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重蓉｜汉代的“鸮”：艺术史、信仰史与农史的考察

“妇好”鸮尊（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鸮鸟，又作枭鸟，俗称猫头鹰，为夜行猛禽，世界范围内，一些古文明都对它有所关注。在我国，最早的鸮鸟图像见于齐家文化器物上；商代晚期到西周初期的青铜器纹饰流行以鸮鸟作题材，并视之为神圣物；汉代图像的含义丰富，既反映出汉代人利用鸮身为益鸟的自然属性保护农业生产，也体现了将鸮鸟奉为某种神灵的特殊风俗信仰。较早记载鸮鸟的文献见于先秦，汉代的文献记载增多，与图像有别的是，文献表现出对鸮鸟的厌恶或恐惧，如《说文·木部》：“枭，不孝鸟”。这一观念深刻影响到后世对鸮鸟的认识，直至明清都认为鸮鸟不祥。这种图文差异向传统的图像证史观念提出了挑战。

学界对鸮鸟的研究可分三类，一是以史前和商周时期的鸮形器物为对象，探讨其形制、功能及图像学源流，以刘敦愿、叶舒宪先生的研究为代表。二是关注汉代的鸮形器物，多从考古学角度进行分类和分区分期研究；对鸮鸟汉画像石的研究，目前仅见赵超先生的文章。三是根据相关文献，研究鸮鸟的含义、释名、社会习俗等。迄今学界对汉代鸮鸟画像石、画像砖的关注还较少，对鸮形器与汉代农业的关系、鸮鸟图像与文献间的差异，讨论也较少。本文试就鸮鸟图像的分类、功能、时空分布、与农业的关系及图文差异等问题，略陈拙见，求教于方家。

本文的“图像”借鉴西方图像学的概念，统称二维平面画像、三维立体造像以及视觉材料所处和营造的形象场域与空间——这些都可称之作“图像”。鸮鸟图像在先秦时期主要表现在器物上，大约自西汉早期起，画像出现并发展。汉代鸮鸟画像的载体有画像石、画像砖、帛画、漆棺、铜车饰、釉陶器、瓦当等。其中年代较早的为帛画、漆棺和铜车饰，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漆棺，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定县西汉早期墓葬出土金银错狩猎纹铜车饰等，其上都绘有鸮鸟。包头九原区召湾47号汉墓出土一件黄釉陶樽（图1），上面的鸮鸟置身于奇禽异兽中，做工精湛。

汉代更多的鸮鸟画像被刻在画像砖、画像石上。画像砖集中在西汉晚期的郑州（图2）。画像石的分布较广，以今山东、江苏徐州、陕西为主，亦有少量见于河南、安徽、湖北等地。画像石上鸮鸟多作侧立状，具体形态为：鸮鸟身躯侧向而立，头部向一旁转动90°、以正面面对观者，鸟体短胖，爪足短小，尾羽后伸。这一设计很巧妙，既如实刻画出它的双目不会左右转动，必须依靠颈部大幅度扭转的生理特征，也方便观众观看鸮鸟的面部特征，特别是它圆而鼓的双目。

按照画像石上鸮鸟的组合对象、出现场景，可将画像分作三类（表1）。第一类是鸮鸟与楼阁、门阙等建筑相组合的画像。楼阁图在山东、江苏和陕北地区的画像石上常见。如济宁嘉祥满硐乡宋山汉墓M2出土一块画像石，画面分作上下两层，上层为带双阙的楼阁图，下层为车马出行图。在上层楼阁的庑殿顶上，正中央为一羽人，左右各有一只毛羽华茂的凤鸟，羽人正面向左饲凤；屋顶正脊的左右两端向上翘，类似于鸱尾，在左翘角内侧有一只猴子，弓身向左，左前肢扶着左翘角，右前肢前伸，两后肢立地；右翘角上则侧立一只鸮鸟，半圆形双耳竖立，面圆朝正，身躯短胖，翅膀收敛在身侧，尾羽呈扇形、向后微翘（图3）。

又如绥德王德元墓室横额石，画面整体分作上下两层，正中央一座双层楼阁贯通上下层，楼阁有残缺。画面上层饰卷云纹；下层则为一列神兽、羽人、瑞草组合的神灵队伍，依次向左行。在下层祥鸟瑞兽的队伍左右面，各有一只鸮鸟在略高于地面的半空中（图4）。

类似画像见于济宁嘉祥县武氏东阙子阙身北面（图5）、微山沟南村画像石、济南历城区全福庄画像石（图6）、徐州铜山县汉王乡东沿村永平四年画像石（图7）、安徽宿县符离集画像石（图8）等上。

鸮鸟还可能出现在门阙上。如1968年邹城市师范学校附近出土两块画像石，形制相似，主体画面均为带双阙的双层楼阁。一石的右侧阙楼屋顶左垂脊上蜷伏一鸮，双耳竖立，双目较圆，脸庞上圆下尖，似有尖喙，面部特征类似猫脸，身躯俯卧，背部高耸；右垂脊上栖息着一只凤鸟，曲颈昂首，头顶长翎飘洒，三条尾羽向上轻扬。此阙下层屋檐左右两侧的垂脊上，各有一只虎与鹤（图9）。另一石的画面与之相近，在左阙悬山顶的左垂脊上，蜷伏着一鸮；右垂脊及下层屋檐的两侧垂脊上，则有猴子与仙鹤（图10）。类似的还有1964年东平县后魏雪画像石、子洲淮宁湾墓室北壁横额画像石等。

第二类是鸮鸟与云气纹组合的画像，多见于陕北画像石上。

陕北画像石上的云气纹具地域特色，它以一根弯曲似树藤的长条为主干，从旁斜伸出各式侧枝，侧枝枝头绽出花朵般祥云，造型生动；卷云纹中往往有神兽、羽人、胡人与瑞草出没，以其流动的气势、云雾缭绕的视觉效果，增添了仙境的神奇性。如一例清涧墓门楣画像石，画面分作上下两层，上层左右两端各有一日轮和月轮，中间横向流泻着一长条云气纹；下层为狩猎图。上层从右向左依次有仙鹤、神鸟、麒麟、神狐、三足乌、捣药白兔、胡人饲鹿、胡人驯独角兽、虎、鹿、熊、鸮鸟等，奔跃在云气纹中。鸮鸟作为仙境一员，并未被刻意突出，而是位于画面偏左处，侧立于一分枝状祥云的顶端，尖耳竖立，面圆、胖身、细足；它的下方有一羽人举手相向（图11）。

类似的还有1981年8月米脂县官庄出土墓室东壁、西壁横额石，1987 年米脂县出土墓门楣石，1982年3月绥德县苏家墕征集的杨孟元墓门楣石及前室后壁门楣石，1975年4月绥德县汉墓出土两块门楣石，靖边寨山墓门楣石等。

陕北汉墓墓门立柱上还有一类刻西王母、东王公或牛首神、鸡首神端坐于座台的画像，其座台底部往往由一根支柱所支撑。此支柱也如长藤般蜿蜒向上高耸、旁生侧枝，与此地区的云气纹形制相近。在支柱周围亦环绕着奇禽异兽，鸮鸟也可能属于其中，如1972年清涧县出土墓门右立柱石、米脂党家沟墓门右立柱石（图12）、1981年米脂县征集墓门右立柱石等。

第三类是鸮鸟直接与神兽或仙人相组合的画像，又可分作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鸮鸟夹于一群神兽中间，位置并无特殊性。如1992年靖边寨山村汉墓出土一件右立柱石，石上画面竖向分作左右两列，每一列又上下分格，两列画面共被分作12格。从整体看，石面上半部分为仙境图，下半部分则为人间场景。其中仙境图占4格，每格按照从左往右、从上往下的顺序，分别为：仙人六博图、人首蛇尾神、鸮鸟与羽人的组合、羽人饲凤图。此鸮鸟侧立，双耳竖立，也转头面向正方，头圆脖短，体胖足细；下方与之相组合的羽人手持瑞草，寓意吉祥（图13）。类似资料还有1989年子洲县苗家坪汉墓出土门楣石（图14）。

第二种情况是鸮鸟位于画面中心，并在一对组合神兽中间。如邳州白山故子一号墓后室后壁北边画像石，四面边栏皆由三条纹带环绕，内部主画面为一群神兽，四角各有一虬龙，环绕着画面中心。正中央为一对凤凰，左右相向，长颈相贴、尖喙共举向上方；在对凤上面，有一只鸮鸟，侧身而立，尖耳竖立，面圆似猫，双目圆瞪，尖喙缩颈，后背耸起，敛翅垂尾，足爪立于其下双凤并举的尖喙上（图15）。类似资料如徐州铜山县征集东汉画像石（图16），当阳刘家冢子一号墓墓门门楣石（图17）。

赵超先生认为画像石上的鸮鸟可能是被视作阴冥世界的代表和民间祭品。而鸮鸟画像所代表的具体信仰还有进一步讨论空间。

鸮鸟画像石数量较多，它们集中在两大区域：一是以济宁嘉祥、邹城、徐州、宿州符离为代表的汉代徐州刺史部，二是以靖边、榆林子洲、米脂、绥德与清涧为代表的并州刺史部。徐州、并州刺史部，按照信立祥先生对画像石所做的分区研究，分别属于画像石第一分区、第三分区，第三分区有可能受到第一分区影响。因此徐州刺史部的画像最值得探究，这一区域曾属于楚地。

楚文化中有恶鸮的习俗。《汉书·贾谊传》载：“谊为长沙傅三年，有服飞入谊舍，止于坐隅。服似鸮，不祥鸟也。谊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曹植《令禽恶鸟论》曰：“昔荆之枭将徙巢于吴，鸠遇之曰：‘子将安之？’枭曰：‘将巢于吴。’鸠曰：‘何去荆而巢吴乎？’枭曰：‘荆人恶予之声。’”文献中所提长沙、荆、吴等地，属先秦楚国范畴，楚文化影响深远，汉文化对其有所继承。之所以恶鸮，可能是因为它昼伏夜出的自然属性，人们容易把夜行鸟与黑暗、死亡乃至阴冥世界相联系。先秦文献为这一思路提供了线索，《诗经·陈风》云：“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尔雅·释鸟》中有两处记载“狂”鸟，一曰：“狂，茅鸱。”郭璞注：“茅，本或作鶜。”另一曰：“狂，梦鸟。”刘敦愿先生指出“茅”可能是“猫”的借字，“茅鸱”便指猫头鹰，又名梦鸟，所以鸮鸟可能被看作梦之神、或者梦之神与占梦巫觋之间的使者。

把所恐惧之物转化为神灵，予以祭祀，转求福佑，是古代民众常有的心理现象，如《史记·封禅书》载：“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裴骃《集解》：“张晏曰：‘子产云匹夫匹妇强死者，魂魄能依人为厉也。’”崇拜可能变为厉鬼的亡灵，这一心理有助于理解画像石上为何常见与死亡相关的鸮鸟。

在徐州乃至荆州刺史部区域内，鸮鸟画像常与柏树组合，立于树顶或树旁。汉代有在墓地种植柏树的习俗，用以辟邪。《潜夫论·浮侈》曰：“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汉乐府《孔雀东南飞》曰：“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太平御览》卷九五四引《风俗通》：“墓上树柏，路头石虎。”柏树可能象征墓地，鸮鸟与之组合应暗示丧葬。

对于鸮鸟画像石所具体象征的信仰观念，因未见榜题，需尝试结合画像的主题、组合、构图等加以考虑。

其一，与建筑组合的鸮鸟具有守卫、辟邪的功能。画像石上的楼阁与门阙的性质，学界已多有讨论。综合考虑，笔者认为画像石上与神兽、神人组合在一起的建筑，可能与升仙思想有关。《史记·封禅书》载文成将军告知武帝求仙的方法：“‘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因此，汉墓中环绕神兽的建筑画像，可能是为吸引神物降临，帮助亡灵与神灵世界相通，实现升仙。

从视觉效果上说，这类画像石上鸮鸟的威慑力一是体现在其所处位置上，它作为围绕建筑的神兽群体中的一员，高立于屋顶或房檐，固然反映出鸟类栖息时选择高处的习惯，但更重要的是它可能起到保护宅第、震慑入侵者的作用。因为画面的制高点有引人注目、自上而下的统摄作用。二是鸮鸟的面部刻画为正面，其突出的双目能与观者形成对视，在视觉上产生恐吓力量。

另外，鸮鸟天性凶猛，《史记·韩长孺列传》有“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句，裴骃《集解》：“北貉燕人来致骁骑。”应劭曰：“骁，健也。”张晏曰：“骁，勇也，若六博之枭矣。”鸮鸟在六博游戏中象征着胜利，具有骁勇性。直接的例子如山西离石县马茂庄左表墓墓室门侧的画像石。画面的上、左、右三方边栏各刻云气纹，主体画面为仙境图。最上方是神人出行图，中间为麒麟、三鱼共首和带角翼兽图，最下方则有一虎和一鸮。虎似带翼，口中已衔有一物，还在追逐前方一兽；在虎逐兽的旁侧，静立一鸮鸟，向翼虎回首观看（图18）。画像石上猛虎捕食图较为常见，猛虎所噬的对象可能为邪魔等不祥事物，象征着驱魔辟邪。而此石上的鸮鸟，与神人神兽相组合，也带有神性。它虽未直接参与到翼虎捕猎的活动中，但因其勇猛的特性，也对邪魅形成了某种震慑作用。

其二，在列兽出行队伍中的鸮鸟具有引导升仙的含义。墓葬中鸮鸟与神人神兽相组合的画像与升仙思想相关，鸮鸟往往以行进的姿态存在。典型的如前述陕北画像石，特别是第二类组合画像。画面上的神兽排列有序，姿态各异，依次向前行进着，背景弥漫缭绕着云气纹，为其增添神秘色彩。在祥和神奇的氛围中，秩序井然的神兽列队可能含有引导、保护墓主人灵魂升仙的寓意。而鸮鸟作为队列中的一员，可能也与升仙观有关。

其三，当鸮鸟出现在一对组合神兽的中间时，这一构图值得注意，它不仅显示出对兽和鸮鸟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还突出鸮鸟的存在，可能是为强调其神圣地位。目前所知与鸮鸟相组合的对兽有龙虎、双凤，这两种对兽形象在画像石上常见。笔者曾讨论过龙虎画像组合的寓意，当龙虎中间间有他物，中间物往往带有神圣性。而对凤画像的吉祥寓意更明显。所以当这两对寓意吉祥的神兽，一左一右地簇拥着中间的鸮鸟，鸮鸟作为核心对象，不难理解其受尊崇的地位。

综上可知，鸮鸟画像反映出人们需借助鸮鸟来镇墓辟邪、协助升仙与凸显其神圣性，以缓解对死亡的焦虑。

汉代鸮形器物大致可分作陶鸮、陶壶及器足三种。有学者总结过国内所见的100余件陶鸮、鸮形壶，归纳其出土地点主要为河南新乡、山西侯马和内蒙磴口县，在豫西、山东、宁夏等也有零星发现。需要补充的是，鸮形器在三门峡、灵宝、济源、西安、大连新金县等地也有发现。《鲁迅日记》曾提及1924年7月行旅西安的情形：“二十九日晴。……下午同孙伏园游南院门市，买弩机一具，小土枭一枚，共泉四元。”2020年广州广钢新城M4出土一件东汉陶鸮形五联罐，形制较特别（图19）。另外，国外如美国史密森学会博物馆、法国塞努奇博物馆等，皆收藏有多件汉代陶鸮、鸮形壶，形制与国内的相近。

鸮形足有陶质和铜质两种材质。辽宁大连姜屯汉墓M41出土被称作“铜兽足”的器足，如仔细辨识，可知它们实际上应分作两类：一类似汉代常见的蹲熊足；而另一类则不似兽形，它双耳竖立、面圆、双目圆睁，面部特征近似于鸮，耸肩、双翼抚于双足上，但身躯较熊短小，并且躯体下的两足之间留有空隙，使得双足更加细小、与一般兽足不同，底部线刻爪状而非趾状（图20）。因此，后一种铜器足可能为鸮形。类似器物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一件铜烤炉的鸮形足。

学界对鸮形壶功能的认识较为一致，因壶内部有谷黍残壳，而认为它是粮仓明器起到防鼠的作用；对于陶鸮的功能，有作为食物的象征、镇墓等不同说法。这些观点具有启发性，对鸮形壶功能的意见基本无疑；但陶鸮是否作为食物象征的观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它更可能具有防鼠、镇墓功能。

陶鸮和鸮形壶可能都是汉代人在重农理念背景下鼠害防范意识强化，以保护农业产品安全的体现。张抒先生曾根据鸮形器分布的时空规律，推测陶鸮最早出现在河南新乡；后来鸮形壶在边境地区如内蒙磴口县流行，可能是当地人受到内地移民影响，产生利用鸮防鼠的观念。

磴口县在汉代属于朔方郡。为解决边防与土地分配不均问题，两汉几乎都在实施边疆移民政策，特别是从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开始，朝廷将永久性移民作为政策选择。朔方郡作为边陲重镇，多次得到移民、兴修水利等政策性资源的倾斜，着重发展农业经济，以备军需，这在《汉书·武帝纪》《史记·平准书》《史记·河渠书》等文献中皆有记载。如《史记·平准书》载元狩四年，“山东被水菑，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裴骃《集解》：“瓒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复徙民以实之。’”移民背负着国家平衡土地资源的使命，主要任务即屯田。《汉书·匈奴传》载元封四年，“汉乃拜郭昌为拔胡将军，乃浞野侯屯朔方以东，备胡”。

草原鼠害较为严重，对于农耕业、畜牧业有极强破坏力。鼠的种类多，比如一种草原鼢鼠“在中国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高原的东部草原地带”，数量多，于地下穴道筑窝，“雄鼠穴道呈直线或稍有弯曲较简单，雌鼠穴道纵横交错可延伸很大面积”，这对草场、土壤的破坏性很大，常导致发生绊腿、陷畜等人畜损伤事故；又它们“以植物地下根茎为食，如大葱、土豆、胡萝卜、豌豆种子等”，危害农业。有学者调查“在一般情况下，由于鼠类盗食粮料，可使总产量减少5%。而在鼠类密度增高又没有采取灭鼠措施的年份里，为害尤重，甚至使部分农田颗粒无收。”

汉代草原的生产生活饱受鼠害侵扰。《汉书·苏武传》载：“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说明鼠以植物种子为食。王子今先生据斯文·赫定博士所带领科学考查团关于中国西部诸省的科学考察报告，利用其中记载在鼠洞里发现有丝绸残片的材料，考证过额济纳河流域汉代遗址的丝绸遗存普遍经过鼠害破坏，每多残碎。从这一信息也可证明草原鼠害的猖獗。

秦汉时期重视对粮仓的保卫，对此设置了种种严明规定。除了高筑粮仓围墙、圈养狼犬守卫和严闭仓门等，还细致到如对防潮、防火、防盗以及防鼠雀虫等都有具体规定，这在秦律中即有体现，可从出土简牍中了解。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明确规定仓房中有鼠洞三个以上应罚一盾，两个以下应申诉，另外鼷鼠洞三个算一个鼠洞。湖南里耶秦简有：

出现“鼠”的券书和仓库管理员捕捉鼠的情形。

具体的防鼠措施多样，宋超先生指出汉代猫尚未被广泛驯养，主要依靠驱逐、防治或困杀等人工手段。如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提及熏鼠：

犬也能作为捕鼠助手。相关考古资料如三台郪江崖墓“狗咬耗子”画像石；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收藏一件铜挂钩，挂钩中间为一倒置铃形，使用时在铃内注水，可防止鼠虫爬下偷吃钩上的食物；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件1955年广州出土东汉船形灰陶灶，灶面有三个火眼和一只老鼠，灶门顶部边沿还趴一鼠、俯身向下瑟缩探视，灶门前踏板上有两犬，一伏地，一站立仰首上望、正好与上面的老鼠视线对接（图21）。另外山东大学藏一幅画像石拓片上有仓房图像，在其右方矮墙上蹲一只猫，这是汉代人利用猫捕鼠保护粮仓的最早图像记录；湖南益阳东汉墓M23出土一件陶灶，绿釉红胎，方形灶门的踏板左侧立一人，右侧则蹲坐一猫，可能为家庭养猫的形象说明。

鸮鸟是鼠类天敌，有益于农业，这一生物学知识已为汉代人所了解。它的艺术形象被埋入墓葬，可能是以其形象震慑鼠虫，反映出人们为保护辛苦耕种所得粮食、尽可能消灭害虫的生活情形。包括陶鸮、鸮形壶和鸮形足在内的鸮形器，其功能偏实用性，体现出汉代人在重农理念背景下鼠害防范意识的强化，以保护农业产品的安全。特别是鸮形壶在北方的集中发现，这或许与缓解政策移民的生存焦虑有关。

鸮鸟器物与画像的分布地区及流行时段，各有不同。器物的分布地区如前所述，流行时段为西汉早期至东汉初年。其中新乡和侯马汉墓中出土的皆为实心陶鸮，且体型瘦长；磴口县出土的则皆为空心鸮形壶，均身材矮胖，腹部稍鼓。

鸮鸟画像自西汉早期出现，在西汉晚期的画像砖、特别是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上大量存在；出土地点以河南、山东、江苏、陕西为主，湖南、湖北、安徽、河北与内蒙古等地有少量发现。不同地域的画像各有特色：其一，从外在形态上看，山东、苏北的画像石风格较相近，而陕北的另有特点。山东、徐州画像石上鸮鸟的五官，特别是双目和尖喙较为突出；有的还对羽毛有所刻画。而陕北画像石上的鸮鸟则一般只刻画出身体大致轮廓，五官、毛羽等细节多被省略；不过鸮鸟头顶往往竖立三个三角形，这可能是双耳及脑门上的一撮毛羽。其二，从鸮鸟画像的组合形式上看，徐州、山东一带画像石上鸮鸟以第一类组合为主，第三类组合中的第二种目前也主要见于该地区；而陕北画像石上的鸮鸟以第二类组合为主，兼有第一类、第三类组合中的第一种。

比较而言，鸮形器物的分布地域相对偏北和偏西，画像则偏东、偏南方。流行时段上，用鸮形器物随葬的风俗可能比画像更早，并有随着器物衰微、画像反而兴盛的态势。功能作用上，随葬鸮形器可能是为防范农业生产主要危害之一的鼠类，这是墓主人生前所一直承受的生存压力与忧患意识的体现；而鸮鸟画像的功能主要属于信仰观念范畴。

鸮形壶流行于河套地区，它的流行与衰落可能与当地的农业生产有关。据张抒先生的总结，陶鸮早于鸮形壶，大致从西汉早期即流行于中原地区，延续至新莽时期，未见于河套地区；鸮形壶则大约从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流行于中原地区，约从西汉晚期开始传播到河套地区，延续至东汉初期。

有学者认为“河套地区在西汉时快速完成了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转变，同时牧业技术在继承匈奴等游牧民族发明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农家普遍兼营畜牧，游牧方式部分地转变为定居与半定居，部分地被纳入农业经营方式的体制。”以朔方郡为代表的西北边境屯田事业，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当地移民得益于逐渐安稳的环境保障，经过较长时段的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发展起农耕生产，为纡缓民力、支持国家军费开支作出贡献。

而鸮形壶流行于西汉晚期，大致与朔方郡农业经过积淀后发展起来的时期相应和，可能正是墓主人生前利用鸮鸟形象防鼠、保护粮食的意识体现。鸮形壶逐渐消失于东汉初期以后，可能也与当地农业生产的衰落有关。

西北地区在两汉之际甚至东汉中期，又出现较大战乱，战争影响到当地的农业生产。王莽始建国三年（11）起，因政策失误，导致匈奴入塞侵边。光武帝刘秀抵抗匈奴入侵的战争又持续多年，波及地区的人口继续减少。元兴元年（105）至延光四年（125），期间西北又发生“羌乱”，东汉的北部、西北部大都处于战乱中，西北行政管辖区范围大幅度缩小。

西北战乱导致的趋势是北方、西北方边境南退，河套地区大片农垦区被迫放弃。新莽时期的战事逼迫当地的屯田事业被废止，虽然建武年间南匈奴降附，但后来也主要只在河西地区推进屯田。并且，当地居民一是成分发生了变化，即游牧民族南下，大量汉人则向更南方迁移；二是数量有很大幅度的下降。居民成分的变化使得留在当地的汉人不一定再以农耕生产为主体经济形式，而可能从事游牧业。有学者指出：“胡、汉居民成分的大转换意味着经济作业形式的大改变和劳动力配置大调整。在动乱的年代，汉族农民逃出河套，游牧民族进入河套，这就等于原来的农业劳动力丧失而部分地被畜牧业所取代。农业劳动力的丧失随带着耕作技术的丧失、农业工具的损毁，已投入劳动的浪费（已耕熟土地的撂荒），还有屋舍、圈棚等等农业经济积累的废弃。”

环境不安定、土地和人口的流失导致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水准下降，从而人们对粮食生产的追求不再那么强烈，日常生活中也没有条件储存粮食，当地人对粮仓的特殊重视理念也可能发生了变化。由于墓葬习俗是对现实生活的映射，所以可能连带在丧葬礼俗中粮仓的地位也不再那么重要，鸮形壶逐渐在东汉初年消失于当地汉墓。

鸮鸟图文间无法互证的差异，具体有以下表现。其一，图文对在人类生活场域中出现的鸮鸟，态度不一致。如《汉书·霍光传》载霍氏家族被灭前出现了种种凶兆，如：“鸮数鸣殿前树上。第门自坏。云尚冠里宅中门亦坏。”颜师古注曰：“鸮，恶声之鸟也。”当鸮鸟出现在人们居住的地方时，多被视作一种不祥的信号，与死亡、厄运等有关。而在画像石上，鸮鸟常与楼阁、双阙等建筑相组合，则是作为建筑物的镇守者、保护者存在。

其二，图文对鸮鸟与凤鸟组合的态度不一样。在文献记载中鸮鸟多与凤鸟成对立关系，如《史记·封禅书》载管仲劝诫桓公曰：“今凤皇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类似记载还见于《汉书·扬雄传》《后汉书·刘陶传》等。文献中的鸮与凤鸟是对立者；但在画像石上，鸮鸟却与凤凰关系密切，都是神圣物。

造成以上差异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有待于从生死观念的不同上去理解。文献记载的是生者习俗，而墓葬图像则专为亡者所设，二者的使用场所、使用者的身份不同，功能含义也就不同。虽然汉代有“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但这并不等于死生一致，相反当时人对死亡有着现实的理解，在敬畏的同时也有所戒备。如辽宁盖州九垅地汉墓出土、辽宁省博物馆藏的一块铭文砖，刻铭作：“叹曰死者魂归棺椁，无妄飞扬，行无忧，万岁之后，乃复会”。就鸮鸟的文献和图像而言，因其使用者的身份和目的不同，所以对鸮鸟的心理也不同。

文献中的鸮鸟使用范畴属于生活空间，使用者身份为社会中上层阶级，如帝王、官员、儒家学者等。他们在国家祭祀与公共节日等官方重大活动中，将鸮鸟用以祭祀或食用，如《史记·孝武本纪》“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句，裴骃《集解》：“孟康曰：‘枭，鸟名，食母。破境，兽名，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镜如䝙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镜。’如淳曰：‘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为枭羹以赐百官。以恶鸟，故食之。’”这些礼制规定是为宣扬官方儒学提倡的孝道。而墓葬中鸮鸟图像的使用者为亡者，特别是画像砖、画像石作为民间丧葬用具，其墓主人多为社会中下层。他们并不为演绎儒家政治，而只为自己在死后世界的需要：模仿现实生活中防鼠的农业需要，也为了特定的信仰诉求。

综上，本文将汉代鸮鸟图像资料分作器物与画像两个类型，讨论总结如下。

其一，梳理汉代鸮鸟图像资料，以画像石为依据，按其组合方式将之分作三个类型，并且补充了器物资料。其二，器物与画像的流行时段有先后，反映出鸮鸟形象在冥间文物中的形制不断完善。鸮形器可能是汉代防鼠重农意识的生动体现；鸮鸟画像则可能承担着汉代人的特定信仰观念。其三，在文献与图像中，人们对鸮鸟的情感态度存在差异。图像反映出在汉代鸮鸟有益于农业的客观价值得到正视，也继承了先秦视之作神圣物的观念。造成图文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主体身份、使用目的不同等。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