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是“去农村化”，“城市收缩”反映了国土空间配置与人口分布的失调。
◆以个性化消费、精准化生产为特征的经济，极有潜力和可能改变农耕用地的市场价值，改变“城市化就是去农村化”的思维范式。
◆三、四、五线城市的农耕用地恰好可为实现“大食物观”提供良好的土地资源条件,并使这些城市在“新经济”转型中捷足先登。
城乡融合，成败在“融”，旨在于“荣”。如何推动城乡互融共荣，再次成为全国两会热议话题。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关于“大食物观”的一番论述，拓展了传统的粮食边界，也让我们从更广的维度把握粮食安全、农业发展乃至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去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提高到65.2%。这意味着，“十四五”规划的城镇化率目标提前完成。人口流动，还在继续。近年来，欠发达地区、乡村地区人口不断向城市群、都市圈等经济发达地区流动，“收缩型城市”随之出现，带来了中国城镇化、空间治理和城市治理的新命题。
从“大食物观”到“城市收缩”，一个是农业发展理念，一个是城镇化现象，这两个看似没有关系的主题，有着怎样的逻辑联系？从中可以为收缩型城市与乡村找到怎样的发展机遇？这将带来怎样的城乡空间治理挑战？为此，中国自然资源报社记者采访了中国国家友谊奖获得者，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原院长、教授梁鹤年。
“城市收缩”是金科玉律吗？
实则折射国土空间配置与人口分布的失调
《中国自然资源报》记者：您怎样看待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收缩型城市”？
梁鹤年：什么是“城市收缩”？狭义上讲，城市收缩是指城市人口规模的减少；广义上讲，城市收缩是指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在空间上的全面衰退。
在中国，三、四、五线城市人口不断涌入一、二线城市，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对此，不少学者、专家认为这符合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当城镇化率达到65%，人口流动会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变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迁移；这非但是规律，而且是好事，因为人口空间分布是人们“用脚投票”的一种客观表达，而“用脚投票”是一种“美好生活导向的人口流动”。
不过，这个所谓的世界城市发展一般规律是金科玉律吗？完全适用于中国吗？“用脚投票”就是“美好生活导向的人口流动”吗？诚然，人人都想安居乐业，谁也不想离乡背井。但当乡和井没有条件供给可安的“居”和可乐的“业”时，好多人恐怕只能“用脚投票”。
中国的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是“去农村化”。有专家曾这样说，“城市化的本质就是农民进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会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导致城市人口增加，相应地农村人口减少。这是城市化的必然过程，是不可改变的趋势”。
但城市化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经济逻辑。中国先把过去的城市改建为现代城市，以城市化去集中人口，从而创造经济活力。因此，三、四、五线城市人口不断涌入一、二线城市，有的城市在“扩张”，而有的城市在“收缩”。
《中国自然资源报》记者：“城市收缩”是符合世界城市发展一般规律的正常现象吗？
梁鹤年：人们常说“地尽其用”，这往往是以不同用途的经济价值来衡量的。由于建设用地的市场价值总是比农耕用地高，在以市场价值衡量土地价值的前提下，城市化就容易走向“去农村化”，而“去农村化”往往带来部分城市的收缩甚至乡村的衰败。
事实上，“城市收缩”反映了国土空间配置和人口分布之间的失调。那些把“城市收缩”看作“正常现象”“一般规律”的观点，实际上沿用的还是标准化、规模化的资本经济逻辑——企业越大越好，城市也是越大越好。但是，在“新经济”转型背景下，这种逻辑值得商榷。
运用“新经济”逻辑
重新评估“城市化就是去农村化”
《中国自然资源报》记者：您如何看待这种国土空间配置和人口分布之间的失调？背后是怎样的逻辑？
梁鹤年：总的来看，失调有两类：土地不紧缺的地方，外人不想来，当地人也不想留；土地紧缺的地方，当地人不够用，外人想来也进不来。“收缩型城市”虽属前者，其实二者相连。
“城市收缩”的出现传递了一个信息：现代城市发展和资本经济走向有点不一致。
工业革命以来，标准化、规模化的资本经济大大提升了人类的物质水平，人类的消费需求也走向多样化。按理，生产应随之走向多样化，但这意味着生产规模也要收缩。可是，规模生产是资本增长和累积的必需条件，是资本经济的硬道理，怎能收缩？于是，奇怪的现象出现：产品走向多样化，但生产保持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产品通过包装和宣传开展多样化产品销售。这怎能长久？消费多样化越走越快，走向个性化。把标准化生产的产品假装成个性化的消费品，更是行不通。
眼下，我们已经迎来的是一种“新经济”。
“新经济”会是个性化消费的普及化和普遍化。个性化消费也可以称之为“特色”消费。生活中，人们喝的茶和酒、吃的鱼和肉，都往往以产地做招徕或标榜，像贵州茅台酒、云南普洱茶、阳澄湖大闸蟹等等。未来，这种“特色”消费会更加普遍。
“新经济”下将会是精准化生产。特色消费品或可以来自标准化生产，但肯定不会是大规模的生产，否则何来特色？天下没有一样东西比土地更特色，因为地球上每一块土地都是独一的。这个独一包括它的地形、地貌、地质，它周围的气候、气温、雨量，更包括地面和地下的动物、植物、矿物等等。为此，以土地为生产要素的产品必然反映这块土地的特色。严格来说，在不同土地种植的、饲养的、挖掘出来的东西都不可能完全一样。虽然可以是大同小异，但在个性化的消费模式下，小异才是值钱之处。各地的出产各有特色，所以我们才有“土特产”的概念。当然，各地不同的民风、文化、历史等等也是“特色”的一部分。
这样一种以个性化消费、精准化生产为特征的经济，极有潜力和可能改变农耕用地的市场价值，改变“城市化就是去农村化”的思维范式，进而化解国土空间配置和人口分布之间的失调。
立足大食物观
以农村土地特色使用推动城乡共荣
《中国自然资源报》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土特产’文章”的要求。您刚才也讲到“土特产”。这种特色发展会给土地利用、空间治理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梁鹤年：特色食物是很典型的特色消费品，恰好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大食物观”。总书记讲到，要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要在保障口粮的基础上，让食物的品类更加丰富、食物的结构更加优化。
个性化消费需要精准化生产。落到土地上，我认为三、四、五线城市的农耕用地恰好可以为实现“大食物观”提供良好的土地资源条件。与一、二线城市不同，这些土地会是这部分城市的最大优势。靠近人口聚居地的特色农业可以使农地的经济价值提升，甚至超过建设用地。但以土地特性去发展地方特色产业，推进乡村振兴，是需要地方政府和群众合作去共同发掘和发展商机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十分明确，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
这里，关键在“宜”：从消费需求出发去找合适生产的土地。
精准化生产的农耕可以更好带动整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从包装、物流到科研、融资。可以想象，一、二、三、四、五线城市通过形形种种的特色产业链条连起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创造共赢局面，并在整个区域层面打造出一套有机的城市与腹地关系。
《中国自然资源报》记者：您刚才讲农村土地特色使用关键在“宜”。怎样理解“宜”、落实“宜”，从而确保良田粮用，实现粮食安全、城乡共荣？
梁鹤年：“宜”的基础是符合规律。要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农地资源配置，使农业生产空间布局更加符合自然地理格局和农业生产规律。从理论上来讲，特色使用与耕地保护并不存在天然冲突，因为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但现实中，因为各种非理性原因，确实会存在冲突。去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明确，要引导林果业发展上山上坡，鼓励利用“四荒”资源，不与粮争地。
“宜”的提升是特色挖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个性化消费的新经济会逐渐扭转“越种粮越穷”的局面。高质量的粮，会卖得高价钱。各种粮可以有各样防疾病、保健康、美仪容、强脏腑、好滋味的特色，为种粮者增加收入。种粮越赚钱，种粮的耕地就越值钱，越不会被其他用途蚕食。
今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讲道：“一个县是不是光靠一个产业去发展，要去深入调研，不能大笔一挥，拨一笔钱，这个地方就专门发展养鸡、发展蘑菇，那个地方专门搞纺织，那样的话肯定要砸锅。”
为此，要做好做实基础性工作。自然资源和农业部门应该与科技部门合作，共同去勘测、鉴别和发掘每块土地的种植、饲养等发展潜力，与商企部门合作去开发和推动新的消费类型和模式，包括融资、宣传、推销等。这里，政府也应该以“实验”的心态去推进，包括用“比赛”的方式鼓励农耕用途的创意，并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撑和财政资助。
“新经济”已至，基于“大食物观”推进农村土地特色使用，将可能让眼下出现收缩的城市迎来发展新机遇甚至捷足先登，形成转衰向兴、城乡互融共荣的新局面。若此，三、四、五线城市非但是一、二线城市的腹地，更会是整个城市体系向“新经济”转型的福地。
作者：车娜
新媒体编辑：赵志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