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争殖民者的重要历史纪念日，同昔日的侵略者“共话友好”，是种何等离谱的操作？韩国现任总统尹锡悦居然就真这么干了。
在“三一运动”104周年纪念活动上，尹锡悦发表讲话，内容却只字不提韩国人关心的慰安妇问题，以及日殖时代的强制征用劳工问题。这等于将整个日帝殖民罪恶轻轻放下，反而强调如今的日本是韩国的“合作伙伴”。
甚至他还说日本侵略殖民韩国，是因为韩国没有做好准备……
要说这尹锡悦也真是够奇葩，对美国他姿态都没有这么低，佩洛西老妖婆来访，他能找各种理由不见，还将美国国会议员称为“那群崽子”，甚至美国最不爱听的“自主开发核武器”他也敢说。
但这些连日本人听着都脸红的亲日言论，他却说得兴高采烈，还特意在三一运动纪念日这天说。
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在九一八纪念日当天说关东军侵略东北是因为中国没有准备好，对日本的战争罪行一句不提，却强调今天中日关系需要友好稳定……
这下可把韩国人惹毛了。本来为了李在明司法风险焦头烂额的韩民主党可算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大骂尹锡悦媚日言行，屈辱外交，狠狠出了一口恶气。
不过，民主党就那么无辜吗？
如果只看文在寅2019年在三一运动100周年纪念日上杀气腾腾号称要对亲日派总清算的演讲，或者民主党执政时期韩国军舰打开火控雷达照射日本飞机的事情，没准儿会觉得民主党那真是正气凛然，坚决反日。
但其实在文在寅执政末期，为了缓和日韩关系，民主党方面也曾干预过法院关于慰安妇问题判决，努力放低对日姿态，只不过嘴脸没有尹锡悦这么丑恶罢了。
如果联系三一运动的历史来看，尹锡悦政权和文在寅政权倒是体现了韩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贯尿性，那就是对日本很怂……
说了半天三一运动，也许不少朋友的了解都是来自中学教科书上那几段。这里我们不妨多介绍一下。
1910年，日本强逼大韩帝国政府签署《日韩合并条约》，正式殖民朝鲜半岛。而对于半岛的旧统治者纯宗与上皇高宗，日帝倒是不吝惜“统战”。
在朝鲜被吞并后，高宗被封为德寿宫李太王，纯宗被封为昌德宫李王，成为“日本皇族”，待遇优渥，每年开销接近100万日元，小日子过得优哉游哉。
但毕竟高宗作为亡国之君，也曾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做过一些努力，这些举动传到民间，正逢朝鲜民族主义抗日情绪的上升期，高宗竟然赢得了朝鲜民间的广泛同情。
而这种同情又让日本人发现了高宗更大的统战价值，于是更加优待他们。这高宗可真是食两家茶礼了。
高宗当时的威望发展到什么份儿上了？在殖民朝鲜之前，有一次伊藤博文带着高宗一起坐船出游，本来就是去散散心，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居然传成了高宗要被日本人挟持去日本。
几十艘渔船围了上来，说如果日本人把我们陛下弄去日本，那我们就在这儿集体跳海。
这可给日本人吓得够呛，不敢让高宗再坐船了，高宗这个消遣被剥夺了……
日本当然愿意花些钱养着这一家子，欺骗朝鲜民众，掩盖殖民统治的罪恶。但是人有生老病死，这可是天照大神也干预不了的事情。1919年1月21日，高宗突发心脏病，噶了。
这下可弹了弦子了。
由于当时盛传高宗秘密派出代表参加巴黎和会控诉日本殖民罪行，这会儿高宗死了，朝鲜民间舆论想都不用想，就认为一定是倭寇把我们的君主害死了！
说起来高宗不一定有这个胆子或者意愿搞小动作，日本也犯不上为了这个就把高宗毒死。但是由于1910年彻底殖民朝鲜之后，日本对于朝鲜的野蛮掠夺大大激化了朝鲜民族与日本帝国之间的矛盾，让朝鲜民族主义运动只需要一个火星便会喷薄而出。
高宗之死，就是这个火星。
朝鲜民情涌动，各界纷纷酝酿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宗教界领袖孙秉熙与工商企业界等33人联合起草了一份《独立宣言书》，要求国际社会给予独立地位；并决定于3月1日在塔洞公园举行群众大会，公开宣读《独立宣言书》，把国葬变成反日游行大示威。
可以看出，发动塔洞公园群众大会的就是当地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受到日帝殖民资本的挤压很严重，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
当时，日本殖民者一方面实行“土地调查”疯狂地掠夺朝鲜的土地和农产品，一方面推行“会社令”，继续压制朝鲜民族工业的发展，只重视交通运输、矿山采掘、谷物加工等掠夺性的殖民地工业。
受这样的欺负理应怀反抗之心，为什么说朝韩民族资产阶级对日软弱呢？
接着往下看。
1919年3月1日，当数万民众聚集京城（今首尔）塔洞公园时，发起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领袖们却怂了，他们没想到事情居然搞得这么大！一时间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了。
他们一方面害怕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刺激到日本人，使他们承受日帝更大的惩罚；另一方面又惧怕群众运动不受控制，威胁到他们的工商业利益。
在这帮孙子起草的“独立宣言”中，他们要求群众“一切行动务要尊重秩序”，还称“吾人方急于策励自己，奚暇怨尤他人？急于绸缪现在，奚暇惩办宿昔？今日吾人之任，但有自己之建设，而决不在于破坏他人也。以良心上严肃之命令，开拓自家之新命运，而决非以旧怨与一时感情，嫉逐他、排斥他也”。
于是，这些怂人竟然在动员群众去塔洞公园后自己不敢露面，只找了一家饭馆，战战兢兢地喊了几句“大韩独立万岁”，然后立即给日本总督府打电话，自首投降了……
幸好，朝鲜群众与此相反，他们根本不理睬“民族代表”们的劝阻，一开始就以暴烈的行动，破坏了敌人的秩序。
两个月后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先声，朝鲜工人阶级也是通过三一运动登上了历史舞台。
毕竟，民族资产阶级自个儿怂了，既然他们无力领导朝鲜民族的解放，工人阶级便必然要承担这个历史责任。
20世纪头10年，朝鲜的工业仍然十分落后和畸形。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情况就有了明显的变化。做为战胜国之一的日本，在大战中获得了巨大的战争利润，使日本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大大加速了。
大战不但使日本的工业特别使军需工业高度发展，而且使日本处于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于是，日本帝国主义从大战结束后开始，为了最大限度地把朝鲜变为日本的原料供给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便投放巨额资本，大力兴办工业，并取消“会社令”允许朝鲜人兴办工业。这样，在朝鲜各地各种加工厂急剧增多，工人数量也迅速增加。
但诞生之初的朝鲜工人阶级，处境十分悲惨。
据日方的官方资料，当年朝鲜工人每年平均工作日为251天，但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实际工作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据史学家们的研究分析，纺织部门和印刷部门工人，每年平均工作日是297天；卷烟厂工人，每年平均工作日是350~360天。
至于每天的工作时间，日本官方的报告上说是10个小时，但这也是胡说八道，实际工作时间达16-18个小时。
可是，朝鲜工人的工资却很低，一般只拿日本同一工种工人工资的50%，要知道日本工人的工资本身在当时也是世界少有的低，时称“饥饿工资”。但朝鲜工人作16-18个小时，却拿人家“饥饿工资”的50%，可见他们的处境是何等凄凉。
不但如此，工作条件还极其恶劣，工厂里几乎没有任何保险设施，工人若是生了病，立即就被解雇，有的厂家就连工人同外界的通信也都加以禁止，如同监狱一般。这还不算，朝鲜工人在日本资本家和监工眼里，只不过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随时都有可能挨打挨骂。
朝鲜工人阶级的这种悲惨状况，决定了他们的反抗性、团结性、民族性以及革命性。因此，朝鲜工人阶级在刚刚形成的时期，就为了提高工资，为了改善工作条件，为了反对民族歧视，持续不断地展开了斗争。
据朝鲜总督府的统计资料，工人的罢工次数1915年为9起，1916年和1917年各为8起，1918年为50起，1919年为84起，参加罢工的工人分别为825名、362名、1128名、4443名和8383名。
与此同时，朝鲜工人阶级在各地纷纷建立自己的组织——劳动组合，截至1918年在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20多个劳动组合。这些组织，尽管当时尚未联合成为全国性的统一组织，但在维护工人权利、领导罢工斗争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例如，1910年代初的工人罢工，每次都停留在自发的阶段，但到1918、1919年以后，各地工人群众就有组织、有意识地开展罢工斗争，其政治色彩也明显得多了。
朝鲜工人阶级尽管还很年轻，但她所处的悲惨境地，她所受到的二重三重压迫，都加速了她的觉醒，使她很快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为了一个自为的阶级，成为了朝鲜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
三一运动爆发之初，民族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想到要联合工人阶级，他们对于朝鲜工人阶级是完全无视的。但因为他们自己的怂蛋行为，再加上工人阶级积极参与三一运动，工人喷薄的怒火很快点亮了朝鲜的天空。
3月2日深夜，在京城有400多名工人成群结队举行游行示威，一直行进到钟路街警察署附近。在此以后，3月5日在京城火车站和南大门， 3月7日在平安北道云山郡，3月8日和9日在京城，3月15日在平安北道义州郡，3月20日在会宁和天安，3月25日在水原，4月1日在忠清南道牙山郡，4月5日在江原道通川那4月8日在庆尚南道东莱郡等等，都有几百名或上千名工人奋起参加斗争，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声势。
工人群众有时同青年学生、农民、市民一起参加游行示威，有时单独举行游行示威或罢工，处处都站在了斗争的前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工人阶级在这场运动中的暴力行动，这是朝鲜工人阶级在三一运动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年轻的朝鲜工人阶级多次冲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宪兵警察机关，同时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
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们要求群众“一切行动务要尊重秩序”，但工人阶级以极高的政治觉悟意识到，对面是什么样的豺狼，仅靠和平请愿是不可能争取到民族独立的，必须要同日本殖民当局作武装斗争。毕竟，只有用暴力手段破坏敌人的秩序，才能打疼日帝。
罢工和暴动使得工厂无法开工，运输被中断，商品无法被售卖，日殖当局和资本在这些暴动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而且，由于停课令和监禁，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独立示威在6月之后逐渐消退，但工人的斗争却在1919年7月和8月达到顶峰。
仅8月份，京城就发生了26次罢工。特别是8月18日的京城电力罢工，使整个京城市区一片漆黑，电车停止运行，全市几乎停摆。此前参加过3月示威游行的东亚烟草工人在当年10月举行了为期17天的罢工，要求工资增加20元、津贴增加50%、施行8小时工作制。这次罢工是朝鲜半岛首次要求“8小时工作制”的罢工。
工人的斗争高潮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在半岛加速了共产党的成立。
1920年，朝鲜劳工援助协会成立，拥有15个支部2万人，1925年，发展成为拥有5万人，200个分会的朝鲜工农联合会。同年，朝鲜共产党成立。
“1919年，我参加了全民大起义，把我带进了共产主义阵营。”日后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朴宪永如是说。
许多原本依靠军事手段或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搞抗日运动的人，在这股潮流中也加入了工人阶级的斗争。
号称“朝鲜切·格瓦拉”的朴英就是一个例子。
朴英生于咸镜北道，由于从小目睹了日帝的殖民侵略与东学义军的反抗，朴英年轻时便很具爱国情怀。
1905年，年仅18岁的朴英投笔从戎，开始了抗日活动，与家人朋友一起募集军费和物资，运输给延边地区的独立军。后来独立军偷袭日军守备队，引来日帝疯狂镇压，朴英也因此被捕，受尽酷刑。
1910年，当朴英被释放时，朝鲜半岛已经彻底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1911年，朴英赴日留学。当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传来，朴英兴奋不已，他看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成功的希望。于是他再次放弃学业，回到家乡开办私塾，以民族主义感化青年学生。
后来，朴英又参加了活跃在延边地区的游击队。
在1919年之前，朴英的反抗更多着眼军事手段，三一运动为朴英带来了新的视野。通过与参加反抗军的工人阶级代表接触，朴英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是解放弱小民族的唯一出路。
当朴英的部队遭遇日军镇压，退入苏俄境内之后，已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朴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与苏俄红军并肩作战，抵抗白匪军和日帝干涉军。
而在俄国内战结束之后，朴英又率领部分韩人共产党成员南下广州，加入了黄埔军校，他本人在教导团任职，他的两个弟弟则入读步兵系。
待到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朴英夫妇与弟弟们在避难成功的前提下，没有逃离，反而在年底重返广州，伺机起义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的统治。起义失败后，朴英率领的60名朝鲜革命者与反动派军队死战，最终全部殒命异域。
就这样，年仅40岁的朴英本着国际主义精神，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牺牲了。可以说，这种崇高的品格，与几十年后的切·格瓦拉别无二致……
今天的韩国资产阶级领袖不分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纷纷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要么对日本前倨后恭，要么彻底拜倒在日帝面前吮痈舐痔，嘴脸之丑恶令人咋舌，韩国工人阶级英勇战斗的历史，在他们的衬托下显得愈加光荣。
尽管今天三一运动中工人阶级的抵抗被数典忘祖的亲美日统治者刻意掩盖，但只要韩国依旧存在严重的阶级压迫，只要日帝美帝对韩国劳动者的剥削没有消失，相信未来的韩国工人也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举起反抗的斧头镰刀，再次斗争到底。
参考资料：
宋祯焕：浅谈三一运动时期朝鲜工人阶级的状况及其在运动中的作用
罗振嘉：朝鲜三一运动参与群体的历史贡献及其局限性研究
《每日劳动新闻》：朝鲜的切·格瓦拉——朴英
社会进步连带：三一运动作为现代社会运动的一个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