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胡德夫在银川艺术节演出（受访者提供/图）
一生就是一首歌
时隔三年，胡德夫再次出现在大陆荧屏上。在3月16日首播的音乐综艺节目《声生不息·宝岛季》里，他银发苍苍，一袭白衣，坐在白色的钢琴前，缓缓弹起《橄榄树》——身后是日月潭，头顶湛蓝纹丝不动，大朵白云随风缓行。
他的手指在琴键上飞快滑动，悠悠唱着“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两道白眉随音符微颤。他已72岁，声音沧桑遒劲，又举重若轻，歌声在山水间回荡。
2010年开始，胡德夫在大陆亮相频频，他发行了自己第二张专辑《大武山蓝调》、第三张专辑《芬芳的山谷》、第四张专辑《时光》、第五张专辑《最后的猎人》，在全国多地举办了《大武山蓝调·弹唱私享会》，参与了多个音乐节，担任演唱会嘉宾，客串电影，举行音乐讲座……60岁后，生活反倒和音乐越绑越紧，像是要把没有唱歌的二十多年一次性补回来。
像是为了某种使命一般，他瞪大眼睛、张大耳朵采撷故事。10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大陆，行至黄河源头，南下川滇山林，北上内蒙古草原——作为台东山谷里长大的台湾原住民，他本能地与自然亲近——有些成了文字，有些成了音符。还有很多成了记忆，等岁月谱成歌。
大陆文化界和年轻人对这位老者报以热烈的欢迎。他在大陆的演唱会上，歌迷会跟他一起哼唱，演出邀约和商业资源不断涌来。一位记者回忆，在《时光》签售会上，在场多是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不停用手机拍照，胡德夫淹没在咔嚓声里。他还出现在多档文化类节目中，为《朗读者》写了主题曲，在《经典咏流传》里唱《牛背上的小孩》，拍了一档人文音乐节目《未央歌》，出了自传《时光洄游》和《我们都是赶路人》，还编写了《音乐通识课·胡德夫讲世界民谣简史》。
主持人白岩松在给《我们都是赶路人》这本书作序时写：“幸亏是在不年轻之后才听到胡德夫。就像年轻时爱喝可乐，可中国人，终会在岁月里明白茶的滋味。我曾经以为，年轻人不会喜欢他的歌，可后来发现：我错了。”是的，胡德夫就像一款老树普洱，适合人到中年甚至老年细品；又像一杯精酿，适合喝腻了奶茶的年轻人静饮。
胡德夫在《声生不息·宝岛季》台湾分会场弹唱《橄榄树》（受访者提供/图）
3月13日，胡德夫在太平洋边的台东故乡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视频采访。近年，他的身体大不如前，精力越发有限。但聊起往事、当下与未来，他依然矍铄。
“我的故事可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吧。”胡德夫说，“我的故事讲了很多遍了。一个山上的小孩，11岁出来读书，最后成了一个歌手。他为什么能考到台大，为什么能碰到李双泽，他们一起写歌怎么会写《牛背上的小孩》，故事就一个一个这样出来。不像很多歌手现在有计划做系列的专辑，今年做什么明年做什么，让人家不会忘掉他。我的东西不是这样，透过有限的歌去连那个没有断过的故事。我曾经也从民歌的阵容里逃出来做运动。这一生就是一首歌，是生命中的一首歌。”
1973年12月31日，青年胡德夫回乡参加年祭（受访者提供/图）
唱自己的歌
此前，胡德夫匆促半生，被密密麻麻的跌宕与抗争填满。
他在乐坛起点颇高。如果把台湾民歌史比作一首歌，那胡德夫、杨弦、李双泽就是这首歌最开始的几个音符。李双泽已经去世四十多年，杨弦早早移居美国，反倒是胡德夫，兜兜转转又回到音乐里咏唱生活。现在，没有人比胡德夫更能代表台湾民歌。
1972年，胡德夫读大三。父亲病重，他不得不从台湾大学外文系肄业。为筹措资金，他白天在纺织厂当文书，负责撰写对外贸易信件；周五晚到与朋友合开的铁板烧饭馆看店。后来，他得到了第三份工作———到咖啡厅驻唱，每周二四六晚，在酒吧角落里哼唱一些电台常播的英文歌。这三份工作加起来，月收入约3000元，也只够父亲10天的医疗费。
那时的胡德夫习惯背个吉他，穿牛仔裤，在大街上穿过人行道闲逛，最喜欢的歌手是鲍勃·迪伦。做驻唱时，他不用麦克风，靠自学的钢琴和吉他弹唱。胡德夫的英语老师、诗人余光中形容他的声音“宛如在厚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的大风箱”。咖啡馆吸引着台北的精英青年，19岁的张艾嘉逃学来听歌，尚未靠电影扬名的胡因梦也是常宾，还有后来的音乐人、飞碟唱片联合创办人吴楚楚，大家都还是学生。
在咖啡厅，胡德夫认识了同龄人、美术系学生李双泽，李双泽知道他是原住民，想听他唱自己民族的歌曲。胡德夫凭着记忆，唱了小时候听爸爸唱的《美丽的稻穗》，收获了现场的掌声。“李双泽让我知道了，唱自己的歌有多重要。”此前他唱英文歌，从未收到这样的反响。从前上音乐课也从来不及格，他听惯了山林间和部落里自然吟唱的音乐，很厌烦音乐课上的哆来咪。“发现当时被教育制度否定的东西，被朋友喜欢和重视。于是，就找更多的歌。原来不是哆来咪才是音乐。这个很激励我。”
余光中在课上教他们美国民谣和台湾新诗，鼓励他俩和杨弦写歌。杨弦为余光中的诗谱曲，将《乡愁》《江湖上》《民歌》等歌曲集结成辑。1975年6月6日，杨弦和胡德夫在台北中山堂举办新作发布会暨“中国现代民歌之夜”演唱会，上半场都是台湾当时流行的西洋各国民谣，进入下半场，杨弦开始唱自己的歌。
在当时的台湾，“旧上海”式风花雪月的歌曲、日本及西洋的翻译歌曲、琼瑶“三厅式电影（客厅、饭厅、舞厅）”的相关歌曲大行其道。杨弦的创作跳脱出原有框架，余光中的诗纯美简单，杨弦的曲调甘美清丽。歌手、乐手的通力配合使得这场民歌演唱赢得了两千听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余光中事后评价：“至于杨弦的歌曲自命民歌，也无非是向往其清纯天然,有意表示与当代的流行歌曲划清界限而已———正如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借乐府民谣来重振唐诗一样。”他告诉三人，这个东西应该叫“new folk”（注：新式民歌）或者叫“创作民谣”。“余老师相当于给我们正式‘定调’了。”胡德夫回忆。
时任广播公司主持人陶晓清是在台下鼓掌的观众之一，她向杨弦要来了卡带，在自己的节目《热门音乐》中播放了三首歌。此前，《热门音乐》只介绍西洋流行音乐。陶晓清一度担心遭听众非议，没想到来信都是赞美，也有听众分享自己写歌的经历。陶晓清意识到台湾社会已经有一股创作音乐的能量在酝酿，她邀请听众寄来自己的作品，开始推广本土民歌。
1976年，陶晓清在淡水文理学院组织“民谣演唱会”，胡德夫是被邀请演唱的嘉宾之一。但他因受伤不好登台，只好让李双泽代替。
李双泽扛着吉他，拎着可乐瓶，上台便说，从国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兴，但我们的年轻人喝的还是可口可乐。他转向舞台上刚唱完英文歌的同学，不客气地问：“你一个中国人，唱洋歌，什么滋味？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他怒砸可乐瓶，唱了《望春风》等几首中文歌。
第二天，台湾大学校园开始了关于“唱自己的歌”的讨论，民歌运动愈演愈烈。草地上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抱着吉他轻声弹唱，成为1970年代末台湾校园中的一道风景。学生开始自己写歌，《再别康桥》《雨中即景》《阿美，阿美》《兰花草》等歌曲风靡一时。1977年，校园民歌大赛金韵奖开始举办，校园民歌猛烈地席卷了整个流行音乐市场，所谓“台湾校园民谣时代”由此开始。台湾唱片工业迎来大洗牌，往后数十年的华语流行音乐工业体系已成雏形。
“在那个荒芜的时代，我们以写歌、发表自己的作品、说自己想说的话为运动的主要方向。这个目标当然实现了。很多歌曲百花齐放，音乐充满着我们的土地。”胡德夫说。
2005年，胡德夫在中国台北大安森林公园宣传专辑《匆匆》（受访者提供/图）
抗争
1977年，李双泽因抢救一位落水者而溺亡。为李双泽送殡时，胡德夫和歌手杨祖珺（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推手，1988年在北京举办了个人演唱会，是第一个合法前往北京演唱的台湾歌手）先后唱了《少年中国》和《美丽岛》——两首李双泽生前未完成的歌曲。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爆发，《美丽岛》被台湾当局认定为反动歌曲，胡德夫因此被封杀。
1980年代，胡德夫积极关注原住民运动，在运动中创作。1981年，他完成自己创作的第二首歌、以排湾人圣山大武山为主题的《大武山》，结合“关怀雏妓运动”（那时台湾社会常有人把十二三岁的女孩拐到城市做“雏妓”），加入关怀内容，改为《大武山的美丽妈妈》。1983年，他创作了《最最遥远的路》。
1984年6月，台湾海山煤矿发生爆炸，造成72人死亡。胡德夫赶去现场参与救援，扛出的尸体绝大多数是当地族人。他们的身体被瓦斯充满。他在悲痛中创作了《为什么》。“这是我真正地第一次为山地而歌。”胡德夫说。首次演唱的现场，他唱到一半唱不下去，他在歌里控诉，“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离开碧绿的田园，飘荡在都市的边缘？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涌进昏暗的矿坑，呼吸着汗水和污气？”当年年底，他发起创立了“原住民权利促进会”，为原住民寻求权益。从此频繁出现在游行中。
这位民歌旗手扛起了另一面旗帜，丢下了音乐收录工作，到处无偿唱歌。作为运动领袖，他还要提供场地给大学生开会、讨论。学生们经常吃住在他家，他的积蓄很快见底，家里没有收入来源，只能靠太太拉琴赚钱。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的电话被监听，母亲被约谈。当局禁止他在媒体和舞台上的一切露面。为了避免给朋友们带来麻烦，他与所有朋友息交绝游。
民歌运动刚开始那几年，他是全台湾收入最高的歌手，在高级餐厅唱歌，一个月能赚7万元，是餐厅经理的10倍。“运动之后，我发现我的家庭已经破碎了。”
在种种对抗中，胡德夫旧疾复发，患上脊椎炎，长了严重的骨刺，靠四脚拐杖支撑才能走路。他回到台东已年过80的父母家。把孩子交给他们照料。胡德夫心存愧歉，他饱受身心折磨，甚至让朋友把炸药绑在自己身上，“我真想炸死自己。”
在台东，胡德夫跟太阳说话，把自己埋进沙子里，到河边泡温泉，再泡凉水，在沙子上做最大的伸展，与风、闪电、雨水、海交流。他想到母亲讲过的很多故事，写出了《太平洋的风》。
这么泡到第三年，骨刺竟然好了。他把拐杖扔掉，跳进水里，好多人以为他要自杀，“他们不知道我那是高兴，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被他抛下的唱片行业一路气势如虹，更多的西洋、日本歌曲涌入，卡拉OK风靡一时。民歌运动里长出的创作歌手们在1980年代登台亮相，成为乐坛中流砥柱。飞碟、滚石等多家唱片公司成立，台湾流行音乐工业体系逐渐完备。但一切都已经与胡德夫无关。
归来
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选用了德国Enigma乐团的《回归纯真》(Return To Innocence)作为主题曲。台湾原住民音乐人郭英男发觉，这首歌的旋律源自自己1988年在法国录下的《老人饮酒歌》。郭英男对Enigma提起诉讼，中国台湾的原住民音乐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台湾唱片公司计划把原住民集合起来，投入资金做“自己土地上的歌”。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胡德夫的身份不似以前敏感，可以出现在公众场合。“我听到有小孩子在唱我母语的歌，电视广播里也在唱，我想我在哪里，这个声音呼唤我出来。”他帮义父郭英南到台北打官司，认识了很多年轻人，与崔健、黑豹等音乐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录制合辑《七月一日生》，之后又有公司请他唱《摇篮曲》和《步步歌》。离开乐坛二十多年，白了头的中年胡德夫以老者的姿态开始缓缓归来。
21世纪初，胡德夫在母校淡江中学小教堂录制了一张纪念唱片。教堂已经废弃，里面的旧钢琴断了两根线。胡德夫带着录音设备和乐器，白天听蝉声，夜深了开录，两天录完了12首歌。他回忆，本想给老友当纪念，就录了歌寄给一百多位朋友，结果朋友们都打电话说非出版不可。
2005年4月，这张专辑发布，为此，胡德夫在台北举办了个人演唱会。据当时媒体报道：除了大批名流赶来捧场外，台下更汇集了大量蓝绿两营政坛人物。几乎不会同场出现的两拨人，一起用手打着节拍，跟着台上人哼唱——二十多年前，他们远不像此时这么势不两立，都是听着胡德夫及其朋友们的民谣成长的年轻学子。
这张专辑浓缩了胡德夫前半生的匆促与跌宕，有他创作的第一首歌《牛背上的小孩》，有他给李双泽唱的第一首歌《美丽的稻穗》，有《大武山的美丽妈妈》，有《太平洋的风》……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生产的唱片行业里，这些歌以近乎缓慢的姿态雕琢了他二十多年的乐坛不在场时光。专辑以他1975年为诗人陈君天谱曲的诗歌命名——《匆匆》。
歌里，他像在唱着自己的前半生：人生啊，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匆匆，匆匆。
专辑迅速获得了乐评人与奖项的青睐，歌曲《太平洋的风》获得2006年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最佳年度歌曲两项大奖。领奖台上，胡德夫说，我要感谢在我人生谷底，在太平洋海边，陪伴我的卑南人兄弟姐妹们。在那些日子里我虽然没有多少的物质，却体认到，太平洋的风中，我们永远那么自然、尊贵而丰盛。
小时候，胡德夫的家人叫他Ara，在族里，这个词代表“勇猛”。这个名字像一个隐喻，贯穿了他人生前55年，他因勇猛白了头，眉眼沧桑，生活支离破碎。但他终于又带着这个名字归来，不知还将往后咏唱多少年。
（参考资料：《时光洄游》《我们都是赶路人》《音乐通识课·胡德夫讲世界民谣简史》《遥远的乡愁 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胡德夫：“没谱”的台湾民谣之父》《“勇者”胡德夫》《专访|胡德夫：匆匆流年，我们都是赶路人》 《山谷的回响·胡德夫访谈》《台湾民谣教父胡德夫专访：我的人生就是一首歌》《人物丨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入滇访谈录》《胡德夫：赤脚到台北 保卫原住民权益》《台湾民歌研究》《台湾现代民歌运动与胡德夫》。实习记者刘欢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明萌