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接生的护士“啊”地叫了出来。
那是一个“看起来像长了两个脑袋”的小家伙。医生甚至没顾得上注意婴儿的性别，在小说《个人的体验》里，大江健三郎写医生被“冷不防”问到这个问题时的不确定：“嗯，到底是哪个呢，我倒忘记了，好像看到了，那个，小鸡子。”
先天性头盖骨发育不全，脑组织外溢，在脑后形成一个大瘤。手术未必能延续生命，正常更成了奢望。一位年轻医生特地来到大江的住所，说“大概会成为植物人吧”。
在每日往返于两家医院的焦头烂额里，为一个可能即将死去的孩子取名，似乎全无必要，却又不得不取——为了住院登记，为了户籍注册。孩子就这样有了名字，叫光。
“光出生几周后，我去广岛旅行。我看到很多原子弹幸存者把某个死去之人的名字写在灯笼上，让它在河里漂流。他们注视着灯笼流向河对岸——死者的灵魂进入黑暗之中。我想要加入。
“我把光的名字写在灯笼上，心想，因为他是一个很快就要死去的人了。”
▲大江健三郎夫妇和小时候的大江光
为了结束一直仓皇奔逃的生活
“你不希望给孩子动手术，让他恢复正常吗？当然，是大体恢复正常。”
鸟浑身一震，好像自己身体最丑陋但快感最敏锐之处——比如说睾丸的皱褶部分——被温柔的手指抚摸了一下似的。他脸色涨得更红了，用自己都无法忍受的卑怯声音说：“如果动了手术，能长成正常孩子的希望也很渺茫的话……”
鸟感觉到自己正向卑劣的深渊跨出第一步，卑劣的雪球开始滚动。毫无疑问，他将一路滑向卑劣的深渊，卑劣的雪球也将越滚越丰满。鸟预感到这难以避免的结局，不禁又一次战栗起来。但即便在这一瞬间，他热切而含泪的眼睛也仍然在恳求着医生。
“直接下手弄死婴儿，这是不可以的呀。”医生傲慢地反复打量着鸟，鄙夷地说。
“那当然……”鸟不禁打了个冷战，好像听到了什么意外的回答似的连忙接口道。但随后他就觉察到，自己现在筹划的心理骗局一点也没有蒙骗住医生。这是双重羞辱，但鸟并不想反驳医生来扭转自己的形象。
……
但医生其实是支持鸟的可耻而热切的愿望的。他唯恐别人听到，用低低的声音说：
“可以调整一下喂婴儿的牛奶的量，有时也可以用糖水代替牛奶。先看看情况，如果婴儿还不衰弱下去，那就只能动手术了。”（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
1964，光出生的第二年，大江健三郎写下了“明显植根于充满苦涩的经验之上的作品”，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和短篇小说《空中怪物阿贵》。两篇小说，出现了同样的道德困境：生下一个可能终生残障的婴孩，是逃避，放弃，还是扛起责任？
《个人的体验》书写的是“无为之罪”，主人公“鸟”躲进情人的温柔乡、放弃手术，在医生给出“可以用糖水代替牛奶”的自然衰弱法后，怀着罪孽感暗自盼念孩子的死讯，但在种种逃避之举后，鸟最终选择救回孩子；《空中怪物阿贵》探讨的则是“有为之罪”，是杀死自己孩子的人经历的心理幽谷——比如看到一个怪物，像大袋鼠一般漂浮在空中。
但凡了解一点大江健三郎与光的故事的人都不难看出，小说人物是大江健三郎自己内心阴暗面的写照。人性的自私、丑陋、懦弱，暗黑挖掘到底，生出与所有人类痛苦共通的经验。《个人的体验》里，一直消极逃避的父亲鸟，被总是干脆而诚实地做出生活选择的美国朋友评价为“this poor little thing（这可怜的小家伙）”。鸟听到这个词后浑身一震，知道对方说的不是婴儿，而是他自己。
那样的故事，也无数次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上演——两个月前，南京句容河里那具上下浮动的脑瘫弃童尸体，只是再次提醒了人性本来的脆弱和不堪。
后来，许多人换着法子问大江健三郎，小说中的情节，到底有哪些与现实相合？大江健三郎说自己在现实中其实很快作出了选择——背起生活的十字架般和残障的孩子一起生活，与鸟最后的幡然醒悟如出一辙。这个结局受到不少人的批评，被认为是转折太过突兀、缺乏足够的心理铺垫过程。但某种程度上，这何尝不是大江健三郎选择背后的心理支撑：
“换个方法，不是逃离那个怪物婴儿，而是正面对待，不欺不瞒，用自己的手直接捏死他，或者接受他，把他养育成人，只有这两条路。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清楚，但没有勇气承认。”
“要真的是那样，正好就是我亲手杀死的，我也应该被逮捕，我来承担责任吧。”
“这是为了我自己，为了结束一直仓皇奔逃的男人的生活。”（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
当初为孩子取名时，他想到一则因纽特人的寓言。那是他从西蒙娜·韦伊的作品里看到的，说创世之初一片漆黑，乌鸦啄食地上的豆子却看不清，就想，“这世界上若是有光亮的话，啄食起来该有多么方便呀。”这么想着，世界就光亮了起来。
大江健三郎跟母亲随口说：“不如就叫乌鸦吧。”母亲勃然，大江改了口：“那就叫光。”
▲大江光 1963年生，日本作曲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长子。13岁开始作曲，曾获日本金唱片大奖和日本唱片大奖企划奖
“真没想到啊”
直到五岁，大江光还未说过只言片语。不仅是陌生人，他对母亲的召唤也毫无反应。唯一的例外，是一张鸟鸣收录片——那张收录片里，录下了不同鸟的叫声，每种鸟鸣后接一句严肃刻板的科普性介绍：“这是XX鸟。”
父母看出来光对声音的高低敏感，便每天在家播放这张鸟鸣收录片。有一天，大江健三郎带光外出，听到某种鸟类叫声后，大江健三郎突然听到一句：“这是秧鸡。”
他刹那间愣住，以为自己幻听了。再没有什么别的声音响起。那句“这是秧鸡”，出自他从未说过话的儿子吗？他没有宗教信仰，可那几秒里，他诚心祈祷了：神啊，如果这是真的，请让那只动物再叫一次吧。
他停下脚步，屏息凝神静静等待，像乌鸦盼望光亮。
出现了，一模一样的叫声。“这是秧鸡。”这次，大江健三郎清清楚楚、确确实实地认定，是光。光第一次开口说话了！
七岁，光开始上学，进入为特殊孩子设置的班级。特别班里的大部分孩子都是难以安静的类型，有的大声叫喊，有的好动，掀桌子踢翻椅子……最开始，光总是捂住耳朵、体态僵硬。
“光为什么要去上学呢？我们为什么不回到村子里面去？在林中盖个小房子，我按照植物图鉴确认树木的名字和特性，光听鸟儿的歌唱，妻子就在一旁画我们的速写，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可以呢？”大江健三郎曾在文章《孩子为什么一定要上学》里这样困惑着。
但光再一次表现出令人讶异的力量：在这样的吵闹里，他很快找到了另一名同病相怜、喜爱安静的伙伴。于是，每次上课，光和他的朋友便会坐在教室角落里，互相握住对方的手，静静地一起忍受嘈杂。
小伙伴的活动能力弱于光，在上厕所之类的事情上，光开始帮助朋友。对总是被别人帮助的光来说，这是莫大的新鲜而快乐的体验。再后来，两个小伙伴会刻意与其他人隔开距离，摆上椅子，听广播里的古典音乐。
一年后，大江健三郎发现，光对声音的认知，从鸟鸣扩展到了音乐。他能记住朋友喜欢的曲子，回家后找出相应的唱片；只听一小段乐曲，就能准确说出作曲家、作品编号、几章几段；巴赫、莫扎特的名字，也出现在了两个几乎不说话的人的语汇里。母亲开始在家教光弹钢琴、识五线谱，再之后找重藤老师学作曲……
就这样，光一天天长大了。虽然照片里，大江光明显与常人不同——明显的对眼，眼角向上斜飞，因为无法控制好面部肌肉，脸型、嘴唇与牙齿在镜头前有些失衡的怪异——但在《静静的生活》里，当重藤老师无意说出“如果小鸟（注：光的小名）是个健康的孩子，一定会很开心吧”时，妹妹很自然地回应：
“我们家人从来没有这样假设过。我想爸爸妈妈也没有。”
大江健三郎深深记得，在养护学校的高中毕业礼上，在老师反复说“从明天开始不用上课了”的声音中，光和他的朋友相视一笑：“真没想到啊。真快啊。”
“是啊。真快啊。”
▲1994年，大江健三郎与妻子和儿子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日常里的“神迹”
完成《个人的体验》同年，大江健三郎也完成了《广岛札记》。
广岛和光，成了他后来写作的两大支柱。他在访谈中说，某种程度上，正是光的出生，促使他动身走访广岛。“即使是在个人的体验里面，只要一个人渐渐深入那体验的洞穴，最终也一定会走到看得到人类普遍真实的近路上。”
把光的名字写在灯笼上放入广岛河水中的事，大江健三郎告诉了一个朋友。朋友的女儿在广岛原子弹事件期间死去，朋友说：“你不该做那种多愁善感的事情。你得不停地工作。”
“后来，我承认我做的事情是最为糟糕的那种多愁善感。从那以后我改变了态度。”
“你说的多愁善感是什么意思？”《巴黎评论》问。
“最佳定义来自于弗兰纳里·奥康纳。她说，多愁善感是一种不直面现实的态度。为残疾人感到难过，她说，这类似于要把他们给隐藏起来。她把这种有害的多愁善感跟二战期间纳粹消灭残疾人的行为联系起来。”
然而，再多有如神迹般的光亮瞬间，也只是瞬间。与光，与所有障碍者共同生活的日常，从来充满着疲惫、重复、随时随地的紧张担忧、突然发病时的手忙脚乱……大江健三郎在自传体小说《静静的生活》中，以光的妹妹小球的视角，记录了父母出国访学的半年多里三兄妹独自生活的时光：哥哥外出理发时，听见街道上有呼啸而过的救护车、警车响，妹妹万分慌张地跑出家门、挤进人群：“出车祸了吗！”哥哥在重藤老师家练习作曲时，突发癫痫，躺在地上抽搐不已，妹妹一边熟稔处理一边安慰重藤一家：“脸通红，发烧了吗？今天也按时吃了药，怎么会突然发作呢。看起来不是很严重，吃药过会儿应该就会好的。”而在妹妹遭遇熟人性侵时，是哥哥不顾一切地与之肉搏，逃出后对妹妹说：“没关系吧？小球！我战斗了！”
在日复一日里，习惯便是神迹。对大江健三郎而言，每夜睡前帮光盖好毯子，便有如祈祷：
“如果有一个区域，通过它我遭遇那种超凡的存在，那就是过去44年里我和光的共同生活。通过我和光的那种关系，通过我对他的音乐的理解，我瞥见了那种超凡的存在。
“每天晚上，我把光叫醒到洗澡间去。他回来睡觉的时候，出于某些原因没法把毯子盖在身上，于是我用毯子把他给盖上。把光带到洗澡间去是一种仪式，而对我来说是具有一种宗教的调子。然后我服下夜酒，上床去睡觉。”
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唯有实际生活才真的是不可思议。”
（参考资料：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静静的生活》《孩子为什么一定要上学》，《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