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的发展更新了人们在社交媒体中情绪表达的手段，数字情绪应然而生。数字情绪指的是互联网媒介环境中利用不同形态的符号以再现和模仿人的情绪的一种数字化情感表达。在社交媒体时代，无论是私域的社交语境，还是公域的社会参与语境，数字情绪已经不可避免地浸入人们交流的多个场景。
腾讯媒体研究院转载的本篇文章系统地分析了数字情绪的形态、特征、运作机制以及传播与应用，指出数字情绪作为人的情绪在社交媒体中的延伸，为人们的社交和公共参与提供了补偿作用，同时也限制了人类意义的表达，更重要的是，数字情绪的蔓延正在消解人独立的情感价值，在技术空间中挑战着人的主体性。
来源 | 再建巴别塔
作者｜赵云泽 张玲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一条腿已经迈入了虚拟世界，数字情绪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交流和情感交换的一部分。本文认为，数字情绪指的是在互联网媒介环境中利用不同形态的符号以再现和模仿人的情绪的一种数字化情感表达，其主要特点包括脱离于人身体的独立性、镶嵌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社会属性、生产和传播形态的虚拟性。本文将试图从概念出发，解释数字情绪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特征，并探索其对于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以期树立有关数字情绪的科学认识，更好地理解围绕数字情绪流动的具体实践。
数字情绪源于现实情绪，是现实情绪在社交媒体中的变体和延伸。目前学界对于“情绪”的研究仍然处于“现实情绪”的视野中，尚未从本体论上界定现实情绪在社交媒体中的畸变。心理学上对情绪的定义有情绪认知理论和基于身体参与的情绪理论两种路径：前者将情绪看作是包含对我或与我相关的一系列对象、事件或情境的判断，也可以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标准对其他人所处情境进行的判断。基于此，情绪是人们对自我或者外界事物认知的一种反应。所有情绪的产生和传递都基于大脑面对具体事物情境的认知和投射，认知过程决定了情绪的性质。后者最早以情绪外周理论为出发点，指出情绪本质上是对于身体的知觉，外部事件引发的身体变化是情绪产生的直接原因，这一路径认为身体的解剖学结构、身体的活动方式、身体的感觉和运动体验决定了我们怎样加工情绪，对情绪信息的加工, 会激活身体相应的感觉运动系统和神经系统的活动; 反过来, 对身体相关感觉运动系统和神经系统的操作也会影响个体对情绪信息的加工。
据此，不难发现决定现实情绪形成的要素大约包括客观事物的具体刺激、人类大脑独有的认知功能、身体感知与运动体验，而情绪的感染与情绪的扩散则更离不开基于身体和大脑协调的作用。然而数字情绪则恰恰改变了情绪形成的要素：计算机中介传播的广泛应用隔绝了身体的参与，而无限智能化、互联化、场景化的媒介技术的进化极大地延伸了人的大脑，同时创造出“非人”的行动主体部分开展人类独有的数字活动，其中便包括模拟人类的情绪信号的社交机器人，它们像人类一样进行各类社交行为和以情绪为内容发布、引导公共空间讨论。
相较于经由身体直接表达传递的现实情绪，社交媒体中的情绪完全依靠数字符号的再现和模拟。即使人们在现实中经由身体表现出无可避免的负面情绪，也能够在社交媒体的交流中通过策略式的电子修饰裁剪出适应于社交场合的心情并进行传播。在强关系的人际交往情境中，可控的数字情绪成为了人们向言说对象进行自我展演的手段；而在更为公开、开放的平台中，数字情绪则变成一种可利用的话语资源。人们应用数字情绪达到社交媒体中“态度”的在场，无形中助长了数字情绪的动员功能，使得公共舆论空间具备更为丰富、更加复杂的情感特征，使得置身其中的个体拥有更为丰富的情感体验。
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情绪作为现实情绪的延伸，却始终区别于现实情绪，甚至反过来截除了现实情绪的意义。数字情绪独立于身体，也失去了肉身的限制，仅仅成为一种传播节点之间流动的信息要素，而不具备现实情绪产生时经由身体阐发时带给个体生理和心理上的触动，情绪在产生时所被寄托的意义正在流逝。可控的数字情绪正在被用于制造虚伪的情感陷阱，以一种话语资源的形态驱动所有追求“态度与立场”的个体为少部分人的利益买单。人们在大众媒介时代保持的交往惯性仍然存在，即惯性地认为在社交媒体中表达情绪的主体都是同样的真实的人类个体，惯性地跟随自身情感立场去对这些数字情绪进行回应。这种确定的惯性正在被一些商业集团利用，并用以制造他们所期望的某种新的不确定性以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理解媒介技术的发展对于情绪的改造已经刻不容缓，这种改造不仅仅局限于讨论技术对于传播情绪的“扩声器”的作用，而在于技术已然威胁到人类对于独属情感的控制，甚至进一步威胁到人类的主体性。
一、社交媒体中数字情绪的基本形态
数字情绪并非是技术发展到特定阶段产生的副产品，人类在创造工具之初便包含着对于表达和传播情绪的期待。情绪表达是人们交流沟通时的动机之一，人们之所以进行社会交往，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寻求情感支持和自我展现，而情绪展露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当交流的环境搬到虚拟空间，即使身体缺席，情绪表达的需求依然旺盛。而计算机中介传播在发展过程中造成了客观的“线索缺失”语境，导致人们需要在虚拟环境中探索一种替代性的情绪表达方式。这种替代性的表达方式从文字到图像再到音视频，实现了多模态符号对于现实情绪的再现。
（一）文字形态的数字情绪
在图片尚难以进行传递的2G时代，轻便的文字成为传递情绪的首选载体，人们非面对面的交流场合首先是在手机短信的传递，随后便是以初代OICQ、MSN、校内网为主要的能够进行人际传播的通讯软件上展开。作为数字情绪的文字，既包括以拟声词为主的情绪文本，例如表示喜悦心情的“哈哈哈哈哈哈”以及表达悲伤心情的“呜呜呜呜”等；也包括一些修饰情绪的表达文本，譬如“破冰”时修饰害羞情绪的“你是GG还是MM”、修饰可爱语气的“酱紫”等。
面对面交流时非语言线索的作用包括提供角色、体现情感、增加临场感、给出肢体细节上的反馈等。虽然文字交流较好地满足了人们初涉网络时“视觉藏匿”的需求，并且突破了早期数字情绪传播的时空限制，但是由于纯文本并不能完全还原本由身体呈现的非言语线索，反而增加了人际交流中的自我表露难度，有实证研究验证当互联网用户面对没有表情符号的纯文本时，大多数人无法感知正确的情绪、态度和注意意图。人们表达情绪的欲望倒逼着媒介工具的更新，以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符号形态来实现人们在虚拟环境中数字情绪的表达诉求。
（二）图片形态的数字情绪
1982年，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斯科特·法尔曼教授在电子公告板上输入了字符“: － )”，这是人类史上第一个数字表情符号，随后又在日本出现了像表开心的O(∩_ ∩)O、表害羞的(/ /▽/ /)等表情符号。这类以美式ASCII的偏转表情字符和日式颜文字（kaomoji）为主要代表的键盘字符，被称为“emoticon”，即“emotion”和“icon”的合体，用以在CMC交流中表现人的面部表情和传达态度，这类早期的emoticon可以看作数字情绪形态从线性文字向具象图像转变的开始。
为了使得数字情绪的表达效率更高，即时通讯软件公司开发了以静态卡通图像为载体的表情符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苹果公司推出的内嵌于苹果自带输入法的emoji表情。这类emoji设计上基本以圆形为主，原因在于圆形能够更好地集中视觉上的第一印象，使人们将视觉聚焦在中心，统一整体的设计风格；并且圆形近似于人的面部，因此能够更加仿真地还原人们的真实表情。人们在使用收发这类emoji时视觉落在面部的中心，能够敏感地捕捉到五官点线关系的组合，进行情绪的解码。
第四代数字通信技术带来了媒介形态的图像化革命，图片以及视频成为记录生活世界的主要载体，同样催生了数字情绪的“表情包化”发展。表情包指的是用于表达人们情感、情绪和态度的图片，其元素随着网络文化的更迭愈加丰富，并越来越多地以文字、图片、动态图片等多种元素组合的方式呈现。这类加入肢体动作的图片，缩小了面部表情的展示，扩大了肢体动作的渲染，实现了 “表情的仿真”向“表情的诠释”的转变，模糊、表意的数字情绪形态延伸了表情传达的功能，使之从传达喜怒哀乐到诠释情绪、寻求认同和情感共享。
（三）音视频形态的数字情绪
短视频的发展拓宽了数字情绪的表达维度，将情绪表达从即时、静态的定格动作转变为连续、动态的片段记录，主要基于图像的生产逻辑降低了媒介使用的门槛，大量“无名者”的出场推进了短视频的内容革命，其中重要一项就是“情绪”要素深度嵌入到媒介的内容生产中，由于其制造门槛低、传播效果好，迅速成为短视频平台的流量密码。此时的数字情绪本质上是在进行连续的情绪片段的播放，连续的播放会在强度上叠加所要表达的情绪，音频和视频的加入锚定了情绪解码的范围，令用户更为准确地解码的同时也更加轻易地引导用户接受特定情绪，情节性地编排也为更复杂的情绪表达提供可能。
音视频形态的数字情绪的表达超出了现实情绪所侧重的对于某个时空节点之下情感流露的记录，场景也从现实人际交往的互动转向面对大众的对空言说，整体趋向于一种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展演”。音视频形态的数字情绪延伸了表情传递的空间和效果，此时情绪的接收方不再是明确而单一的，而是混合了表演者自己、模糊的关注者和较为明确的观众，情绪的放映与共鸣既是展演的内容也是展演的效果。
数字情绪的表达形态同媒介形态的演进趋势具有一致性：媒介技术的发展为数字情绪的表达提供更为多样的形态，同时数字情绪的演进也同媒介形态一样具有融合性，融合既是形态的融合，也是表征层面现实与网络空间的融合。在音视频形态兴起的时代，文字形态的数字情绪并没有被淘汰，区别在于此时文字情绪的编解码逐渐从现实拟声走向根植于网络文化环境，例如最初作为笑声拟声词应用的“呵呵”，在当下的网络空间中依然转变为“讽刺”、“阴阳怪气”的负面内涵。这种融合性来自数字情绪脱离于人的身体的本质，此时经由身体阐发的情绪模拟对于数字情绪的演变不再唯一，反而受到更多客观网络空间的背景限制。
二、社交媒体中数字情绪的运作机制
现实情绪的产生与传递是身体参与和大脑认知共同参与的结果，身体作为情绪的媒介，通过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方式透露着情绪的指向，再由大脑进行识别和判断。然而在社交媒体中，离场的身体被虚拟的符号所代替，人们通过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态再现自己的现实情绪。社交媒体时代，如果说数字情绪正在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交货币，那么理解数字情绪的编码和解码机制便是掌握了这一货币的交换与流通的规则，在表达情绪之外，为用户个体和群体撬动更大的社交利益。
（一）编码机制：模仿与夸张
在缺失非语言线索的交流环境中，人们希望还原身体表情以精准地表达情感，由此“模仿”成为数字情绪编码的基础机制，其解码几乎不需要有文化背景、教育水平和理解能力的门槛，仅仅根据人们最基本的喜怒哀乐所演化而来。也正因此，无论数字情绪形态发展如何丰富，所在的社交平台特色如何鲜明，“喜怒哀乐”所对应的“笑、怒、哭”几大元素始终是虚拟表情界的最基本母题。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群体之间对于这些表情的解读意义出现了明显的代际差异，例如年轻群体将“微笑”表情解读为“阴阳怪气”进而加以渲染为群体共识，但对于更为广泛的使用群体而言，围绕基础的“笑、怒、哭”几大母题的解读依然是通用的。
如果将“模仿”看作是编码机制中最基础的一层，那么拼贴、同构、戏仿等夸张手段则是一次难度升级，此时的数字情绪采用的是一种“套层”机制，各种不同的元素层层套在一起，而“套层机制的实质恰恰在于层与层之间的不稳定，图像成为流动的，可以随意拆解任意组合”。无论原始素材所指代的原有情绪及语境如何，通过这类手段能够实现斯图亚特·霍尔所言的基于身体的“重新赋意”，即从原有的意义系统中借出特定物品迁入到另一个意义系统之中，进而转变为区别于原语境的新的意义。新的意义尽管与原有语境仍然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要实现更为精准的解读，则必须要了解新系统所指向的文化背景，若想顺利解码，则必须融入某一文化群体，夸张扭曲的数字情绪成为了辨别群体认同和态度立场的有效方式。
另一方面，夸张的手段能够增强传播过程中的趣味性，以实现特定文化的流行与破圈。相较于早期单一的emoticon这类数字情绪，拼贴扭曲的夸张手段能够将流动的情绪定格，打上文化烙印，成为一种对于特定文化的记录。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热点，而社会热点本身便会催生出新的便于传播的“梗”文化。层出不穷的“梗”是数字情绪的不同表征，在制造新的文化内涵时又与其植根的情绪沃土连接，以唤醒公众的情感共鸣，个人的情绪通过“梗”的传播转换为集体的情绪、社会的情绪，进而成为指向特点时期社会思潮的记忆切面。
（二）解码机制：互文与隐喻
表情包作为一种多模态的符号系统能够兼顾图像与语言逻辑的应用，也有动态和静态的兼容，因此成为当下数字情绪的最广泛的应用形态之一。图像与文字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不仅具有表达图像生产者情绪的功能，也具有影响图像观看者并促使他们采取相应行动的潜力。⑪兼备图文叙事的数字情绪在表达与传播中具备了更多优势，使之拥有了更加模糊的解读空间，根据线索解读意义的过程成为一种传播游戏。
互文和隐喻两条路径可以被看作是两种常见的数字情绪解码思路。互文指的是一个文本（主文本）把其他文本（互文本）纳入自身的现象，互文性是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发生关系的特性，⑫构成文本意义来源的并不是文本本身，而来自于它与其他文本之间的联系。⑬图像和语言在表意上相互联系和相互转换，图像叙事和语言叙事之间具有“互文性”，这意味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确立的发现关系，指代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而是一种根据文化而来的生产关系、构造关系、勾连关系。理解互文，本质上就是理解赋予图像和文本联系的文化基础。文本与图像的耦合构成了可被解读的互文性，虽然在群体转发和二创的热潮中局部元素会被不断地解构、拼贴、重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信息的嵌入，图像与文本叙事的互文会逐渐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其指向的意义也逐渐明确，形成相对一致的使用语境。
隐喻指的是一个概念域向另一个概念域的投射，被说明的概念域称为“靶域”，说明的概念域称为“源域”。⑭隐喻不仅作为一种语言表达系统而存在，而且根植于人们的思维、文化和行动之中。神经科学论证了隐喻与情绪之间的联系，认为隐喻通过身体这一媒介启动情绪：人们将观察的外部世界以知觉图式和意识模型存储在大脑之中，并生成特定的隐喻以连接新的事物，隐喻中包含着经验要素也包含着对应情境所产生的情绪活动。⑮人们在观察到新事物时以过往的认知图式进行处理，此时启动隐喻指向对应的认知图式，同时激活了相似的情绪，继而引发共情。
扭曲变形后的数字情绪的隐喻产生方式更加复杂，既需要提取符号表层结构的情绪特征，也需要结合作为深层文化结构的特定文化语境联系之间的代表性特征，并将它作为意义阐释的预置母体，赋予它高度的普遍性与适应性。⑪随后再依靠身体用情绪的表征记录隐喻加工和转化的过程，使得新鲜、抽象的概念逐渐熟悉和具体。以至于承载着充分情绪的隐喻在新的场合被重构和传播时，有类似的情绪体验的人则会识别和感知这一情绪并进行“情绪”的反复传播和感染。隐喻启动情绪的机制同样解释了面对同样场景情绪反馈却截然不同的人群，原因正在于不同人群被隐喻连接的具体认知图式的差异，导致他们被激活的情绪也有所差异。数字情绪的生产植根于个体的情感传递与自我展演，然而流动的社交媒体为隐喻的无限启动提供了可能，当人们沉迷于制造和解码数字情绪的同时也是在共享彼此的隐喻。
三、社交媒体中数字情绪的特征
模仿与夸张的编码机制和互文与隐喻的解码机制，使得情绪表达转为关于自我的知识生产，又激发了与其他个体连接的潜力，形成了一场由“情绪”触发的传播游戏，且具备了趣味性、暧昧性、可操控性、社会实践性的特征。
（一）趣味性
人们参与数字情绪的表达，本质上就是在参与一场传播游戏，动机和效果都客观具备了根属于游戏的趣味性。首先，数字情绪的生产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参与门槛极低，表达情绪几乎是人生来的本能，“无门槛”保证了“玩家”的数量巨大；再次是技术发展提供了丰富素材，任何形态的数字情绪只要能够被识别就具备推广传播的可能，具备了“游戏升级”的可能性，而“升级”则意味着为当事人带来某种可见的虚拟资本与人际支持；最后是应用情境的广泛，无论是人际交往还是公共讨论，甚至是面向自我的内省思考，它都作为当今数字化的产物始终存在，呈现出真正的电子游戏所不可比拟的广泛连接，自然带来了游戏创造和反馈的特别体验。
在这场传播游戏中，若想最大化自身的游戏体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往往需要有更多自我情绪与他人情绪连接的时刻，这需要在现实情绪向数字情绪的转化过程中有意识地谋求趣味元素的加入。“趣味性”此时成为人们所追求的效果，这要求数字情绪编码的载体和手段的是具有幽默感的，是能够让人迅速理解其内涵并产生“有趣”的内心认同的。那些经典、热门影视剧之所以能够频频成为数字情绪制作的常见载体，正是因为其原始剧情往往能够广泛覆盖某个特定时期的受众群体，形成较高的话题度，而截取片段加以配文的制作形式，则割裂了原始语境与当下情绪语境之间的联系，形成一种基于语境拼贴后的“荒诞”和“幽默”。
（二）暧昧性
同由大脑中枢所控制的明确的认知判断相比，情绪的产生机制来源于大脑和身体的多方参与，这决定了情绪总是暧昧的，其所携带的信息总是模糊的一团，往往需要借由身体这一媒介在人际互动的情境中才能够被解码。而数字情绪脱离了人的身体，遮蔽了本应该由身体动作展现的非语言线索，削弱了数字活动与现实空间的联系，暧昧性愈发突出。数字情绪的暧昧性既来自自身叙事逻辑的客观条件，也来自表达者谋求更多解读空间的主观诉求。
图像形态和视频形态的数字情绪相比文本形态则更增加了解码的难度，原因在于图像符号作为一种“不确定的、浮动的、模糊的”符号系统，其意指属性具有复杂的联想性。图像符号系统的能指和所指则是共时呈现的，需要在浮动的空间中进行选择才能了解其意义，这也意味着从互文到隐喻的解码过程本质上就是一整套不断诉诸社会背景、流行文化、社会语境、基础表情对应规则的克服暧昧性的过程。
从数字情绪的应用语境来看，在视觉文化时代，图像逐渐取代语言文字而成为社会争议建构的中心元素，图像事件已经不可阻挡地成为当前公共事件的主要形态。⑯面对公共事件人们乐此不彼地以表情包为载体表达情绪，既有制造趣味的动机，也有主观上寻求暧昧的需求。现实情绪受到法律道德和人际交往规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表达的程度会受到限制。在节点化、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中，数字情绪的表达更加自由也更加追求个性化，无疑对于负面情感宣泄具有特殊的可供性。然而近年来互联网治理力度不断加大，无序情感宣泄的空间受到挤压，权力机构通过议程设置、话题转移、关键词屏蔽等一系列手段降低了网民负面情感的表达。社会处于转型期的激烈矛盾造就了负面情感表达需求的必然性，因此网民们主观上谋求更为暧昧、更为抽象的数字情绪的符号体系来逃离网络审查。⑰
（三）可操控性
现实情绪中的表情对应的是认知评价，微表情对应的是非认知评价，作为最原始的情绪表达，微表情的持续时间只有1/25-1/5秒，而表情的持续时间要长一些，比如微笑一般持续为2秒。微表情难以被发现，它往往被表情掩盖，即使能够依靠认知上的需求达到对于“喜悦”“悲伤”这类较为经典情绪的模仿，却无法达到对于由潜意识和无意识控制的微表情的操纵，⑱真实情绪依然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独立于身体之外的数字情绪恰恰回避了难以被操控的非语言线索所透露的真实情绪，使得情绪成为一种可操控的信息在社交媒体中流通。
“可操控”意味着人们可以在数字环境中主动可控地编码数字情绪，但此时的情绪表达目的已然超出了情绪的真实流露的范畴，带有更多对于获取社交支持的考量。丰富的数字情绪表达形态为人们的赛博生活提供了绝妙的伪装，其发生的语境不再指向微观具体的真实，而是指向维持在线社交与公共讨论的秩序。数字情绪表达的主体同样可以被操控，由算法自动生成内容的社交机器人正在成为新的“数据工人”，所产生的情绪信息正在社交媒体中规模化、产业化投放。在公共事件中，社交机器人模拟真人账号成为发布评论主体，其生产的内容多数集中偏向于某一个立场态度，同时大量同类“非人”的账号进行转评赞，营造虚假数据以制造意见市场的繁荣。
（四）社会实践性
现实中的人作为情绪发生的主体不能脱离社会实践而存在。情绪传播体现在人们从认知到行为的整个社会实践过程，公共事件中所产生的的公众情绪，其社会属性包含了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因素。公众情绪传播以社会化的实践为基础，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现象是人对社会现实的反应，因此也具备了一定的客观实在性。⑲数字情绪最基本的功能依然是表达人的情感需求，在来源上与现实情绪依旧同源，存在着个体情绪与公众情绪的分野，具备社会实践性。此外，数字情绪的编码解码要比现实情绪显得更为复杂，但是其编码和解码规则依然在现实社会实践的框架之内，甚至要时刻了解社会实践的动态才能够进行有效应用。
除了编码解码阶段体现了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外，数字情绪在社交媒体时代愈发成为一种日常的数字社会实践。“新闻聚像”被用于形容新闻事件在图像时代可以被总结、概括一个影响深远的凝缩图像，即使事件已经完结，也会在再次出现时引发受众的一致性的记忆，是诸多社会实践交织的潜力、矛盾、张力的坍缩。⑳数字情绪同样具备成为新闻聚像的潜力，透过情绪可视化的表达，凝缩人们对于新闻事件的认知与态度，“说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说话本身，人们更需要关注的是说话的同时所实施的行为，所有的言语均是一种施事行为”， ㉑人们通过数字情绪的表达广泛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实现了“以图言事”到“以图行事”的转变。
四、社交媒体中数字情绪的传播与应用
在人际传播中，以身体为媒介的非言语线索能够丰满现实情绪的完整表达，肉身在场的稀缺性能够增强真诚感，在表达效果上往往更易被识别。但是更直接、更真实的情绪表达并非完全有利于社交，出于本能流露的难以回避、不恰当的情绪表达反而正在为人际交往制造障碍。在更为广阔的政治参与中，情绪虽然是更为易得的表达材料，但是经由身体运作的情绪对于时空要求更为苛刻，反而会限制个体的政治参与意愿。当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地点时，独立于身体的数字情绪成为一种可控的社交货币创造出新的流通秩序，也成为一种社会动员的手段鼓励更多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行动，而数以万计的情绪也成为人们叙事的主要元素，参与到集体记忆的实践与建构中去。
（一）作为社交货币的数字情绪
在社交场合中，比起交往行为的真实与否，人们更加注重其交往的质量和时机，这意味着如果有关情绪的表达对于当事人而言不是适当且高质量的，可能会加深人们对于情绪表达的偏见，滋生出“情绪化”、“不会控制情绪”的人不值得信赖和交往的判断，不仅远远达不到寻求情感支持、获取社会资本的交往需求，反而会酿成交往危机，给自己和他人带来负面效应。在社交媒体的人际传播中，更易得、更易引发共鸣的数字情绪在正在成为一种通行于社交媒体的社交货币。
可控的数字情绪为用户群体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情绪管理工具，即为可能影响社交质量的不恰当的情绪进行伪装。表情包这类低成本、无门槛的表达方式能够为社交焦虑者进行选择性的讯息呈现，进而对交流可控感、自我表露和友谊形成产生影响。有实证研究证明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在社交焦虑与交流可控感、自我表露以及友谊形成之间起到中介作用。㉒原因在于，数字情绪所依托的与现实隔绝的环境遮掩了一些无意识的线索，从而使得社交焦虑者不愿意被发现的一些紧张表情、不自然的肢体动作、眼神回避、卡壳等也能一并得到很好的掩护，为缓解感知面子威胁、提升社交信心以及沟通满意度提供了良好的社交环境。
对于“社交恐惧症”、“社交焦虑症”这类非传统社交受益人群而言，“非人”的社交机器人的存在为其提供了参与社交并获得情感支持的可能性。社交机器人内嵌的“情感计算技术”能够通过情感识别、理解和表达与人进行交流，并以一种人格化的形象切实参与到人的社交网络当中。社交机器人的交流层次较为简单，更容易被“社恐人群”所接受，且社交机器人的程序设定往往是单向的倾听或单向的表达，因而在给出简单反馈的同时不具备“攻击性”，进而起到缓解社交焦虑、提供宣泄补偿的作用。㉓
另一方面，对于数字情绪这一社交货币的过度依赖正在截除人们的交往技能。2016年，自媒体“新世相”发起了一项“24小时不用表情包”的实验，5300多名挑战者中失败者高达30%，其中有50%的人表示挑战难以坚持，因为交流中不发表情包会显得尴尬。“表情包依赖症”正在加剧社交场合的失语，这意味着人们应付社交的能力并没有被数字情绪改善，相反，自我表达和真实的情感交换正在被完美的数字伪装一并截除。除此之外，面对社交机器人虽然会产生一种想象的、人格化的亲密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始终是一种虚拟的人工情感。㉔这种情感没有生物世界的复杂情感机制，而是由传感器与算法程序的代码形成。这说明，无论是在舆论场中为非人机器账号发布的偏向性观点争吵和愤慨，还是将自己空虚的情感需求寄托在虚拟偶像之上，这些举动都是无法获得真实情感反馈的单向奔赴，只有投入而不见回音。
（二）作为社会动员的数字情绪
复杂的编码和解码规则使得暧昧的数字情绪形态成为了天然的连接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纽带，形成个体加入某个群体的特定门槛。一方面个人寻求网络群体的庇护，以群体的名义参与到广阔社交媒体中的社会动员，另一方面因共识性的数字情绪而积聚的群体，通过聚集更为集中的情绪驱动社会动员，进而作为“群体在场”的标志。由此数字情绪既成为个体参与社会动员的前提，也成为群体以社会动员形成“在场”的驱动力。
数字情绪延续了在现实社会中的情绪转换机制，同时作为一种社交货币补偿了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孤独感，更广泛地构成个体与群体的连接。个人和群体的情绪的区别在于个人的情绪是由与个人身份有关的事件引发的，而基于群体的情绪是由关于一个人作为特定群体成员的社会身份的事件引发的。㉕这种基于群体的情绪的概念已经扩展到不仅包括通过与群体内的认同而感受到的情绪，还包括针对群体外的情绪。“当人们认同一个群体时，他们会根据对群体的影响来评估社会对象或事件，从而延展出针对特定事件的集体情感。重要的是，基于群体的情绪可以在孤独中引发”。㉖
当不同个体发现彼此有着共同的数字情绪表达方式时，会产生对于共享群体文化的认同感，而当文化密码错位时，无论双方是否意识到这种错位，都有可能构成交流的尴尬。这意味着，尽管数字情绪的表达是无门槛的，但是特定数字情绪的解读是有门槛的，甚至能够形成不同符号系统中的壁垒，带来不同亚文化群落之间的排外。在同一个群落内部，不同个体能就同一套数字情绪表达方式达成共识，此时的数字情绪成为了一种情感连接，取代身体的在场，确认个体在网络空间中的群体坐标，个体和群体的连接由此生发。
数字情绪维系着共同体内部的秩序，持续不断地输出情绪信息，在经由特定事件触发后，能够促使集体形成合力，发出共同的声音。亚里士多德曾在《修辞学》一书中将“诉诸情感”视为一种修辞方法，它能通过某种手段激发人们的情感，并通过唤起他们的情感促使他们采取行动。情感不仅是人们内心情绪的自然流露，还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激发并进行社会行动。㉗社交媒体中常常引发社会动员的情感被归纳为戏谑、悲情和愤怒这三种，往往见于社会弱势群体、社会不公正和官僚腐败等网络社会事件中，体现了草根群体及文化与主流价值的冲突博弈、对受害者的共情以及对于不公正的社会现实的愤慨，㉘其中，愤怒的情感在社交媒体中被激发和传播，意味着更容易促成有社会动员潜能的情绪共同体的形成。数字情绪作为一种可被集中利用的情绪资源延伸出了动员功能，鼓励个体基于情绪形成的共同体通过集中的情绪表达来确认自己的合法性，形成巨大能量。
另一方面，频繁的情绪动员会产生群体运动的路径依赖，群体确认存在感和合法性的唯一方式会沦为常态化的挑拨和聚集情绪。这一过程于个人而言，高度同质化的情绪从群体连接到个体，个体在表达意见时将受到群体规范的压力，难以发表属于自我的意见；于整个社会而言，强烈、庞大的数字情绪堆叠在社交媒体中，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公共秩序，单一的情绪形态也会将压缩、撕裂对于特定议题的讨论空间，不利于整体社会共识的凝聚。
（三）作为集体记忆的数字情绪
基于整个社会的集体超越了个体的认知和行为，形成了具有象征性和规范性的意义创造秩序，这一类秩序以社会制度、实践、话语和艺术等方式为表征。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群体成员身份提高了暴露于或参与相同情感相关事件的概率。㉙这不仅意味着立即的情感融合，而且形成了集体记忆，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反复情感融合的倾向。㉚社交媒体拓宽了人们表达情绪的场合，丰富了情绪的表达形态，通过改写集体记忆依托的时空观、泛化实践的主体以及修改记忆建构的底层逻辑，将数字情绪的意义从单一的情感倾诉转向集体性的情感融合与情感共享，从集体记忆依托的实践和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两个方面突出了情感要素。
集体记忆的性质通常被归结为实在性和建构性并存的，实在性指的是集体记忆的具体内容，“成就了一种依循时间序列的定向认同，那里有永当铭记的事件、英雄和力量。哪怕历史的原貌早已支离破碎，这些记忆却光明朗耀，照亮‘我们’脚下的来路”。㉛建构性在于为了族群秩序和内在的一致性，集体记忆在继承前者历史的传统价值之外，还需要立足当下社会物质现实和文化环境进行适当的重构，从而满足族群维系信仰、扭结成共同体的需要。但是重构并不意味着无序的重写，与内在逻辑不符的重构则是一种颠覆，颠覆集体记忆则意味着背叛历史，将导致族群的集体认同和信仰危机。
数字媒介的发展打破了用以锚定集体记忆的时空边界，当时空变得支离破碎，指向集体记忆的社会群体的生活生产实践也漂浮化、碎片化，集体记忆作为连接个体之间的纽带的稳定性和连接性受到极大冲击。大众媒介时代，像家庭、邻里、宗教等这类依托固定有序的时空边界所形成的明确的参照系是构成集体记忆的重要叙事单位，无数的人们以家庭、社区、宗教为单位叙述着集体的故事。㉜数字技术的介入带来了流动的身份认同，也分化了集体关注的具体事件，数字情绪替代现实情绪在网络事件中标记个体的立场，凝聚成流动而短暂的“情绪共同体”。过去人们因为共享的事件经历和仪式而聚集，现在却因为共享过类似的情感而共鸣，集体记忆转变为关于“集体情绪”的记忆。
数字情绪延伸了实践与建构集体记忆的主体，集体记忆的制造视角从官方转向民间，其取向也从事实转向情感。大众媒体时代，传统媒体垄断了信息的传播渠道，在坚持“事实优先”的新闻取向上进行符合媒介经营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的有序建构。此时的集体记忆的制造逻辑依然以“事实”为首要遵循，同时体现媒介逻辑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公共逻辑的博弈，目的是用以平衡整个社会群体的精神文化传承的需求，呈现从权力上位向下位流动、依照时空的顺序流动的趋势。数字媒介时代，短视频等媒介的发展带来了大量“无名者”的出场，增加了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个体之间的可见性，在失去传统地缘、社会关系和文化网络所构成的地理定位同时，人们得以在社交媒体中将自己的坐标的行动延伸至无限，“记录自己的生活”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记录自己的历史”。这意味着来自底层、来自个体的民间叙事材料在生产数量和传播范围上迅速增加，形成能够与官方宏大叙事分庭抗礼的规模。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情绪依托特定媒介事件迅速而广泛地传播，非人的行动者同样参与这一过程，为人们带回了“远方的哭声”。此时的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充斥着“数字情绪”与人类真情实感的融合，是民间叙事与官方叙事博弈的产物，建构范围也呈现出依从网状的连接与流动。
结语
一条腿已然迈入虚拟世界的人类对于信息的需求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型，信息过载的情况下，人们对于信息的阐释的路径越发依靠自身立场的偏持，而数字情绪正在构成偏持立场中的一部分。数字情绪构成互联网中意见发表与交换的核心要素，即使一开始原始信息是以事实为主，在传播过程中也有可能突出其中的情感要素。人们接收信息时更加倾向于调动感官以感知信息为主，且情感逻辑成为当下获取流量和关注度的信息生产的重要模式，信息获取体验在很多程度上已然成为一种综合的情感体验，情感的共鸣与否决定了人们接受信息的后续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掌握数字情绪的制造和传播，谁就可能在社交媒体传播格局竞争中拔得头筹。
国外一些政治机构已经深知情感传播的重要性，快速生产出了针对不同媒介平台、不同传播语境以聚集关注、形成舆论的传播策略以及执行此策略的社交机器人。社交机器人这类“非人”主体为利益集团集中批量生产于己有利的数字情绪，又以转评赞形式扩大言论影响力，谋求改变舆论场域的意见分布。而普通用户则在充斥数字情绪的网络环境中沉浸、漂浮、困惑：对于以理论和事实优先取向的用户而言，情绪化评论往往通过非人主体的数字情绪制造和传播、多数底层群体的情感共鸣机制下处于意见分发的优势位置，将抑制这类用户的表达欲望，形成“情绪的沉默螺旋”，即从优势意见的螺旋上升转变为“优势情绪意见的螺旋上升”。而对于善于操弄情绪的用户而言，数字情绪生产的便捷性和可控性能够成为彰显其社交在场和政治表达的重要工具，呈现出转化为一定情绪支持和社交资本的潜能，而作为一种真实情感的情绪也被异化为面对利益时的伪装与作秀，越沉浸其中，便越被驯化为“情绪至上”的数字个体。
事实和理性，这些曾经被哈贝马斯寄予厚望的构建公共领域基础秩序的要素正在逐渐从社交媒体意见市场中退场。这并不意味着保持理性和关注事实的人越来越少，而是携带理性与事实的观点无法像携带数字情绪的观点一样辐射广、影响大。此外，数字情绪偏重图像叙事的媒介形态，对于事实和观点的复现并不友好，即使作为表情包广为流传，也消解了原本议题的严肃意义。
摆脱控制，回归自我，曾经是支持人们拥抱互联网的重要动机，如今却成为人们要逃离互联网的一个理由。数字情绪既为人们提供了印象管理和群体认同的工具，反过来也成为社交监视与群体规训的枷锁，比起情绪的真实，人们更开始关注情绪的质量，那些流经身体带来感官一颤的现实情绪的意义正在被屏幕里生动幽默的表情包所消解。在频繁密集的数字连接和华丽的数字情绪管理之下，稍有不慎的“真实”便会带来社交媒体中的人设崩塌，其后果已然和现实的社会资本与情感关系联系紧密，使得“追求自我”寸步难行。
数字情绪助力个体连接对应的群体，扩大自身的社交场合，积累社会支持，表现意见立场，参与社会动员，构建集体记忆。这些数字情绪的功能延伸截除了个体的自由，原本个性鲜明的个体在找到归属的群体时反而无法拥抱现实情绪所流露的真实自我，也无法对公共场域中的人与非人的情感进行辨别，将情感的意义要么极化为观点的全部意义，要么稀释为机器人的批量操作，唯独情感与人的连接不再被承认和关注。这些功能的延伸截除了群体的自由，因情绪而聚集的人群成为了利益集团控制舆论、商业宣传的工具，在社交媒体中以较低成本演变出高度自由、激烈纯粹的情感流，席卷不同的社交场合和公共场合，进而达到对于具体公共议题的隐性控制。
数字情绪是社交媒体中人的现实情绪的延伸，同时也剪除了人与情感的连接，独属于人的本能在虚拟空间中演变为非人主体的功能，人对于情感的控制受到了技术的全面入侵而不自知——现实情绪和数字情绪，本不应该堵住人类在虚拟空间中解放主体性的去路。人只有摆脱对于数字情绪的沉浸式依赖，保持对于意见竞争中极端化数字情绪的敏感性，坚持基于事实和理性的意见取向，才能够真正理解和应用数字情绪的逻辑，从而回归情绪的本质意义，维护和解放人的主体性。
参考文献
▼
1.Lyons, W. E. . (1985). Emo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3-24
2.James, W. (1884). What is an emotion? Mind, 9 ,p. 188–205.
3.刘亚、王振宏、孔风：《情绪具身观:情绪研究的新视角》，《心理科学进展》2011年第1期。
4.张放：《网络人际传播效果研究的基本框架、主导范式与多学科传统》，《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5.Lo, S. K. (2008). The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functions of emoticons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11(5), p.595.
6.刘汉波：《表情包文化:权力转换下的身体述情和身份建构》，《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7.曹向晖：《Emoji设计刍议》，《中国美术》2017年第2期。
8.潘祥辉：《“无名者”的出场：短视频媒介的历史社会学考察》，《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6期。
9.唐宏峰：《套层与滑脱:表情包大战的图像分析》，《中国图书评论》2016年第6期。
10.[英]斯图亚特·霍尔著，孟登迎等译：《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134页。
11.屈济荣、李异平：《作为“图像行为”的表情包:符号、修辞与话语》，《编辑之友》2018年第10期。
12.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13.[法]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4.Lakoff, G. , & Johnson, M. .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Ethics, 19(2), p.426–435.
15.陈巍、黄家裕：《具身化、隐喻理解与情绪启动》，《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16.Kress, G. R. , & Leeuwen, T. V. . (199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Routledge.
17.谷学强：《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网络表情包的情感动员——以"帝吧出征fb"为例》，《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年第5期。
18.保罗·艾克曼，华莱士·V.弗里森：《心理学家的读脸术:解读微表情之下的人际交往情绪密码》，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19.赵云泽、王怀东：《公众情绪传播的社会实践性和客观性研究》，《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8期。
20.Lance, B. W. , & Lawrence, R. G. . (2010). News icons and the mainstreaming of social chan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 p.3.
21.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页。
22.杨颖：《网络表情符号能拯救“社恐”吗？——网络表情符号中介作用下的社交焦虑与线上交流效果研究》，《新闻记者》2020年第11期。
23.朱贺：《情感补偿机制下的社交机器人伦理问题》，《青年记者》2021年第10期。
24.许孝媛：《作为媒介的猫:人际传播的联结与障碍》，《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25.Kessler, T., & Hollbach, S. (2005). Group-based emotions as determinants of in group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1, p.677–685.
26.Smith, E. R., & Mackie, D. M. (2006). It`s about time: Intergroup emotions as time dependent phenomena, Social identities: Motivational, emotion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s.pp.173–187
27.林成文：《图像、情感与视觉修辞——论“画如修辞”和“情感范型”对当下视觉文化研究的启发》，《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28.郭小安、王木君：《网络民粹事件中的情感动员策略及效果——基于2002-2015年191个网络事件的内容分析》，《新闻界》2016年第7期。
29.Parkinson, B., Fischer, A. H., & Manstead, A. S. R. (2005). Emotion in social relations: Cultural, group, and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New York, NY: Psychology Press.
30.Bietti, L. (2012). Joint remembering: Cogni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in processes of memory-making. Memory Studies, 5,p. 182–205.
31.胡百精：《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32.陶东风：《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9期。
【作者简介】 赵云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张玲，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成果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系列研究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项目编号：2022XWTD003。
话题互动
你有“表情包依赖症”吗？
如何规避数字情绪造成的负面影响？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