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来我们这，就苗木这行，大的小的，但凡你想要的，就没有找不到的。”王安告诉我。
站在裕盛的地头，近处是长至半腿的侧柏，远处是等待造型的黑松，开着花的腊梅还没来得及送走冬天，但吐蕊的海棠就已经羞红了脸。
从西安开车，出了杨凌高速口再左转经过新桥路，用不了5分钟，就能看到一座大桥，桥的这头，是杨凌，桥的那头，是周至哑柏镇裕盛村。
在搜索引擎中输入“裕盛村”，会有页面显示：这里是西北最大的苗木花卉生产专业村、周至县省籍构成最多的村、周至县唯一有初中的村……
01
东西走向的渭河，将杨凌和裕盛村在行政意义上通过地缘分割了开来。但眼前的村庄，显然与人们常见的陕西村庄不同。
挂着五湖四海各地车牌的半挂车辆在裕盛村头来来往往，尽管当地村民受时代影响，多操着关中方言，但普通话以及一口随时准备切换的河南、江苏，东北口音则令人更是精神恍惚。
双向近6车道的主路两侧，有建起的成排楼宇，站在渭河桥头张望，左侧刚被北京某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欧式”社区还处在未完待建的样式，但轮廓已经出现。至于右侧，那个占地350余亩，用来服务各种围绕苗木业所需的花木城则更是吸引眼球。
但村民王安告诉我，起初的裕盛村并不是这般模样。一切的变化都源于苗木。
建村80多年来，裕盛村一直是一个区别于传统陕西乡村的存在。
早先，它的区别源于文化，这是一个著名的“逃荒村”，在《周至县志》中曾记载：清末民国初和新中国成立后，移民多，姓氏杂。1990年，裕盛村就有十余大姓。河南省遭遇的两次洪灾使得大批难民流落于此。而异乡人逃荒而来的身份以及朝不保夕的生活，也让裕盛人没有那股子皇天后土、天子脚下西北人的“安于现状”和骨子里的“骄傲与不屑”，这里的人，用王安的话来说，“更爱折腾，也都更喜欢往出跑。”
后来，它的区别源于吃食，这里最有名的吃食是辣子鸡，家家户户都是炒鸡的能手，而比起北方人爱吃的面条，米饭炒菜更是他们日常的饮食习惯，至于那些腌萝卜，腌豆角，腌泡菜，则更是村民们的拿手好菜，当然，如果你能跟大家打成一片，也许就有机会吃到男主人们准备的精心大餐，“在我们这里，男士做饭的很多。”
这些有别于传统北方下意识的行为习惯，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新市场，新想法，求新求变，甚至于抱团取暖寻求财路，并对政策一以贯之的坚持能够迅速施行的根本原因。“我们这从地缘到人口构成都是南北贯通。大家当然要互相帮补。”
当然，随着时代发展，如今的区别则更具有经济发达带来的自信和骄傲，作为周至县进城买房最多，小轿车拥有量最多，经济合作社最多的村子，裕盛村的村民，穿着打扮都更偏向城市风格，比起需要下田的周边乡邻常穿的胶鞋，黑袄，皮鞋、挎包、夹克则是当地土生土长人的最常见装备，对了，如果细看，年轻的裕盛人几乎个个都拿着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另一个有趣地观察是，比起乡村人民常刷的快手抖音等视频软件，这里的人们，尽管也会在该类视频软件里花费不少时间，但他们更喜欢看新闻联播，搜参考消息，“了解国内外动向呢，要知道，随便一个生意，政策方向就可能都藏在这些新闻里头，不信你去看那些爱炒股的，哪个不爱看新闻联播？”
02
我从未见过，一个乡村的街头，可以停放这么多外地牌照的车辆，那些以蒙、浙、晋、苏等打头的车牌挤挤囊囊的开进了裕盛村。
如若进到位于整个村子东侧的花木城交易厅，你能看到每个农户都非常乐于向来客展示自家苗木，像介绍自己的另一个孩子。他们利索地邀请人进入棚户区。一个肤色黝黑的农户笑得露出牙齿，“这是今年刚出的新品种，成活率很高，你来看看不？”
但这个场景放在以前根本不可想象。20多年前，想要在裕盛进行苗木交易，只能去往马路边，那里有人们自发形成的小型交易集市，当然，尽管没人说得清最早的市场具体是怎么形成的，但归结起缘由，跟旁边就是杨凌还是有很大关系。
如果细看裕盛村交易中心所处的位置，不难发现，该市场位于“西安·杨凌一河两岸开发区”内，渭河大桥桥南，紧邻高速公路及杨凌。
1997年，杨陵区地域设立了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管委会，2006年，杨凌被国家环保部命名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201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支持继续办好杨凌示范区若干政策的批复》，明确提出通过5-10年的努力，把杨凌建设成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中心、农业科技创业推广服务的重要载体。
据裕盛村如今的党支部书记王彦鹏讲述，“交易中心的建设也确实是那几年西北绿化苗木市场需求激增催生出来的。”在裕盛苗木交易市场形成前，陕西并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花木市场，苗木买卖也大多通过苗木经纪人或者买方亲自到各地苗圃选苗。
只是随着陕西及周边各省的绿化力度不断加大，当地苗木产量已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这时，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等地的苗木经纪人和生产企业便纷纷将目光投向西北，而裕盛，这个从开始就定位为西北苗木第一村的地方显然有了先机。
“2006年前后，每到春秋苗木销售旺季时，裕盛村这里就自发成了马路市场，卖苗的一户挨着一户，道路两旁都停满了大卡车。”这种情况下，经过村委会和省市有关部门的沟通与配合，裕盛村苗木交易中心开始建设。
这与裕盛村开始自发建立起交易大厅的时间线几近一致，在村史记载中，1996年秋天，裕盛村苗木马路市场有了初步雏形，2006年，裕盛村花木城开始建设，并在此后的10年时间里迅速发展。
如今，裕盛村花木城建成展示大厅26.3万平方米，摊位600多个，客商580余户，年销售各种苗木花卉130亿余株。全村100%的农户不同程度从事并参与了苗木花卉的种植和销售。王彦鹏提到：“杨凌天然有关于农业方面的政策科研和资金优势，我们跟他们离得近，村里人也恰逢其时的找准了机会。”
不过比起杨凌对于裕盛苗木交易市场起到的外驱作用，或许裕盛村的原始组成更能说明一些“内因”问题。王彦鹏告诉我，裕盛村“确实是18省人民大团圆”。祖籍河南、湖南、湖北、四川、甘肃、青海、山东、云南、郑州、山西、安徽、陕西、江苏、广东等各个省市都有。“出门在外，当然免不了老乡帮补。”
03
据了解，裕盛村建村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明朝，彼时，该处为朝廷的养马场，编号管理。清光绪年间，将官舒雪松率领众兵在渭河南岸屯田养马，筑堤防洪，才使得村子略有雏形。
1914年和1933年，河南省遭遇两次洪灾，大批难民流落于此，人口的集聚让这块土地上逐渐形成了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村。不过因为临近渭河的缘故，该区域又面临十年九涝的问题，不仅地下水位高，土壤盐碱化也严重。这导致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产量极低，村民们不得不另寻出路。直到新中国成立，村干部带领群众开修堰渠，引渭水淤灌，才硬是把一个恶水荒滩变成了可种植水稻的米粮川。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大家都在寻找自己致富的路子。也就在这时，裕盛人因为一次偶然，终于发现了沙土地的优势，沙土地透气性好，气候温差更是适宜苗木的培育，一些外地苗木因为气候土壤虽不能直接在西北内陆种植存活，但只要在裕盛村的地上经过1-2年的培育适应，就总能生长的极好。
这个发现给了裕盛村新的启示。一些头脑灵活的人立马舍弃原先种植的粮食，转头就在自家的田地里栽上了苗木，而事实也证明，这显然是最好的选择。种植苗木改变了这个村几十年仅靠粮食作物种植的生产方式。
九十年代，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吹响，城市基建成为主流，国家建设进入高速发展，铁路和公路不断延伸，这些都需要大量绿化。市场上对于花木的刚需为裕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而那些早早进入苗木市场的老一辈，也开始上甘肃，进宁夏，四处联系和打开整个村子苗木的销路。裕盛人逐渐打开了西北市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一夜之间产生了大批百万元户。
这不得不说是一次几乎完全的变革，尽管依然是在“土”里找钱，但本质上裕盛村其实已经完成了从农业到商业的思想转化。
然而如何把苗木花卉产业链拉的更长一些？彼时，带领村内人民率先种植杨树苗的余来斌在被推举成为村支书后，又引导村委会开始定期从一河之隔的杨凌，聘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有关专家教授对村民进行培训和指导，从种植技术到病虫害的防治技术，从园艺修剪到园林造型布置，全方位打造精品苗木品牌。不仅如此，村委会还积极注册“裕盛苗木”商标，抢先把中国西部苗木交易市场建在周至行政区内。
就这样，裕盛村从源头种植——市场销售——再加上物流运输，逐渐形成了围绕有关苗木经营的所有完善产业链，而这也将裕盛带入了真正的“富裕兴盛”。
远处的秦岭若隐若现，中午的街头，太阳辐射的温度逐渐上升。
春天是裕盛最繁忙的季节，交易大厅里，干活的农户都在忙着装车，计算器的声音滴滴答答的响，过秤的人和数捆的人交织在一起熙熙攘攘，有打盹的外地卡车司机下车靠在门前准备抽根烟解乏，但是抬头看见我和村委吴民良，又突然亮了眼，大手从腰间摸了枝烟，小步跑着奔向前来，操着浓重的江浙口音：“哥，最近咋样？”
吴民良笑着接过烟，“好么，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吴民良有点自豪又骄傲，“就咱俩站着的这块地方，我们这交易大厅，年销售交易额？”他举起了右手，前后翻了翻，我说“500万？”他笑着摇摇头。他没忍住，“5个亿。”
尽管身处其中，已经感觉到了整个交易市场的繁荣红火，但吴民良对于当下的景象还是不太满意，他说我应该在3月末4月初再来一趟，那时候，整个村里不分白天黑夜，正是大量种植和销售旺季的时候，旧茬当收，新秧入地。“周边十里八乡，全是来我们村务工的人，干得好的，一天5、600。”
吴民良没有说假话。裕盛村有自己的村头劳务市场。尽管裕盛全村有20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6019人。但即使全员上岗，也依然无法维持住整个苗木市场的需求。
一年到头，除却非常寒冷的时节，村子路口都挤满了密密麻麻的电动车和大量务工人员，这些从武功、杨凌，以及哑柏镇周边天不亮就出发的人都期望在裕盛找到挣钱的活计。“5点多那会儿，乌泱泱的好几百人，来得早就被挑的早，挑的早挣得也就多，不用出远门，在我们村就把钱挣了。”
在另外一位村委会副主任吴小斌的讲述里，裕盛村年轻人很多，也几乎没有普通乡村遇到的空心老龄化现象，虽然大部分人都在继续跟农田打交道，但“你知道的，我们一亩地产值至少在3-5万元，一家按4口人算，也有5-6亩地，且还不计村上合作社的分红。”
如今，以裕盛村为原点，方圆百里内的村庄都开始种植苗木。而裕盛村里，村民去往武功，杨凌租地种植的也大有人在，裕盛村成了真正的示范村。
进入裕盛村内部，村里的学校建筑，气派的像是直接从市区搬迁而来。作为周至县唯一一所在村子内部的九年一贯制学校，王安告诉我“这是村民自己集资建的，最早花了400多万呢，建好就交给教育局了。”而如今，在大量乡村学校面临合并或取缔的现实境遇下，该学校还能保持每年招生600多人，这显然是个奇迹。
横平竖直的道路结构让整个村子看起来异常舒展，独栋2-4层的小楼安静的排列在两侧，新修的水泥路有10米多宽，两侧的花坛用防腐木篱笆统一围起，尽管花还未开，但藤曼已露出新芽爬上架头。
扭头向屋里看去，家家户户的装修也都赶上了城里精装房的标准，不同于以往在普通乡村看到的门口旱厕，裕盛村的人们已经学会了在房屋内修建崭新的卫生间，而一些爱热闹喜唱歌的人，甚至在屋里装设了家庭影院。
截至2022年底，裕盛村全村集体经济资产总额6500万元，2019-2022年连续4年为全村6千余股民分红共计520余万元。王彦鹏说“未来两年，我们要完成全村所有街道的提升改造，还要修建文化墙、排水管网，让家家户户都过上更好的日子。”
一个户籍人口刚过6000人的关中小村落，在没有资源优势加持的先天条件下，自然生长。单从生存方式和基本构成上来说，裕盛真的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再普通不过的乡村。但这里又是特殊的。
比如，田间的种植作物随便就会让人发出不由自主的惊叹声，城市高端造景所用的日本黑松或更加稀有的品种，那些动辄百万的存在，在这个村子的地头，以几十上百棵的规模遍布眼前。来自贵州，江西的手艺人不用做其它的工作，只需修剪和编织，一天就可挣600-800的手工费。那些从山东、陕北以几百上千收购价采集回来的原木经过匠人的打造摇身一变在裕盛就会重新以百倍的身价走入更大的市场。
然而，裕盛也同样拥有论捆论斤，几分几毛的高山黄杨和侧柏。
浅色的草木经历了一个冬春，在裕盛的农田里发芽抽条，长到半腿高，风一吹便如云浪翻滚。有戴着草帽的农民正在埋头薅苗，王安说，“薅一枝能挣5-7分，手快的，一天至少300。”
不同于田间正在干活的人群，有部分农户，当然，多以裕盛村自有村民为主，虽然他们仍在跟土地打交道，但他们的工作场所却早已转移到了花木城的交易大厅。一方面，他们承担着雇佣其它外村劳力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早已脱离了农民的本质。另一方面，他们的工作也多以和四面八方的客商打交道为主。
裕盛村花木城为每个试图在这里寻找到苗木买卖商机的人都提供了窗口，不止于本地农户，包括江浙一带，“这里是苗木人的天堂，在我们这行，你提裕盛，没有人不知道的。”
今年已经61岁的莫水忠老家在浙江萧山，23岁时到西安文艺路卖布，后来市场拆迁没处去，跟随老乡就到了裕盛，一待就是近40年，家也安置在了这里。“弟弟妹妹全家老小都被我带来了，裕盛这个地方好，不排外。如今的裕盛比起浙江萧山，更像家，人家说去了就是深圳人，我看到裕盛是一样的，来了就是裕盛人。”莫水忠从20多年前在马路边卖苗木做运输，到如今拥有自己的黑松园林公司，身价早已过百万。
吴民良又是神秘一笑，举了个5在我跟前摆了摆手。“远不止这个数。”
但裕盛村的人并不满足和止步于当前，他们总在求新，或者说未雨绸缪，因为提前考虑到市场终究会有相对饱和的一天，裕盛村的人们已经积极搞起了产业转型，他们用30亩的地做试验田，种植来自俄罗斯的8号车厘子，明年就能挂果，预估一棵树产值在30-40斤。
3月的裕盛村，一片生机勃勃。在这里，你找不到沉寂的，无人的时刻。
货车的刹车停靠声从来都不绝于耳。早上4点开始，就有人陆陆续续骑上电驴前往村中心等待活计，绿豆凉粉的摊摊也已经支起，炸油条的香气穿过街头直达心底。5点半，田间地头热火朝天开始出现装载工作，直至日上三竿，才会换取片刻宁静。但嘈杂与轰鸣在下午3点又会重新响起，远处，层层叠叠的苗木在风中伏低、摇摆，伏低、摇摆，充满生气又永无休止。
站在村民自建的小楼上往远方眺望，临近河滩的芦苇荡还没来得及变绿，分外好看，宽阔的水面波光粼粼，王彦鹏笑着给我说，“你一定要在夏天再来一次，花都开了。”
■ 王安为化名
作者 | 汤加 | 贞观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