫川，黄河北绕二千五百里即南，自川至定边亦一千三百里，以围径求之，当得纵横各一千二百里余。”当地生态环境只适合开展游牧，无法推广农耕。“其中皆芜野荒原，惟虏可就水草驻牧，安得中国人居之？即迁人实之，从何得室庐耕作？”因此，明朝如果要控制河套，将会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所谓得其地不足田，得其人不足守，幸而曾（铣）议不成耳。即成，费国家金钱数百万，取之终亦必弃，为虏复得。”
康熙《延绥镇志》进一步指出，明人之所以指责余子俊放弃河套，还有一种文化想象的成分在内。
明成化时，有谓余子俊城榆林而不复河套为失策，盖以河套为《诗》之朔方故也。《诗》不云乎“王命南仲”，“城彼朔方”。笺之者曰：《尧典》云“宅朔方”，《尔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广号，为近狁之国耳。未尝指为河套地也。后人不察，以为帝王之远略如此，则文王直秦皇、汉武之流尔，何以为文王也？
事实上，明朝在建国之初，便已经放弃了河套。“况明之弃河套也久矣。在洪武时，止守东胜。未几，又不守，而守绥德。”“土木之变”后，明朝在北疆处于战略劣势，更无法控制河套。“且新当土木之变，乃欲城榆林者城河套，不亦谬乎？”
明人收复河套的情结，还掺杂着对于曾铣的同情。“自后曾铣倡其议，以忤严嵩而处死，怜之至今。”事实上，明朝自开国以来，便在北部边疆确立了防守立场。“独不思西北边境互相密迩，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而不征者，此明太祖之训耶。”因此，所谓河套之弃，责任并不在余子俊。“至若安南，永乐时之郡县也，宣宗朝犹议而弃之。而谓子俊之失者，不亦谬乎？
由今观之，曾铣之论，轮田之谋也；子俊之策，朱涯之议也，而子俊之功远矣。”对于河套的认识，实反映了明人的不学无术。“嗟乎！有明三百年，士之通经者，止知宋以下之经，而不知汉以前专门之学。则殷之南仲，不几为唐之朔方节度使也哉？悲夫！”
明朝尤其是明中后期大规模修筑长城，用较小的财政支出，构建起抵御蒙古的立体性、多层次防御体系，有效应对了蒙古骑兵的快速机动战术，弥补了明军步兵的战术劣势，保障了明朝内地“基本盘”的安定与发展。关于长城的功用，来自长城对面敌人的评价，最有说服力。嘉靖二十五年，俺答麾下的通事对明军说：
你南朝将大边自黄河以东修至宣府，我们人马少时不得侵入，大举必得二十万，就便得入。又恐回来难出大边。你南朝人马强劲，不同往年。与你这令箭，前去大同与周太师讲和了罢。我们再不去抢，各种田禾，不许两家偷践。要将白马九匹、白牛九只、白骆驼九只进贡。
嘉靖二十六年，俺答麾下的通事又说：“如今南朝兵马添的多了，比先强胜，修起边墙，墩堡稠密，不敢抢了。”
但长城毕竟是一种被动防御设施，无法主动解决蒙古的威胁，明朝、蒙古从而形成长期的南北对峙。不仅如此，长城修筑之后，明朝要将有限的士兵，分布在漫长的边墙之上，这在明代有专门的术语——“摆边”，即“挨墙摆列”。
比如“宣、大、山西数年以来，主兵摆列，俱沿边界，不屯驻于腹里者，谓兵宜据险，不宜退守，且恐势分则力弱也”。“摆边”虽然堵上了相关的防御漏洞，却导致明军兵力分散，无法开展有效的运动战。
嘉靖年间，蓟辽总督杨博在奏疏中指出：“比年以来，率以兵马预分边境，昼夜食宿，俱在墙上。不惟人力疲劳，诚为守株待兔。”
隆庆年间，工科给事中管大勋指出“摆边”战术面临着巨大问题。“今日摆边之说，病之者纷纷矣。”导致明军以此为借口，躲避与鞑靼部众作战。“顾虏未至而分墙据垛，以尽其能，是谓之惰虏。既至而犹分墙据垛，以遏其入，是谓之愚夫。”
最终完全依靠长城设施，而不再具有战斗力。“然将领率皆贪懦，训阅全无。纪法、弓矢不闲，步骑不习。今日修墙，今日营堡，终岁勤勤者仅畚锸、土石之工。”
不仅如此，“摆边”是一种静止、僵化的战术形式，北方族群熟悉这一战术后，往往拆墙而入，从根本上消解“摆边”的作用。
明末清军进攻长城时，甚至形成了固定的拆墙模式。天聪四年（1630）六月，“太宗御殿集贝勒大臣及众官谕曰：‘前出兵时，每备御下，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毁明国坚固边墙，长驱直入，拔其坚城，彼所号天下雄兵，在在摧败。……’”
弘治时期，鞑靼部众便通过拆墙，突破宁夏镇长城防御体系。“（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虏贼五万余骑到于花马池北柳杨墩西，穵开墙口二十处，及将灵州东北清水营堡攻陷，深入固原、平凉、安会等处，大掠而出。”
此后多次拆墙而入。嘉靖时期王廷相用诗歌的形式，讽刺了长城并无法阻止鞑靼骑兵的进入。“定边城北沙似海，防胡空调筑城师。三更虏骑衔枚入，诘旦遥穿华马池。”
俺答对于边墙，也逐渐持蔑视态度。“昨有人自虏中来，云俺答闻中国修边墙，亦笑曰：‘中国修此，徒作费钱粮，无益，不如乘此时节修完城堡、收拾人马，倒是紧要的。’”
为了消除“摆边”的弊端，明朝逐渐强调把军队集于营堡之中，从而保持军队的运动战斗能力，这种战术形式被明人称作“摆堡”。万历初年，任职宣大山西总督的方逢时，尤其推崇这一战术。他用设问的方式，撰成《辕门记谈》，对城堡、墩台、边墙功用有反复辩论。
（支离子）曰：……敢问险。
（方）曰：城堡是已。《诗》曰城彼朔方，此之谓也。方今之虏，如蜂如蚁，倏而聚，倏而散，惟利是趋耳。使吾城诚高，池诚深，兵诚精，粟诚积，彼环攻三日不胜，则气夺而去，夫孰与我。所谓坚壁清野，舍此何适矣。
曰：边墙之修，墩台之筑，可乎？
曰：可哉。夫墩台，瞭望之具，吾之耳目也，寇聚而入，炮火是资，非可据而御虏者也。一台之卒，七人而止，增益之五十人而止，数万之寇，五十卒何为哉！
曰：边墙何如？
曰：尤非所急也。
曰：古之人修者多矣，子何云不然？
曰：子见古之人有以墙而却虏者乎？夫墙，莫盛于秦二世之末，虏已至白登，汉高围焉，墙复安在？
曰：然则已之？
曰：胡可已也！谋夫孔多，咸以为奇策焉，吾安得而已之？
曰：何以修之？
曰：修之，其先度地利乎！不然徒伤财劳人耳。子见居庸、紫荆之间乎，崇山之巅，雉堞连云，非徒贻讥识者，而亦取笑虏人，呜呼惜哉。
但是，明后期仍多有官员认为边墙有用。比如万历后期巡按辽东御史熊廷弼，在不受朝廷支持的情况下，仍然修筑边墙，并在奏疏中指出边墙的价值。
他指出由于修筑了边墙，有效阻止了鞑靼的南下。“今墙之有无足恃，臣何敢知。惟知河东自去年到今以有墙故，辽阳、开原两道零窃各仅十起，海盖道绝无一尘，视河西宁前道之五十二起，分巡道之八十四起，钞略似少耳。”
保障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开展。“惟知沿边荒地海州、泛、懿、开、铁间垦种渐宽，辽阳今岁告垦纳科者一日百人，似若以墙为可靠耳。”
鞑靼骑兵跨越边墙，并非如传言所说的容易。“即如长定之役，未明挖墙，辰时至屯，人早登台，幸不尽克。若果履平地之易如科臣言，直向梦中捉人耳，恐屠略将不止此。”
鞑靼南下的目的，是抢夺物资与人口，而边墙是最有效的应对设施。“且虏以一口入，以八口出，连夜刨挖，墙被人畜践滑，皆前牵后拥始得过，至五更而出始尽。墙自羁虏以待邀截，而人自失误，非墙之罪也。”
（本文节选自赵现海所著《明代的王朝国家之路》一书，由九色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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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王朝国家之路》
赵现海 著
九色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12月
本书是一部大部头的著作，涵盖了作者研究明朝长城沿线政治史至少十余年来的思考。全书以长城内外为中心，将明王朝的政治、军事格局鲜明、翔实地描写出来。书中作者提出了若干新颖的概念和观点，比如提出洪武初年的“内敛型王朝国家”、洪武时期王朝国家的“差序疆域”、仁宣时期“内政本位”取向与“收缩型王朝国家”等。在整个历史以及中西方比较的视角下，来看明王朝国家的地缘政治，有非常宏大的格局和视野。本书史料极为翔实，以《明实录》为例，基本已消化吸收了与相关主题的所有资料。
编辑 | 小仙女
主编 | 唐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