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楷卓 于子轩：以室点密为中心再探突厥早期史

摘  要：现行突厥早期史（583年以前）的叙述框架，即土门系、室点密系突厥东西并立说，建立在沙畹对诸种语文文献的错误统合之上。突厥早期史史料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同时代形成的文本；二是后世突厥人的历史记忆；三是以《新唐书·西突厥传》为代表的后世史家的重构。史料批判的结果表明，室点密既不是活跃于突厥西部的Silzibul/Sizabul/Sinjibū，也不是征服西域自立为可汗的西突厥汗国始祖；“泥利国书”中与另一位可汗一同击败柔然的室点密形象则相对可靠。对突厥汗国西部早期历史的考察显示，汗国早期政治结构并非东西并立，而是大可汗独尊于上。

关键词：突厥 室点密 《新唐书》历史记忆 史料批判

相较于中原定居社会的历史，北方民族史研究的首要障碍是史料匮乏和分散。为此，前辈学者在诸种语文的传世和出土文献中，努力搜寻与北方民族史有关的片段，尽量填补原有历史叙述的空白。然而，与发掘新出土或过去未被注意的史料相比，以往学者在检讨史料来源、层次和可靠性等方面投入的精力还相当有限。史料是在特定情形下、由特定作者因特定目的为特定读者写下的，即使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矛盾，也不应秉持“拿来就用”的态度。苗润博呼吁对史料做“加法”的同时，也需要适当考虑做“减法”。他对契丹早期史的个案研究表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契丹早期史实际上是三重滤镜之下的图景。与此相似，突厥早期史史料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同时代形成的各种语文文本，二是以各种形式保存至今的后世突厥人的历史记忆，三是后世史家以线性思维对既有史料中模糊不清的内容进行的重构。想要接近突厥早期史的本相，必须“层层剥离”，首先厘清后世史家的重构，然后分析后世突厥人的历史记忆，最后结合同时代形成的文本重审突厥早期史。

若以隋开皇五年（585）突厥沙钵略可汗向隋朝称臣时所言“突厥自天置以来，五十余载”为准，那么作为政治体的突厥，其历史可以上溯至530年前后。在这之后，突厥从阿尔泰山脚下的小型部落发展成雄踞北方草原的庞大汗国。然而，开皇三年，曾于争议中取得大可汗之位的沙钵略可汗，与木杆可汗之子阿波可汗相互攻击，后者是不久前去世的他钵大可汗指定的汗位继承人。这场战争致使突厥汗国内部出现两位大可汗，从而揭开突厥动乱与分裂的序幕。本文关注的突厥早期史，即指自530年左右突厥政治体形成到583年突厥走向分裂之间的历史时段。

自沙畹名著《西突厥史料》以降，突厥早期史讨论最多、最核心的问题，是突厥汗国内部所谓“东西分立”问题，即被认为开拓并统治突厥汗国西部广袤疆域的室点密可汗、后来统治这一地区的达头可汗，与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土门系可汗的关系问题。沙畹的以下观点被学界广泛接受：汉文史料中的室点密可汗、古突厥文碑铭中的Ištämi Qaγan，就是阿拉伯文史料中击败嚈哒的Sinjibū Khāqān、希腊文史料中通使拜占庭的Silzibul/Sizabul；他是突厥汗国建立者土门可汗的弟弟，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大可汗，但实际统治突厥汗国的西部地区；后来的西面可汗达头即希腊文史料中的Tardu，是室点密可汗的儿子，他的许多后代成为西突厥汗国的可汗。

然而，这一整套叙事得以成立的基础，是后世史家重构的世系、被故意制造的先祖记忆以及误读希腊文史料导致的草率勘同。沙畹首先不加怀疑地接受仅见于《新唐书·突厥传下·西突厥》（下文简称“《新唐书·西突厥传》”）的突厥早期世系：

根据这个世系，室点密是土门之弟、达头之父。然后，沙畹又不加怀疑地接受《旧唐书·突厥传下》中一段反映阿史那弥射先祖记忆的文本（下文称“《弥射传》”）：

据此，室点密曾向西开疆拓土。沙畹又声称，从弥南德《历史》（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中可分析出Tardu是Silzibul之子，因为其中提到Tardu 是Silzibul之子Turxanthus的“同父异母兄弟”（frère consanguin）。因此，Silzibul 就是向西开疆拓土的室点密。沙畹还从审音勘同的角度，提出Silzibul/Sizabul 的后半部分zibul/zabul 对应Yabγu（叶护），这正符合《旧唐书·突厥传》中所说的“在本蕃为莫贺咄叶护”。

然而，即使不考虑两段汉文史料的可靠性问题，将Silzibul与室点密勘同也是错误的。沙畹理解成“同父异母兄弟”的希腊语词omaimon其实有兄弟、亲戚和同族等多种含义，通常泛指有血缘和亲族关系的人。塞诺正确指出，“不把Silzibul与室点密等同起来是明智的”。沙畹这个勘同的另一个基础——室点密有“叶护”名号，也不正确。前引《旧唐书·突厥传下》中“在本蕃为莫贺咄叶护”， 汉文文献中“在本蕃”往往用于入唐蕃人，并且下一句又称唐廷册立其为可汗，因此这里说的绝不是室点密而是弥射。更关键的两个证据是，这句话在更早的《通典》中作“弥射在本蕃为莫贺咄叶护”；而在晚出但史源相同的《新唐书·西突厥传》中作“阿史那弥射，亦室点蜜可汗五世孙，世为莫贺咄叶护”。因此，没有史料表明室点密有“叶护”名号。另一方面，zibul/zabul与yabγu第二个音节差别很大，将二者勘同比较粗糙。从希腊文文本所记人物关系、汉文文本所记室点密名号、审音勘同三个角度看，Silzibul与室点密完全不能勘同。

塞诺虽然反对这个勘同，但未意识到，除了这个勘同以外，现有叙事中室点密的世系和事迹赖以成立的两条汉文史料同样靠不住。怀疑这两条史料最基本的理由，就是在突厥汗国早期形成的任何语文的史料中都找不到室点密的踪迹。重审突厥汗国早期史，必须首先理清相关史料的层次。

第一层，同时代形成的各种语文的文本。突厥汗国分裂以前形成的文本中，唯一反映突厥汗国官方立场的是《布古特碑》。作为突厥早期史的一手文献，该碑是他钵可汗死后（580）建立的，追记了木杆、他钵两可汗的统治，记录了他钵可汗的葬礼和庵罗可汗的即位。以弥南德《历史》为代表的希腊文文献、以塔巴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Tārīkh al-rusul wa al -mulūk）为代表的伊斯兰史料、以《周书》《隋书》为代表的汉文文献，都是后来经过一次或多次传抄才最终呈现在研究者面前的。

弥南德《历史》成书于莫里斯（Maurice）皇帝执政期间（582—602），主要记录557/558—582年拜占庭的对外关系。该书史源主要是档案文件和口头报告，其中与突厥有关的部分应完全来自拜占庭的官方档案，真实生动地反映了突厥使者在拜占庭的言谈举止和拜占庭使者在突厥的所见所闻。此外，还有一些旁见侧出的希腊文史料提到了早期突厥，例如阿加塞阿斯（Agathias Scholasticus）《历史》（Histories）、厄瓦格利乌斯（EvagriusScholasticus）《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等。

伊斯兰史料中与早期突厥有关的部分集中于对突厥击败嚈哒、威胁波斯的记述，分见于迪纳瓦里（al-Dīnawarī）《长史》（Kitāb al-akhbār al-ṭiwāl）、塔巴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萨阿利比（al-Tha’ālibī）《知识妙语》（Laṭā’if al-ma‘ārif）等十余种9—13世纪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文献。这些记述的史源主要是萨珊波斯时代的中古伊朗语材料，它们最初很可能来自亲历与突厥和战的萨珊波斯统治阶层。伊斯兰史料中相关内容经详细对勘后，很多被证实是可靠的，可以追溯到突厥早期时代。

汉文传世文献对突厥早期史的记录最为详尽，《周书》《隋书》虽成书于唐初，但史源主要是周隋时代的官方档案和官方史籍，“原始性”很强。因此，两书与早期突厥有关的内容史料价值极高，尤以《周书·突厥传》《隋书·突厥传》《隋书·长孙晟传》为大宗。同时成书的《北齐书》虽无突厥专传，但有一些史料与突厥有关。后出的《北史》《通典》《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资治通鉴》（下文简称“《通鉴》”）等书有关早期突厥的部分，基本不超出《周书》《北齐书》《隋书》所载。除此之外，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唐初道宣《续高僧传》等佛教典籍中有一些涉及早期突厥的材料。汉文石刻史料中有不少与突厥早期史有关。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有一些反映了突厥对麹氏高昌的影响，不过涉及早期突厥的不多。

第二层，以各种形式保存至今的后世突厥人的历史记忆。依文本形成的时间顺序，包括泥利可汗（595—604年在位）及其子对突厥早期史的叙述、入唐突厥人的家族记忆和突厥第二汗国对突厥早期史的官方记忆。前者分见于希腊文的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历史》（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中转述的“泥利国书”（595）和粟特文的小洪纳海石人（Mongolküre inscription，604）。入唐突厥人的家族记忆零星见于汉文传世文献，如前引《旧唐书·突厥传》阿史那弥射部分、《元和姓纂》史氏“河南”望条等；更多见于入唐突厥人墓志，其中重要者如《史善应墓志》（643）、《李思摩墓志》（647）、《阿史那怀道墓志》（727）等。突厥第二汗国对突厥早期史的官方记忆见于鄂尔浑古突厥文碑铭，即《阙特勤碑》（732）和《毗伽可汗碑》（735）古突厥文部分。

第三层，后世史家以线性思维对既有史料中模糊不清的内容进行的重构。确切地说，这些重构不能算作史料，而是古代学者的突厥史研究，集中体现于宋祁所修《新唐书·西突厥传》，其中涉及早期突厥和西突厥的世系，完全不见于目前所见其他任何传世和出土文献，基本上是宋祁的重构。

沙畹依据的《新唐书·西突厥传》不见于他书的突厥早期世系，是宋祁的主观臆测。许多学者已指出，《新唐书》列传特别是“四裔传”的文本在可靠性上存在诸多问题，问题突出的，比如《回鹘传》前半部分被认为不能作为历史学考察的依据。《突厥传》也存在类似问题，《通鉴》编者就对该传的史料价值持消极态度。该传所附《西突厥传》亦不例外，它所记载的西突厥汗国世系有严重问题。

由于西突厥汗国灭亡时间较早，其末代可汗阿史那贺鲁降唐后不久便去世，因此西突厥汗国历史的汉文版本很早就成型于唐朝官修实录、国史之中。这塑造了相关史源的单一面貌，《通典》《旧唐书》《册府元龟》《通鉴》等对西突厥王族世系的记载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再者，由于唐朝对西突厥汗位更替有间接或直接的干预，许敬宗等国史修撰者又是这一历史的亲历者，因此唐朝国史对西突厥可汗世系的记载应是准确可靠的。然而《新唐书·西突厥传》有两处记载与他书所记完全不同。

一是西突厥末代可汗阿史那贺鲁的身世问题。唐朝对投降者贺鲁的身世背景必然相当了解。源自国史的《通典》《旧唐书》等书对贺鲁身世的记载完全相同，都称其是“曳步利设射匮特勤之子”，唯有《新唐书·西突厥传》于“曳步利设”之前多出了“室点蜜可汗五世孙”八字。贺鲁与室点密的关系在现存史料中仅见于此，但宋祁不太可能掌握《通鉴》等其他史籍作者见不到的材料。诸书皆记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步真为族兄弟，但从未言及贺鲁与前两人的关系，因此不能由《通典》《旧唐书》称弥射为室点密五代孙，推定贺鲁是室点密五世孙。宋祁恐怕就是作出这样的推定，才制造了上述世系。

二是关于《新唐书·西突厥传》所谓“泥孰系”可汗世系问题。其他同源文献所提供的相关世系与此有所不同（见图1、2）：

图1 《新唐书·西突厥传》所记泥孰系可汗世系

图2 他书所记泥孰系可汗及乙毗射匮可汗世系

对比两份世系，可以发现《新唐书·西突厥传》有两处不同于其他史籍。其一，他书皆记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的父亲，即“伽那（设）”是泥孰可汗和咥利失可汗的弟弟，而《新唐书》却将泥孰可汗与伽那设记作同一人。学界普遍认为，宋祁此处所记有误，应以他书记载为确。其二，《新唐书》与他书对乙毗射匮可汗父亲的记载有所不同。他书皆记作莫贺咄乙毗可汗，并未明确指出这位可汗的世系情况。而《新唐书》给出的是乙屈利失乙毗可汗，并多出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为咥利失可汗之子并继承汗位的记载。有学者认为，虽然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为咥利失之子并继承汗位一事仅见于《新唐书》，但是《新唐书》增补必有所据。然而，就西突厥汗国历史而言，诸书所据可靠史料基本相同，《新唐书》并无优于他书之处。掌握《新唐书·西突厥传》所用史料并于修撰时遍览诸书的司马光等人，没有理睬《新唐书》这一独有记载，而是直接遵从唐朝国史等史料的记录。《新唐书》的说法其实是宋祁错误研究的结果。

学界普遍认为，《新唐书》所记乙屈利失乙毗可汗就是他书所记莫贺咄乙毗可汗，因为二者都是唐太宗遣使册封的乙毗射匮可汗之父。但受《新唐书》给出的世系影响，学者以往或没有意识到、或否认这个人就是杀死统叶护自立的那位诸书记为莫贺咄俟屈利毗、莫贺咄侯屈利俟毗、莫贺咄俟屈利俟毗或莫贺咄屈利俟毗的可汗。尽管各有讹字或脱字，但“俟”讹为“侯”、“俟”与“乙”音译同一个非汉语音节都是极为常见的现象。汉字转写古突厥语，“失”、“施”等字常常省去；当然，从古突厥语的角度看，“乙屈利失乙毗”中的“失”更可能是衍文，因为“屈利”（küli）、“乙毗”（*elbär?）都是常见的突厥名号。因此，《新唐书》所记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他书所记莫贺咄乙毗可汗，诸书所记杀死统叶护自立的莫贺咄俟屈利毗可汗、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莫贺咄俟屈利俟毗可汗或莫贺咄屈利俟毗可汗无疑是同一人，他的完整可汗号可复原为莫贺咄俟屈利俟毗（*baγatur el küli elbär），即宋本《册府元龟》中的形式。当温无隐奉命来到西突厥册立“突厥可汗子孙贤者”乙毗射匮可汗时，得知其父亲的可汗号是“莫贺咄乙屈利失乙毗”， 这个汉字译写形式与十几年前译写的“莫贺咄俟屈利俟毗”稍有不同。后来“莫贺咄乙屈利失乙毗”在《新唐书》中被省作“乙屈利失乙毗”，在他书中被省作“莫贺咄乙毗”。

从源自国史的《通典》等书未对乙毗射匮可汗之父作常规背景介绍来看，许敬宗等唐朝史官很清楚这里的莫贺咄乙屈利失乙毗，就是之前提及的莫贺咄俟屈利俟毗。然而，缺乏古突厥语知识并且不是历史亲历者的宋祁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何时在位，就成了他没有材料解决却又极力试图解决的问题。在宋祁看来，泥孰即伽那（设），则咥利失可汗是莫贺设仅有的另一个儿子，没有材料记录他的后代。并且，乙屈利失乙毗可汗及其子乙毗射匮可汗孤悬于这个世系之外。宋祁以线性思维将两者强行拼接到一起，就有了《新唐书》脱出于他书的那一句：“国人立其（即咥利失——引者注）子，是为乙屈利失乙毗可汗，逾年死。”这当然是错误的，莫贺咄俟屈利俟毗可汗（即乙屈利失乙毗可汗）是莫贺设的伯父或哥哥，而不是莫贺设的孙子。现代学者不加批判地将宋祁的研究成果视为史料，就不得不面对两种相互矛盾的西突厥可汗世系。

就西突厥汗国历史而言，宋祁掌握了完备的唐朝官方史料，却依然交出了不合格的“答卷”。面对突厥早期史，宋祁掌握的原始材料更为有限，主要是今天仍能见到的《周书》《隋书》。然而《新唐书·西突厥传》中的突厥早期世系却与《周书》《隋书》的记载有所不同，只能是宋祁的研究所得。毕竟，比《新唐书·西突厥传》掌握了更多可靠史料的《通典》和搜集史料更全面、考订史事更严谨的《通鉴》并没有这些内容。

《周书》《隋书》所记多种不同版本的突厥起源传说和早期世系，在《新唐书·西突厥传》中却变成单一且清晰的版本（见图3）：

图3 《新唐书·西突厥传》所载突厥早期世系

这份世系中土门、室点密兄弟以前的谱系，是糅合《周书·突厥传》《隋书·突厥传》两个毫不相干的突厥起源传说而成（见图4、5）：

图4 《周书·突厥传》“索国说”所载突厥早期世系A

图5 《隋书·突厥传》“西海说”所载突厥早期世系B

宋祁将属于不同版本的A与B统合在一起，意味着他相信突厥只有一种起源，多种起源故事不过是对同一历史的不同表述，因此只需将其中传说色彩较淡的内容组合在一起，就能得到真实且唯一的突厥起源历史。站在宋祁的视角，只要着眼于“狼所生”、“居某某山”、“阿贤设”三个要素，并忽略人物世系的模糊之处，我们的确能把谱系A、B 统合为一个版本（见图6）：

图6 “索国说”与“西海说”相拼接之突厥早期世系

最后，去掉时代较早的讷都六父祖，删去相互冲突的阿贤设（阿史那），再将大叶护与某种今天已看不到的材料中的突厥先祖“吐务”勘同，就得到了《新唐书·西突厥传》所记突厥早期世系的前半部分。总而言之，《新唐书·西突厥传》所记土门、室点密兄弟以前的世系完全出自宋祁的重构。

上述表明，宋祁在编纂《新唐书·西突厥传》时，是以线性思维将突厥可汗世系中相对模糊的部分重构为清晰明确的版本。我们有理由将《新唐书·西突厥传》视作突厥史史料纂集和研究的融合体，对其记载可靠性保持警惕。毕竟，关于6—7世纪发生的史事、7—8世纪详细的记述中完全没有提及的内容，突然出现在11世纪的史料里，现代史家绝不能轻易相信。因而不难看出，宋祁关于土门和室点密是兄弟、室点密和达头是父子的记载，极有可能是一项历史发明。毕竟，这些内容在以《周书》《隋书》《通典》为代表的北周、隋、唐史料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没有被掌握《新唐书》史源的《通鉴》提到。特别是就突厥早期史而言，上述汉文文献又以《周书》《隋书》的史源最为原始，它们却完全没有提到室点密其人。这一反常情况在《隋书·西突厥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隋朝通晓西域诸事的裴矩向隋炀帝介绍达头可汗的孙子：“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倘若室点密真的是土门的弟弟、达头的父亲，并且如《新唐书》所言是一位可汗的话，裴矩为什么不继续追溯至这位室点密可汗呢？无疑说明，《新唐书·西突厥传》的这些内容并非史实。

宋祁应该是将《隋书》关于达头可汗“旧为西面可汗”、射匮家族“世为可汗，君临西面”的记载，与《通典》《旧唐书》关于室点密“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的记载结合起来，得出室点密是达头父亲的结论。随后，考虑到达头是沙钵略的叔父，而沙钵略是土门的孙子，他进而认定室点密是土门的弟弟。宋祁还注意到一份关于“瑟帝米”的材料，根据内容可以将“瑟帝米”与室点密勘同——这份材料或许与下文讨论的把室点密记作“室德媚”的《阿史那怀道墓志》一样，反映的是入唐突厥人制造的历史记忆。于是，《新唐书·西突厥传》中土门、室点密和达头三人的关系，就这样被建构出来。

室点密完全不见于第一层史料，但多次出现在第二层史料即后世突厥人的历史记忆中。突厥第一、第二汗国的官方历史记忆和某些入唐突厥人的家族记忆中，都能找到室点密的踪迹。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历史》成书于7世纪上半叶，其中一段涉及突厥的文本，转述自6世纪末一位突厥可汗致莫里斯皇帝的国书，过去学界一直将这位突厥可汗比定为达头，然而此比定存在很多难解之处：拜占庭方面既然早在576年就知道了达头可汗，为何此处不说明送来国书的可汗名号？达头可汗掌权已十余年之久，为何偏偏此时遣使拜占庭，宣布自己的胜利？

近年来，魏义天在突厥史和拜占庭史最新研究的基础上，重新为这封转述的国书作了详细笺注，终于给出符合历史背景的解读。根据《历史》上下文推知的国书送达拜占庭的年代，与小洪纳海石人提供的泥利可汗即位年代恰好相符，都是595年；此外，国书中描述的敌我形势也表明国书代表泥利可汗的立场，内容则是泥利可汗对突厥第一汗国史的官方历史书写。“泥利国书”中叙述的突厥第一汗国史，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阿瓦尔与柔然的关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话题，本文不打算涉及。但无论如何，根据被击败后逃到中国和高句丽的说法，（2）中所谓Avar无疑指柔然。整段叙述除颠倒突厥征服柔然和嚈哒的顺序外，完全符合东西方史料所见550—595年突厥第一汗国史的基本框架，而这个颠倒是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错误调整转述顺序的结果。从希腊文文本来看，近50年的史事都围绕泥利可汗展开，这当然不符合事实，可能是泥利可汗有意夸大其词，也可能是国书翻译或转述过程中丢失了不同可汗的名号所致。在这份文本所反映的突厥第一汗国官方历史记忆中，（2）对应的是土门时期的历史，（1）（3）（4）对应的是泥利祖父木杆的事迹。室点密可汗只出现在（2）中，他与大可汗一起征服了柔然，并没有参与后来向西征服嚈哒、乌古尔等战争；没有提到他与其他可汗的关系，希腊人也没有将他与几十年前遣使拜占庭的Silzibul 联系起来。595年上距室点密的时代不过两代人时间，对泥利可汗来说，室点密的事迹一定是亲历过的长辈在他童年时代就经常提起的故事，这个历史记忆是相对清晰的。因此，“泥利国书”中的室点密形象是现存所有时代所有语文史料中最接近历史现场的一个，史料价值远胜7—8 世纪至少四五代以后突厥人的历史记忆，可惜此前并未得到学界重视。

突厥第二汗国的官方历史记忆中也有室点密，虽然相对模糊，但竟与“泥利国书”中的室点密形象大体相似。《阙特勤碑》古突厥文部分开头追记突厥第一汗国历史说：

在此，室点密可汗是突厥建国的两个大人物之一，他们一起东征西讨，似乎差不多同时去世。由于年代久远，记忆变得模糊，当时的突厥人将突厥建国和对外征服的全部功绩都归于最初的两位可汗，全然不提木杆，显然是把“泥利国书”（1）（3）（4）部分内容混入（2）中。因此，突厥第二汗国官方记忆中的室点密形象与第一汗国时期“泥利国书”中的室点密形象本质上是一致的：室点密作为与另一位可汗（布民）对等的可汗活跃于突厥击败柔然的战争中；既然通常被比定为土门的布民可汗事实上还没彻底击败柔然就死了，与布民可汗并肩作战的室点密，应当差不多同时退出历史舞台。在完全没有第一层史料的情况下，目前只能根据突厥第一、第二汗国官方历史记忆复原出这样一个室点密形象。

在以上两个官方记忆之间，汉文史料保存的两个入唐突厥人的家族记忆与室点密有关。上引《通典》《旧唐书》所载《弥射传》中的室点密事迹过去常被视作信史，因此成为现行突厥早期史框架的重要基础。但是学界对于这一重要文本的认识，值得重新审视。首先要明确该文本的属性。从“单于”一词的用法出发，笔者认为该文本应当源自一份以弥射生平为中心并带有文学色彩的传记类文献。这份文献通过唐朝史官之手进入国史《突厥传》中，后来又分别被《通典》和《旧唐书》保存下来。从当时传记类文献的写作体例和唐朝国史中人物传记的修撰过程来看，叙述了室点密事迹的文献应当是弥射后人呈交给史馆的“弥射行状”。其次需要考量文本内容的可靠性。松田寿男从“单于”、“十姓部落”等用词出发，判断该文本“完全带有传说的意味”，是在贞观中西突厥实行十姓制之后才被制造出来的传说，这一看法不无道理。除此之外，还应该注意到唐朝史料对弥射身世记载存在着结构性缺漏的情况。遍览唐朝史官编纂的西突厥史料，可以发现唐人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揭示每位可汗的父祖信息，然而对弥射父祖的记载却是一片空白。考虑到弥射家族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唐朝经营西突厥故土的重要政治旗帜，这一缺漏显得很不寻常。

1993年出土的《阿史那怀道墓志》（下文简称“《怀道墓志》”）也挑战着《弥射传》相关叙述的可靠性，《怀道墓志》载：

在《怀道墓志》中，室点密是怀道的高祖；在《弥射传》中，室点密也是弥射高祖。两者都以室点密作为中心人物的高祖，显然是受到华夏谱系书写格套的影响而被制造出来的。考虑到弥射与步真的族兄弟关系，《弥射传》称弥射是室点密玄孙，与《怀道墓志》称步真是室点密孙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此外，《怀道墓志》还存在两处硬伤。其一，按志文，斛瑟罗出生于600年左右，640年随父步真入唐，直到麟德元年（664）方入仕为官，此时已年近70岁，有悖常理。写作者想必是将步真的生年置于斛瑟罗头上，才制造出如此离谱的叙事。其二，一个突厥男性贵族使用“阏氏”这一匈奴最高统治者妻子的名号作为自己的官号，实在匪夷所思。室点密与步真只隔一代，显然不合理；“阏氏”即便置换为“可敦”，也不应当被突厥男性贵族使用，意味着步真家族对步真父祖的记载是错误的，甚至是在故意隐瞒。无疑说明，上述两个与室点密有关的世系都不可靠。

那么，弥射和步真家族为什么要构建一个征服西域的室点密形象呢？笔者认为，这个形象的两个要素“室点密”和“征服西域”应拆开分析。《弥射传》和《怀道墓志》既没有提到土门或木杆，也没有提到达头，意味着他们与西突厥汗国的两大统治家族没有直接关系，属于阿史那氏的偏远支系。对唐朝来说，土门系和达头系的世系是清楚的，那么在突厥人的历史记忆中，相当重要但事迹和世系均不清晰的室点密自然成为攀附的最佳选择。弥射、步真二人被唐朝册立为可汗镇抚西突厥余部，那么宣称先祖曾征服西域、“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自然满足了唐朝经营西域的政治需要。因此《弥射传》和《怀道墓志》中的室点密事迹不应被视作信史，远不如“泥利国书”和《阙特勤碑》中的室点密形象可靠。进一步证实这一点，需要围绕第一层史料重新审视突厥早期史的框架。

过去，国内学界对突厥汗国早期政治结构虽有不同看法，但基本建立在对不同层次汉文史料的混用、沙畹对西方史料的转述以及他对东西方史料统合的基础之上。现在，我们有机会以同时代形成的各种语文文献为基础，重建突厥早期史的基本框架。这项工作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认识突厥汗国西部的政治结构。

活跃于突厥西部的第一位强力人物，是558年之前出现在波斯人视野中的Silzibul/Sizabul/Sinjibū，他是559—560年突厥灭亡嚈哒的直接负责人、568—569 年遣使拜占庭的突厥可汗。他的汗庭，据570年抵达该处的拜占庭使者报告，是在白山（Ektag）附近群山环抱的山谷中，即裕勒都斯河谷或特克斯河谷。BSilzibul 无疑是突厥西部的实际控制者，但是学界对他在汗国内部地位的认识，一直以来掩盖在“室点密”的迷雾之下。要解答这一问题，必须重视《续高僧传·释道判传》所保存的一则史料。释道判于北周保定四年（564）出发，欲往印度探求佛法；他先到达高昌，“又请国书，至西面可汗所”，但是却在此处受阻，幸亏得到北周使者相助，才得以脱身。从释道判在高昌顺利取得国书一事看，他在离开高昌后一定是按计划向西前进，才抵达“西面可汗所”。那么此处的西面可汗指的是谁呢？学界以往将之比定为室点密（Silzibul）。从高昌距离Silzibul汗庭不远来看，这位西面可汗的确是Silzibul，但不应将之与室点密联系起来。

过去人们相信Silzibul即室点密、室点密系突厥事实上独立于土门系突厥，因此认为汉文史料所记土门系大可汗下属的东面、东方、西方小可汗，不能与室点密系西面可汗相提并论。这一观点的主要根基——Silzibul是室点密，属于错误勘同，已无须多言。该观点的另一理由，即汉文史料对突厥西方、西面可汗有严格的区分。此说并无依据，因为古汉语中两词同义，而古突厥语并无方、面之分，并且西方可汗与西面可汗有别之事并无确证。因此，我们只能承认Silzibul的西面可汗身份，与木杆时代地头可汗、他钵时代尔伏可汗的东面可汗身份和他钵时代步离可汗的西方可汗身份，别无二致。另外两条关键证据是《释道判传》提到的西面可汗接待北周使者一事，和《周书·嚈哒传》所记嚈哒与西魏北周的多次外交往来，尤其是北周明帝二年（558）那次。以往学者认为Silzibul远在西域，因此西魏北周等中原王朝并不知晓突厥西部的情况，然而两条证据无疑推翻了这一假设。既然如此，我们必须特别重视这一时期形成的东方史料：

上述史料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并且包含了“我者”、“他者”双重视角。这些最为可靠的记载，将突厥对嚈哒等国的征服归于木杆可汗名下，认为他和继任者他钵可汗有效控制了这一庞大汗国。我们必须承认，在他钵可汗去世以前，没有什么突厥首领是独立于大可汗之外的，Silzibul同样不例外。那么西面可汗Silzibul的名号，是否曾在汉文史料中留下踪迹呢？《周书·杨忠传》记载保定三年北周联合突厥进攻北齐一事，称：“突厥木杆可汗控也（地）头可汗、步虽（离）可汗等，以十万骑来会。”地头可汗是当时的东面可汗，拥有单独与周边政权开展外交的权力，在突厥汗国内部享有不小的自主权，那么与他一同被提及的步离可汗想必也是一位重要人物。“步离”（*bɔʰ-liə̆ /li）极有可能对应希腊文转写Silzibul/Sizabul的最后一个音节bul。阿拉伯文转写Sinjibū经历的转译、传抄链条更长，可靠性不及希腊文转写；并且许多抄本中 Sinjibū词尾有一个 alif（ا），有可能是 lam（ل）的讹写，因此阿拉伯文转写的最后一个音节很可能也是būl。这意味着西面可汗Silzibul与木杆时代的步离可汗很可能是同一人。

初步理清突厥汗国内部政治结构后，我们还需要对突厥西部早期历史作重新梳理。一是关于Silzibul西面可汗一职的任期问题。他钵可汗即位后（571），任命自己的侄子为步离可汗，“居西方”，与新的东面可汗（尔伏可汗）相对。意味着他钵任命的步离可汗取代Silzibul成为新的西面可汗。这在西方史料中可以得到佐证，弥南德《历史》的记载表明Silzibul的地位似乎下降了：当Valentinus第二次代表拜占庭皇帝出使突厥时（576年春），Turxanthus继承了刚刚去世的Silzibul的领地和财产，而他只是众多突厥首领中的一个，Silzibul死前的驻地更靠近突厥西境，而不是570年的Ektag/Ektel，后者已归属Tardu。无论是身为西面可汗时，还是卸任西面可汗之后，Silzibul都表现出能够直接与拜占庭开展外交和军事行动的权势，甚至他的儿子Turxanthus也能做到这一点。这在突厥汗国历史中并不罕见，因为后来西突厥汗国的小可汗Ziebel也有类似表现：Ziebel活跃在西突厥汗国西部，直接与拜占庭皇帝打交道，两者甚至存在联姻关系；Ziebel与拜占庭的同盟，使后者取得对萨珊波斯的决定性胜利；然而Ziebel只是统叶护可汗之下的小可汗。

二是弥南德《历史》中Valentinus特别去见的Tardu，与《隋书》中“旧为西面可汗”的达头应为同一人，他是沙钵略可汗的叔父。他应当在Valentinus到访之前顶替他钵任命的步离可汗，成为新的西面可汗。就达头可汗与Silzibul的关系而言，弥南德《历史》中解释达头可汗与Silzibul儿子Turxanthus关系的希腊语词omaimon，以往被草率地理解为“异母兄弟”，其实omaimon极有可能是拜占庭使团对突厥语词äči（意为同父兄、从父兄或诸父）的翻译。从Turxanthus而非达头举办了Silzibul的葬礼，并且达头根本没有出席这场葬礼来看，达头绝非Silzibul的儿子。

突厥早期已知的西面可汗有Silzibul、他钵时代的步离可汗和达头可汗三人，他们都不是室点密。如此看来，《弥射传》和《怀道墓志》中的室点密显然无法融入突厥汗国早期历史框架之中。相较之下，时代最接近突厥建国的“泥利国书”更为可信，它所记载的Stembis Chagan是与另一位可汗携手征服柔然的突厥祖先，并且没有参与突厥汗国后来的对外战争。如果这样的室点密真实存在的话，他应当在征服柔然之时或之后不久便死去，才会使同时代的“他者”没有注意到其存在。

在木杆可汗和继承者他钵可汗统治时期，突厥汗国无疑是统一且稳定的，大可汗通过任命东西两面小可汗来掌控整个汗国。但是这种局面随着他钵可汗的去世被打破，土门可汗的孙辈中没有能够掌控全局的人物，最终继位的沙钵略可汗对汗国的控制能力明显下降。这一情况带来两个变化。其一，原本大可汗任命东西面小可汗统管汗国的制度不再实施。从长孙晟的报告看，当时统治突厥汗国东部的处罗侯和庵罗并非东面可汗而是突利设和第二可汗；牙帐设在裕勒都斯河谷的达头可汗，也被《隋书》称作“旧为西面可汗”。其二，在沙钵略可汗统治初期，突厥陆续出现一些新的小可汗，比如第二可汗庵罗、阿波可汗大逻便、潘那可汗、贪汗可汗等。一方面，小可汗的出现反映了突厥政治的分化倾向，汗国内部矛盾重重，“摄图（即沙钵略——引者注）、玷厥（即达头——引者注）、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难以力征，易可离间”；另一方面，随着沙钵略可汗控制力的下降，他自身的实力反而低于曾经的西面可汗达头，“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这一切都为突厥汗国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学者以往对突厥汗国的分裂，特别是对分裂时间、过程以及西突厥汗国建立问题，虽有多种不同看法，但大多是从血统入手，讨论室点密系与土门系、阿波系与达头系之间的关系，这些观点无不根基于学界对突厥早期政治结构的了解。现在我们认识到，突厥早期政治结构并非东西并立，而是大可汗独尊于上，因此对突厥汗国分裂过程的认识，不应当从东西两部着眼，而应围绕大可汗之位的宣称者展开。

如果说弥射、步真这些入唐突厥人对室点密形象的改写，是对突厥官方历史叙事的第一次关键性重构的话，那么宋祁探索出的突厥早期世系便是对室点密形象的第二次重构。这两次重构在沙畹及之后绝大多数学者那里获得了“历史真实性”，从而产生了室点密形象的第三次重构——室点密、Ištämi Qaγan和Silzibul的融合。

在6世纪末的突厥人心中，包括室点密在内的最初两位可汗取得击败柔然的重大胜利。到8世纪中叶，由于年代久远，两位可汗的功绩被扩大为突厥建国和对外征服的全部事业。两个官方记忆的演化逻辑相对清晰，说明突厥人对于室点密的认识是比较稳定的。6世纪末或7世纪初出生、7世纪30年代成为西突厥叶护的弥射和步真，对室点密的认识应当不会偏离官方叙事太远。然而，《弥射传》构建的先隶属于大可汗，然后征服西域自为可汗并世统其众的室点密，无论是与突厥汗国官方叙事，还是与突厥早期历史相比，都有巨大冲突。亲身经历西突厥汗位由木杆系转移至达头系的弥射和步真，必然清楚“世统其众”的大可汗家族是不存在的。《弥射传》和《怀道墓志》中的室点密形象显然是弥射、步真家族对官方记忆的重构，目的在于建构自身合法性，这也迎合了唐朝经营西突厥故土的政治需要。

与第一次重构不同的是，室点密形象的第二次重构完全是《新唐书·西突厥传》修撰者宋祁糅合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材料，并融入自己对突厥分裂认识的产物。隋人是突厥分裂的见证者，他们对这一过程的记载最为可靠，明确指出是阿波可汗与沙钵略可汗的纷争导致了分裂。对后世史家来说，突厥的分裂已是遥远的过去，他们对此的认识越来越混乱。8世纪末修成的《通典》和10世纪修成的《旧唐书》，居然都把突厥的分裂归结到不同时代的木杆可汗和沙钵略可汗的关系上去。11世纪的宋祁没有意识到周隋时代史料的重要性，把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关于突厥西部和西突厥汗国初期的记载等同视之，使得他不仅得出西突厥历史至少应追溯至达头可汗的看法，还构建了一份突厥早期世系。

宋祁的重构提醒我们，正史文本的正当性并非不证自明，而应成为严格甄别与仔细研判的对象，我们有必要揭示出那些孤立的、碎片的史料是如何被史家从原本的文本环境中抽离出来，整合成全新的历史叙述的。室点密形象的第三次重构，就是由于现代史家未能将后世突厥人的历史记忆、后世史家的重构与同时代的史料记载相分离，才被制造出来的。在北方民族史研究中，还有一些亟待解构的历史叙述，例如过去以元修《辽史》为基础构建起的辽史框架，在许多层面已经受到严峻挑战。更进一步，这样的重构当然不会是周边民族史研究的特例，想必在史料更为丰富、积淀更为深厚的其他史学领域中也有类似情况，其中暗藏的史料、概念和方法上的问题有待学者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