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广州番禺，为了让身边的流动儿童放学后有地方托管，几位妈妈成立了社区公益服务中心。图为中心的小阁楼提供的图书。（视觉中国/图）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在2023年全国两会带来了三项提案：加快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平台经济发展和随迁子女就地入学。其中，随迁子女就地入学的提案引发舆论热议。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总量达到3.76亿。据《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年，中国0-18周岁流动儿童规模达到7109万人，占中国儿童总量的23.88%，是2010年流动儿童规模的两倍。
陆铭在《关于大力促进流动人口子女在父母所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提案中也给出了具体建议，第一项就是尽快修改义务教育法，将第十二条中的“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改为“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居住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如若将“户籍所在地”改为“居住所在地”，这意味着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就近入学将更为便利。
此外，陆铭的具体建议还有加大教育财政投入、督促人口流入地地方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确保中小学教育逐步覆盖外来人口的随迁子女、修改完善有关地方政府义务教育公办入学比例的考核机制、逐步扩大12年教育的普及率。
重点是提高农村户籍儿童受教育年限和质量
南方周末：你今年的三个提案几乎都与流动人口有关，这是源于你二十多年来对城市化、区域经济的研究吗？
陆铭：是的。我在研究城市化、区域经济过程中自然就关注到人口流动问题，以及他们在流动过程当中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当前已经明显出现一部分地区成为人口流入地，且部分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还很快，而另外一些地区则成为人口流出地。
那么，在人口流出地，就会出现大量闲置宅基地。我们需要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转变土地利用方式。而在人口流入地，大量外来人口从事城市生活服务业，但他们的子女很难获得当地的公共服务和教育资源。
因此，中国未来的一些政策需要在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双向发力，更加顺应时代的需求。在《向心城市》这本书里我也提到，中国已经出现人口和经济的空间大变局，政策需要跟这个大变局相适应。
南方周末：你是如何关注到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
陆铭：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要提到一个群体。我的朋友圈里有大批关注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问题的学者和公益组织的实践者，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持续地研究和实践，其实这个提案就来源于和他们的长期互动，特别是被公益同行称为“流动儿童问题数据库和活地图”的魏佳羽先生，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基础作为提案支撑。所以，这个提案不只是我个人的，更是这个群体的。
坦率说，我很惭愧，我做的工作远远不如那些长期关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教育工作者和公益组织实践者。恰恰是他们的努力，共同形成了提案当中的具体建议。
南方周末：在当下，为什么我们需要格外关注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
陆铭：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总量红利已经消失。那么，提高人口素质，特别是提高教育水平，变得越来越重要。
而城镇户籍儿童的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较高，重点是提高农村户籍儿童的受教育年限和质量。因此，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自然而然愈发需要关注和解决。事实上，在城市地区，数量庞大的流动儿童存在着升学困难，并且随着流动人口数量持续增加，问题也愈发严重。
南方周末：据你了解，流动儿童在城市受教育的困难有哪些？
陆铭：首先是学校总量还非常有限，远远不能满足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的需求。甚至有段时间，大城市的部分学校还关闭了接纳外来人口上学的通道。原因有很多，有的学校教学条件的确比较差，或者用地不适合作为教育用地，有时也因为一些大城市想控制人口，没有充分建学校，甚至还关了一些学校。但客观来讲，当前教育供给总量和潜在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南方周末：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城市上学一般还面临着较高的入学门槛。
陆铭：是的。以居住证为例，在绝大多数的城市中，随迁子女入学都需要提供居住证。但居住证的办理往往需要租房合同，为了打击群租，同一个房子里居住的人数有所限制，而市场上房租比较贵，如果既限制同一个房子里的租住人数，又需要租房合同，那很多人实际上是没法办理居住证的。
此外，法律上目前主要保障的是义务阶段的九年制教育，而城市里除了中等职业教育外，普通高中教育基本不对流动人口开放。如此一来，就有大量随迁子女大概会在初二，甚至提前到小学毕业，被父母送回老家。原因是他们预料到无法在当地上高中，所以提前回老家准备中考和未来的高考。一方面，这会导致流动儿童接受的教育质量有所下降，还需要时间适应家乡的教育体系；另一方面，这些流动儿童返乡后也会成为留守儿童。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受访者/图）
这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
南方周末：从政策上，应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陆铭：要加快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积分落户的相关制度改革，更有效地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外来人口的市民化，最终实现公共服务按照常住人口来配置。
当务之急是先在制度上为随迁子女就地入学创造条件，制度问题解决后再关注人口流入地如何合理安排改革进程，以及增加学校建设等问题。不能因为当前城市学校等公共资源的紧缺，就认为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这个问题需要在立法、财政投入等方面多措并举。即使目前条件还不成熟，至少应该在理论上寻求共识，然后大家朝这个方向努力，逐渐创造条件。比如像12年义务教育，在现阶段立即出台相关法律的确有一定困难，人口流入地区学校数量不足，就会制约立法进程。但我们可以先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有了理论和政策方面的共识，地方政府就会有更强动力去增加学位供应。
南方周末：具体而言，随迁子女就地入学应当满足哪些条件？
陆铭：流动人口随迁子女获得人口流入地的教育资源不是无条件的，必须在当地有就业和社保缴纳，以及稳定居所需要强调的是，在实现按常住人口配置公共服务的过渡阶段，应当优先考虑在当地已有长期稳定就业和居所的人群，最终达到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
目前首先需要降低的是随迁子女就地入学的门槛，比如办理居住证和积分落户的门槛等。
南方周末：这一建议提出后，除了支持的声音之外，也有人担忧会导致城市教育资源挤兑，你怎么看？
陆铭：大城市毕竟存在着更高的生活成本，而相关产业就算充分发展，它所能容纳的就业岗位也与经济规模和城市实体空间的容纳力有关。那么，产业发展所带来的人口的需要，最终就会衍生出随迁子女的入学需要，从而达到动态平衡。
也就是说，城市流动人口和随迁子女数量是由当地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决定的。各类群体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综合判断在城市持续就业居住的成本以及改善子女教育之间的成本和收益。
南方周末：如果能实现随迁子女就地入学，会给流动家庭和社会带来哪些改变？
陆铭：首先是家庭团聚，让孩子在儿童时期便能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还能促进夫妻团聚。现实情况是，孩子在老家上学，妻子就在老家照顾孩子，丈夫在异地打工。所以，实际上要么就是留守儿童，要么就是夫妻分居。
其次，能够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中国农村户籍孩子的数量极其庞大，如果能够改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教育质量，那他们长大成人后，我们在今天的投入就会转化为优质的人力资源，这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也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就业质量。
再从宏观的中国产业发展来说，服务业的发展其实比较依赖本地生活经验。很多人认为小时候在老家接受教育，长大后随便在哪儿工作都可以。在以前制造业为主的时代，也许还行得通。但当下服务业的发展，更考验人的社会交往能力和沟通能力，这就需要孩子尽早在城市生活，积累城市的生活经验，融入到城市生活中。
总体来说，如果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得以解决，就可以在城市里形成稳定的劳动力就业群体，既有利于相关从业人员的就业稳定和收入稳定，也有利于整个国家释放流动人口的消费潜力，还有利于城市的服务业发展和劳动力供应的稳定，对于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也是有利的。
所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除了是一个教育问题外，实际上还有更加长远的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南方周末记者 魏翠翠 南方周末实习生 郭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