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36个小时没闭眼，手术台下倒头睡：医生照顾我们，谁照顾医生？

黄政基是一位外科医生。他个子高，性格外向，热爱分享，是那种你进入一个陌生环境时，第一个主动跟你打招呼，向你伸出援手的人。他很年轻，刚毕业没几年，在骨科挑战性极高的脊柱外科领域里，已经成为了一名主治医师。

作为黄医生的同龄人，我的一个感触是，如今到底什么样的人才会选择当医生？——他们实在太忙了，每天要六七点起床，参加早会，复盘前一天手术和疑难病患的情况；几乎每隔两三天就需要有全天候24小时守在医院值班的时候，这个24小时兴许会变成48小时、72小时，睡在病房旁边的小宿舍里；手术日就更不用说了，有时候一台脊柱外科的大手术会持续十几个小时，下了手术还得老老实实回到科室里一份一份地写病历、改病历；周末也得时刻待命，随叫随到。

就是在这样看起来高度疲惫和压抑的职业背景里，黄医生日常生活里的摄影创作让人眼前一亮。他是一个对美的事物具有良好感知力的医者。无论是无影灯下极其惊险的一场重要手术，还是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值班一整夜之后走廊里折射的阳光，他总能随手抓拍下那些动人的瞬间。如果说医院里从病房到门诊到手术台三点一线就是他仅有的一点“附近”，那他真是用一种松弛快乐的心态捕捉了这局促而苍白的附近里，最大限度的美。

当然，镜头之外，属于医院里大多时刻是平静而悲伤的。还是实习医生时，黄政基就在急诊里待过无数日夜，他看到过一个个在工作中因为意外失去肢体的劳动者，可能是环卫工、农民，或者公交车司机。黄政基说，在他的“附近”视角里，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由痛苦构成的。但在这些苦难，疲惫，苍白的日子里，他依然持续挖掘着那些还在闪光的东西。

以下是黄医生的摄影与自述。

连续加班完一天，或者刚下手术台时，我会记录下医院里的时钟，或者是走廊里，办公室里的光影。

医院里面有一个制度叫住院总医师制度，是每一个医生成为主治医师之前的必经之路，担任住院总的医生一周六天，24小时都要在医院里头，这个过程通常会持续半年到一年。大家其实都挺累的，尤其是一线的医生。那天我下班晚，大概晚上八九点的时候看到我们住院总李院总在跟女儿视频。他在女儿刚出生不久的时候就当了住院总，打开视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hi，还记得爸爸吗？知道我是谁吗？他说只要一两周没见面，她就会把他忘掉了。所以他每次都要重新介绍自己。

真正在临床待了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病人的身上，医生这个职业，怎么说，它没有996的说法，一直都是007，只要你接手了这个患者，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只要这个患者没出院，病情上有任何变化，任何时候最先找的人就是你。有的时候同一时段我得管理十几二十个病人。

我最早尝试在手术室里拍照，是在2016年左右，那时候对手术室的环境熟了，对里面的护士医生也熟了，我才敢拿着手机或者相机在手术室里记录自己看到的一些允许被拍下来的事情。一开始记录的大部分是大家做完手术很疲惫，直接在地板上睡觉的照片。因为在急诊室里，手术通常是在半夜，从凌晨开始干，一直到天亮，如果第二天本来就约好了一个手术，你只能接着干。这个空档里，大家就只能抢时间赶紧睡一觉，随便哪个地方都行。

我值班最忙的时候，印象中有一次36个小时都没有闭过眼睛。急诊值班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中间原本可以睡觉，但陆续有急诊的病人过来。后来第二天8点结束之后，我又连续跟着教授做了6台手术，花了12个小时。我记得那天好像是2018年的元旦。

日常记录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是相对轻松一些的时刻。有时值班的时候，会看到医院里一些不错的景象，或者只是一抬头看到凌晨两三点的时钟，我就想着拍下来。

很多年轻的医生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刚开始进手术室，大家都很希望教授能让自己拿一拿手术刀、钳子或锯之类的。因为一例手术需要很多人配合，年轻医生没有经验，教授就会让你搭把手，帮忙拉着钩子，全程只需要保持一个动作，相当于一个“人肉拉钩”。我拉过最长的一个手术，大概三四个小时。但只要你有机会做这件事情，你就会非常开心，感觉非常新奇，不管你在干什么活，都会非常卖力。

骨科嘛，当然少不了拧螺钉这个步骤，钢板要钉到骨头上，就需要拧螺钉，有时候教授拧到七八个螺钉以后，最后一个螺钉他让你来拧，那是非常开心的。还有手术完之后缝合切口，一般都是年资比较高的住院医生来缝，低年资的医生负责剪线，偶尔师兄也会让你来缝，也开心，都是这样才锻炼出来的。

切口缝合是基本功，缝得好，术后皮肤切口不容易有渗出，皮肤颜色不容易变深。我们会严格根据在医学院老师教的，看自己每一针的针距行不行，两边的皮肤一不一样高，老百姓嘛，不会懂很多医学专业的东西，病患和家属大部分时候判断你手术做得好不好都是通过切口小不小，看起来密不密实，切口小又密实，那手术就是做得好，虽然绝大部分情况下也确实可以这么反映手术结果的好坏。

说到这个，想起来一件事，现在老百姓很多时候看病都喜欢找老教授看，但其实因为老教授见得多了，在某些方面反倒会忽略掉病患的一些诉求，忽略掉一些过程，给病患的反馈也比较简单，这种时候，如果是一些简单的病，你找年轻的医生看，他可能会给你处理得更好，因为他们处于上升期，需要很多经验的累积，也会比较细致。

我那时候拍的这张照片，是在培训显微镜下操作手术缝合，我在显微镜下看到了肉眼看不见的缝线，觉得很惊讶，于是拍了下来。

深圳大部分是大工厂，靠高新科技发展，白领们每天坐在办公室敲电脑，脖子和腰都不好，所以深圳这一类病人就比较多。我以前在东北实习的时候，因为工业农业比较发达，创伤就会多一点，伤病都有一定的地域特点。

那时候我在急诊室里值班，每次在后半夜或者凌晨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群人，他们在其他城市的工地上干活，受了重伤，当地的医院处理不了，就连夜让他们到我们那里进一步治疗，赶到的时间通常已经非常晚了。你有时候会没办法想象，他们受伤的过程千奇百怪，什么病因都有。比如我见过一个受伤的环卫工人，他凌晨很早去扫街，因为凌晨路面视野不清晰，公交车直接把他碾压过去，小腿开放性骨折是不幸的，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伤到头胸腹这些重要的地方。还有更离谱的，开长途大货柜车的司机，站在自己车的轮胎旁边，因为车胎胎压不稳定，爆炸了，他的整个右腿都炸断了，从骨盆开始断的。还有运煤气罐的工人，遇到煤气罐爆炸的。我在急诊见过很多受伤的病人，基本都是穷苦人家，因为有钱人家几乎不会干这些粗重活。

想起来接诊过一位40多岁的阿叔。当时是秋收季节，他在农地干活，因为操作失误，右胳膊被切割机切断了，从上臂中间断的，他一路拿着整只断掉的手臂过来就诊。那时候我很惊讶，因为他的表情很淡定，看起来也不是很疼的样子，有可能是因为疼过了，也可能因为失血过多比较虚弱吧。阿叔是在当地医院耽误了一点时间才过来的，但还好在八小时以内，是可以尝试进行再植的——一般八小时以内，是断指断肢再植的黄金时间。但那位大叔的前臂断得太彻底了，奇怪的是在没有任何止血措施的情况下，他的断端几乎没怎么出血，可能因为运转下的机器温度很高，有一部分止血的作用吧。同时断端也切得很平整，可能因为切割机的速度太快了，一刀下来就迅速离断了。

因为当时我在创伤骨科，只管骨折，这种整个手断了，涉及神经和血管这些，我们不够专业，就得交给手足显微外科去做。急诊室是一大块地方，每个科室的医生都会有值班医生在那里，于是我就请手足外科的医生来会诊，值班的医生看到阿叔的情况之后说这个情况应该是不乐观了，即使接回去了，手的功能也不可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而且费用很高，从开始治疗到最后能成，保守估计得花二十万。二十万老百姓哪里能承担得起。在听完治疗费用之后，这个年近半百的男人说，那算了，不接了吧，表情中带着一丝无奈但是很淡定。

他说他需要靠体力劳动去挣钱，接完之后劳动能力恢复不了，还要花这么多钱，那就没有必要要这个手了。在最后沟通完以后，我们在急诊手术时帮他做了血管和神经断端的处理，把伤口缝合起来之后，那只断掉的手，就当作医疗废物扔掉了。

一个脊柱外科医生，从开始学习专科知识和技术，到真正能够自己主刀做一台手术，大概需要10年的时间。如果只从事骨科基础创伤外科的话，做骨折等常规手术，也起码得五六年。

最开始拍照其实只是想着记录一些临床资料，比如手术中患者的体位怎么摆，术前术后外观的对比等等，作为以后论文或者患者随访资料的参考。但慢慢地拍到后来，拍的多了，也就开始记录一些不太为一般人所知的特殊画面。

学医这么多年，见的人多了，有时候简单聊几句，就大概知道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相处。医院是一个很真实的地方，医院也像一个放大镜，像家庭里的一些矛盾，或者说人性，在医院里，会被无限放大。我还蛮想记录一下病患百态的，但你在医院里拍到的病人的照片会很少，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很痛苦的，出于尊重和隐私保护，也不方便拍摄，所以更多时候我会拍一些医院里比较有趣比较轻松的景象。

撰文丨杨宙 编辑丨张瑞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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